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兵變

辛亥革命之後，由於糧餉和遣散費用等問題，士兵群起鬧事，搗毀團部，打破軍械庫大門搶奪武器開始發動兵變。此次兵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結果，官方認定的受害商民有28家，燒毀房屋80餘間，損失數目折合白銀48400餘兩。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兵變受害者皆為中國商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煙臺兵變
• 時期：辛亥革命之後
• 原因：由於糧餉和遣散費用等問題
• 事件：士兵群起鬧事，搗毀團部
• 地點：煙臺

事件介紹

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因歷史原因，煙臺駐軍番號眾多，素質，裝備參差不齊。總計有同盟會系統的商震軍，北洋系統的斳雲鵬軍，連承機的關外軍，本地的魯軍和海軍。北洋政府多次裁撤煙臺駐軍，但由於種種原因，造成士兵裁而不去，滯留煙臺市區，妨害治安，加之裁撤問題所帶來的糧餉不足，則令到煙臺各派系的軍隊均軍心不穩。

1913年1月3日，關外軍第一營，第三營因糧餉問題鬧事，但到中午被繳械。隨後，第二營遵照命令裁撤，交還武器，等候領受遣散費。但是，早在年前裁撤的本地魯軍士兵素與關外軍士兵不和。在關外軍士兵解除武裝後，便聚眾滋事，圍攻，毆打無武裝的關外軍第二營士兵。第二營士兵憤怒，前往團部要求立即發放遣散費用。

1月5日下午4時，士兵因久不得回應，遂群起鬧事，搗毀團部，打破軍械庫大門搶奪武器。第一，第三營士兵遂起相應，在煙臺市區鬧事，搶劫，縱火。商震立即出兵鎮壓，同時帶領各營營長分頭勸說，暫時穩住了變兵。1月6日，商震緊急籌款，分發遣散費，安撫變兵人心。下午，商震軍武裝押送變兵坐上兩艘輪船，渡海前往大連，在大連就地遣散，兵變平息。

此次兵變導致煙臺市區商鋪遭搶劫，毀壞28間，縱火燒毀房屋80餘間，經濟損失約5萬銀元。士兵傷亡20多人。

史料記載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記載：“駐煙臺之關外軍因不肯遣散，譁變，縱火搶掠。”

這場猝然而起的兵變，對煙臺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傷害，一時震動中外。亂局雖未殃及外國僑民，仍招來日本、英國軍艦進入煙臺海域巡弋，欲行干涉。煙臺近代歷史上的這件大事，除了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有山東及煙臺當局與北京政府就兵變處理的往來文電，相關史事在正史敘事中難見其詳，親歷者或知情者的回憶中也鮮有述及。至於不同版本的煙臺地方史志，往往是簡單數語一筆帶過。近年出版的《煙臺歷史大編年》對此竟無著筆。這場兵變迄今已歷百年雲煙，追溯既往的歷史細節，其意義不止在於探求歷史真相，這段被刻意淡化的史實背後，是否還藏著歷史的隱秘與玄機。

事件經過

煙臺兵變距山東革命黨人為回響武昌首義，所發動的煙臺起義僅一年有餘，弄清兵變原委，需從煙臺起義說起。1911年11月12日晚，由革命黨人發動的煙臺武裝起義，成功光復了這個重要的港口城市，隨即成立了臨時軍政府，煙臺一時成為北方革命重心，為全國所矚目。次日，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山東獨立，但是山東獨立只維繫11天，在頑固派重新掌控軍政權力後取消獨立，又歸附滿清政府。膠東兵備道、炮兵標統張樹標率兵東進，試圖撲滅膠東地區的革命。其時，清廷已重新起用袁世凱並組成內閣，南北開始議和，國內形勢變得異常混沌。在山東首義之地的煙臺，假意贊成革命而被推舉為煙臺軍政府總司令的王傳炯，先是首鼠兩端，繼而壓製革命黨人。煙臺革命形勢岌岌可危之時，山東同盟會主盟人徐鏡心等人謀劃奪權，事敗後被迫撤至大連活動，以圖再舉。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認為山東“地處南北要樞，且有鐵路、海運之便”，又是“吾黨同志長期經營之地”，舉足輕重。為救煙臺危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任命胡瑛為山東軍政府都督，並從上海、南京等地陸續調派數支武裝力量開赴煙臺，或路經煙臺北上遼東。

