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郵傳

漢代，洛陽郵驛進入快速發展期，其機構設定統稱為“郵驛”，細分為“郵”、“亭”、“驛”、“傳”，具體劃分為五里設一郵、十里設一亭、三十里設一驛（傳）。“驛”和“傳”級別相同，所不同者“傳”用車，“驛”用馬。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代郵傳
• 發展：漢代
• 機構設定：郵驛
• 細分：“郵”、“亭”、“驛”、“傳”

簡介

漫漫郵路之上，每隔30里設一驛，每隔10里設一亭，每隔5里設一郵。驛站有住宿之處，最早接待的只是郵遞員，時稱“信吏”、“郵卒”，後來業務擴大，同時接待上京述職的官員。

到東漢立國，洛陽再度成為全國的郵路中心。東漢之前的夏商周三代，洛陽都是郵路“老大”；有秦一代，建都鹹陽，鹹陽成“老大”，洛陽成“老二”；西漢京城雖在長安，但洛陽是漢帝國輻射東方、南方、北方的郵路樞紐，其地位不亞於長安，漸漸恢復“老大”地位，而且郵路延長，成了國際郵路——洛陽通往今日本、緬甸、孟加拉灣、伊朗等地均有郵路。公元100年，羅馬商團就是沿著絲綢之路（同時也是郵路）來到洛陽的。人們常說“條條大路通羅馬”，是說古羅馬有著連線四方的寬闊大道，而在東漢，這句話也可改為“條條大路通洛陽”。

除郵路沿線建有驛站外，洛陽城內也建有驛站，郵驛信息網的普遍覆蓋，不但有利於官府的信息傳遞，而且使民間通信大為方便，平民的信件也可通過郵路捎帶一部分。在郵驛飛速發展的漢代，郵驛呈現五大特點：第一是重新以洛陽為中心；第二是驛和郵分流，騎馬傳遞成為主要傳遞方式；第三是驛站普遍建立，站內備有驛馬和糧草，後勤上更有保障了；第四是信驛使或郵差統一著裝，戴紅頭巾，佩紅套袖，身背赤白色文書囊，在驛路上賓士起來十分醒目；第五是通信速度加快，馬傳每日可行三四百里，車傳可行70里。

通信程式

漢簡是漢朝當時人留下的刻寫在木簡或竹簡上的信件和文書。從漢簡里我們可以較為細緻地了解漢代的邊防通信情況。所幸的是這些漢簡近年來考古發現很多，僅居延一帶就發掘出三萬多枚，它們成為研究漢代郵驛的珍貴資料。

在甘肅敦煌、居延出土的幾份《塞上烽火品約》，是目前知道的最為詳盡的漢代烽火通信的重要資料。所謂“品約”，就是規則。這樣的規則通常由郡一級的地方機關制訂。從這些品約規定可以看出，當時按敵情不同，把情報分為五品，即五個等級。敵人在10人以下者稱為一品，情況不十分緊急；敵人1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稱為二品，情況稍急；敵人有千人以上且入塞者稱為三品，情況更為緊急；敵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稱為四品、五品，情況至為緊急。敵情的不同級別，有不同的舉報烽火的信號。漢簡中還記錄了當時邊防烽火的施放部位，告訴人們施放烽火的地方有高台，有望樓，有塢牆，有小城，還記錄有各种放烽火的器具材料。這些珍貴的資料，使人們對漢代烽火通信制度能有一個詳細的了解。

大量漢簡中還可以看出當時郵驛通信的程式。簡中所說的“以郵行”、“馬行”、“馳行”，說明了當時郵驛制度根據輕重緩急的不同情況，規定信件的投遞方式。“以郵行”就是步遞，“馳行”是快馬急傳的檔案。這些規定都在郵件的封面上明白寫清。這好像相當於現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外，漢簡中還可以看出當時公文信件標明的發出方向，有的簡上寫著“入西書”，有的標明“南書”、“北書”，就像如今的郵政編碼，使投遞時不至混亂。

從漢簡上還可看出漢代人封發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寫上寄件人發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時寫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這些格式都和現代相仿。可以看出，漢代的郵遞制度已經有了嚴格的程式。

在漢簡中還可看出，漢時對公文信件的收發規定是很嚴格的，若投遞轉送中有失誤，要負法律責任。有一份漢簡中有這樣的記載：“日限奉書，不及以失期，毋狀，當坐罪留。”是說限制書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則應受到法律的處罰。

從上述漢簡的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漢朝時的各種通信，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證了公文發放的及時。當然，也就維護了國家政策的有效施行。

郵驛制度

通常都說，漢承秦制。漢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時奠定了基礎。在郵驛制度方面也是一樣，但漢時又比秦朝有更大的發展。

