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培根，男，1925年生。四川成都人。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金融學家，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第七屆常務委員，民革中央第七、八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九、十屆委員會顧問，民革北京市委員會第九、十屆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原主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甘培根
- 國籍：中國
- 職業：金融學家
- 性別：男
-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人物履歷,生平經歷,作品一覽,
人物履歷
194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經濟系。
1948～1949年系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研究生。
1950～1978年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局、參事室幹部。
1979年迄今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副所長。
1981年被評為副研究員，同年起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任。
1991年起享受國家早期回國定居專家特殊津貼。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
生平經歷
堅守信念——甘培根的心路歷程
“我這一生，直到年過半百才算真正開始工作。”1979年，可以說是甘培根人生坐標上的一個拐點。這一年，已經54歲的甘培根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對於這個意想不到的升遷，因錯劃為右派剛剛才被徹底平反的他，並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更沒有料到自己的後半生，從此將與“老師”這個稱謂結下不解之緣。
上任不久，甘培根有了新的任務———組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併兼任研究生部主任。
由於經費少時間又緊迫，人行研究生部打破常規，實行在當時少有的教師外聘制。1981年開始招收第一批學生，校舍就在北京海淀區五道口一所原鄉級衛生院的院址。甘培根說：“我們為第一批18名學生安排的導師，有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尚明、喬培新、劉鴻儒等好幾位金融專家和研究員，專業課聘請外國知名學者授課，還聘請了陳岱孫、黃達、胡代光、歷以寧4位著名經濟學家為終身教授和顧問。就看這師資陣容，能不出高徒嗎？”
這個毗鄰清華、北大，被同學們稱作“五道口”的人行研究生部，1987年在研究生培養質量評估中，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貨幣銀行學專業全國第一名、國際金融專業全國第二名。
2001年，在人行研究生部成立20周年大會上，時任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說：“20年來，研究生部在教學、科研、培訓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績，為中國金融業輸送了大批高級金融人才，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甘培根對戴相龍這段講話仍記憶猶新。
甘培根說：“20多年裡，中國金融改革的每一個步伐和每一項實驗，其中都有我們學生參與的身影，實踐使一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確，中國金融界的高層人物當中許多出自“五道口”，不少人還擔任了研究生部的導師。特殊的師生關係給了這裡的學生更多的參與金融改革與實踐的機會，這或許正是“五道口”與其他高校金融專業之間最大的不同。
“事實證明，我們堅持培養高層次套用型金融人才的辦學理念，是完全正確的。這種理念的直接效應就是大大加快了人才培養的速度，降低了人才培養的成本。”甘培根若有所思地說：“最近發生的中航油事件不能不令人擔憂。我感到，加快培養實用型、操作型金融人才已經迫在眉睫。”
喜愛人才是做老師的天性。甘培根可以一口氣說出一大串金融界響噹噹的人物名字，講起中國富豪榜上的人物故事來也如數家珍，因為這裡面都有他的學生。甘培根總說，自己這一生擁有的頭銜不少，但都不如“甘老師”聽起來感覺純真、親切。
新中國第一批“海歸”
1925年，甘培根出生於成都一個封建家庭，他有4個分別以梅、蘭、竹、菊為名的姐姐，作為甘家的“獨苗”，父親給他取名培根。
1942年夏，甘培根考上了剛從北平遷至蓉城的燕京大學。在燕大校園裡，他與一位性情開朗、賢淑的新聞系女生康力產生了愛慕之情。康力出生於一個頗具聲望的金融大亨之家，她的父親就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四川省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顧問康心之。康力的姐姐康岱沙青年時代接受了進步思想，1938年赴延安，1940年隨周恩來回重慶工作。抗戰時期，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邵力子及他們的家人，經常住在康心之家裡，於是，中共地下黨通過康家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康心之在解放後作為愛國民主人士，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康力從小就讀於女子學校，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她面前，甘培根總顯得有點土裡土氣。經過幾年的相處，有情人終成眷屬，甘培根和康力在成都舉行了中西式婚禮。從燕京大學畢業後不久，甘培根到美國留學。