最早增援煙臺的北伐軍，是被孫中山委任為關外都督的藍天蔚所率一部，自上海乘海容、海琛、南琛軍艦來到煙臺。關外民軍總司令商震聞訊，亦從大連趕來會合。1912年1月15日，徐鏡心、連承基、劉藝舟等人率由遼東招募的綠林豪傑300餘眾，先行克復登州。隨後，劉基炎所率滬軍先鋒隊、杜持所率閩軍一旅、鄭天楚所率廣東十字軍，皆屯兵煙臺。王傳炯在聞知北伐軍來煙訊息後，便抽身躲到北京去了。這期間，商震又奉命率部北渡，在尖山口登入，向遼陽方向攻擊，至清政府宣告退位，南北戰事停歇，商震又率部返回煙臺，後改編為一個混成旅，是為駐煙關外軍。南北政府統一後，設於煙臺的山東軍政府自然撤消，北京政府任命周自齊為山東都督，陸軍部則委派曲同豐以“辦理登煙島整頓軍隊並發餉及善後事宜”的名義，前往煙臺收束軍事，整編裁撤部隊。因辛亥革命原因，煙臺駐軍一度番號眾多，從政治派別劃分：有的原屬北洋系統，有的原屬同盟會系統；從地域來源劃分：有山東民軍，有關外軍，有南方軍。即便是南北對峙，全力傾覆清廷之時，屬同盟會系統的各武裝力量，也時而爭權奪利，時而內訌摩擦，爭鬥不息。一些革命黨人“只認定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是漢族對於滿族謀光復。清帝制已倒，許多革命黨員以為目的已經達到。以前結合的原因消失，於是分化的作用便起來了。”故民國成立後，各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一個分化雜糅與重新整合的時期。

就煙臺駐軍而言，兵員成分複雜，素質良莠不齊，擾民事件時有發生，1912年間，登州、萊州、黃縣發生亂兵搶劫事件多起，有的是原滿清遺留的舊軍隊所為，有的是革命黨的民軍所為。民國肇造，百廢待興，民力疲憊，社會處於無序狀態，軍隊殃民為害地方，糧餉不濟固然是主因，但軍紀廢弛也是一大痼疾。煙臺一隅小城，大軍靡集，造成的社會負擔，讓民眾苦不堪言。儘管北京政府下令力行裁撤，到發生煙臺兵變前，南方各軍或已班師回防，或已就地整編，由商震轄制的關外軍和連承基轄制的魯軍，如何安頓，是否裁撤，一直是令山東地方政府頭痛的難題。就在煙臺兵變的一個多月前，上任剛滿半年的山東都督周自齊，曾於1912年11月21日致電袁世凱及陸軍部請示駐煙各軍的裁撤事宜，文電說：“駐煙各軍遣散事宜，頗有頭緒，惟關外軍種種要求，甚形棘手。商民惴惴，時慮猝發禍機。各團體以蒙方多事，聯電陳懇調備北征。自齊等再四研究，該軍多系北產，素稱精悍，若令備邊，必稱得力，固國防而靖內地，較之遣散，尚屬完善。擬懇俯如所請，準即調往，實為兩得。”文電由周自齊和靳雲鵬聯署發出。靳雲鵬於本年7月到山東接任陸軍第五鎮統制（後鎮改為師、統制改為師長），並會辦山東軍務。陸軍第五鎮與袁世凱淵源甚深，堪稱嫡系部隊。袁派山東籍將領的靳雲鵬來魯，自有深意，一年後便將周自齊調任中國銀行總裁，由靳接任都督，執掌了山東軍政大權。這封電報透露出的訊息耐人尋味：似可知駐煙臺的關外軍，已然成為山東當政者的一塊“燙手山芋”，遣散該部進展的很不順利，該部“素稱精悍”，方敢在遣散之時提出“種種要求”，與當局討價還價。周自齊認為與其強行裁撤釀出禍端，不如藉口戍邊蒙古令其調防，以收調虎離山之效，如此，對上有交代，對下不得罪。讓人發噱的是電文“固國防而靖內地”一語，既為精銳勁旅，鞏固邊防自不待言，那“靖內地”又從何說起，是暗指該部時常干政擾民？還是說該部曾為民軍而不可恃？對周的這一“妙策”，袁世凱萬萬不會答應，裁軍減員是南北雙方達成的共識，至於如何裁、裁誰，卻是身為大總統的袁說了算。對“辦共和”從無興趣的袁世凱，絕不可能放過這個天賜良機，藉此遣散崛起於辛亥鼎革之際，有南方革命黨人背景的武裝，是他的既定方略。這支桀驁不馴且彪勇能戰的關外軍，早已是袁去之而後快的目標，不然，說不定哪一天就會變成肘腋之患。

