基本介紹
票證大王盧文遠,石獅市“八大王” 事件：,石獅市“八大王”今昔：,
票證大王盧文遠
在短缺經濟的時代，我們雖然一再論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我們的生活必需品都被各種票證控制著，包括糧票、布票、油票、蛋票、肉票，等等。尤其糧票，在缺糧的石獅地區更顯得重要。但在當時，在其他產糧地區以及大城市裡，糧票還是有剩餘的。因而，販賣糧票就有市場需求。
石獅人盧文遠有著敏銳的商品意識，他看到了這裡面存在著的商機。於是，他敢為天下先，冒天下之大不韙，冒著被批判的危險，進行糧票販賣，調劑餘缺，解決石獅缺糧戶的問題。除了販賣糧票外，盧文遠還從事黃金、藥品等物品的販賣活動。在某種意義上，這無疑是一件最佳化資源配置的好事。但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販賣糧票成了罪過，盧文遠則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票證大王，受到嚴厲批判。當時批判盧文遠的材料列出了他的幾大罪狀：一是販賣糧票。從1974～1977年4月，盧文遠先後從福建省福清縣、浙江省平陽縣、杭州市等地，買來全國糧票117400多斤，再倒賣給祥芝公社、石獅鎮、廣東汕頭等地的“投機倒把分子”，從中得利2100元。二是販賣黃金。盧文遠從祥芝公社、汕頭市等地的“投機倒把分子”處買來黃金24兩，先後倒賣給福清的王欽興、施北仔等人，得利1200元。三是販賣錫鉑、錫、玉石、洋參、尼龍絲等。1974～1975年，盧文遠從祥芝東店漁民和廣東省等處買來錫鉑116塊、錫100斤，1976年購進玉石24包，從水路帶到汕頭出售，得7000多元；倒賣洋參25斤，零號進口尼龍絲30斤等，再到晉江轉手倒賣。從這些批判材料可以看到，盧文遠的商業經營活動所涉範圍之廣。
盧文遠販賣票證等商品的方式主要有這樣幾種：①轉手倒賣。盧文遠採用的主要方法是掛鈎搭線聯繫客戶。比如，福清客戶王欽興與盧文遠結識後便與之合作，王把糧票倒賣給盧，由盧帶到石獅等地出售；②長途販運。盧文遠及其親屬到浙江等地買進糧票，其購入價格為每斤0．395元，然後以每斤0．475元賣出，從中得到利差每斤0．08元；③以物易物。盧文遠還根據客戶的要求，用糧票與廣東汕頭客戶張明川等交換換錫鉑36塊，與福清客戶用糧票交換洋參、尼龍絲，有時還用黃金進行折換，這樣既賣糧票又賣黃金，賺取差價。
在買賣票證的過程中，盧文遠有了固定的賣主、買主，也即客戶，使交易比較便利、安全可靠且雙方都能得利。
盧文遠賦閒在家。當我們去訪問他時，他對那段歷史以及加在他頭上的罪名仍然感到不服，感覺十分委屈。他認為，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比，他當時這樣做根本就沒有錯。
石獅市“八大王” 事件：
所謂“八大王”，究竟何許人也？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回顧“八大王”的傳奇般經歷，對我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曲折過程，應當不無啟發意義。
石獅市“八大王”今昔：
20世紀60年代福建省的石獅，小商品市場已經很繁榮，這是石獅市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石獅市是著名的僑鄉，旅居海外華僑有30萬人，相當於全市的人口。從經濟地理來分析，石獅市是窮鄉惡土，只有10000餘畝的水田，其餘多為“風頭水尾漏沙地”，只能種地瓜。每逢水、旱災，就吃不飽飯。除了花崗石和沙子，石獅也沒有其他礦產資源。因此，石獅市世世代代有許多男子到南洋去謀生，成為“番客”。起初，“番客嬸”主要使用外匯度日。後來，她們把海外親人攜帶或寄送回來的家用小洋貨擺到街上出售，包括寫滿洋文的手錶、懷表、皮鞋、梳子、領帶、香水、痱子粉、皮箱，但最多的是各種衣服，如襯衣、外套、西裝、裙子等。“番客嬸”或以物換物，或用它們換來現鈔以購買糧食、蔬菜。因為她們賣的多半是舊衣服，所以她們的攤子又叫做“估衣攤”。她們的顧客，不僅有本地人，也有不少外地人。就這樣，石獅市逐步形成了一個以“估衣”為主的小洋貨市場。
石獅市人有經商傳統，有商品經濟頭腦，他們不僅利用小洋貨從事買賣活動，還廣泛利用其他的機會進行商品生產和經營。例如，在風行領袖像章的年代，石獅人迎合當時“個人崇拜”的政治需要，大量生產加工像章，販運到各地去銷售，取得了成功，一些私營老闆嘗到了在當時可謂巨大的甜頭。就這樣，一些從事商品生產和購銷的個體私營業主戶就在這樣的交換過程中產生出來，石獅市則因此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之一。“文化大革命”後期，個體私營業主更是冒著被批判和坐牢的風險，開始更大規模地從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探索市場經濟之路，發生在石獅的所謂“八大王”事件，就是當時石獅發展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見證。到20世紀80年代初，政策放寬，華僑以物代匯，不再寄錢而是寄物件回來。每天，石獅市都會收到一兩千包從海外寄來的物品。在這種情況下，石獅市小洋貨市場更是風靡一時，被稱為“小香港”。
總之，石獅人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敢於從事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擺地攤、賣“估衣”。儘管這還是最低層次上的商品經濟，但是，在當時“左傾”思想的影響下，這種商品經濟仍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自由買賣和投機倒把，並因此而受到被剷除的威脅。1975年，石獅市曾把“八大王亂市場”的情況寫成材料，送到北京，作為典型批判的對象。1976年，中央新聞電影記錄片《鐵證如山》在全國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說詞稱：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餘萬元，從鐘樓腳到民生街，只有500多米左右小街，正是當時的繁榮景象。出現了螺絲大王、水產大王、票證大王、水果大王、菸絲大王、磚瓦大王、糧油大王、撲克大王等“八大王”，即年收入超過10000元的典型。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一個時期，這種批判仍在進行。例如，當時的一份批判材料就這樣寫道：“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石獅鎮烏雲蔽空，濁浪翻滾，資產階級幫派勾結城市資本主義勢力，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以自由市場聞名全國的僑鄉石獅鎮；4000餘戶的鄉鎮就有近千家的小攤販，每天上市的有25000多人，成交總金額達670000餘元，比國營合作商店的營業額還多一倍以上，經營行業二三十種，國家一二類物資以及30多個國家的進口商品充斥市場，各類工業品之多更是指不勝數。……這些攤販布滿大街小巷，一層挨著一層，一攤連著一攤，一直擺到國營商店的櫃檯邊，幾乎占領了社會主義的商業陣地……在這資本主義全面復辟，自由市場嚴重泛濫的妖霧裡，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亂中求利，大發橫財，壟斷石獅市場的‘八大王’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