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養文化

牧養文化專門考察研究人類如何利用大自然界所提供的環境場所進行馴化動物植物，開展飼育活動，擇草而居的文化生產生活現象活動。人類所形成的牧養文化，從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歷史看，應該是較採集文化要遲些。其勞動對象全部來自於人工馴化後的動物和植物。 牧養文化的形成標誌著人類在膳食結構上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其食品來源的穩定性增強，體質上也得到增強。標誌著人類已經可以遠離其它動物而生存了。它可分為馴化文化，飼養文化，遊牧文化等，可更好地理解其文化特色及與人類文明的貢獻程度。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牧養文化
• 屬性：考察研究人類
• 方法：馴化文化，飼養文化，遊牧文化
• 性質：棒子長度只有2厘米

基本概述

根據馴化的程度和形式，可分為：馴化文化，飼養文化，遊牧文化。

馴化文化概述 一般認為，農業是從馴化植物開始的，馴化動物為時較晚。馴化工作是人類的一種有意識的活動，它是為了某種目的而種植、保護和照顧某種植物。馴化工作不是單純重複種植某種植物，而是在種植過程中，逐步變成有意識地選擇對人類有利的性狀，由於長期積累過程，遺傳性發生了變化，從而鞏固了其特殊性狀，使其與野生狀態下的祖先有明顯區別。馴化的植物比野生種一般個體大，能結更多更大的子實。長期的發展，馴化的植物所占據面積越來越大，甚至使野生的祖先完全淘汰。例如，今天廣泛種植的玉米，其棒子長度可達40厘米，可誰能想到早先的野生玉米的棒子長度只有2厘米呢！

主要內容

馴化文化概述

植物馴化是一個長期積累過程。其馴化過程的第一步是人從其周圍的植物界中能夠把患者與其他植物區別出來，並且認識到這種植物對人有某種用途。今天，這種馴化野生植物的過程在一些部族居住的地區，仍然可以看到。例如，在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當地人對棕櫚的栽培中，非常注意選種工作。他們都從最好的樹上選取新鮮果實中的種子。這些種子的大小、顏色、味道等方面都是合乎需要的。為了表示某棵樹上種子的特性，不但對該樹倍加照顧，而且給以特殊命名。根據多年的實踐經驗，掌握辨認優良種子的老農確定一些作為繁育優良種子的樹，並供給全村使用。馴化植物過程中，選取優良植株上的健壯與特殊的種子或枝條進行繁育是重要的步驟，但是，對有性繁殖的植物，所選擇出的優良性狀還需要進行遺傳隔離以維持和鞏固其特性，而避免異花授粉中消失其已獲得的擇優因子。例如，在中美洲的森林地區，印第安人雖然實行的是遷移農業，可是其種植的10多種玉米，並不混種在一塊土地上，而且分別種植於不同的地塊，中間保持一定距離。土著居民清楚地知道繁育優良品種需要避免異花授粉。

從印第安人選育優良種子的例子來看，馴化植物起源地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要有豐富的植物資源。供作食物的作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種子供作食物的，如小麥、大麥、水稻、玉米等。這類植物的馴化成為種子作物農業（seed agriculture）；另一類是以根、莖、葉或果供人食用的，如香蕉、木薯、山藥、竹芋等，這類植物的馴化成為非種子作物農業（Vegeculture）。一般認為非種子作物農業的起源要早於種子作物農業。從現有條件看，植物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是熱帶與副熱帶地區，那裡高溫多雨，適於植物常年生長。特別是地形複雜的地方，地形在高度與方位上的不同使局部環境具有多樣性，也給植物的個體和群體的多樣性創造了條件。第二是人的條件。要馴化植物，人就要認識植物、熟悉植物。只有熟悉植物，才可能選出合乎需要的植物進行種植。為此，只有人長期停留在一個地方才有可能。如果經常處於流動中，別說馴化植物，就是熟悉植物也是不可能的。決定人能否長期停留的關鍵在於食物的供應，一地有了長期穩定的食物供應就會把人吸引在該地停留下去。那時，食物除植物外，還有動物包括魚類。動物在一個地方數量有限，而且動物經常在移動中，如果人群要想獲得肉食的不斷供應，就需要追逐動物而不斷遷移。依靠捕魚則情況就可能不同，河岸與海邊是魚群聚集地方，因而這裡往往也就是古代人類聚居的地方。熱帶、副熱帶植物資源豐富的地區，以及容易捕獲魚類的河流兩岸與海邊兩個地理條件相結合的地區是理想的植物馴化的起源地。

蘇爾認為開始植物馴化可能出現在14000—35000年前，很可能是在東南亞的乾濕季風氣候區，由那裡居住在淡水河流旁的森林中，靠捕魚和採集的定居人進行的。最近在泰國及其鄰國的考古工作上的發現，也給他的構想提供某些科學的依據。

上述生活環境與草地和大河平原不同，它沒有原始居民無法克服的厚厚的草層與周期性泛濫的洪水；也不像中緯或高緯地區環境中的原始居民，需要熟悉四季與季節的變化才能完成適時的播種與收穫。在常年濕潤的雨林環境中，不存在溫度與降水方面對植物的限制，一年中任何時節都可以種植。所以熱帶，副熱帶的濕熱氣候和地形條件帶來豐富的植物，是馴化植物的理想場所。當時馴化的種類中，非種子植物有：山藥、芋、荸薺、結球甘蘭、柑橘、香蕉、荔枝等。