北京政府陸軍部為儘快遣散駐煙關外軍，於1912年年尾，委派陸軍部顧問陳乾蒞臨煙臺督促裁軍。陳乾乃是老同盟會員，曾東渡日本追隨孫中山從事反清革命，武昌首義之後，奉黃興之命，組織了一支北伐敢死隊，後改編為淮泗討虜軍並任司令，再與山東民軍合編為陸軍第三十九混成旅，任少將旅長。南北議和後，陳乾認為共和告成，自請解散所屬軍隊，到陸軍部任顧問。陳乾抵煙後，曾向陸軍部次長徐樹錚及會辦山東軍務靳雲鵬條陳裁軍事宜，陳乾認為：“煙臺自去冬至今，各軍屯聚，物力疲敝，當此解兵之際，宜急為善後。竊為商軍遣散，連軍縱不退伍，亦當調離煙境。蓋商軍、連軍解散裁汰之兵，多未離煙，市廛不無擾害。故乾曾云：諸軍裁兵，如不嚴行驅逐，則去一兵暗添一匪，商民困於水火，伊於胡底。且善後辦法，對於商民宜寬不宜嚴，對於遣散兵士宜嚴不宜寬，擾亂秩序，格殺勿赦。兵隊駐紮，宜於勤為更替，不宜久為流連。連軍在煙日久，與商軍兵士多屬相識，寬於善後，恐非所宜。以乾愚見，莫若將登鎮或登萊青膠道移住煙臺，責其驅逐散兵，搜殺土匪，於是山東軍政收統一之效，煙臺市面得以廓清之續。”陳乾來煙發現，散兵滯留不去，已成為煙臺嚴重的社會問題。可惜的是，他對散兵安置的建議和舉措，尚未施行就發生了煙臺兵變。

兵變前二日，商震向陸軍總長段祺瑞報告了關外軍遣散進展，稱：“關外軍一、三兩營均於今午和平繳械，市面安謐，特此奉達。”似乎裁撤事項一切有條不紊，未現異常。周自齊和靳雲鵬根據煙臺各方紛至沓來的報告，得到的情況是，煙臺“日來搶案迭出，險象漸增，人心惶恐。未遣之關外軍第一標第一營，幾肇暴動”，他們做出了與商震不同的判斷，認為煙臺局勢嚴重，大有山雨欲來之兆，於是，向段祺瑞要求飭令曲同豐速向遣散兵士撥發軍餉，儘快使他們離開煙臺，並表達了對曲同豐裁軍久拖不決的不滿，特別對拖延發放遣散餉銀髮出預警，周自齊要求陸軍部“速將款項撥發，以免貽誤事機。”曲同豐本為煙臺籍人，以陸軍部特派員身份，來煙臺整頓軍事、辦理善後，他既要協調各方，化解利益衝突，又要完成遣散任務，絕非一人所能為之，苦衷甚多。山東都督府不滿於他，駐煙各軍也不聽命於他，很能說明民國初年的地方軍政，存在政出多門、相互制肘的弊害。

正式遣散關外軍，自1月2日開始，至4日結束，其順序為第1營、第3營、第2營。1營和3營均領到遣散費，2營收繳槍械後，卻因餉項一時無法籌措未能及時領到。早在年前遣散的一些魯籍兵士素與關外籍兵士交惡，在關外軍解除武裝後，開始尋訊滋事，攻擊毆罵，第2營兵士憤怒之餘，於5日下午4時集眾圍聚司令部，請求立即發放遣散費用。商震無餉可發，除了勸導之外，別無他法。眾人不聽，強行打開軍械庫房，取回已上交的槍械，憤憤而去，呼嘯過市，所到商鋪逕行搶掠，另外1營、3營已遣散的兵士遂起相應，一場對煙臺商民的打砸搶燒由此開始。

