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潘效蘇
- 籍貫：湖南省湘鄉縣
- 出生日期：1839年
- 逝世日期：1913年
- 字：重賢
- 號：少泉
人物評價,人物生平,
人物評價
楊增新曾在《補過齋文牘》中論及新疆吏治時說：“查新疆吏治以潘效蘇撫新之時為最壞，真有如該咨議所云，官吏以鑽營為能，以狡詐為才。長官用人以屬員之逢迎為衡者，其餘歷任巡撫如陶模、如吳引孫、如袁大化皆未嘗如潘效蘇之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人物生平
鹹豐十一年（1861年），23歲的潘效蘇投效軍營。同治二年（1863）八月，潘效蘇因參加了清軍收復杭州等城池的戰鬥，作戰勇敢，經左宗棠保奏以縣丞留於浙江。此後，潘效蘇跟隨部隊支援福建的剿匪作戰，陸續收復了漳州的各府廳州縣城池，福建全省的剿匪結束以後，部隊犒賞三軍，經左宗棠保奏，潘效蘇免補本班，以通判改留福建，優先補用。但不久，潘效蘇所在部隊又轉戰廣東，先後收復了廣東鎮平等城市，再次經左宗棠保奏奉旨賞加同知銜。同治七年（1868年），潘效蘇隨西征軍赴直隸地區圍剿捻軍起義，戰功卓著，又經左宗棠保奏，以同知銜改留陝西補用。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潘效蘇署理膚施（今延安市）澄縣等縣的知縣。
此後，潘效蘇的母親去世，其回鄉丁憂一年，喪期服滿後，他趕赴甘肅，管理恪靖中營，兼帶左路、左後等營。同治十年（1871年），潘效蘇調署狄道州（今甘肅臨洮縣）知州。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調河州知州。光緒四年（1878年），奏保以知府用。不久，又再任河州知州，並轉任循化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同知。
光緒九年（1883年）十月，潘效蘇奉劉錦棠調遣，趕赴新疆，旋調補迪化直隸州知州。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其接印視事。光緒十二年（1886年），潘效蘇交卸迪化州事，調署和闐直隸州知州。光緒十四年（1888年）八月，調署伊犁府知府。光緒十五年（1889年）三月，護理新疆巡撫魏光燾奏補迪化府知府，由於修理城池有功，經魏光燾保奏加鹽運使銜。光緒二十年（1894年）三月，回赴迪化本任。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經前陝甘總督陶模奏請，開去潘效蘇迪化知府一職，以道員身份歸甘肅新疆補用。此後，又因會剿西寧北大通回民起義有功，朝廷賞加其西林巴圖魯名號。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潘效蘇奉旨補授新疆鎮迪道尹，兼按察使銜。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潘效蘇署理新疆布政使。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回任，九月再次署理新疆布政使。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綏來回民起義，新疆巡撫饒應祺飭迪化城守協副將查春華等嚴戒城防，會同迪化縣知事劉兆送等設法緝拿，並委鎮迪潘效蘇等總理省團練，選募天津商民丁壯500名，編成營隊，協助城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回任，旋經陝甘總督魏光燾奏調，赴甘差遣，委署甘肅布政使，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奉旨補授甘肅按察使。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五日，朝廷鑒於其久任邊缺，熟悉民情，升任新疆巡撫。“清實錄”也載：“任道鎔因病解職，調安徽巡撫聶緝槼為浙江巡撫，甘肅新疆饒應祺為安徽巡撫，以甘肅新疆布政使潘效蘇為甘肅新疆巡撫。”