據考證，地球上的另外兩個非種子植物馴化區是在非洲西部和南美洲的西北部。在非洲西部馴化的非種子植物有：油棕、山藥、葫蘆、可樂果、油萊籽、西瓜等；在南美洲馴化的植物有木薯、甘薯、箭薴、馬鈴薯、西葫蘆、番茄、番木瓜等。

根據研究資料，所有學者都認為種子植物的馴化首先出現在西南亞，尤其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平原北部邊緣沿丘陵的周圍地區，即所謂肥沃的新月地帶。

在該地區的種子植物馴化上，也許最著名的是麥類植物，包括小麥、大麥、燕麥、黑麥；此外還有菜豆、豌豆、芝麻等作物。學者們估計，種子植物的馴化在該地區開始於14000年或更早一些時間。據考古資料，在西亞野生小麥和大麥成熟於春末，可持續三個星期。由於麥類成片密集地生長，每個人用燧石片鐮刀收割，每小時可得2磅。據推算，三個星期的收割，每人可得400多磅麥類。僅靠這些麥類已足以滿足一個家庭一年的基本需要。這種情況不僅使原始的人的注意力轉向種子植物，開始馴化種子植物，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向定居生活。因為麥類要轉變為食品，需要把麥粒磨碎或磨成粉才能煮成粥或烤成餅。收割的麥類需要儲藏，磨碎麥類需要石磨，這些條件就使當時的人們無法再拋開這等條件回到狩獵和採集的流動生活中去。於是逐漸轉向定居。

在舊大陸，除了西南亞以外，種子植物馴化的起源地還有亞洲的中國和印度，非洲的衣索比亞。中國被認為是種子植物馴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地區。起源於中國的種子植物作物有黍、稷、粟、莜麥、蕎麥、薏米及大豆。中國的南部也是水稻起源地之一。印度也是水稻、小米、綠豆、豌豆、向日葵等作物的起源地。衣索比亞被認為是高粱、大麥、油菜籽及蓖麻等作物的起源地。在美洲大陸，有兩個種子植物馴化的起源地，即墨西哥和秘魯。這兩處相距不遠，相互交換很早就存在。在墨西哥有玉米，在秘魯及周圍地區有菜豆、花生和棉花等。

在糧食作物中最突出的是小麥、玉米、土豆、甘薯和花生。土豆從美洲傳到歐洲後，對歐洲人口增長帶來了影響，以及在愛爾蘭土豆遭到晚疫病的襲擊給愛爾蘭人帶來的災難。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花了大約將近兩個世紀，使土豆從西班牙和法國一直傳播到東歐。今天，歐洲絕大部分地區都普遍種植土豆，土豆不但是歐洲人喜愛的食品，而且亦作為重要的飼料。玉米、甘薯和花生對中國的農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作物於16世紀中期，即明朝嘉靖年間由海路傳入中國。玉米和甘薯具有對土壤條件要求不高，產量高的優點，因而，成為救災度荒的重要作物。由於花生適於沙地，使原來無法利用的土地成為花生的高產田，結果得到較快的發展。很快，這些作物就成為中國的重要作物。有些是中國糧食產量提高的重要作物。

小麥原是西亞的作物，不僅傳遍舊大陸的溫帶地區，而且也為新大陸的發展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其在食品中的地位，遠超過玉米，並且又在當今新大陸的糧食出口中占絕對優勢。

在蔬菜方面，舊大陸的黃瓜、新大陸的番茄都已成為普遍種植與人們喜愛的菜蔬。在其他作物方面值得提到的是原產於新大陸的可可、橡膠，今天都成為舊大陸熱帶的主要經濟作物；而原產東半球的咖啡，今天產量的大半出自西半球。此外，象原產於中國的茶樹，現在遍種於印度和斯里蘭卡；西非洲的油棕，現在馬來西亞大量栽種；原產於東南亞的甘蔗，現成為加勒比海各國重要作物。從這裡我們看到馴化植物的擴散使其分布範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可看到世界人民已在分享到各個國家人民在馴化植物所帶來的成果。

主要動物的馴化 1、黃牛的馴化

主要動物的馴化

據古生物學研究表明，牛類動物的最早祖先是生活在距今大約3 900萬年前的漸新世時的一種叫作鼷鹿(Tragaloidea)的動物，其後到了距今約2 800萬年的中新世，鼷鹿又分化出幾個分支，其一是由東方鼷鹿演變而來的始鼷(Eulragus)，它是牛、羊和鹿類的共同祖先，到了距今大約1 200萬年前的上新世末期，就已經從始鼷類動物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系統；水牛的分化則更早。關於家牛的野生祖先，目前國記憶體在著兩種說法，其一是一元說，即認為家牛的祖先是原始牛。原始牛曾遍分布於歐亞大陸，而且其化石已在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地層中被發掘到了。中國的華北和東北等地更新世的地層中也有發現，因此認為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現代牛種都起源於原始牛。其二是多元起源說，這主要是由謝成俠提出來，他對安徽渦陽、宿縣等地的更新世晚期地層中發掘的原始牛頭骨化石與華北各省曾發現的原始牛化石，如北京西郊發現的化石進行比較，發現在同一地層中出現了不同種的原始牛化石，說明在相同的時代里曾經生活著多種或幾種野牛，現今的馴化牛很有可能是幾種野牛的雜交種。多元起源說可能更確切的含義是馴化在多地區完成，後來又逐漸融合雜交，成為今天的馴化牛。

