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謙(原中顧委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王謙(原中顧委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王謙(1917年2月-2007年7月9日),男,漢族,山西平定人,193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國中。

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山西省政協主席、山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原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長,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重慶市委第一書記。

中共八大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增選為中顧委委員,1987年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謙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山西平定
  • 出生日期:1917年2月
  • 逝世日期:2007年7月9日
  • 職業:原中顧委委員
  • 畢業院校: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生平,人物去世,人物經歷,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1936年至1945年,任山西省平定縣犧盟會常委,晉冀豫游擊縱隊第五支隊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十四團三營教導員,中共平定(東)縣委書記,中共榆社縣委書記,中共太行區第三地委組織部部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任中共太行區第四地委組織部部長。
王謙
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太行區第四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中共長治市委書記,中共太行區第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太行區委組織部部長。
1949年至1954年任中共山西省長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華北、西北處處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秘書長。
1956年3月至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
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委員。
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書記,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山西省省長。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
1970年至1973年任山西省陽曲縣革委會副主任、代主任,山西省革委會常委、省革委會計委主任、省革委會業務組組長。1973年5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5年5月至198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1975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山西省政協第四屆委員會主席,曾任山西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0年10月至1981年待分配。
1981年9月至198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兼四川省重慶市委第一書記。
1986年4月增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是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
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共十三大分別增選、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人物去世

2007年7月9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1歲。
在王謙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乾王兆國劉雲山吳儀賀國強王剛李鵬喬石朱鎔基宋平尉健行、何魯麗、熱地、烏雲其木格、唐家璇、華建敏、陳至立、肖揚、賈春旺、阿沛·阿旺晉美、徐匡迪和張勁夫、彭沖、谷牧、鄭天翔、劉復之、楊白冰、田紀雲、姜春雲、倪志福、李錫銘、鄒家華、布赫、吳階平、彭佩雲、韓杼濱、楊汝岱、任建新、宋健、王文元、鄧力群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人物經歷