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後，由於新疆幅員遼闊、地廣人稀，按照“因陋就簡”的原則，清政府在新疆南北兩路分別設定了鎮迪、阿克蘇道、喀什噶爾和伊塔道四道。但運行多年以後，原來設定的府、州、縣過寬、過大的弊端便顯現出來。建省18年後，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饒應祺主政新疆時，由於人民生活安定，人口日漸增多，邊境平定，很多回民紛紛來新疆屯墾、做工，經商。隨著人口的增加，各種政務也日漸增多，一些地方的建置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各州縣轄境過寬，遇事時有鞭長莫及之慮”。所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二十九日，潘效蘇接任新疆巡撫後，一方面選派人員協同地方官員著手勘劃各地界址、戶口、錢糧；另一方面又選派人員專門辦理此事。對勘界過程出現的問題，潘效蘇也及時予以解決。具體做法是：一、在莎車、葉城之間增設澤普縣。在原先的奏議中，將縣城設在莎車的坡期坎莊，但潘效蘇經過調查發現，坡期坎存西距莎車九十里，東距葉城九十里，中間是戈壁荒灘，假若設縣，似嫌過密，而葉城以東則是固瑪。此地距縣城有一百二十里，中間也是百里戈壁，由於距離較遠，民間完稅、及折納銀糧多有不便。於是，潘效蘇便把固瑪作為了澤普縣縣城的駐地，“改新疆澤普縣移駐固瑪巴楚州，隸莎車府”，並將莎車府的坡期坎村改為葉城縣管轄。如此一來，不僅對清理訴訟較為便利，而且此地東距和田三百餘里，地理位置也適中，便於相互聯絡。這對當地農業的發展和商業上的稅征都有很多好處。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潘效蘇又建議將南疆的“疏勒、莎車、溫宿三直隸州改升知府，三州吏目改升府經歷；庫車直隸廳同知改為直隸州知州，瑪喇巴什直隸廳通判改為知州，兩廳照磨改為州吏目。以上改設正佐十缺，衙署、壇廟、倉廒、監獄毋庸興修。廉匪俸公等項一概照舊，已毋庸增減。莎車府屬新設蒲犁通判，新設澤普縣改為皮山縣；疏勒府屬”。這種新的區劃設定，不僅從地理位置上將所屬府州縣的管轄範圍行政劃一，也趨於合理。更有利於中央對地方的管理。
此外，在瑪喇巴什這個地方，此地經常與疏勒發生爭界、爭水事端，過去因為歸疏勒府管轄，並無畛域之分。後經查明瑪喇巴什與疏勒爭水、爭界的界處位於瑪喇巴什屬地的鐵里木華莊，地處偏遠。瑪喇巴什過去曾隸屬於葉爾羌，自設官分治以來，又隸屬莎車。瑪喇巴什一向同莎車、葉城各個村莊共同使用廳雜拉布河水，而這個村莊處在河流的下游，由於莎車、葉城上游各村莊的墾荒特別多，導致下游的村莊時常缺水，後來經過多次派員勘察，封禁了上游的墾荒，情況才得以好轉。加上澤普勒善河也是在莎車、葉城的上游，經由莎車屬地的頭台，而後到達二台、三台、四台，以致五、六、七台，而此地卻是地高水低，難以灌溉。而且五台的水勢較陡，每年夏季上游水漲時必造成決堤，“為患論者皆以該廳不得該河之利，獨受該河之害。於是，潘效蘇建議在莎、葉境內開渠，以達瑪屬地內，不僅可以開荒獲取大利，且免水患於無形。”三是，在吐魯番地方裁藩設縣。由於當時新疆吏治腐敗，財政收入日不敷出，導致像吐魯番郡王那樣的地方貴族勢力依靠朝廷給予的優惠條件獨霸一方，不聽政府的號令，妄自尊大。鑒於這種情況，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潘效蘇決定在吐魯番郡王的封地減藩設縣。鄯善設縣後，以魯克沁鎮為郡王的封地，封號不變，其在冊的莊園、田園，都以縣治令納稅。通過裁藩設縣，無形中削減了地方郡王的權力，杜絕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出現，保證了稅賦的徵收，維護了中央政府在新疆的統治。