2、水牛的馴化

研究表明，野生的非洲水牛雖然能夠或者可能被馴化和在圈養的情況下繁殖，但是還沒有被馴化。現在世界上所有的馴化的水牛都是亞洲水牛屬的後代。水牛的化石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均有分布，在中國北方更新世以來的地層中已有七種不同的水牛化石，從年代來看，有最早的短角水牛(Bubalus brevicornie,Young)，散見於河南、山西、山東和四川等地的更新世中期。繼之，在北京猿人發現地周口店地層中發現的有德氏水牛(Bubalus teihardi,Young)，其生活時代與北京猿人接近，其與現代水牛的特徵較為相似；在大致相同的地質時代，山西境內發現了丁氏水牛(Bubalus tingi Bohlin)、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層中還發現了楊氏水牛(Bubalus youngi ,Chow et Hsu)；在周口店猿人發現所在地的另一地點，出土了旺氏水牛(Bubalus wansijocki Bouli)；到了歷史時期的安陽殷墟遺址，發現了一種聖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的遺骨。中國東北和內蒙等地也有水牛化石的發現。

中國東南一帶的安徽、浙江、江蘇等省的考古和地質工作者，發現了大量的水牛骨骼。其中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了水牛頭骨16件，另有破碎的頜骨和牙齒數十件，掌骨10餘件，經過鑑定以後，被認為是已經馴化的水牛了。這些水牛的頭骨的角心粗短，兩角從基部向後側方伸展，角心橫切面略呈等腰三角型，角心後緣稜角清楚，前緣呈弧形，枕部不突出而近於垂直。考古工作者認定在距今7 000年左右的河姆渡人生活時代，水牛可能已經被馴化。此外嘉興的馬家浜，桐鄉羅家角、鄞縣蜃蛟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牛亞化石的發現均很普遍。

中國的水牛起源問題，國內的畜牧學界較多地傾向於是起源於印度和東南亞地區。

3。羊的馴化

羊類家畜在動物分類學上屬哺乳綱、偶蹄目、反芻亞目、洞角科、羊亞科(Caprovinae)，其下有綿羊(Ovis)和山羊(Capra)兩個屬。世界上馴化最早的地區可能是西亞，在公元前9 000年的伊拉克扎維·舍米·薩尼達遺址中，發現了被認為是馴養的綿羊的遺骸，其判斷憑據是較年輕的羊的比例較高。在伊朗和伊拉克交界的扎格羅斯山脈，發現了距今9 000年前的山羊遺骸，其判斷憑據依然是較年輕的羊的比例較高。也有人認為在距今10 000年左右的伊朗高原的阿薩巴(Asiab)，出現了最早的馴化的羊。西亞和中亞地區的草原上非常適合於羊的生長和繁殖，同時又出土了年代十分早的人類馴養的羊骨骼(從其年齡組合作出的判斷)，那么，大體上可以確認西亞地區是羊的最早馴化地區。

中國馴化羊的起源，羊的化石在中國北方地區時有發現，北京周口店第九地點發現了羱羊的化石，其地質年代在更新世的下層，和三門馬是同一時期生存的動物。這種化石羱羊在形態上和華北和西藏等地的現有的巨角野綿羊很相似。其頭骨特徵是：①角心的橫斷面呈三角形，厚而粗長，3個標本的角根部周徑為305～348毫米，與現代的阿爾格里羊的角根周徑360相近，角心的形狀很相似；②枕骨壁部非常峻直，淚骨窩看來不是很發達，不過山東野綿羊(Ovis shantugensis,Mats)化石出現在角後方的枕骨小突，在化石羱羊那裡看不到；③牙齒和綿羊的很相似，與現代羱羊的上頜的臼齒相比更為發達，但和在泥河灣三門系地層中收集到的山東野綿羊化石比較，則又有很明顯的區別，因為後者的角心更為細長，橫斷面更呈三角形，角的方向更為挺直，枕骨在角心的後方更為突出。因此有人單純從上述的化石的角度進行比較，認為山東等地的化石綿羊所代表的個體可能是羱羊的一個變種，其來源不一定是來自於西北。

4。馬的馴化

國外學者們認為，馬的馴化可能在中亞和西亞的乾旱的草原上，後來擴散到世界各地。世界上最早的可以被認為是馴化馬出土在烏克蘭的青銅時代的遺址中，時間距今約3 500年。馬的馴化在中國時間上可能很早，但是考古發現的關於馬的遺存則相當的晚。甘肅永靖馬家灣曾出土過馬骨架，但是只鑑定到屬這一層次，不能更進一步地確認。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文化的甘肅臨夏馬家灣遺址發現了零星的馬骨；屬於菜園村文化的林子梁遺址發現零星馬骨；山東歷城城子崖和河南湯陰白營遺址曾出土過馬骨，齊家文化的一些遺址中也曾出土過馬骨，如甘肅的大河莊、吉林扶餘長崗子等曾出土過馬骨。到了青銅時代，在甘肅永靖張家嘴遺址的辛店文化層里發現了3枚馬牙。南方的雲南通海黃家營、馬龍仙人洞、麻栗坡小河洞等都出土過馬的骨骼，經過鑑定，與現代馬的骨骼牙齒特徵沒有太大的區別。而大量發現馬骨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靜縣察吾溝1號、3號遺址，發現了動物骨骼1 747塊，主要是動物的頭骨，分別來自於68座墓葬，其年代約為距今2 600年，動物的種類主要是屬於奇蹄目的馬，不過這些馬的骨骼難以判斷是屬於家馬還是野馬。能夠確定為家馬的是河南安陽殷墟的出土的馬的骨骼，一同出土的有馬車，馬已被人們馴化的證據十分確鑿。甲骨文中也有把馬畜養在欄圈中的象形文字。馬從馴化到駕挽役使，當非一日之功。而據古文獻所載傳說，馬的役使可以追溯到黃帝堯舜時代。如《易經·繫辭》：“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史記·五帝本紀》說帝堯“彤車乘白馬。”《通典·王禮篇》：“黃帝作車，至少皋始加牛，及陶唐氏制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始也。”