劉邦建漢之初，就懂得郵傳對王朝統治的重要性。因此建國伊始，便抓緊對戰爭時遭破壞的郵驛設施的恢復。後來，西漢王朝的鞏固，頗得力於郵傳的便利。比如，劉邦在平定漢初異姓王英布的叛亂時，就有效地利用了英布手下將領賁赫“乘傳”到長安及時遞送情報。後來，大將樊噲有反情，劉邦也是即刻派陳平“乘馳傳”，帶著周勃去接收了樊噲的兵權。漢景帝時，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大將周亞夫奉命討伐叛王，為了迅速到達前線，他也乘了“六乘傳”，及時趕到。

西漢時，郵傳還被利用來向全國宣告一些叛國分子的罪行。吳楚七國之亂的頭子吳王劉濞被處死後，漢政府命令將他的頭“馳傳”當地示眾。有時郵傳的道路同時也就是押送犯人充軍的道路。淮南王劉安被判充軍後，發配四川，他的囚車便是順著郵車的大道次第前進的。

漢時郵傳的功效還體現在國防上。邊防上一些重要緊急文書，都是靠郵傳遞送的。漢武帝時大將李陵北征，兵達受降城，他馬上通過郵傳給武帝上書報告。後來桑弘羊要在西域輪台屯田，也準備通過郵驛來密切漢政府和西域的關係。東漢時我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起來，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絲綢之路更加暢通。漢政府在西北的郵驛十分發達，出現了“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華局面。當時西方的羅馬也正處於繁榮時期，那裡也是郵驛暢通，沿途“列置郵亭”，所以當時中間諸國的商人和使者，可以從東漢邊境通過郵驛一直馳騁到羅馬首都。

兩漢政府十分重視郵傳的施行。在中央部一級的九卿官職中，有許多是和郵驛制度直接關聯的。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便是專管政府公文收發和符節的分發和管理。大鴻臚，兼管郵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郵傳，對郵傳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和郵傳關係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衛尉，他的屬下有一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徵召來上書的民間賢士，所以又叫“公車上書”。後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為等“公車上書”，得名便由於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郵驛，負責郵驛規章制度的制訂和一般管理。

漢時，地方郵驛管理也比前代更為正規化。郵驛系統由州、郡、縣三級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視的一個官吏便是“督郵”。他不僅主管郵書，還兼管督察長吏，是個實權官吏。《三國演義》中有一個張飛鞭打督郵的故事。那個督郵到張飛任職的那個縣大發威風，惹起張飛的不滿。說明那時督郵的確是很威風的。

歷史記載

漢代是我國歷史上的重要朝代，這個朝代給了洛陽兩次機遇：第一次是劉邦立國之初，在洛陽建都3個月，然後遷都長安；第二次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建都洛陽，直到東漢壽終正寢，共196年。

話說劉邦剛坐天下，就在洛陽一個驛站逼死了田橫。當時劉邦初都洛陽，命令逃居海島的前齊王田橫到洛陽，說是要看看田橫長得啥模樣，其實是想殺了他。田橫帶著兩名隨從走到洛陽屍鄉驛（今偃師市區以西、偃師商城遺址附近）時，不願臣服，拔劍自刎。訊息傳出，田橫手下留居海島的五百壯士集體自殺，演繹一曲令人震撼的壯士悲歌。

劉邦上台之初就強化郵驛制度，在中央一級的九卿官職中，設定了許多官職管理郵驛。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專管政府公文收發；少府中的符節令，專管符節的分發管理；大鴻臚一職，兼管郵使的接待；御史大夫兼管郵傳，對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在州、郡、縣三級管理系統中，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視的一個官職便是“督郵”。《三國演義》中張飛鞭打督郵，打的就是這種官。

與郵傳關係最密切的，還有九卿中的衛尉，其屬下有一類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迎來的民間賢士。這些賢士來自全國各地，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懷中揣著對政府的建議，滿懷激情地上書論事，把涉及國計民生的提案轉呈朝廷。

至此郵路已與政治結緣，許多歷史人物穿梭於驛站間，留下了動人的故事。據我市青年學者鄭貞富介紹，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南夷發生叛亂，司馬遷奉漢武帝之命，與諸將一起出使西南夷，平定了西南夷的叛亂。他回到長安後，聽說漢武帝東巡，便立即從長安出發，向武帝復命。

