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城劉家窪春秋墓地

澄城劉家窪春秋墓地位於陝西澄城縣王莊鎮劉家窪村西的魯家河（洛河支流長寧河上游）東岸塬邊，鄰溝而居，北距黃龍山約10公里。墓地處在溝通關中乃至中原與北方的洛河通道之上，宗周與晉地交通來往要道之一，秦晉春秋爭鋒之地，位置關鍵而重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澄城劉家窪春秋墓地
• 出土地點：陝西澄城縣王莊鎮劉家窪村
• 館藏地點：陝西澄城縣王莊鎮劉家窪村
• 所屬年代：春秋

挖掘情況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渭南市考古研究所 澄城縣文體廣電局

該墓地是去年底因為被盜而發現的，西北隔魯家河約2公里處為九溝西周墓地。根據追繳文物判斷，劉家窪墓地是一處等級較高的春秋墓地。經國家文物局批准，今年2月以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與市、縣相關單位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墓地進行了全面勘探與搶救性發掘；同時對墓地所在的魯家河流域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取得了豐富收穫。

發現與收穫

首要的是，確認了帶兩條墓道的高等級貴族大墓。經鑽探，確認劉家窪的墓地範圍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米，總面積約7700平方米。共有墓葬56座，車馬坑2座，馬坑1座。

最為引人矚目是，發現了2座帶兩條墓道的“中”字型大墓（編號M1與M2）。南北向，東西並排分布。其中M1南北總長64米，長方形墓室，南北口長11米、東西寬10米、深度約12米；斜坡狀墓道均寬8米，南墓道長32米，為主墓道。M2與M1平面形制相同，南北總長相若，墓室深度相等；但墓室規模略小，南北口長10米、寬8米，墓道寬也僅及M1墓道的一半，約4米左右。兩座大墓特別是M1，規模宏大，墓室大小僅次於同時期、同形制的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M2與M3，而比曲沃晉侯墓M93、韓城梁帶村芮公墓M27大得多，也比洛陽發現的、被認為可能是周平王墓的“亞”字型大墓大。據此推斷，大墓墓主人身份亦當為諸侯國國君級別，地位不亞於大國諸侯。其餘墓葬皆為南北向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與大墓墓向一致。墓口面積10平方米以上的墓有21座，其中5座墓口面積超過了20平方米。根據以往考古發現可知，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相當於卿大夫或士一級的貴族。

兩座大墓居於墓地中部偏東的地勢高亢之處，西北方各有一座長方形車馬坑。中、小型墓主要分布大墓的北、南和西三面地勢較低之處，大致可分為南北相對集中的兩個墓區。

這一墓地形態，既與梁帶村芮國墓地、虢國墓地大中小各類墓葬共處一地特點不同，也與晉國國君及夫人獨立塋域的特點有別。其乃一處貴族公共墓地，當無疑義。

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等各類珍貴文物。從4月份開始考古隊採取“探方式”的發掘方法對墓地進行全面揭露發掘。截止目前，已經完成了19座中小型墓的清理。其中4座遭到盜擾，15座保存完好。共出土銅、金、鐵、石、玉、陶、料珠、漆木等各類材質的文物300餘件（組）。

這些出土文物中，青銅器占大宗，主要包括青銅禮器、車馬器、兵器三大類。禮器有食器的鼎、簋、甗，水器的盤、匜，酒器的方壺。車馬器數量最多，共發掘出土50餘件（組），包括常見的馬銜、鑣、鑾鈴、車衡飾、車轄、軎等；兵器有戈、矛、甲冑、鏃、鍚等。除此之外，規模較大的墓葬還出土有喪葬用器的銅翣，及由銅魚、銅鈴、陶珠（石貝）組成的棺飾件。尤其是用翣，似是該墓地隨葬用器的一個顯著特點。