5。驢的馴化

驢(Equus asinus)在動物分類學上屬於奇蹄目，馬科，馬屬，驢種。家驢是由野生的驢馴化而來的。據研究，家驢和野驢屬於同源動物，兩者的染色體均是2n=62。都是由更新世與人類同在地球上出現的真馬發展起來的。野驢主要的生活年代是在更新世，中國北部地區較為廣泛地分布有世界上兩大驢種中的一種，即亞洲野驢(又名騫驢)，中國的北部的甘肅慶陽、河北陽原、河南新蔡、遼寧建平、山西許家窯、北京山頂洞及內蒙古和寧夏的河套地區等，都發現了距今10萬年至2萬年左右的晚更新世騫驢。國外學者相信，所有的家驢的馴養發生在非洲的北部。對馴養群[u1] 貢獻最大的是一種努比亞驢，這是一種來自埃及的石板色、長耳、有特殊肩紋和無條紋腿的驢。另外的種質來源是索馬里驢，也就是條紋野驢提供了家驢的腿紋。]國內的學者也有認為家驢來自於西方，以後再經過中國的西部地區傳入。也有人認為，中國的騫驢分布如此之廣，數量又多，歷史又相當悠久，家驢可能起源於中國，即便不是起源於中國，但是也會受中國驢的影響。已有學者認為，驢的馴化可能早至距今約4 000多年的齊家文化時期，甘肅永靖秦魏家遺址出土的驢的骨骼已經被鑑定為家養動物。此外，據《史記·匈奴列傳》所載，“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以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騾、趹騠。”唐虞時代，是相當早的，距今應在4 000年以上，這雖然是傳說，但是可以從側面反映中國的家驢，可能和馬一樣，也是在本地馴化而來的。

中國馴化文化 西北地域

中國馴化文化

聽說中的神農發生於陝西岐山西面的姜水。而神農在先秦以來的古代聽說中正是農業和醫藥的創立者。

聽說中的神農以水為姓，即姜姓。一般認為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說文解字》中釋羌字的意義為羊倌。虎骨文中的羌字更可能性是門面成羊的獵羊人。渭河流域的古羌族人可能性很早就開端了對粟（稷）的馴化職業。從距今約8000年內外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的粟遺存，這裡地處富有樹林的秦嶺北坡，又處黃土高原南面，並且處在渭水的上游，既有樹林作為救護所，並從中採集、狩獵各種生物質源，又在乾旱的黃土高原這裡取得莠（粟的野生種）等合適當地乾旱和黃土等氣象和地理環境的一年生禾本科作物的籽實，滿足食物的需要，使眾人對莠的周期性敏捷繁殖留下了深厚的印象，逐漸地眾人開端了粟的栽培和果樹的治理和培養。

這裡馴化的作物還有蔬、果。從大地灣文化的後繼者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遺址中曾出土了大批的栗子，而現今秦安所在的天水地域仍然散布著大花臉積的當然野生栗子林這一事情剖析，栗子這種堅果可能性也是由這一地域首先栽培的。此外，桃子也可能首先是由這一地域栽培的。桃無疑是中國栽培史最古老的果樹之一。河北藁城曾出土商代的栽培桃核，《史記》中也體現中國黃河流域的國民非常熟悉這種水果，加之天水的小隴山（秦嶺北坡)仍有大批野生桃（甘肅桃）的散布，這種野生桃和栽培桃在形態上十分類似，應當就是栽培桃的野生祖先。

華北地域

在第四紀時代，進入全新世初期，以松屬為主的針葉林把持統治位置。從距今7000-8000年至5000年前，氣象逐漸變得比現在還要熱和一些，闊葉漸占上風，草本動物也取得高峰，在裴李崗文化遺址中還出土了不少酸棗，在新石器遺址中曾出土了棗核，這表明這種果樹也開始為眾人所栽培。這種果樹和西北地域的來源的栗子在中國北方古代農業生產中有重要意義，它們是華北地域重要的"木本糧食"。華北地域來源的重要作物可能性還有桑，可能很早就被人採食，聽說黃帝的妃子闡明了養蠶，虎骨文中已有桑字，《史記》中不但有20餘處談到桑，並且有大範圍種桑的追述。估計在5000年前已被栽培。