這位中國歷史上最牛的史學家，沿著長安通往洛陽的郵路，來到洛陽附近的周南驛，見到了生命垂危、滯留於此的父親司馬談。司馬談見兒子到來，執其手哭泣道：“吾家世代為史官，你要繼承祖宗的事業！如今適逢盛世，皇上欲舉行封禪盛典，我即將辭世，無法觀禮。我死後，你一定要做太史令，切記完成我正在編寫的史學著作。吾觀自孔子死後四百餘年，歷史著述斷絕。漢興以來，江山一統，名君賢能輩出，我為太史，不能載之史著傳於後世，甚感憂懼，你一定要記住我的話，莫辜負我的遺願。”

司馬遷俯首流涕道：“兒子雖愚，不敢有負父命！”司馬談聞言溘然長逝，後來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完成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名著《史記》（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當時洛陽到長安的郵路總計950里。這么長的郵路，管理上需下大工夫。同秦朝相比，漢代郵傳的最大進步，是實行了驛和郵的分流。其中步行遞送方式，以“郵”命名，騎馬遞送方式，以“驛”命名。為提高效率，騎馬傳遞占主流，設定了專門的管理機構，時稱“驛置”，即後來的“驛站”。

制度特點

漢代郵傳制度的最大進步是驛和郵的分流。

這時，西周春秋戰國以來盛行的車傳已經逐漸被淘汰了，騎傳成為長途通信的主要方式。

漢朝初年，郵傳制度的一個常見名稱曰“置”。東漢人應劭寫的《風俗通》說：“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置之也。”意思是說把原來稱為“郵”的郵傳設施，改稱為“置”。什麼叫置呢？就是根據測量出來的遠近來設定辦公機構。置，實際上是郵傳信使的中途休息站。“驛”的名稱也是在兩漢時普遍出現的，其具體時間大約在漢武帝稍後。由於傳車過於笨重，同時也因為武帝以後漢政府財政困難，設備繁雜豪華的傳車也就順應時勢，逐漸讓位給輕便的單騎傳遞了。而這種以馬騎為主的信遞方式，便以“驛”正式命名。至於原來“傳”的名稱，兩漢時雖仍然在使用，但已大部分用於表示一種國家招待所的性質，仍稱為“傳舍”，變成專門迎送過往官員、提供飲食車馬的場所。驛加上傳，往往合稱為“驛傳”或“驛置”。這兩個字在兩漢的史書中是常見的。

1958年，在貴州赫章縣可樂鎮，出土了一件刻有“武陽傳舍比二”的鐵爐。據考古學家考證，這是反映漢代傳捨生活的炊事用具。這件鐵爐厚重堅實，通風性能良好，提攜方便，十分適用於旅途炊煮。武陽是漢朝犍為郡的首府，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比二”是說同樣的鐵爐有兩個，是一爐鑄造出的。估計貴州出土的這件文物原為四川古武陽所造或從屬於武陽的驛站傳舍所用。這說明兩漢時川貴間有驛道相通。

除以馬傳為主的“驛置”外，漢朝時候專門用“郵”來稱呼那些短途的步行傳書方式。管理這種短途步行投遞書信的機構，稱為“郵亭”。亭，也作為步傳信使的轉運和休息站。漢朝時候，亭的稱呼更普遍，郵亭的通信業務是大量的。這種步傳通常是接力運遞。《漢舊儀》所謂的“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就是指此。大體上是說，郵間距離是五里，亭間距離為十里。郵亭的信差，在兩郵中間的兩里半處接力。有學者考證，至今在河北一些地方尚有“二里半”的地名，即系古時郵亭制的遺風。

但漢時的亭，並不全是負責郵傳的任務的。兼管郵務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線。而大部分秦漢的亭則是地方基層行政單位。這種普通的亭，管得很多，負責征丁收稅及治安捕盜之事。漢高祖劉邦曾出任過泗上亭長，就屬於這普通的亭。交通沿線的亭，則加上運寄政府公文、軍事書信的任務。在這些特殊的郵亭中，有專門負責傳書的“郵人”。

驛置，是指長途傳遞信件文書的設施。漢朝的緊急和重要公文都由它來傳運。驛置的長處在於傳遞迅速，通常以輕車快馬為主。驛與驛之間的距離一般為30里，又稱為一置。驛置預先備好車馬，隨時供兼程來往的驛使使用。

東漢初年，劉秀在河北與地方割據勢力王郎角逐時，即曾利用過這種驛置交通工具。當時，王郎企圖收買大將耿純，但耿純心向劉秀，連夜逃出縣城，並調用驛舍的車馬數十乘，齊奔劉秀。劉秀憑著這些快馬，壯大了自己的實力。漢宮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長安進貢荔枝，也是通過快馬速遞，而把新鮮水果及時送到都城的。史書記載說，送一趟鮮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完成這一任務。謝承的《後漢書》說：“舊獻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做這種郵差，是很有風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