1949年10月，甘培根從美國乘船回國。他回到成都後，親眼目睹了家鄉的和平解放，內心感到歡欣鼓舞，對新中國的光明前景充滿信心。原本打算回來看看妻子就走的他，在與岳父康心之商量後，決定留在祖國。於是，他帶著妻子和女兒來到北京，在歸國留學生招待所報到後，進入馬列主義理論班學習。1950年8月，甘培根被分配到人民銀行國外業務管理處工作（從1991年起，他享受國務院發給的“建國初期回國定居專家特殊津貼”）。
從此，這位新中國第一批“海歸”學生的人生軌跡，便與祖國的命運休戚與共。
世紀之交的心靈袒露
正當甘培根躊躇滿志的時候，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送往北大荒“監督勞動”。
“我被錯劃為右派後，妻子康力經受住了各種壓力，承擔起家庭和教育子女的責任。沒有她，就沒有我的今天。我這一生中欠她的實在太多、太多。”提起已於1999年去世的妻子，甘培根眼裡流露出深深的憂傷和眷戀。
1960年初，在艱苦的勞動和北大荒零下40℃的嚴寒中，甘培根凍傷的左腿得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他躺在北大荒醫院簡陋的病床上，病情越來越重。得知丈夫病危，妻子康力冒著嚴寒隻身趕往北大荒，用擔架護送丈夫回北京治療。手術後，甘培根的命總算保住了，可是一條腿卻永遠殘疾了。
“俗話說，禍福相倚。”甘培根慨嘆道，“正因為毀了一條腿，我才得以留在了北京，也算不幸中之萬幸。”
更讓甘培根想不到的是，又過了40年，一次聚會上，一聲遲到了近半個世紀的“道歉”，把甘培根深深地打動了，令他終身難忘。
2000年9月的一天，北京西交民巷17號院，甘培根參加50年代曾經在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工作過的老同志聯誼會。會上，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尚明當聽說曾被錯劃為右派的歸淇章已經去世時，眼圈立刻紅了，他走上台情不自禁地說：在那個風雲激盪的年代，時代的火花撞擊著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我也有過錯，曾經傷害了一些同志，譬如甘培根等同志，他就曾經被錯劃為“甘歸集團”（指甘培根和歸淇章右派小集團）的頭頭。這個事情雖然已經過去很久了，事情也早已得到了平反，但我作為參與人，思想上總有不安。趁今天我們這些老同志見面暢談的機會，我要向甘培根等同志正式賠禮道歉！請你們原諒！
尚明這一席話，使甘培根感動得熱淚盈眶，久久說不出話來。
“五七年的事是受當時時代背景的影響，誰也怪不了誰。何況尚明同志本身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尚明同志，我感謝您！”甘培根激動地說。
世紀之交，兩位耄耋老人如此真誠的心靈袒露，令在場的所有人感動不已。
時至今日，甘培根回想起這件事仍感喟至深。他說：“在我們大力倡導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正是這種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的高尚品質嗎？”
學生是我最大的財富
“只有品嘗過酸甜苦辣的人，才能真正領悟人生，才能吸取教訓。”這是甘培根的人生感悟，這也促使他不僅教書，更擔負起育人的責任。
甘培根的學生不僅有碩士、博士，還有成千上萬的金融電大學員。早在1983年，為適應改革開放對金融人才的迫切需要，人民銀行與中央電大合作創辦了電大金融專科，甘培根、林志琦等人被電大聘請編寫《外國銀行制度與業務》教材，並被聘為主講老師。20多年來，金融電大為金融行業輸送了30多萬名大專生，大大最佳化了金融隊伍的人才結構。甘培根可謂桃李滿天下。
改革開放的陽光沐浴，使這棵歷經半個多世紀風吹雨打的老樹，到了開花結果的時期；或許是由於生活在盛世，這顆飽經風霜的心，又平添了“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志趣。自改革開放以來，甘培根作為民革老黨員，開始活躍在參政議政的舞台上，他曾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也曾任過兩屆民革中央常委、兩屆民革北京市副主委和北京市政協常委。他曾榮獲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頒發的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優秀個人獎。
可以說，甘培根是一輩子研究錢、後半生教賺錢的老師。當然，他也獲取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他引以為豪的眾多弟子。
“逢年過節，我都會收到學生從世界各地寄來的賀卡和打來的慰問電話，每當聽到學生叫我一聲‘甘老師’，我就很滿足。”甘培根動情地說著，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金融人甘培根