求真務實 勇於創新
解放以後,王謙同志再次擔任長治地委書記,在晉東南地區7個縣成功地試辦了10個以土地入股分紅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大家所熟知的,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的試驗,在全國也是首創。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創辦,標誌著土地改革後農民逐步走上集體化道路,拉開了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序幕,引起黨中央的重視,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鬥王謙時,有人質問他:你在晉東南試辦初級社時,為什麼不在西溝村搞試點?王謙說:因為是試驗,會有風險,沒有把握。為了保護西溝這個老先進典型,所以沒有在西溝試辦。王謙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回答,使那些慣於搬弄是非者的圖謀未能得逞。
王謙同志王謙同志
1956年,王謙從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調任山西省委副書記以後,分管農村、農業工作。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存在著四個突出的問題,即旱災頻繁、土地瘠薄、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王謙同志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從一些典型單位發現他們在實踐中創造的先進經驗。綜合這些改變農業生產基本條件、從而獲得穩產增收的經驗,初步找到一條治理山西落後生產自然環境的基本思路,即“種草、種樹、治水、修地”八字方針,把治理的重點放在雁北和晉西北。雁北地區風沙大、霜凍早、鹽鹼地多,因此在雁北地區尤其重視種樹、固沙、防風、治鹼。呂梁地區山高、溝多、坡多,強調種草、種樹、修造梯田,“一片坡一條溝一道梁”地治理,防止水土流失,開創了全國小流域治理之先河。就全省範圍來說,十分重視大興水利建設,從1958年以後,全省陸續興建了大批大中型水庫和許多重要的水利設施。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全省水澆地、水平梯田、森林覆蓋率都是成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明顯地改善了農業生產基本條件。
從 “文化大革命”後期到調離山西之前,每年春夏期間,王謙同志總要和省委一班人一道,率領省級機關廣大幹部在太原西山植樹造林;每年秋末冬初,又要率領廣大幹部在太原郊區整修農田。無論植樹還是整地,王謙都是彎下身子,揮鍬實幹。
1956年“反冒進”和1957年反“右派”後,“左”的傾向出現,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放衛星”,畝產千斤小麥、萬斤玉米、百萬斤紅薯等虛假東西抬頭,虛報風氣盛行。1958年秋天,省委召開電話會議,有人介紹畝產100多萬斤紅薯的經驗,王謙插話問:你去實地看了沒有?回答說,親自下去考察了。王謙沒有再吭聲,在當時那種浮誇、吹牛成風的情況下,他也不可能再說啥。只是在會議結束,大家起身走時,王謙拍著那位參會同志的肩膀說:你個頭大,把你埋在地里,要埋多少個才夠百萬斤?這雖是一句玩笑話,但足見王謙對那種浮誇風氣保持著比較清醒的頭腦,並給山西日報社打招呼不要報導,這是難能可貴的。
1962年以後,王謙同志在省委分管工業。他說他不懂工業,就從調查研究入手。他用半年多的時間,調查了包括各種類型的工廠、礦山80多家,每到一家企業,他不是聽廠領導的工作匯報,而是請一位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或者工程師陪同,深入車間,沿著生產工藝流程,邊看邊問,熟悉情況。從機器設備的構造到性能,從生產過程到產品類型,都要一個一個地弄清楚。他在考察太原化工區的幾家企業和第一熱電廠後,發現企業生產引用地下水資源太多,使晉祠水位下降,流量減少,時有斷流。他提出要保護自然生態,反對引用晉祠水源發展農業灌溉和工業項目,提出“千萬不能為了一時的局部利益,而破壞千百年來形成而又無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環境。”
城市“四清”運動開始後,王謙同志到太原鋼鐵公司蹲點一年多搞“四清”,嚴格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工作上有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領導幹部,王謙要求他們做好自我檢查,但不主張批鬥,保護他們過關。由於深入細緻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得當,採用了多換思想少換人的辦法,運動結束後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在企業整頓中,王謙提出了搞好“三基工作”,所謂“三基”,一是大練基本功,幹啥的就練啥,練出過硬的本領;二是做好基礎工作,包括工藝上的基礎工作、管理上的基礎工作、政治上的基礎工作;三是做好基層工作,包括基層黨小組、基層團小組、基層工會小組。“三基工作”最早在山西提出來,以後在全國講開了。這對於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迅速恢復發展工業生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鋼鐵漢子 寵辱不驚
“四清”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當時那樣險惡的情況下,王謙同志仍然念念不忘要把生產抓起來。如果生產垮下來,局勢就穩不住,社會便會出現混亂,這是王謙同志最擔心的大事。
1969年7月,中央頒發了“七二三”布告,當時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決定,陸續解放一些老幹部出來工作。這樣就將關押在監獄而無歷史問題的省和太原市的 “走資派”轉移到交城辦了學習班。在學習班揭發批判時,因為陶魯笳已調離,衛恆已死,於是有人就把目標對準王謙,甚至為解脫自己,言過其實,刻意揭批王謙。但王謙同志沉著冷靜地傾聽每一位發言者的意見,檢查自己的問題時,既不往已調走的陶魯笳身上推,也不給已迫害致死的衛恆頭上戴,更不向下推卸責任,而是盡力用自己的言行保護更多的同志 “過關”。他說:“自從我調回山西省委工作,不論是常務書記也好,第二書記、省長也好,十年來一直居於二把手的位置,魯笳同志當書記時,省委決定重大問題,我不同意不行;老衛當書記,省委定的大事,我都參與決策,我不同意也不行。因此,過去十幾年省委工作中的問題,我應負主要責任。”他這么一講,大家深受感動,也感到減輕了負擔。1973年5月,他重新回到省委領導崗位之後,盡力為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抵制派性爭鬥,保護幹部,做了不懈的努力。
尊重人才 勤奮讀書
王謙同志熱愛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愛護知識分子,善於團結和使用知識分子,拜他們為師,向他們請教科學知識。在工作中,他與許多專家、教授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使知識分子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王謙多次講過他和水利專家劉錫田的交往。1958年汾河水庫上馬,按照設計採用“水中填土”的方法築壩,壩高60米,這在世界上也是創舉。在當時沒有施工機械的條件下,完全依靠人力和鍬、鎬、小平車等簡單工具,進展不快。1959年4月,中央和水電部兩次來電指出,如在“七一”前攔洪壩高度達不到40米,就必須考慮下馬。水電部的中外專家現場檢查後,都認為“七一”前很難達到攔洪要求,有的專家還認為大壩設計是錯誤的,建議工程下馬,以免太原市被洪水吞沒。在這緊急關頭,王謙和主管工程的副省長劉開基連夜同總工程師劉錫田商討,問劉總設計上有無不當之處,是否有什麼疏忽,哪怕是少許的漏洞。如果設計是可靠的科學的,就應採取一切措施把40米壩高搶著築上去。兩人還表示:如果“七一”時壩高達不到要求,而屆時又天降暴雨,發大洪水,出了大禍,政治上、技術上的責任,完全由我們負責,劉總和其他技術人員決不會受牽連,不負任何責任。第二天拂曉,劉錫田找到王謙和劉開基說,他們經過通宵的全面複查,可以肯定設計和其他技術方面都無問題,“大壩的承重力有保證安全的合理係數”。據此,省委決定:動員一切力量加大施工強度,調勞力、調物資、調設備,最終使壩高基本上按期達到了攔洪標準。近50年過去了,60米高的大壩巍然矗立,固若長城。王謙回憶說,他和劉錫田等高級知識分子相處,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彼此之間以誠相待,把心交給對方,平等地、同志式地交談工作,不以虛情待人,不以假話騙人,真正做到相互信任。
熟悉王謙同志的人都感到他學識淵博,這淵博就是來自他乾一行、愛一行、鑽一行、通一行、精一行,這是王謙同志的一大優點,也是他的過人之處。王謙分管農業工作以後,他把山西農學院的全部講義拿來認真通讀。分管工業以後,王謙又研讀了冶金、機械、地質、煤炭等方面的專業書籍,看不懂的地方,就找技術人員或者老師傅請教。經過刻苦學習,他逐步由外行變成了內行。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學習馬列的經典著作,王謙是下過很大功夫的,僅《資本論》就通讀過三次,第一次是在長治任地委書記時,第二次是在華北局工作時,第三次是在“文革”的監獄裡讀的。
王謙同志認為,一個人要掌握知識,不只是上學讀書,還可以從三個方面接受知識,第一是從書本上學,第二是從實踐中來掌握,第三就是聽人家講。
王謙同志工作很全面,知識面寬,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有點子,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無論走到哪裡,是分管還是主持全面工作,都能抓到手,搞出成效來。這與他長期堅持勤奮讀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注重總結實踐經驗,按照客觀規律分析研究解決問題是分不開的。

人物評價

王謙同志是經過70年革命生涯錘鍊的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不論在順利時還是在逆境中,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嚴於律己,清正廉潔,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他的功勞、業績,將永遠銘刻在山西人民心中,他的高尚品質和道德情操,鋼鐵般的硬骨頭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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