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貝格州立圖書館

班貝格州立圖書館

從古典時代的結束到13世紀期間,西方的拉丁文書籍基本上掌握在教會的手中。只有少數的俗人才擁有私人圖書收藏:如8世紀末查理曼大帝的傳記作家艾因哈德,9世紀勃艮第的赫卡德伯爵和弗里烏利的馬格雷夫·埃貝哈德。當然還有查理曼大帝本人,他死後其圖書館就被拍賣,所得款項捐給了慈善事業。這段時期中,只有一個由俗人收藏的圖書館後來得以倖存,那就是在班貝格大教堂中由德皇亨利二世所創立的圖書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班貝格州立圖書館
  • 創辦者:德皇亨利二世
  • 地點:德國巴伐利亞州班貝格
基本簡介,書館書單,圖書來源,發展,

基本簡介

班貝格是亨利二世精心構築的理想產物。當他於1002年登基時,班貝格只不過是一個山間要塞。十九年以後,它發展成了一個由城牆圍住的城市和主教轄區,教皇本尼迪克特八世專程從羅馬趕來為這兒新建的大教堂賜福。城裡還有一個以聖麥可命名的本篤會修道院和一個聖史蒂芬教堂。該城市締造者想把它建成一個德國南部最主要的宗教和學術中心。為此給它定下的標準就是要“在知識上向列日大教堂的教士看齊,在宗教生活的虔敬上則不遜於希爾德斯海姆大教堂的教士。”當時的德國已經有好幾個大教堂學校的存在,它們所教授的科目要比修道院學校更為廣泛,因此更適合於訓練貴族子弟成為教會和國家的棟樑之材。在希爾德斯海姆接受教育的亨利本人抓住這個機會在班貝格建立了一個大教堂學校。他從列日請來一位杜蘭度斯作為校長。1014年由西翁修道院院長格哈特所寫的一首獻題詩表明當時學校中已經有高等教育的課程,不僅教授學士課程邏輯、修辭、辯證法,還有碩士課程的算術、幾何、天文學、音樂。

書館書單

德皇向學校提供的課本可以從中世紀的記載中推算出來。在1200年,學校校長的書單上就有整整130本書來自原有的手抄本收藏。為使學生培養良好的拉丁文風格,他選用了賀拉斯、馬克羅比烏斯、奧魯斯·格利烏斯、佩爾西烏斯的諷刺文,也許還有泰倫斯的戲劇,奧維德的《愛情藝術》,斯塔提烏斯的《忒拜德》,克勞狄安斯羞辱閹人歐特羅庇厄斯的詩歌,一套不完整的塞內加信札,一部4世紀的戲劇《奧魯拉利亞》(據說跟莫里哀的《吝嗇鬼》有些相似),《伊尼德》,可能還有《牧歌》,後者列在校長書單中的小標題“從古希臘文譯成拉丁文的維吉爾作品”之下。學校似乎特別重視辯證法,所藏的歷史書部分也很強,其中有李維《羅馬史》中大約三十年歷史的選段,《奧古斯塔的歷史》,達利斯·弗里吉烏斯對特洛伊圍城的記載,約瑟夫斯的猶太人歷史,還有一套中世紀編年史,維塔的聖維克托關於羅馬帝國迫害非洲教會的描述,以及眾多的聖徒傳記。學生還可以查閱兩部醫學雜文集,查士尼的《法典》,兩部韋格提烏斯的軍事手冊,以及“一部有關建築的書”,也許是維特魯威的作品。
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單總共列有兩百多冊書,包括複本書,其中幾乎有一半被保存了下來。但自從洛爾斯修道院圖書館在9世紀的藏書達以590冊以後,可供流通借閱的書大大減少。殘缺書的數量之多(四部格列高里的《約伯書中的倫理道德》手抄本中有三部是殘缺的)則進一步說明了當時藏書環境之惡劣。
德皇向大教堂提供禮拜儀式用書時,不惜耗費巨資用極其昂貴的材料來裝飾圖書。現存有四部藏書是用黃金包裝封皮,並嵌以珠寶,而且幾乎所有這類書都有精美的彩繪插圖,絕大部分都是專門為皇家僱傭的一組藝術家所畫,據信他們來自康斯坦茨湖中一個小島上的賴謝瑙修道院,或根據更新的一種說法,他們是來自特里爾城的大教堂。有一幅袖珍畫表現亨利二世由基督加冕登基。在另一幅模仿古典後期作品的袖珍畫中,皇帝威風凜凜地端坐在他的寶座之中,接受來自各行省的朝貢。有兩本對答吟唱讚美詩,即亨利二世和庫尼岡德皇后的祈禱書,是採用成雙配對的精美拜占庭象牙雕板來裝訂的,其文本是在西翁修道院內謄抄的,可能是供皇帝、皇后陛下在麥可斯堡修道院的供奉儀式上所使用的。