甘培根30歲被打成右派，32歲腿部致殘，54歲才在政治上獲得新生。他於1952年加入民革，60歲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無論他的經歷多么坎坷，在逆境和順境中，他總是兢兢業業地工作。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他積極建議並參與了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組建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金融管理人才，這些當年的高才生至今仍是活躍在金融第一線上的高級管理人才。
為了促進我國由計畫經濟的大一統銀行制度向二級銀行制度轉變，他通過中央電大向全國宣傳普及銀行知識；他還主持編寫了《外國銀行制度與業務》一書，用大量篇幅介紹了外國銀行和金融市場；作為全國及北京市政協委員，他還針對我國各個時期金融發展情況，多次發表可行性建議和意見……
甘培根用三個階段總結自己的人生經歷和事業成就，第一個階段是1925年至1957年，那是一個人風華正茂的大好年華；第二個階段是從1957年至1979年，這是甘培根一生中最坎坷的時期，是他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階段；改革開放到今天，則是甘培根最感欣慰的第三個階段。
新中國的“海歸”金融家
1942年夏天，17歲的甘培根在成都同時考上了武漢、重慶、燕京等五所大學，因為對燕京大學這所剛剛從北平遷往成都的頗具盛名的學府慕名已久，他毫不猶豫地選中了燕京大學經濟系，成為該校在成都復校後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對於一直在相對閉塞的四川盆地接受國小、中學教育的甘培根來說，燕京大學的英文教學法，是一種全新的學習過程。天資聰穎的甘培根不僅很快習慣了新的學習環境，更在鄭林莊、趙守愚、唐炳亮、陳志讓等一批優秀教師的講授下，得到了西方經濟學的啟蒙。和當時南遷的許多名牌大學一樣，燕京大學也聚集了許多中國著名的教授、學者，師資力量很強。甘培根在學習經濟學以外，還選學了陳寅恪、吳宓等老師的國文課，這為他打下了較為深厚的文學基礎。幾十年後，當甘培根回憶起在燕京大學的學習經歷時，他說，燕京大學不僅給了我接受東西方教育和文化的機會，更使我得到了結識終生愛人康力並締結美滿姻緣的機會。
1943年讀大學二年級時，甘培根認識了同在燕京讀書的康力，那時她從金陵女大剛剛轉學到燕大新聞系。康力的出身頗為顯赫，她是當時四川一個很有聲望的民族資本家的千金。其父康心之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四川省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顧問。康力在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女大接受的都是西方的教育，她開朗、漂亮，在燕大校園裡頗為搶眼。大概是甘培根的聰穎以及樸實又俊秀的形象吸引了這位大家閨秀吧，在眾多同學中，康力唯獨對甘培根產生了好感。幾年的同學生活，他們都朝夕相處，彼此相愛日深。甘培根說，受過多年“洋”教育的康力與自己這個土生土長土氣十足的青年戀愛，曾引起周圍一些人的驚詫和不解，可是年輕的康力根本不被別人的看法所動，她堅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覺。不僅康力與自己真誠相愛，她的家庭也沒有過多地為難這對相愛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後，他們就在成都舉行了中西結合式的婚禮。
1948年，甘培根考上了政府派出的自費留學生，來到美國加州的太平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49年10月，還沒有完成碩士論文答辯的甘培根，因思鄉心切踏上了據說是最後一艘免費運送留學生回香港的客輪。
本來打算返回美國完成答辯後再回國工作的，可是祖國處處洋溢的那種建設的熱潮感染著甘培根，他熱血沸騰，決定留下來。就這樣，甘培根成了新中國第一批“海歸”人士。那個年代，“海歸”的年輕人不多，學習金融的更是少見。1950年8月，甘培根被分配在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從事外匯管理業務和國際金融業務，25歲的甘培根風華正茂朝氣蓬勃，盡情地施展著自己的才華，真是如魚得水。
當時許多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獨立的國家貨幣沒有中文譯名，這給工作帶來困難。甘培根與同事徐靜波一起翻閱資料，編寫了《世界貨幣手冊》。這本書出版後非常受歡迎，當時出國人員人手一冊，他們所翻譯的多國貨幣譯名一直沿用至今。充滿活力的甘培根喜歡打球，排球場上，羽毛球場上，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還喜歡跳舞，在50年代風靡一時的交誼舞會上，甘培根的翩翩舞姿也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逆境中白手起家 編纂金融史
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煥發了甘培根的激情，正在他充滿熱情地投入在自己喜愛的工作時，1957年開展的反右鬥爭給了他當頭一棒！甘培根萬萬沒有想到忽然間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甘歸集團”（指甘培根和歸淇章右派小集團）的帽子。這場反右運動給了甘培根銘心刻骨的“教訓”，他的生活和命運發生了巨大改變。
甘培根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建設的右派分子，與幾百個同樣罪名的人一起，從北京雙橋農場，被送往兩千多公里以外的北大荒853農場接受監督勞動。每當北風颳來，北大荒幾乎轉眼間就會變得白雪皚皚。在茫茫荒原、瑟瑟寒風中，心裡充滿委屈的甘培根苦熬著歲月。甘培根說，自己在那時能夠堅持活下來，靠的是信念。他說，想到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難；想到自己曾經的理想，就能往前看，挺得住，不絕望。