玉石器以圭和玦最常見，另M49出土了1件玉璧和1件玉琮。特別是玉琮，與常見之琮內圓外方特點不同，僅一側見方，兩折角雕飾立人，其它部分雕刻抽象獸面和線條。此類形制的琮以往僅見於齊家文化，但紋飾卻為兩周之際所見，當是由齊家玉器改形而成。中型墓的3座出土有漆木器，雖然木胎朽而不存，但紋飾圖案色彩清晰，個別器形尚可辨識，如M10齣土一件漆盒，器形基本完整，呈圓角方形，黑色髹漆上繪以紅色雲雷紋。在北方地區墓葬能發現如此好的漆器，是非常難得的。另外，在一座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五孔陶塤。據統計商周時期陶塤目前僅出土16件，且多集中在商代，如此發現實屬罕見。除了這些，最惹人注意的就是發現的金器與鐵器，堪稱出土文物中的珍品，意義重要。目前金器共出土7件，包括出自大墓盜洞的1件虎形牌飾、2件牛首銜環飾，及其它素麵環與螺旋形金耳環。尤其是螺旋形金耳環這種人體飾金器，根據以往研究乃典型的北方民族的器物。它的發現，對於探討春秋時期關中與北方之間文化交流、族群互動與交融無疑提供了新的證據。鐵器是出自M49的一件銅柄鐵劍。這是繼三門峽虢國墓地、曲沃晉侯墓地、梁帶村芮國墓地之後中原地區又一年代偏早的鐵器，對於探討中國冶鐵技術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資料。

從單個墓葬來看，各墓規模大小有別，墓主身份有差異，隨葬品的規格與豐儉程度不同。19座墓中，多數隻隨著極少量的石圭、玉圭、石玦等小件器物，僅6座出土有銅禮器墓，隨葬品相對豐富。其中尤以M6和M49最為突出，隨葬器物的種類與數量甚為豐富。以M6為例，該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口長4.6、寬3.4米，面積近16平方米。墓壁近直，略有收分，墓主人仰身直肢葬，頭向北，葬具為一棺一槨。隨葬品有銅禮器、銅喪葬器、兵器、車馬器、玉石器等。銅禮器置於墓室西南角的棺槨之間，有鼎3、甗1、壺2、盤1、匜1。三件銅鼎器形、紋飾一致，大小相次，均為折沿、附耳、圓腹，獸蹄形足，腹中飾一周凸弦紋分下上兩隔，上為竊取紋，下飾波曲紋。食器、酒器與水器的組合、列鼎現象及鼎形制紋飾，均體現出土周文化的特點。兵器置於棺槨之間東北和西北部,有銅戈、銅矛、銅鏃、甲冑等，車馬器棺槨之間東、西、北三面均有放置，有車轄、軎、馬銜鑣。玉石器有石圭、玉圭、玉玦等。特別在墓室西北角“集束”放置29件石圭，最長者約25厘米，很是搶眼。棺蓋板上放置有2組4件銅霎，另有成組的棺串飾。《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禮, 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大量的考古發現也多有證明，隨葬三鼎墓主人多為士一級貴族。M6墓主人的等級身份亦當如此。

除發掘所獲外，已追繳的該墓地被盜文物多達402件（組）。這些追繳的文物亦以銅器為最多，有禮器、車馬器、兵器、棺環、玉器、瑪瑙珠等。禮器有60餘件，包括一級文物12件。其中的兩件交龍紋大壺，器呈橢方形，長頸、垂腹，圈足，頸和耳已殘。頸飾環帶紋，腰飾一周凸棱，腹部以雙身龍首為主，多身龍紋為輔，通高達60餘厘米，是目前陝西地區發現體量最大的壺。另外的一套10件石罄，其中的9件形似動物，形制特殊，為以往所不見，豐富了石罄形制的資料。

再者，發現夯土牆、陶范、陶窯、板瓦建材等居址遺存。在墓地北側700米處，魯家河兩條支溝間的溝梁兩側及上部台塬相接部分，勘查發現長達500多米的斷續相連的夯土牆，局部保存高度1.5米。牆體夯層厚度10厘米，夯窩直徑4厘米左右，其內夾雜少量的春秋時期陶片。在此溝梁的下端，發現一段寬12米南北向壕溝，試掘出土有大量春秋的繩紋板瓦和陶器殘片。夯土牆與壕溝大致將整個溝梁合圍構成一個相對封閉區域，總面積10餘萬平方米。其內採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瓮和板瓦等殘片，勘探發現有大量灰坑和板瓦建材堆。據採集標本特徵判斷，年代為春秋早期前後。特別重要的是，還採集到一塊陶范殘塊。另外，在墓地東側的台塬區，亦採集有春秋時期的陶片，勘探發現有灰坑分布。在與墓地隔溝相望的魯家河西的塬邊與坡地，也發現有春秋時期的陶窯、灰坑、板瓦堆積及陶片分布。