最先向北京政府報告兵變的是駐煙魯軍旅長連承基，事發當日即向袁世凱、陸軍部、參謀部發電，次日凌晨1時許，又發第二通電文。隨後又有曲同豐、陳乾、王潛剛和商震分別發電，向袁世凱及陸軍部奏報兵變經過。其中，商震電為6日午後發出，較為詳細。就商震電所呈報的情形看，與兵變事實多有不符，商震自辯：兵變發生後，親率該部各官長沿途召集，令亂兵回營，至5時各兵士皆回原營，安謐無事。又說，兵變當夜，有土匪乘機搶燒寶成銀樓、同合飯館二、三家等等，均為輕描淡寫，有推脫責任之嫌。事實上，兵變人員並未全部回營，一部分變兵在前來彈壓的魯軍、海軍威懾之下，撤退至煙臺朝陽街一帶，架設槍枝，分關把口，嚴陣以待，與魯軍、海軍隔街對峙。有些零散於其它街巷參與搶劫的亂兵或被擒獲，或被擊傷擊斃。

兵變次日，陸軍部綜合各方面情報，分別向濟南靳雲鵬，煙臺曲同豐、連承基、陳乾、商震、王潛剛發電，指示處置方針。段祺瑞要求靳雲鵬將兵變情況通報煙臺附近的各軍隊，全力支持連承基平息兵變。對於海軍，陸軍部無指揮權，段祺瑞也通過海軍部飭令煙臺所駐海軍，配合連承基行動。陸軍部下達給煙臺各要員的指示是嚴厲的：“奉大總統令：迭據電報關外軍退伍兵第二營搶掠焚劫情形，殊堪發指。著即會商各該軍官長，勒定時限，趕速繳械上船；如過時不遵，應即將該叛兵等照土匪例懲辦，即盡殄滅，亦不為過。商震所司何事，任令擾害良民，若無善後之方，試問當得何罪？至魯軍欠餉，並有曲參議查明速復，毋得延誤。”段祺瑞採用先撫後剿的高壓政策，與北京政府對待各地頻發的兵變，在政策上是一致的。民國時期的兵變一定程度上動搖北京政府的政治基礎，嚴重影響民心歸向，因此，對兵變採取軍事手段與政治手段並舉為其主要措施。

連承基等人對兵變人員採取了三個步驟。其一，圍而不打，施以威懾；其二，苦心勸降，許以條件；其三，逼其繳械，監控離煙。朝陽街為老煙臺繁華之地，商家櫛次鱗比，亂兵盤踞於此，強行攻擊，勢必造成附帶損失，因而連承基於朝陽街四周密布重兵，又與陳乾議定，由陳乾會同商震，對關外軍兵士進行攻心。魯軍、海軍分段嚴守，使困於朝陽街的亂兵難以突圍逃逸。至兵變次日上午，雙方達成協定，其要點為：包圍亂兵朝陽街及防衛海岸碼頭的魯軍、海軍適當後撤，讓出通道，參與兵變的關外退伍兵士於下午3時自行離開，登船之前再行繳出槍械即時離煙。此協定主要有陳乾、商震、王潛剛作出，連承基認為該協定雖過於軟弱，有失“軍威”，又顧忌久拖不決，會節外生枝，同意遵行照辦。1月6日，商震緊急籌款，分發遣散費，安撫變兵人心。到下午4時許，關外軍依次在海岸放下武器後登船。商震親自武裝押送變兵渡海前往大連，在大連就地遣散。至此，煙臺市區逐漸歸復平靜，但兵變帶來的政治餘波遠未止息。