1961年春夏之交，正是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不幸的是他患上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病倒了！偏遠的853農場醫院醫療條件十分簡陋，醫生對這樣疑難的病人幾乎束手無策。當時北大荒條件惡化，傷病人員增加，中央決定把這些仍在853農場勞動的“右派”調回原單位或另行分配工作。
但甘培根失去了這個機會，他因病情嚴重，只得繼續留在醫院，發著高燒、孤單一人躺在病床上。遠在北京的康力得知情況，獨自一人乘火車趕往北大荒。看到甘培根躺在農場小醫院的病床上顯得那么無助，她心如刀絞。第二天，在康力的要求下，甘培根被人用擔架抬著乘火車轉到北京醫治。甘培根的生命保住了，但他的一條腿卻落下了殘疾。那一年甘培根才36歲。
1963—1977年間，甘培根被安排到人民銀行參事室搞史料，在妻子的鼓勵下，“坐冷板凳”期間，他靜下心來翻閱了大量書籍，從自己在燕京大學時所學的一點點貨幣學入手，潛心蒐集、整理，研究起了中國近代貨幣史料。
甘培根是個做事認真的人，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要做得最好。雖然整日拄著手杖，拖著病殘的腿；雖然一天天埋頭在充滿塵土味的資料室里，甘培根居然對這份工作產生了感情！每當他發現一份重要的檔案，都會喜出望外，細心地抄錄下來，有時還把自己的一些心得體會寫出文章來發表。
他參與編纂並出版了《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二、三輯，這套書集中了從清朝到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時期的大量檔案資料，對研究我國的金融、貨幣和銀行史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運用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甘培根與人合譯並出版了60萬字的《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和《滙豐銀行百年簡史》，為今後撰寫在華外資銀行叢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甘培根他們所做的這一切絕不是一般的史料整理工作，對於經歷了一場文化浩劫百廢待興的中國來說，這是對貨幣銀行檔案資料的一次歷史性搶救，它為中國近代貨幣銀行史填補了一塊巨大的空白。
不遺餘力 推動金融體制改革
1979年，甘培根被錯劃成“右派”的問題得到糾正，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不久，他從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一等行員提升為該所的副所長（1980—1994）、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任（1981—1994）、名譽主任（1994—2001）、中國金融學院副院長（1987—1992）、中國金融培訓中心主任（1987—1991），在這期間他還先後7次到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進修、考察與講學。
20世紀80年代，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改革落後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曾一度造成了銀行資金短缺、金融秩序混亂的情況。作為從事了幾十年金融工作的“老金融”，甘培根心中十分著急，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根據金融方面的客觀規律，提出一些改革金融體制的建議。因為當時我國的許多觀念、制度還一直受幾十年計畫經濟體制的影響，對甘培根他們提出的建議，起初從上到下都有很多人不理解，也就更談不上接受了。隨著改革的步步推進，中央逐步加快了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這中間甘培根不遺餘力地做了很多理論宣傳和推動工作。
第一次討論銀行法時，初稿還是《中央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在後來的銀行法定稿會上，甘培根提出應該把《中央銀行法》改為《中國人民銀行法》，因為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是這個法第一條賦予它的權利，法律規範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行為，而人民銀行是根據這個法律來成立的，因此不能叫《中央銀行法》。最後經過反覆討論，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見。
改革開放不久，為了制訂有關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一些制度法規，甘培根在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不斷向社會介紹西方銀行制度的情況。他們編寫了《中央銀行比較研究》一書，對美、德等國中央銀行各方面進行比較研究，介紹了西方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工具，對金融的監管與財政的關係，如何加強巨觀調控等方面的內容。