認識與意義

關於墓地年代與族屬，初步判斷為春秋早期的周文化系統墓地。鑒於到目前為止，墓葬中沒有出土一件陶器（只有陶珠），所以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據所出銅器。銅器器類、形制與王畿地區西周晚期的銅器相近似，紋飾亦承續西周晚期以來流行的竊曲紋、重環紋、環帶紋、交龍紋、瓦楞紋，沒有出現新的紋飾，譬如春秋中期特有的蟠螭紋，所以該墓地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早期。

墓地墓葬均為以往常見的普通豎穴土坑墓，無腰坑與壁龕等特殊跡象；墓主人仰身直肢，頭朝北，普遍使用木質棺槨葬具，無殉人殉牲現象。與以往春秋時期周系墓葬，如侯馬上馬墓地、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等特徵相類，而與秦人墓葬有別。出土銅器風格承襲西周晚期關中地區的銅器風格，與已知的同時期秦國銅器有所不同。禮器以鼎為核心的重食組合的特點也非常鮮明，出土銅禮器的墓葬均有銅鼎，禮器中鼎的數量也最多。總而言之，無論是墓地布局、墓葬形制、葬俗特點，還是隨葬品的文化特徵與組合關係，均與同時期典型周文化墓葬與出土物相類，尤其與同時期同區域的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最為接近，如車馬坑均置於大墓西北。這一切表明，劉家窪墓地的屬性可歸入周文化系統。

誠然，墓地出土銅器也包含少量秦文化因素，如M6出土的銅矛為柳葉形，矛葉橫截面作十字形，宛若四翼，與戶縣宋村M3春秋秦墓出土的銅矛類似，乃典型的秦器。亦出土有少量典型北方文化因素的金器。但總體上遠不及周文化因素豐富鮮明。

研究價值

關於墓地代表的聚落性質，初步認定為周代封國或采邑。劉家窪墓地與居址在空間上相鄰或靠近分布，年代上接近，功能上互補，等級上匹配，可見墓地與居址為同一聚落的不同構成部分。劉家窪墓地以大、中型墓葬為主，應是包括最高統治者在內的一處貴族公共墓地。

這一由居址與墓地共同構成的聚落，跨魯家河兩岸分布，居於東西橫亘的黃龍山前，依山臨水，居於深厚的黃土台塬區，總面積約近3平方公里。發現有高等級建築、鑄銅與制陶手工業遺存，及高等級墓葬、大體量的夯土牆與壕溝類遺蹟。選址特點、規模大小、遺存內涵，與關中西部發現的孔頭溝、勸讀、周公廟等西周高級貴族采邑類同。

春秋早期周王室東遷洛邑，關中的西部已盡歸秦人，北方戎人也自洛河通道侵入或抵近渭北一帶，這裡實際上已是周王朝的邊界地區；其時隨著周王室的衰微，諸侯或遷徙改封，或開疆拓土。加之，劉家窪墓地的大墓規模大、等級高，可與諸侯比肩，所以這一聚落作為封國的可能性或許更大一些。

雖然目前尚未出土直接文字證據，加上文獻記載闕如，尚無法對墓地及其代表魯家河春秋聚落的性質做出準確判斷；但初步認定，這裡是春秋早期某一周系高級貴族的封國或采邑，當無大謬。

劉家窪墓地的發現與發掘，是周代考古的又一重要事件，其意義十分深遠。

保存完好的墓葬，豐富的隨葬品，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的器用制度、埋葬習俗及族群互動融合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墓地的全面發掘，多學科結合的信息提取，更將為墓位形態與社會組織結構的研究提供難得的資料。讓我們有機會認識一個不見於歷史文獻記載的封國或采邑的歷史與文化。

這一封國或采邑的發現與認定，及其內部結構下一步的釐清，不僅增添了對關中東部周代遺存的了解，也有助於周代采邑封國的城邑形態、居葬模式、生業方式、社會組織等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為進一步廓清區域內周代聚落分布模式與變遷提供了新的基點。正是這一發現，加上以往的考古線索，使我們初步認識到：在關中東部特別是渭北台塬區，沿洛河與黃河的支流上可能分布著多個或緣於西周貴族采邑、或從西部東遷而來的小封國。

相信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深入開展，對於關中東部的周代文化面貌、聚落分布模式、人地關係、社會變遷等問題的認識將會逐漸清晰、深入，進而加深對周王朝以分封制為核心政體、社會組織與國家治理模式的認識，以及對周王朝興衰發展過程的理解。

2018年2月26日，陝西澄城劉家窪春秋墓地入選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