連承基作為領軍將領，在這次平息兵變過程中尤為賣力，其表現也未負眾望。事變中，陸軍部為激勵與安撫魯軍，特撥發軍餉款項1萬元，1月6日，匯單未到即從煙臺太古洋行領到6千元。連承基為人強勢，1878年出生於遼寧普蘭店，19歲考入吉林巡警學堂，庚子之變後，留學於日本東京警官學校。東瀛歸來，先在奉天憲政學堂執教，後又謀得吉林省警察署署長一職。與前來吉林從事反清活動的宋教仁、徐鏡心結識，與二人成為莫逆，便棄官加入同盟會。連承基得知武昌首義訊息，隨即在大連秘密招募民軍，購買槍械彈藥，以期舉事。徐鏡心來大連借兵，他們就聯絡了一批綠林豪傑，搭乘日本客輪偷襲登州，得手後就地籌餉募兵，迅速拉起了一支民軍，是為駐煙魯軍之始。 煙臺起義後，連的隊伍作為膠東革命力量的骨幹，曾立下赫赫功勞，但連不善於與其他革命黨人合作，與劉基炎的滬軍、商震的關外軍時起齟齬，甚至與劉基炎差點鬧到兵戎相向的地步。南北統一後，連承基所帶民軍整編為旅。駐防煙臺期間，強悍作風不改，為日後的悲劇命運埋下了禍因。弭平煙臺兵變之後，魯軍的裁撤即被提上日程，周自齊、靳雲鵬於1月7日致電袁世凱及陸軍部，請示魯軍遣散問題，他們請示說：“煙臺魯軍力求留一混成團，歸入山東部隊。現在山東防軍苦多，近在極力裁汰，斷難再有增加，且關魯兩軍，事同一律，去關留魯，實不妥善。若今魯軍與各軍雜住，軍事殊嫌複雜，若令其仍住煙臺，地方終難統一。竊以為趁關軍全散之時，即將魯軍一併遣散，一氣呵成，較易著手，且我軍即可分駐煙埠，以一事權。”魯軍是裁是留，周自齊意見明確，與上年請示關外軍裁撤，態度大相逕庭。這次何不建議魯軍北調蒙古戍邊？何以厚彼薄此？其中，除了周自齊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之外，與商、連二人個性有極大關係，商震性情溫良持重，連承基性格剛毅強硬，在周看來前者易於共事，而後者則不易統馭。對魯軍的裁撤問題，曾為老同盟會員的陳乾也與山東都督府持相似意見。至於曲同豐自來煙臺辦理軍隊整頓事宜，更是與連承基交惡，甚至發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這些曾為民國建立有過大功的軍人，在地方上逐漸成了不聽政令的驕兵悍將。東海關監督兼煙臺民政外交事宜王潛剛曾向袁世凱和段祺瑞報告說：“九號（筆者註：1913年1月9日），曲因事為連所窘，避至海圻，來函言已入京，屬潛剛為料理未了之餉。”王雖未明說因何事發生衝突，但連承基給曲同豐的難堪一定不小，否則，曲同豐不會跑到海圻號軍艦上以避風頭，然後又撂了挑子跑回北京，把應屬他辦理的事務甩給了王潛剛。

善後

兵變的善後也是令煙臺當局極為頭痛的事。關於兵變造成的損失數目，由王潛剛於兵變數日後查明並報上聽，他所呈報的損失情況，與事發時由商震、曲同豐、連承基分別上報的情況有很大出入。作為地方行政長官，王潛剛所呈報的無疑更真實準確，因為涉及到善後撫恤。對於商家而言，官方所提供的賠償與實際損失，只能是杯水車薪，駐軍的餉項尚且難以為繼，給受害商民的撫恤也就是安慰性的。此次兵變，官方認定的受害商民有28家，燒毀房屋80餘間，損失數目折合白銀48400餘兩。上海的《申報》登載《煙臺兵變損失調查錄》，詳列受害商家及其損失：“順成洽損失銀錢、土藥、衣服計一萬四千八百兩；寶成樓計首飾器具一萬三千兩，被焚之樓房值一千七百兩；恆豐長當局一千兩；公泰義銀錢、衣服五百兩；同聚和一千四百兩；進記棧五百兩；元和泰七十兩；德生祥白兩；義順祥五十兩；同成福十兩，岩城伙房三十兩；合順居三百兩；昭盛衣局一百兩；萬順德衣局六十兩；吉成銀樓五百兩；民藝興三百兩；春和皮靴銀錢貨物二百兩；成源永一百伍十兩；仁興成十兩；萬壽堂銀錢貨物衣服計八百兩；善義齋六十兩；同源順二十兩；太興一兩；福盛勇五兩；致祥義五十兩；聚茂棧五十兩；吉祥齋二百兩；同和館銀錢衣物鋪墊一千八百兩；思義齋三百兩；義成樓銀錢什物計三千六百兩；永裕成一百二十輛；德生源五十兩；天茂棧三十兩；天茂蓉十兩；春昌棧五十兩；福興堂百十兩。以上三十八家外有被焚燒樓房之房東之家統計損失銀錢六千兩，金銀首飾一萬兩，煙土一萬兩，藥料一千兩，樓房五千七百兩，衣服七千兩，鋪墊器具六千兩，貨物三千兩，總計約四萬八千餘兩。”除了有形的巨大財物損失，帶來的民心惶恐非一時所能消除，民眾受到的精神創傷久難癒合。一年以前的煙臺，曾充滿過“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熱烈氣氛。“革命”是這個港口城市的主旋律，在經過惴惴不安的初期，人們驚奇地發現他們生活的世界有了勃勃生氣。接踵而至的革命軍進入煙臺，駐紮於城內城外，市衢隨處能見到佩帶“光復煙臺紀念章”和“建造民國紀念章”的軍人和平民。軍民相處日久，既是偶爾發生的軍人違紀事件，煙臺民眾的也願意相信那是不純分子所為，與“革命軍”無關。但當駐煙軍隊陸續遣散之際，這些解甲之士，突然變成了令人切齒的匪類。關外軍的縱火搶掠，肆意作亂，讓景仰革命的民眾目瞪口呆。