在關於中央銀行能否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問題上，國內一直有爭論。甘培根認為，應該賦予中央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央行不宜與政府財政部門距離太近。因為銀行是發行貨幣的機構，財政部是花錢的機構，如果它們之間“不分彼此”，那財政部門隨便花錢就太容易了。這就是在許多國家引發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促進我國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甘培根與人合編了《外國銀行制度與業務》一書，在國內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商業銀行的理論、業務範圍、資產負債管理以及金融市場的基本情況。該書不僅作為中央電大金融系的教材，而且他還與林志琦等人親自作為該課程的電大主講老師，給輔導員講課。1993年初，他和林志琦、唐旭合作彙編“漫談西方商業銀行”的文章，在《中國城市金融》雜誌上連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為我國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做了輿論準備。
創建研究生部，即聲名顯赫的“五道口”
說起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甘培根總認為教書育人是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說最喜歡聽別人叫他甘老師，因為能在中國最急需金融人才的時候，他有幸承擔起了為金融系統培養中高級人才的工作，其中包括20年來為中央電大與人民銀行總行合作創辦的電大金融專科培養出成千上萬名大專生和本科生。
在甘培根為國家培養金融人才的故事中，最令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創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坐落在北京西郊五道口的一個不起眼的旮旯，原東升公社衛生院的舊址上。那是鐵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二層紅磚樓，占地僅16畝，簡陋而寒酸。1982年初，它迎來了第一批共18名碩士研究生。當時的教學設施也非常簡陋，教學資料更是嚴重短缺。但甘培根和他的同事們始終堅持理論聯繫實際，走教學、科研、業務三結合的道路。為了使學生們的學習不與國際金融發展脫軌，人民銀行總行專門聘請了北大陳岱孫、胡代光、厲以寧和人大的黃達擔任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顧問和教授。經過甘培根多方聯繫，研究生部還找到許多已經在國際經濟領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學校友擔任導師或幫忙講學。如：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趙靖、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林志琦、費近仁，匹茲堡大學教授周舜莘，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為研究生部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們還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請來專家講學，並長期聘請美國專家。由於教學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許多國內外報刊將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譽為“中國銀行家的搖籃”、“中國的哈佛商學院”。
1986年11月，被稱作“華爾街老闆”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來到北京，參加中國證券市場研討會第一次會議。1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並接受了他贈送的徽章。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陳慕華回贈范爾霖先生一張淡綠色的“飛樂音響”的股票。這個被稱作“中國與股市握手”的歷史鏡頭揭開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序幕，邁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一步。許多人都看到了這一則報導，但他們或許還不了解就在此前一天，約翰·范爾霖先生曾興致勃勃地參觀了位於五道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那些貌不驚人的中國學生用英語連珠炮式的關於股票和期貨的提問讓他驚愕不已，他毫不猶豫地斷言：“中國未來的金融家必將出現在這裡！”
不出約翰·范爾霖先生所料，從這裡走出的96%的畢業生在金融系統工作，21%在銀行系統工作，更有三成活躍在證券市場上。許多活躍在金融一線的精英人才都曾是甘培根的學生。如：吳曉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第一任班長；胡曉煉，新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魏本華，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劉自強，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監事會主席；穆懷朋，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金琦，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夏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