哈薩克也是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以前常在齊桑諾爾、俄棟河、布昆河一帶遊牧。同治三年（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簽訂後，俄國將科布多所屬的齋桑湖全部占去，阿爾泰烏梁海七旗遊牧牧地也幾乎被瓜分殆盡，致使大部分哈薩克牧民的駐地、牧地劃入俄境，根據“人隨地歸”的原則，哈薩克牧民也隨地歸俄，而內附之眾則向東遷徙，散居、遊牧在阿爾泰山南坡一帶。光緒初年，由於自然災害頻發，草場枯竭，部分哈薩克牧民“相率潛逃來新，致使新疆南、北路皆有哈薩克竄擾”，但當時清廷仍固守著傳統“有邊無防”的邊防政策，致使與新疆接壤的哈薩克牧民時常犯卡，給新疆的邊防穩定構成威脅。而且，科屬阿爾泰山周圍七百餘里，自借給塔爾巴哈台安插蒙眾之後，烏梁海大片的膏腴之地全部失去，遊牧無資，此處官兵一再呈請，要求收回所借出的草場。科布多之所以要急切的收回所借出之地因“寄牧各蒙部之哈薩克，若不將阿爾泰山借地收回，別無安插之處”，而塔城之不欲還地也因“潛住阿爾泰山之哈薩克，若收回塔境實無餘地可以安插。”由此，雙方來往交錯多年。而且哈薩克竄匿新疆境內已數十年，散處各地，男女人口數以萬計，漫無限制，法令難以施用。不但侵占蒙、回、維民族的牧地，甚至結夥持械，肆意橫行。“小則搶劫牲畜，大則傷害人命，為禍最大，急之既虞走險，緩之又復難馴，操縱之間實行難棘。”西北邊防的形勢變得越來越複雜。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奏稱“阿爾泰一帶橫被侵占，蒙哈憤怨，擬先委員馳往辦理”，面對如此情況，清廷認為“此事事關北路大局，潘效蘇按照所陳各節確切查明，妥籌整頓，以重邊防”。潘效蘇主張“將原借地段交還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其潛住之哈民人隨地歸，住科布多境者歸科城管轄，住塔爾巴哈台境者歸塔城管轄”，並“派令練軍右旗營王官王之相、從九品李炳文星夜前往，會同省員及科城來員分別悉數收回各牧”，而且“哈薩克向本不準入卡，而安插新疆境內，終恐養癰成患”。為維護邊境局勢，潘效蘇吸取前任饒應祺“操之過急，急生他變”的教訓，提出“收哈一事，不宜操切，務當體察情形，善為開導，隨時妥善辦理”，並採取“恩威並施”的羈縻方針，即對越境的哈薩克牧民，予以勸導，“剔之以威，歆之以利，先將迪化東山暨奇台、孚遠、阜康、鎮西廳各境內潛住之哈眾頭目十三名，加以拊循……責令將該管哈眾速遷歸牧。”在想辦法開導的同時，潘效蘇也飭令各地有哈薩克北路的精河、庫爾喀喇烏蘇、綏來、呼圖壁、昌吉、迪化、阜康、孚遠、奇台鎮；西南路的吐魯番、鄯善、焉耆、若羌、于闐等十六府、廳、縣，以及北路撫屬之中營中旗，左路中旗，瑪納斯協中、左、右三營旗庫爾喀喇烏蘇之中營中旗，濟木薩之中營中旗，迪化城守協之中左右三旗，吐魯番營之左旗，練軍左翼中左右三旗，右翼中左中右三旗，伊犁鎮屬之精河中營中旗，巴里坤屬之中營中旗、城守營，古城之中營中旗；南路阿克蘇鎮屬之喀喇沙爾中營中旗，蒲昌營、若羌營，喀什噶爾提督之和闐營等馬步三十營旗。“各抽隊伍，並加派文武委員，會同驅逐，一面咨請科塔兩城派撥文武員弁勇丁，隨帶哈薩克頭目通事前來搜查，隨時接收，各歸各牧。”然而，在辦理驅逐哈薩克牧民的過程中，一些地方官不肯出力協助，且有意容留，“不以潘效蘇派隊驅逐為然，致哈恃為護符，既行復止，委員孤掌難鳴。”為此，潘效蘇就驅哈事宜“議定文武各弁功過，以示勸懲”，從制度上確保了“安撫哈民”的順利進行，為邊境安寧奠定了基礎。
潘效蘇自光緒九年（1883年）被劉錦棠調來新疆，旋補迪化直隸州知州。歷任和闐直隸州知州、伊犁府知府、鎮迪道尹兼按察使、新疆布政使，光緒二十八年（1902），又升任新疆巡撫，一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被發往軍台效力。潘效蘇作為一個在西北任官有30年之久，對西北邊防事業的發展也做出一定貢獻，尤其是他在新疆巡撫任上的4年間，他所實施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措施對鞏固新強邊防，發展新疆經濟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潘效蘇是中國晚清社會的一名封建官吏，他不僅受制於中央，也受制於地方，他既是中央政策的執行者，也是西北邊務的參與者。