長江中下游地域

長江中下游地域是中國農業來源最早的地域之一，也是全球上最早開端栽培水稻的中央。這裡地處亞熱帶，氣象溫順熱濕。據孢粉剖析，中國滇西地域距今11000-8000年前，以松或櫟等（闊）葉種為主，動物從樹林草原型向樹林動物方向發展，歸於落葉闊葉樹鞏固上升期，這個時代氣溫敏捷上升。距今8000-6500年前，這個時代氣象熱和潮濕。距今6500-3500年前的前半段為亞熱帶動物發育期，而後半段草本動物蒿屬取得高峰，常綠闊葉林成分逐漸減少。大體上以樹林動物為主。可能很早就有人類在各大湖的周圍打獵拾貝、採集動物收成和嫩芽。聽說中的蛇身人首的伏羲（包犧）可能就是爬行動物。是眾多長江下游和華東地域眾人的遠古鼻祖。《易傳·繫辭下》記敘他曾："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後來"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意味著農業就從這裡開端了。但內中的原因並不明白。

這一地域馴化的最重要的作物無疑是糧食作物水稻。考古學上的證據表明，水稻栽培在中國有很長久的栽培歷史。距今1萬多年前的江西萬年縣神仙洞和吊桶環遺址已經出土過水稻的植矽石。後來考古學家又在湖南澧縣八十土當遺址中出土了大批距今約八九千年的栽培稻穀。現今中國從東南的福建、台灣到西南的雲南，北到江西、南到海南都有普通野生稻的散布。中國廣泛散布的這種普通野生稻和普通栽培稻的親緣關係很近。此外，湖南道縣還可能性是柑橘的栽培來源地之一。歷史上早期記敘洞庭湖一帶的柑橘很有名，屈原還寫過《橘頌》，至今浙江的溫州，江西的南豐還是有名的柑橘產區。道縣還有野生橘的散布。中歐則有近緣種宜昌橙的散布。另一近緣屬金橘屬的野生種也重要散布在這一地域。長江中下游地域還可能性是最早大批套用竹類植物的地域。由於在浙江吳興錢三漾的新石器遺址中出土過油品的器具。後人《禹貢》中談到荊州的祭品容納竹貨物；《爾雅·釋地》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於是，苧麻可能性也是由這箇中央首先馴化而變化栽培動物的，良渚文化的錢山漾遺址曾發現有較多的碳化苧麻平紋布和細繩。這表明此種作物的栽培已經有特定的歷史。值得留心的是，在河姆渡遺址中還出土過一度漆碗，表明漆樹這種經濟動物很早就為眾人所套用了。

長江上游的西南地域

雲南地域可能性是最早栽培葫蘆和赤豆、豇豆的中央。這一地域的眾人有很多對於人類源於葫蘆的聽說，有很多葫蘆崇拜的風氣，盤瓠（盤古）發明人類的神話可能性和這一地域有關。固然中國現今出土葫蘆的文化遺址重要地在長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陰湘城遺址、河姆渡遺址、羅家角、崧澤、水地畈等新石器遺址中。但很可能性是由上游向下游傳導的原因。至於赤豆，上述陰湘城遺址據說出土過豆莢。這種植物的野生種至今在中國雲南地域仍有散布。葫蘆的套用和播種在早期是供食用的。後來它被當成日常家用的器皿，甚至早期的一些陶器的外形都是學習葫蘆做的。很可能性還被當做浮水的用具。葫蘆還被古人作為樂器，即笙，聽說笙是女媧發明的。

飼養文化 主要是指人們對已經馴化的動物進行有目的的飼養。飼養活動的對象非常多，如家禽類的雞，鴨，鵝等，家畜類的如馬，驢，騾，牛，豬等，還包括水產養殖的種類魚蝦等。通過飼養它們，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也為人們的生活豐富增添無窮色彩，如餵養各種寵物等。

飼養文化

例如，在中國養禽歷史文化悠久，可追溯到距今約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時期的原始社會。西安半坡村遺址，河南新鄭縣裴李崗和河北磁山等原始村落遺址都發現華夏先民養雞的痕跡。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就有雞的象形文字，從字的構成表示雞是用繩子繫著腿和爪來飼養的，怕它飛跑。這表明在三千多年前雞尚在馴化階段。到二千多年前漢朝盛世時期，北方養雞供肉用和產蛋用已相當普遍。此後，隨著農業生產的逐漸發展，經過二、三千年馴化和演變，因地制宜和適應環境，在各地出現了不同的地方特色雞和其它禽種。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著說：“雞種甚多，五方所產，大小形色往往亦異。”並列舉了各處雞種，有遼陽角雞，楚之偏雞，南越長鳴雞，烏骨雞等。到清朝初期，陝西省已有肉雞和蛋用雞兩個種類的雞種。

在華夏五千年燦爛文明史中，早在晉代《荊楚歲時計》注董勛《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雞被列為年歲之首，雞為六畜之第一位，雞還是十二生肖之一，地支的第十位，是鳳凰的化身。

遊牧文化 概觀

遊牧文化

遊牧文化是適應自然生態環境的必然產物，是人類在特定條件下對生產方式的最佳選擇。原始畜牧業之所以在亞歐大草原迅速發展，就是因為這裡的自然生態環境為人類提供了相應的物質條件。由黑海經高加索山脈到裏海，再進入天山山脈、陰山山脈一線，基本處於北緯40度以北，由此向北跨越20個緯度，分別到勒拿河、葉尼塞河、伏爾加河中游一帶的廣闊地域的主要地貌單元。包括山脈、高原草原、沙漠，其間又有一些大小河流，以及星羅棋布的鹹、淡水湖泊等。處於這一文化帶上的蒙古高原現今冬季的平均氣溫在-10～20°C之間；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乾燥指數在1.5～2之間。主要植被是各類耐寒耐旱的草本植物和灌木。自更新世以來，以有蹄類為主的哺乳動物在這一地區廣泛分布。這些基本生態條件在整個歐亞草原地帶有普遍的相似性，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對畜牧業以外的經濟類型而言，無疑是制約因素大於有利因素，而選擇畜牧業，不僅是這種生態環境條件下的最佳選擇，而且應該說是偉大的發明。