圖書來源

大教堂學校的圖書來源極其複雜。這批圖書收藏的核心部分似乎是來自亨利的兩位前任,奧托二世和奧托三世的私人圖書館。並非所有的圖書是靠正當途徑和手段獲得的。聖高爾修道院的編年史家記載,公元972年,奧托一世帶著兒子到修道院中住了一些日子。在此期間,未來的奧托二世在庫房中發現了一個上鎖的柜子,就命令將它打開。憂心忡忡的修道院長不敢違抗他的命令,便應允了他的要求。箱子打開以后里面裝滿了書,親王在挑選之後拿走了最好的書。編年史最後提到,“後來經埃克哈德[教長]的請求,他歸還了其中的一部分書。”現存班貝格的一部有高盧、羅馬、希伯萊和希臘等四種文本並列謄抄的讚美詩集,原是公元909年為聖高爾修道院長薩洛摩三世而謄抄的。它可能就是沒有歸還聖高爾修道院的那些書之一。另一部用古撒克遜語寫成的9世紀基督教史詩《赫利昂德》,顯然也是屬於奧托家族的。
有許多書是德國南部的修道院所提供的:西翁修道院、富爾達修道院、雷根斯堡的聖埃默拉姆修道院、賴謝瑙修道院,也許還有其它修道院。後被尊為聖徒的亨利二世很受僧侶們的歡迎。當時可能主持西翁修道院謄寫作坊的比博在按旨意把一部格列高里的《約伯書中的倫理道德》贈送給皇帝時,稱其為“最仁慈的”和“最親愛的皇帝”,對於自己的勞動只求得到對方的友情作為回報。而格列高里《對〈以西結書〉的評論》的匿名僧侶謄抄員則自稱為:“親愛的皇帝,您貧弱的朋友”。