在清末，中國官場最大的弊病就是腐敗。由於政府發給官吏的俸銀很少，一般只夠勉強養家餬口。加上他們的任職期限很短，一般是三年左右，為保留原職或獲得新職又不得不上下打點，所以官吏們為了生活只得採取這樣或那樣的手段斂財，為自己離職以後作準備。光緒二十七年（1901），載瀾被發配到新疆迪化後．巡撫饒應祺非旦不予反而給予優厚待遇。潘效蘇升任巡撫後，更是攀附載瀾。他提出了吃“軲轆會”，即從巡撫起，依次布政使、按察使及迪化府縣官輪流宴請。除朝廷規定的忌辰之外，幾乎無日不宴，每宴皆有戲，酒食爭逐，盛極一時，載瀾幾乎是每宴必到。為了便予載瀾在城裡城外尋歡作樂，潘效蘇又在“迪化城東北水磨溝修建亭榭，以供夏日游宴”。這也埋下了潘效蘇後面入不敷出，貪墨公款的伏筆。
再者，潘效蘇熟悉了解新疆情況，也提出了很多紓解財政窘迫狀況的一些措施，但往往在執行過程中變質、走樣，起到了非常不好地效果。比如潘效蘇改革新疆的“站車”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新疆建省以後，也仿照內地各省體制，將“軍台”和“營塘”合二為一，改由各地方官管轄，並更名為“驛站”。據統計，當年新疆各地的驛站總共有150處，共有驛馬1716匹，每年開支白銀5.4萬兩，均可造冊報銷：所需白面和草料概由地方官撥給。光緒二十八年（1902），“新疆巡撫饒應祺奏請增設州縣、增加驛站，南北疆各地共有213個驛站，配備驛書213名、馬夫1066人、馬2106匹。”光緒二十九年（1903），到任不久的潘效蘇仿照俄國台車制度，創辦了從新疆省城迪化到甘肅肅州（嘉峪關）的“站車”，民間也叫“六根棍”。當時，新疆通往甘肅內地有兩條路可走：夏季走巴里坤，秋冬季走吐魯番，再經哈密東行。一路須經30-40站。車輛由官府提供，每天備車10輛，由當地官府管理經營。官府文報由驛書掌管，按站傳驛和遞送。公差往來，費用由官府支給；商民往來，按站繳納車資。開辦之初，效果非常好，大受歡迎。起初車多人少，但日子一久，問題便來了。隨著乘客越來越多，前面的乘客陸續乘車走了，後面的乘客無車可雇。出去的車不能按時抵達和返回，乘客在驛站耗費數日，乾糧用盡卻見不到車，怨聲四起。加之颳風下雨、下雪，驛役動不動把乘客趕下車落在荒野揚長而去，進而罵聲四起。後來，“站車”毀壞的也多，來不及修理，車馬不足，也沒有及時添置，馬夫報酬過低等，都把怨氣撒到了乘客身上。“站車”制度維持了三年便不得不通令廢止了。讓一樁好事辦成了弊政。
光緒三十一年（1900）八月十八日，升允便參奏潘效蘇等侵挪白銀二十三萬餘兩之多，懇請革職拿問。當清廷查知這一事件後十分憤怒，“該撫身為疆臣，宜如何清白乃心，整躬率屬，乃竟侵挪巨款，實屬辜恩溺職”。於是，清廷立即下旨：“新疆巡撫潘效蘇，著即行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已革鎮迪道李滋森、吐魯番同知張樹焱、候補通判周開署，扶同捏飾，朋比分肥，均著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以示懲做。”但是，通查當時律例，還沒有新疆革職人員發往軍台效力贖罪的先例，所以應由何路行走朝廷也沒有拿定主意。後來經新疆兼臬司衙門派人詳查，確定由新疆入嘉峪關，取道甘、涼、寧夏、歸化城到達張家口戍所。從新疆入嘉峪關，潘效蘇在途中患病，直隸總督袁世凱曾奏請倍繳台費，懇免發遣。然而，由於清廷決心已定，最終未曾準許袁世凱的奏請。
光緒三十二年（1905）十月，潘效蘇只得由新疆起程，取道甘、涼、寧夏、歸化城赴張家口戍所。十二月行至甘、涼地方，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行抵寧夏府城，臥病兩月之久，四月二十六日抵張家口。
其實最早舉報潘效蘇挪用公款行為的是吳引孫。潘效蘇與吳引孫是先後接任新疆巡撫、新疆布政使的。吳引孫來新疆接任布政使一職後，在交接、查賬的過程中便發現了潘效蘇的貪墨行為，便立刻向上級陝甘總督升允進行舉報。據此，升允又奏報給了朝廷。
後來，潘效蘇被其同鄉，時任盛京將軍的趙爾巽聘為顧問。民國二年（1913），75歲的潘效蘇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