20多年過去了，如今桃李滿天下的甘培根提起他的學生，仍然如數家珍，臉上浮現著欣慰的笑容。甘培根記憶最深的是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畢業生。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後都進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各個機構。那時正是中國金融市場改革啟動的時期，沒過多少年，這些學生就碰上了極其難得的歷史機遇，有了施展拳腳的機會，在金融領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1987年，劉自強成為中國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機構——深圳發展銀行首任行長；1993年，夏斌成為深圳證券交易所首任總經理……事實上，如果把視野再放寬，可以發現中國金融領域的很多“第一”都是“五道口人”寫就的：劉渝（82級）參與創立全國第一家企業法人股份制銀行招商銀行；廖熙文（82級）擔任全國第一家證券公司“特區證券”首任總經理；戴志康（85級）在海南創建中國第一隻基金富島基金；王令芬（82級）擔任中國第一家外匯經紀交易中心的總經理；萬建華（82級）組建了中國銀聯推出“一卡通”……
1995年4月9日的香港《南華早報》（英文版）上的一段話，可以證實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價值：“在美國，如果研究生能夠獲得哈佛大學商學院的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就意味著他獲得了一張通向商業成功的通行證；而在中國，這個通行證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碩士學位證書。”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在20多年裡先後培養出800多名碩士生、50多名博士生。從“五道口”出來的我國金融界精英們都不會忘記當年創辦時的艱難，更不會忘記他們可敬的老師們。 無論他們如今已經做到了多么高的職位，當年與同學們同吃同住，探討金融話題至深夜的老師那和藹的面容，常常浮現在眼前……在一次由歷屆畢業生髮起組織的校慶上，同學們自豪地在黑板上寫道：歡迎你回到中國的哈佛——金融的黃埔——中國金融企業家的搖籃！如今的“五道口”——研究生部早已蜚聲海內外，並且還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助。
大膽抒發觀點，積極建言獻策
自1988 年起，甘培根的社會職務逐漸增多，他先後當選兩屆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協第六七屆委員、民革北京市委會副主委、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第七八屆北京市政協常委，在參政議政上，他發揮自己的業務所長，積極建言獻策，他的許多提案與意見，受到有關單位的重視。
1995年4月，王寶森等人長期隱瞞財政收入，揮霍浪費國家資產的嚴重經濟犯罪案件被揭發。此案不僅暴露出法律和權力監督存在的缺陷，而且也表明北京市對財政預算的監督有著比較大的漏洞。
當時，北京市政協正在召開大會，會上，委員們要求加強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的呼聲很高。而市政協能不能在民主監督上邁出步子，採取措施加強對市財政預算展開民主監督，也成為大家議論的焦點。甘培根在與多位北京政協常委交換了意見後，認為在當時北京市財政預算嚴重失控的特殊環境下，應該進一步發揮市政協民主監督的職能，加強對市財政預算收支情況的監督。他們建議北京市政協經濟科技委員會成立專門小組，負責實施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
但是當時建立市政協財政監督小組的難度很大。在既無法可依、無章可循，也無史可鑑的情況下，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越位，甚至像人們所說，給政府添亂。但是，出於政協委員的責任感，大家仍然熱情不減。在北京市政協第27次主席會議上，經科委提交了《關於對本市財政收支情況加強民主監督的構想》的報告後，得到了第26次常委會的批准，“財政預算協商監督小組”正式成立了，其中有民主黨派成員4位，無黨派人士2位，小組中的絕大多數成員是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稅務和法律工作的委員。甘培根被推選為財政預算協商監督小組組長。這個小組在十幾年裡發揮了積極作用，準確地行使了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職能，並得到了有關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