遊牧民族對人類文化的發展、進步發揮過巨大作用，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曾經是推動歷史車輪的一支重要力量。遊牧文化是古代人類文化選擇的一個成功範例，也是遊牧民族對人類文化的一大貢獻。首先，遊牧民族世代生息的亞歐草原地帶，是冬季嚴寒，夏季酷熱，乾旱少雨風沙大，自然條件相當嚴酷的沙漠、戈壁、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帶、甚至還有凍土地帶。在遊牧業發生的那個時代，任何其他生產方式都不可能將這一片廣袤大地變為人類休養生息的家園，只有遊牧業和遊牧文化使它成為無處不可利用的天堂草原。其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遊牧民族社會普遍具有軍政合一、軍民合一的特徵，有著其他任何民族所遠不及的機動、靈活、快捷性，同時又有著遠距離遷徙、遊動的天然需要。從而，在航海時代到來之前，遊牧民族擔當了比別人更多的人類文化傳播者的使命。在人類四大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作為惟一不曾間斷、不曾消亡的文明，與遊牧民族不斷南下，周期性地為其輸入新鮮血液分不開。第三，如果說人類從閉關自守的氏族部落小城邦、農業公社向民族社會的過渡，從交際範圍狹窄的氏族部落語言向民族語言的過渡、乃至大語系的形成，是文化史上的一次歷史性進步，那么，遊牧民族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自然環境條件沒有質的良性變化、人類又無能力改變和控制自然環境的很長歷史階段內，遊牧生產方式是解決牧場和牲畜之間的供需矛盾的最好辦法，具有高度的生態保護功能。只有採取遊牧或四季輪牧的方式，才能使草場得到充分的休養、恢復，進而保證牧業經濟的可持續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遊牧文化是草原民族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所做出的自由的、能動的選擇。持續數千年的遊牧經濟、遊牧文化是北亞這一廣大地區，之所以能夠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根本原因。

遊牧文化有著自身難以逾越的局限性，融入到一種新的複合型文化形態之中，是其必然的歷史宿命。遊牧社會之所以“重複一進一退”、“在交替中顛簸前進”的規律，缺乏急劇變遷的內在動因，首先是因為遊牧經濟是一種粗放型的家畜飼養經濟。它有著靠天養畜，起伏波動大、不穩定的特點，但在地廣人稀的蒙古高原，無鬚生產力的大幅提升，仍然能夠滿足社會最基本的物質需求。反之，恆定的草場面積又限制了牲畜數量的大幅增長，因此，遊牧生產方式不僅不能激發生產力的大幅度提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進一步發展。遊牧民族的牧畜技術從匈奴時代直到近代無顯著發展，正是上述原因造成的。其次，遊牧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促成商品經濟的發生，剩餘的畜產品必須拿出去交換。而遊牧經濟的單一性和非自足性，決定了遊牧社會的商品貿易活動本質上必須是外向型的，遊牧社會只能從森林部落、特別是農業民族那裡換得本身不能生產的產品。當正常的商貿活動受阻的時候，就要引發大規模的遷徙或戰爭，其結果就是社會的重新洗牌，新一輪勢力劃分的實現。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很難出現遊牧社會的質的變革。第三，由於逐水草而居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制約，遊牧民族對物質產品的需求並不旺盛，他們不很重視牲畜以外物質財富的積蓄，也不去著力發展物質產品的再生產。遊牧民族很早就掌握了冶煉技術，但並沒有去著力發展它，後來的生產、軍事所需鋼鐵基本依賴從農業民族那裡獲得。這就是為什麼遊牧民族口承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相當豐厚，而物質文化積澱卻相對較薄弱，甚至個別時候出現倒退，後一時期的物質文化發展水平低於前一時期的原因。勒內·格魯塞在《草原帝國》中講到，蒙古興起之時的社會文化還不如突厥時期的發達，]弗蘭基米爾佐夫在《蒙古的社會制度》中說，蒙古帝國時期還用軲轆車拉載貨物，北元時期卻倒退為用牲口馱。出現這種情勢的原因，就在於遊牧社會物質文化的積累常常出現斷層，特別是在古代，部族、民族間的更替比較頻繁，每一次更替在必然帶來一些新的文化因子的同時，也使文化積累受到程度不同的損害。

貢獻與特色

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兩相比較，並無文野之分，亦無高下之別。

產規模大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與基本上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經濟相對而言，遊牧人以血緣為紐帶，以地域分聚落，過群居生活。其生產集體進行，人數多，規模大，是其特徵。

一個部落放牧的牲畜，羊常以萬計，馬常以千計，牛和駱駝常以百計。部落和部落聯盟出兵征戰，鐵騎常以萬計、數十萬計，精騎常以千計、數千計。匈奴、突厥、蒙古與中原王朝交聘或互市，駱駝常以百計，牛常以千計，馬、羊常以萬計甚至數十萬計。

遊牧經濟與小農經濟相比，在一定時期或某一定階段有一定的優越性，因為經營規模大，容易集中、統一，再加上遊牧民的尚武精神，因而常常出現遊牧世界征服農耕世界的局面。這在近代以前，亞歐大陸屢見不鮮。但是，遊牧經濟雖然規模大，基礎卻非常脆弱，往往容易受到天災人禍的制約，因而終將走向衰落。