後記

在煙臺兵變造成的亂局中，有一個引人關注的事實，那就是受害者皆為中國商民。煙臺作為通商口岸城市，至兵變發生之時，開埠已歷50餘年，先後有16國在煙臺設立領事館，對外貿易發達，華洋雜處。在外人眼裡，煙臺是遠東地區最受青睞的避暑休閒勝地，此地從事商貿的洋行多是國際知名公司的分號，個個屯金聚銀，它們卻能在兵變中“獨善其身”。箇中奧妙，在官方處置兵變的文電里，可稍見端倪。陸軍部給靳雲鵬文電中稱：“幸連司令一人抵禦，得以保全外人之地”；連承基在多份電文中提及：“敝軍扼守街巷並外人居留地”，“外人居留地保護無恙，洋商毫無損失”；王潛剛說的更直截了當：“前日日艦已到，英艦亦來，若在有事，勢必干涉要求。租界各領雖來道謝，亦嘖有煩言。此次外人無損，實為僥倖。”可見，地方當政者把外國人作為重點保護對象，對保護外國利益不僅下足了氣力，還存在著嚴重的畏懼心理。對兵變參加者來說，他們雖然鋌而走險，但也深知洋人不是好惹的，搶自家人的東西與搶外國人的東西相比，風險係數大不一樣。兵變究其本質，它是一種特殊的軍事冒險行動，冒險到何種程度，是需要拿捏的。煙臺的兵變，屬於“經濟類”兵變，亂兵以搶奪財物為目的，無任何政治性要求，自然就會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把劫掠的目標定在了手無寸鐵的個體商戶身上。政治上弱勢的中國商民，常常成了社會無序與動盪時期的受害者，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再看煙臺當局對兵變是如何做的檢討。曲同豐當時找到的原因教訓有二，他向袁大總統和段祺瑞報告說：“關外軍昨晚滋鬧之事，查其原因：一、餉款未到，解甲兵頗有煩言，商家挪湊，緩不濟急。二、退伍兵士在市中口角，借端尋仇，強索已繳之槍，互相攻擊，市面秩序頗形紊亂。”一場集體變亂而引發暴烈血腥的動亂，被曲同豐大事化小，說成了小打小鬧。總結的原因更讓人啞然無語，按曲的說法：關外軍未拿到遣散費，心裡不痛快，就發牢騷罵娘，挪借商家的錢兩吧，又等不及；街面上的退伍兵們發生了口角，就回營抄傢伙以謀報復，導致公共秩序混亂，如此而已。身為政府的一方大員，對發生的嚴重事變，這樣敷衍了事，可見民初時期的政治敗壞與政權紊亂。煙臺兵變平息數日後，東海關監督王潛剛也給袁世凱及段祺瑞發了一通長電，把釀成兵變的直接責任推給了曲同豐，並為商震開脫責任，說“商少將為曲所誤”。還辯白他的良好建議不被曲同丰采納，以致肇禍。還把一些道聽途說來的謠諑報告上去，說曲同豐本無裁兵之心且存非份之想，曲同豐想保全商、連兩旅，以便自任師長云云。王潛剛還向北京政府申請撥款，數額為1萬9千元，理由是曲同豐當甩手掌柜走了，辦理關外軍欠餉的錢，是他向地方商紳借墊的，需儘快償還。最後不知真心還是假意，謹請段總長代他辭職，懇求大總統另派賢能之人接替。辭職是假，要錢是真，那意思是，撥不來款項，我也要走人。