1996年3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甘培根就當時我國金融形勢問題在小組討論會上提出了問題和建議。他說：通貨膨脹問題，形勢仍然十分嚴峻。現在的通貨膨脹率是15%，老百姓還是承受不了，要繼續治理下去，靠行政手段和財政補貼的辦法是不能持久的。去年老百姓存款增加了8000億元，目前廣義貨幣供應量（現金+企業活期存款+儲蓄存款）共達6萬多億元，是我國年財政收入的10倍。這樣大的潛在購買力虎視眈眈地瞄著商品市場、股票、房地產和國債市場，是很危險的。“八五”期間積累的通貨膨脹壓力還相當大，因此“九五”期間必須要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巨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避免出現經濟上的大波動。現在各省市都感到資金緊張，企業也感到資金緊張。但實際上去年信貸總量並未減少，為什麼企業還感到資金緊張呢？原因之一是國有企業基本上沒有自有資金，全部流動資金都靠銀行貸款，有的企業貸款幾千萬、幾個億，利息負擔就不得了。二是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國出現了“泡沫經濟”，使大量資金都陷到裡面去了。不少企業也把資金拿去炒股票和地皮，結果泡沫經濟一破產，資金全被“套”在裡面了。三是有的企業產成品不適銷對路，賣不出去，資金積壓在倉庫里了。以上情況說明，治理通貨膨脹是必要的、應當的，但企業普遍感到資金緊張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非解決不可，否則可能出現大的波動。因為現在有的工廠基本無法生產了。
自從1993年5月與民革中央的有關專家一起調查研究如何治理當時已經十分明顯的通貨膨脹問題以來，甘培根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已分析了解得很透徹，他的這一番話當然是有的放矢。
接著，甘培根又提出如下幾點建議：第一，這一輪的通貨膨脹我們已經治理兩年多了，再治理一年還可以，如果“九五”期間5年都用來治理通脹，我認為是不恰當的。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國家只有在通脹到了非常非常嚴重的時候才會採取“雙緊”政策。一般是半年、一年，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隨時採取放鬆或鬆緊搭配的政策。像我們這樣長期執行適度“雙緊”政策，可能帶來較大的副作用。因為現在各省市和企業對這5年經濟到底怎么上，心中無數，有些人會感到經濟與金融市場繁榮是沒有盼頭了。第二，採取適度從緊的政策，“力度”是一個關鍵問題，多少才算是“適度”？中央一定要慎重考慮。第三，在控制貨幣和信貸總量的前提下，應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進行不同的支持。在信貸方面進行結構性調整，該支持的一定要大力支持，實在扶持無望的，就讓它們破產或改組。第四，今年之內，或下半年開始，對外可仍繼續執行適度“雙緊”政策，但對內應當是緊中有松。不然，長期在資金上繃得太緊，對經濟發展是很不利的。第五，除了貨幣發行和信貸控制以外，還可以通過大量商業票據的貼現，或對商業票據的擔保等辦法，向企業提供資金。第六，“九五”期間，我國直接融資的比重應當逐步加大。現在我們強調的都是通過銀行貸款，即間接融資。有人說，日本經濟起飛就是靠間接融資。日本跟我們不一樣，它們的銀行、企業都是私有的，有自我約束機制。我們的銀行與國有企業都是公有制，大量間接融資只能使企業過於依賴銀行，三角債、銀行債務將進一步加深。我認為，“九五”期間可在加強監管之下，把我國的證券市場扶植起來，使之規範化。現在股票市場長期低迷不振，老百姓已對股票失去信心，中國的證券市場一旦崩潰，要重新建立就很難了，老百姓已經沒有信心了。這樣的話，整個經濟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就不太可能，現代企業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來。因為現代企業制度主要是搞公司，真正的股份制公司的最大好處不僅僅在籌措資金，而在於它能促進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
甘培根的這個發言被全文刊發在兩會的《簡報》上，一位政協委員的發言占用了刊登整個民革小組個人發言“簡報” 篇幅的一半，這在政協簡報史上是破天荒的。
甘培根就是這樣一位敢於大膽抒發自己觀點，積極建言獻策的政協委員。在我國治理第一次通貨膨脹時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議曾多次受到國務院領導的表揚，那份建議就是由甘培根親自執筆寫就的。甘培根戲稱自己是老金融，他盡職盡責地發揮著老金融的作用，他真誠地為祖國貢獻著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他先後以個人名義或與他人合作，提出了建立京津大金融區、建立環渤海發展銀行等建議。據2005年1月17日新華社訊息，國務院已正式批准在天津組建渤海銀行。
作品一覽
著有《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一輯、第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1年)
《中華民國資料叢稿：滙豐銀行百年簡史》(中華書局1979年)
《花旗銀行在華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1979年)
《國際金融與外匯管理》(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年)
1985年擔任中央電大外國銀行制度與業務課程主講教師，與林志琦合著教材《外國銀行制度與業務》(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5年，1989年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全國金融類優秀教材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