發展

即使是在處於無政府狀態和被入侵的世紀中,義大利也沒有完全耗盡它所收藏的古代晚期的手抄本。它的修道院中保留了許多珍稀和令人驚訝的文本。奧托家族的三位皇帝都訪問過羅馬。奧托二世還率軍占領過南部的卡拉布里亞。亨利二世本人也率領過三次遠征,穿越阿爾卑斯山脈,並在帕維亞和羅馬受冕。許多由德皇從義大利帶走的手抄本於15世紀中被波焦和其他人文主義者在德國圖書館的暗室中重新發現。有彩繪插圖的教堂儀式用書被圓滑而得體地加以交換。例如在雷根斯堡修道院中為亨利二世所謄抄的《福音書》現已藏於梵蒂岡圖書館。在班貝格有十七部手抄本似乎是皇帝出訪義大利時帶回來的。其中最早的一部手抄本是6世紀傑羅姆和馬賽的金納迪烏斯著作集,該書是在義大利南部謄抄的,但也許是從羅馬得到的。一部標有“原本,可供其它抄本勘誤之用”的8世紀手抄本也許是屬於卡西諾山修道院的,書中有最古老的卡西奧多魯斯《論宗教文學和世俗文學》,它是中世紀圖書館員所必不可缺的工具書。書中附有作者在斯奎拉斯所建的修道院圖,還附有圖爾的格列高里《論星宿軌道》現存唯一完整的文本。有一組為教皇福爾摩蘇斯(死於896年)辯護的獨特政論文,也許是在這位不幸的教皇被後任掘墓暴屍,審判定罪之後不久在那不勒斯寫成的。它也許是韋爾切利大教堂的主教利奧贈送給德皇奧托三世的。另一部也許是在米蘭大主教阿納爾夫任內(998—1018)謄抄的,它是將古希臘語的《亞歷山大大帝傳記》介紹到北歐的唯一拉丁語譯文手抄本。此書被譯成歐洲各國語言後,成了中世紀晚期最暢銷的書之一。
有幾部法語和佛蘭芒語手抄本,似乎是對亨利二世呼籲各方贈書的回應。克呂尼的聖奧迪羅送來了他對聖保羅信札的評論,列日的鮑爾德里克主教送來了一部格列高里的聖禮論著,從朱米耶格修道院送來了有關它的修道院長菲利波特和艾卡德魯斯,以及魯昂大主教休的傳記。還有蘭斯大主教欣克瑪的《聖里米傳記》和聖里米修道院的里徹所著《歷史》(儘管古文書專家路德維格·特勞伯認為後者原是贈送給教皇西爾威斯特二世的,而教皇將它轉贈給了奧托三世),斯塔夫洛特或馬爾米迪檔案的摘錄,以及斯塔夫洛特的《聖雷馬克魯斯傳記》,洛布斯或聖瓦斯特的編年史,還附有直至公元735年的世界歷史圖表。其它還有一些來自遙遠的布里塔尼的圖書,也許是由因北歐海盜侵擾而逃難的人帶到德國來的。至少有三部手抄本是跟查理曼大帝時代的禿頭查理和9世紀中期的宮廷學校校長約翰·埃里烏格納有關。埃里烏格納《論自然的分類》是850年以後在蘭斯寫的,手抄本中有他親筆寫下的評註和訂正勘誤。有一部彩繪插圖極為精美《聖經》(840年)來自圖爾的聖馬丁修道院謄抄作坊。另一部珍貴而優雅的波伊蒂烏斯《算術》手抄本是在圖爾專門為禿頭查理謄抄和裝飾的。與該書有關的手抄本,現存慕尼黑,原先屬於雷根斯堡的聖埃默拉姆修道院,並可能是893年由阿納爾夫皇帝所贈的禿頭查理圖書館的一部分。隨後不久便落入了僧侶們的手中,一個世紀以後,亨利二世又說服他們將書交給了班貝格大教堂的學校。
約在1615年,一位比利時耶穌會士約瑟夫·霍林對圖書館內經典作品的文本作了系統性的統計。他驚訝地發現一部10世紀後期的李維手抄本含有以前不為人所知的第33卷前17章。他第二年在羅馬出版了該書的初版本。在19世紀中,這部手抄本被人跟另一部班貝格手抄本中的一張紙條聯繫起來。該紙條記載了公元996年由約翰·菲洛嘎索斯大主教(這位出生於希臘的大主教是皇帝母親西奧法娜的寵信,後在一次叛亂中被捕並失明)在皮亞森扎贈送給奧托三世一批書的名單,其中提到了“兩本泰特斯·李維的書”。最後到了1904年,一部5世紀安色爾字型李維(前四十年)手抄本的殘頁在班貝格大教堂兩部手抄本和加爾默羅會修道院的一部手抄本的裝訂頁中被發現。人們由此得出結論:奧托三世在皮亞森扎的約翰·菲洛嘎索斯那兒得到了這部安色爾字型手抄本以後便將它轉抄了一份。亨利二世把原本和轉抄本都送給了班貝格大教堂,而15世紀的教堂執事因不能解讀前者的字型,並對該書的歷史一無所知,所以將前者以書中犢皮紙的價格賣給了圖書裝訂商。
班貝格大教堂中從未設立過謄抄作坊,但在11世紀中,手抄本似乎經常被人借走去轉抄。許多大教堂藏書是在麥可斯堡修道院被轉抄的,至少有兩部手抄本,即薩拉摩修道院長四種文本的讚美詩集和昆體良的《雄辯家的培訓》,是為科隆大教堂轉抄的。原為班貝格學校校長的科隆大主教安諾於1064年還借走了一部卡西奧多魯斯,可能就是卡西諾山修道院的那部底本,而科隆的那部《雄辯家的培訓》轉抄本(現藏大英博物館),又被轉抄了兩部,分別給了斯特拉斯堡修道院(現藏洛倫佐圖書館)和聖高爾修道院,接著波焦於1416年又到聖高爾來轉抄了一部。就這樣,班貝格的昆良體手抄本成了1470年在羅馬出版的初版本的底本。
隨著大學在13世紀中的發展,班貝格大教堂學校的影響僅局限於地方的範圍。古老的手抄本不再被用於教學或提供當時所需的法律和經院哲學文本,於是它們被藏進鐘樓的書櫃裡,很少再被拿出來使用,儘管教區在1454年還撥款重新裝訂了幾部書。唯一得到允許接觸的這批書的人文主義者是布雷斯勞的約翰·赫斯。他發現了一些早期教父的論著。丟勒的朋友比爾博德·皮爾克海默也想探視這批書被拒。烏爾里克·馮赫頓從大教堂拿走了一冊書沒有歸還。由於該書原是“用鏈條鎖住的”,所以它肯定是唱詩班的教堂儀式用書或是保存在教堂里的早期搖籃本印刷書《萬事通》。直到1784年,格肯還這樣寫道:“至於大教堂里是否有圖書館,我至今仍不能確定。”但是到了18世紀後期,其他的學者被允許進入大教堂,他們描述了一些手抄本的情況。當教會的財產於1803年被轉為地方時,大教堂的圖書館便不復存在。四部用珠寶裝飾的福音書,《赫利昂德》和其它兩部書都被轉到了慕尼黑,其它的書則都被併入該城市的州立圖書館,跟其它宗教團體的圖書合在一起。從1969年以來,圖書館遷入了位於原大教堂廣場的主教邸宅。人們現在可以在保存大教堂圖書長達八個世紀的鐘樓近旁,盡情地查閱亨利二世的這批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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