平息兵變立下大功的連承基，並不知曉魯軍的裁撤已近在眉睫。魯軍雖也在遣散計畫之內，連承基始終心存僥倖之念。在他想來，此次應對突發事變，必有德於地方，也有功於國家。約在兵變平息半月後，連承基致電大總統、國務院、陸軍部，文電既是陳情，亦有試探之意，連承基稱：“近日各報館往往于軍隊事宜，先以意度妄行登載，動致軍心民心兩形疑懼，小則妨礙安寧，大則易釀意外，危及大局，殊堪痛恨。煙紳自關軍變亂，探報密稱，該亂兵等至大連灣悉入宗社黨，潛渡來煙者甚多，均藏日本旅館，意圖煽惑。司令正在加意防範，連日親至各團營演說，深固兵士之心，竟有多數報章登載魯軍即行解散等情。本日《芝罘報》亦登有僾大宗款到，魯軍即解散一節，顯為匪人利用，有心妨害治安，此等報章直可認為匪類機關。除與東海關監督王潛剛商量嚴行取締外，應重申報律，通飭京外各處，嗣後凡於治安有害及危險之軍隊裁留事宜，毋得任意預登，倡導變亂。又敝軍欠餉及淘汰費縱不能同時命到，亦懇速命若干，欠餉近四閱月，又逼於舊曆年關，炊煙已斷，實非司令所能維持。千懇諒察，大局幸甚。”連承基所呈情況，顯然誇大了煙臺的危機，痛斥報館報導失實，別有用意。事後證明，新聞媒體披露的訊息則變成現實。關於他所呈“遣散的關外軍悉數加入宗社黨”一事，更屬危言聳聽。事實上，清廷宣布退位後，志在保全皇朝由滿清貴族主導的宗社黨，早已樹倒猢猻散。即使宗社黨陰魂未散，也絕不會發生曾冒死反清的關外漢人兵士，都去參加這個組織。至於若干年後，宗社黨死灰復燃，主要還是日本人的陰謀與介入所致。連承基如此上報，其用意是為避免魯軍被遣散。袁世凱自然不會聽從這套說辭。不久，數度電招連承基進京議事。連承基不知是袁的調虎離山之計，行至天津，便獲知駐煙魯軍被遣散了。他悲憤懊悔之餘，決定駐足津門，觀望形勢。3月20日，發生“宋教仁案”，連承基決定行動，聯絡舊部，準備重組武裝，事泄被捕。當年9月，這位血性的辛亥志士，被袁世凱的犬鷹陸建章處死了。其志業未酬，令人痛惜，也讓人唏噓。隨著駐煙魯軍的遣散，參加辛亥革命，又於煙臺風雲際會的幾支革命武裝，就此風流雲散了。

1913年8月，北京政府設立了煙臺鎮守使公署，由北洋系將領聶憲藩署理。陸軍第五師混成旅開進煙臺，該旅第一團分駐海防營、西炮台、芝罘島等處；第二團駐蓬萊、黃縣等地。曲同豐雖然辦砸了整軍事宜，因與段祺瑞的特殊關係，自此一路高升。當年8月底，曲同豐接替蔣方震升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併兼任將軍府參軍。1924年被北京政府晉升為陸軍上將。1929年，已經賦閒寓居天津的曲同豐，被不明身份的刺客擊殺，死於非命，時年56歲。

在煙臺兵變中，其他幾位重要當事者的命運各異。陳乾幾經宦海沉浮，1926年再次參加北伐，不避生死，卻為同為國民革命軍的桂系李宗仁以“莫須有”罪所戕，時年46歲，葬於山東昌邑。商震為其立“故陸軍中將陳公明侯紀念碑”，親撰千字碑文。商震是民國將領中少有的幾位在軍事、政治、外交方面皆有突出表現的人物，後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二級上將。晚年定居日本，上世紀七十年代兩次回國觀光，1978年5月，商震病逝東京，享年90歲，其骨灰運回大陸，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王潛剛是安徽霍邱人，卒年不詳，他在煙臺任職較長，一直乾到1919年年底，調任外交部特派安徽交涉員兼蕪湖海關監督。其人好文，有《觀滄閣藏魏齊造像記》、《清人書評》等著作傳世。由王潛剛主持修建的煙臺海口擋浪壩工程，是他在東海關任上做的最為後人稱道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