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史記:基本信息,內容提要,目錄,作者簡介,成書原因,

《白話史記》是2008年4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司馬遷。本書主要講述了用白話合譯有關《史記》等方面的內容。

基本介紹

書名：白話史記
作者：（漢）司馬遷
ISBN：10位[7807026898] 13位[9787807026891]
定價：￥68.00 元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4-1

基本信息,內容提要,目錄,作者簡介,成書原因,

基本信息

中國大陸最早的《白話史記》是由嶽麓書社於1987年3月翻版台灣同名書籍。

《白話史記》系台灣六十教授合譯，1979年初版於台灣。

內容提要

司馬遷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在漢武帝為鞏固封建統治而實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政策的年代裡，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漸趨沉寂，許多作家或皓首窮經，或歌功頌德，其作品多顯得思想貧乏或流於一般。唯有司馬遷超世拔俗，格調獨標，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創造精神，寫成一部彪炳千古、輝耀百代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和文學著作，這就是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從而開創了紀傳體史學和傳記體文學的光輝範例，也奠定了司馬遷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中的獨一無二的地位。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年)，龍門(今陝西韓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與漢武帝相始終的。

司馬遷生在一個有治史傳統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學識淵博，見聞頗廣，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寫過一篇《論六家要旨》，把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之學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並逐一對這六家的思想進行評述。對於前五家，司馬談多取分析批判或排斥的態度，而對道家則多所褒揚，並作了更多的肯定，認為它兼有各家所長而無其所短。司馬談的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在《論六家要旨》中表現出的敢於與正統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對司馬遷的人格發展與思想成長，無疑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幼年時司馬遷跟父親住在家鄉，“耕牧河山之陽”，後隨父至長安，曾就師於經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司馬談作為朝廷史官，有接觸“天下遺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寫一部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作傳的史書，但一直未能如願。公元前110年，司馬談去逝。臨終前，他囑咐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激動地表示：“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史記·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為太史令，便開始為《史記》的撰寫蒐集材料，準備寫作條件。約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漢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芝川鎮）人。著有《史記》，《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司馬遷賦》八篇；《隋書·經籍志》有《司馬遷集》一卷。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官藏的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隨後他就開始撰寫《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關入監獄，並處以宮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全書得以完成。

成書原因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畫，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也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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