商品交換範圍大

遊牧經濟，以遊牧業為主，他業為次。後來人口日益繁衍，生活日漸提高，交換物品成為必要，於是商品意識由需要而萌生，交換日益增多，範圍逐漸擴大。

遊牧人的交換，最初只在部落之內及鄰近部落之間進行，形式是以物易物，以皮毛換馬具、飾物或其他生活用品。遊牧生活逐水草，常遷徙，時序不同，居地也異。各地產品不同，因而交換的商品、交換的對象、交換的方式，均不相同。遊牧民為了適應環境變化，除以皮毛為主，換取自己需用的物品以外，也常以一地區的商品，販賣到其他部落或地區，從中取利。大交換的特點，表現為路線長，維持久，商品多，花色繁。農耕世界為什麼不能開創這種大交換的局面，關鍵是小農經濟的限制。小農經濟的優點是有相對的穩定性，這是遊牧生產不易辦到的。但小農經濟只求能夠自給自足，能作為商品的產物，為數有限，視遠行為畏途，沒有開拓市場，進行大規模交換的迫切需求。

民族遷徙地域大

遊牧人根據水草盈仄、春夏秋冬，以及風雪旱澇、部落盛衰、戰爭勝敗、人畜災禍，而不斷遷徙。大變大遷，小變小遷。遊牧依賴草原，草原廣漠無垠，小遷徙數十里或數百里，大遷徙則數千里甚至數萬里。

塞種人的東西南北四支在錫爾河南北，遷徙頻繁。薩爾馬提亞人、瑪撒該達人是其北支，分布於錫爾河南北。帕提亞人、巴克特里亞人是其南支，越河中遷往阿姆河南北，在公元前3世紀形成了安息與大夏兩個王國。大夏王祚較短，很快分裂，他們又越興都庫什山南下，西向東伊朗，東向北印度，建立了諸小邦、小國。安息國祚較長，後來他們向西遷徙，由中亞而西亞，直抵地中海東岸，與東羅馬爭奪亞美尼亞及兩河流域達數百年，阻扼了羅馬帝國的東進之路。塞西安人是其西支，初居錫爾河北，越鹹海而西遷伏爾加河，再西遷黑海北岸，與希臘人接觸。大月氏人是其東支，原分布在甘肅中部及西部，在匈奴人之西，又稱西胡。公元前3世紀，他們被匈奴擊潰，老弱留在南山，主力則西遷伊犁河、錫爾河，抵達阿姆河兩岸，建立了貴霜王朝。匈奴人起自陰山，北向蒙古高原，擴充地盤，形成帝國。又東服東胡各部，西逐西胡月氏，降服西域，天山南北，皆為其所占領。於是設僮僕都尉，憑陵諸胡。後來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臣服於漢朝，北匈奴舉族西遷。初居伊犁河，次至伏爾加河，後又遷至多瑙河，從東亞直達東歐，揚鞭數萬里，被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哥特人起源於北歐，南遷多瑙河，又東移裏海北岸，盤踞南俄草原。其後匈奴人西遷，擊潰了哥特人。哥特人在伏爾加河西岸紮營立寨，並逐步西遷至多瑙河北岸。匈奴人步步侵逼，東西哥特人只得臣屬於羅馬帝國。其後不久在義大利建立了東哥特王國，在西班牙建立了西哥特王國，但國祚不長，亡國後，他們漸與其他民族融合。總觀他們的大遷徙，是從伏爾加河直至大西洋東岸，也是橫跨了整個歐洲。突厥人與蒙古人的遷徙最為宏闊。突厥人建立王朝於亞歐非三洲，而其起源在阿爾泰山區。突厥部落眾多，人口繁衍，遷徙遙遠，在北亞建立東突厥汗國；在中亞建立西突厥汗國；在阿富汗南北和東伊朗建立伽色尼王朝；在小亞細亞和東歐建立奧斯曼帝國。伽色尼王朝從南阿富汗擴展到北印度，並曾深入中印度。馬木路克王朝盤踞埃及北部。蒙古人起源於鄂嫩河。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後，創建帝國，其鐵騎踏遍亞歐大陸。蒙古人所建立的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元帝國、國祚不等，皆有百年、數百年之久。蒙古人自東而西，從鄂嫩河至多瑙河，足跡數萬里。

遊牧人的遷徙，有利於開闢交通，有利於擴大視野，有利於文化交流，有利於經濟交換，有利於政治改革等等。但遷徙往往伴隨著戰爭，一旦戰起，毀滅城郭，破壞建設，使商業中斷，人畜遭殃。當然，從客觀效果看，亞歐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的大溝通，遊牧部落的大遷徙亦是有功的。

尚武精神強

遊牧人幼習騎射，青壯從戎，至於老死，所以，他們的一生，可說是戰鬥的一生。遊牧人為了開拓牧場，輾轉遷徙，或掠奪財富，就不免侵入他人領地，引起戰爭。只要一聲號角，就大兵出動，直入鄰境。因此，遊牧民既習武而養成尚武精神，在兵法上亦多所講求。

遊牧人的兵法，講究速戰速決，進退迅猛，往往出奇以制勝。這是他們兵法的特色。遊牧部落，人人皆兵。戰爭起時，舉族出征，且大多作戰勇敢，能人自為戰，兵鋒所指，一往無前。按其習慣法，凡退縮者亦殺無赦。他們出征，無大後方，糧餉就地取用，因而輜重不多，行動自由。其主力為騎兵，偵察先行，發現敵情，調度神速，能攻守自如。戰鬥組織嚴密，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各有專責。各族形制不完全相同，其名稱更因族、因時而異，但分層領導，嚴密組織則相同。

遊牧人大兵團出戰的形式，又促成了大戰略、大戰術的發展。遊牧人最善於突然襲擊，他們往往不宣而戰，出敵不意，驟然臨陣，攻其不備，使敵人無所措手足。突襲之後，掠劫儘其所有，破壞盡其所能。塞種人從中亞進入東歐，哥特人從黑海進入地中海，匈奴人進入中國、中亞及東歐，突厥人從亞歐分途進入東歐及北非，蒙古人進入亞歐大陸，都採用突然襲擊的辦法打擊對方。

遊牧人善於快攻。遊牧人的騎兵行動快，進攻時迅速異常，作戰不利時，逃避也快速。各族牧民，均擅長此道。

遊牧人戰略的常用手段是大迂迴。遊牧人的主力，主攻中路，左右翼迂迴兩側。探得虛實，乘虛而入，一路得手，眾路齊進，然後集中全力，擊潰對方。遊牧人經常採用包抄戰術，範圍小者數十里，大者數百里，甚至數千里。騎兵行動快速，繞道周邊，包圍心臟，一旦得手，如神兵從天而降，使敵方無力組織還擊。如在蒙古戰史中，蒙哥攻潼關，繞行四川釣魚城；忽必烈滅南宋，繞行雲南、湖南，其戰略迂迴規模之大，歷史上所少見。遊牧民族擅長於此，也是與其生活習性有關。遊牧生活追逐水草，經常迂迴往返，迴旋行進。遊牧千里，充滿艱險，相當於行軍千里，遊牧與“游擊”也往往融為一體。所以他們在作戰中，迂迴繞行，也來往自如。

遊牧人常用伏擊戰。他們熟悉各種地形、地勢，如關隘、谷地、叢林、草澤、險地及丘陵。因而常利用有利地形設伏兵，誘敵人，聚而殲之。伏兵隊伍，騎步並用；伏擊技巧，精益求精。

汗國興亡迅速

中世紀以前，遊牧人建立了許多大汗國，也就是大帝國。其興也勃，其亡也速，一個接一個，如走馬燈一樣。頗像英國偉大作家莎士比亞所說：“天地一舞台，萬物皆俳優，上台復下台，刻刻不停留。”遊牧人的大汗國，在歷史上曾經耀人眼目。

遊牧部落生產力不高，經濟基礎很薄弱，而竟建立起大汗國，令人刮目相看。遊牧人過馬背生涯，依據強力，占有牧場。牧場範圍，為勢力所及，部落牧區，即號令所至。經濟上的生產範圍，亦即是政治上的管理地盤。他們受優勝劣敗規律的支配，不是征服別人就是被別人所征服。為了保衛自己，不被別人所征服，遊牧所至，往往部落與部落結成聯盟，進而建立大汗國。部落聯盟，分級設治，逐級有統帥，既負責生產，又分級統治。小頭目、中統領、大可汗，各擁權威，形成寶塔式統治。單于之下，有左右賢王。大汗國依賴分層統治而生存。

遊牧人所建立的大汗國，創業既維艱，守成亦不易。

大汗國地盤廣大，治理困難，各部落之間利害衝突尖銳複雜，各牧場貧富參差不齊，大可汗採用盟會協商，或強力征服，交替使用，以維持局面。汗國各地分兵駐屯，沿途設驛，驛站綿延達千萬里，發金銀銅牌以為憑信，一旦有警，大可汗可以調兵救應。大汗國內，人口眾多、種族互異，設定大小頭目時，本族權貴為主為上，異族首領為次為下，結盟立誓，分權分治。大汗總攬大權，首領各擁分地。然治亂不常，合易分亦易，故興亡頻仍。

大汗國內經濟成分也甚複雜，多業具見。總的情況是遊牧部落多，農耕城邦少，其他行業，分散各地，簡陋偏狹，一般不甚興旺。戎馬來往，商路常受阻滯；各行各業，則興衰不常。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極不平衡。

大汗國內，種族眾多，多元文化，雜然並呈。各家宗教，競相傳播。風俗習尚，部落各殊。飲食服飾，五顏六色。語言文字，歌舞音樂，因譯而通，因種族而異。

遊牧人的大汗國，猶如一座大兵營，主要依靠軍事來維繫，其政治、經濟、文化，並不是維系統一的基礎。一旦強力失去，即行瓦解。

大汗國的消亡，多由於王位爭奪，部落內訌，或天災人禍，或外族入侵，或人民反抗。變異驟起，百“病”叢生，終至毀滅。

遊牧人所建汗國，不少疆域遼闊，匈奴、突厥、蒙古等大汗國，疆域之大，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是農耕人所不能做到的。農耕地區，地域分割，各封建主占地為王，但在農耕地區所建帝國，與汗國比較，卻多國祚綿延。究其淵源，武力突擊，農耕不及遊牧，而綜合國力，則遊牧又遠遜於農耕。對內，強力控制既難以持久，對外，農牧對峙，終難以抗衡；加之遊牧各族之間爭戰不斷，因此，大汗國形成迅捷，敗亡亦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