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概論·儒家哲學》是2004年5月1日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特殊性，作者是梁啓超。該書系統評述了明末至梁啓超以來200多年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概況，就有清一代的哲學、經學、史學、等自然科學進行了全面論列，把每一時代的學術作為思潮進行總的歷史考察，探討起因，分析點，剖析衰落之根源，並對各個時代、各學科的代表人物及著作詳盡闡述。
基本介紹
編輯推薦,特色評論,內容簡介,圖書前言,圖書目錄,相關資料,作者簡介,
編輯推薦
中國偌大國家，有幾千年的歷史。到底我們這個民族有無文化？如有文化，我們此種文化的表現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 我們可以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
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
特色評論
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頗大。
我國文化史確有研究價值，即一代已見其概。故我輩雖當一面儘量吸收外來之新文化，一面仍萬不可妄自菲薄，蔑棄其遺產。
——梁啓超
內容簡介
《清代學術概論》寫於1920年，是有關清代學術的第一部專著。《儒家哲學》是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的講義，其中全面論述了儒家哲學的內涵、沿革、代表人物和研究方法。
清代學術概論僅是綱要式的論著，很多問題沒有展開，可補充的東西不少，但它精煉而高度概括，簡明而線條明快，人們一眼就可以觸摸到有清一代的學術主潮和基本特徵，同時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頗有創新，是以現代思想文化為指導研究傳統學術史的佳作。
圖書前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大力編輯出版《梁啓超全集》的同時，又及時推出“飲冰室文萃叢書”，選擇梁啓超那些富有學術價值和創新思維，且經過近百年的歷史檢驗，仍熠熠生輝的學術專著重新標點、校對、排印，讓優秀的文化精品再展風姿，為推進學術研究，提高國民素質和文化品位發揮作用，實在是值得提倡和慶祝的一件大好事。
梁啓超一生著述宏富，涉及面廣，對史學、文學、政治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新聞學等方面都有開拓性的研究，是典型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現存的《飲冰室合集》近一千萬字，如果加上書信和散失的其他文論，一千四百萬字是應該有的。概觀梁啓超的論著，除詩歌小說之外，大體分為兩類：一是以報章文體寫的針對時局的各種政論性文章；二是以學術語言寫的研究中外歷史和文化的學術專著。1932年梁啓超的好友林志鈞編輯《飲冰室合集》時，將梁的第一類文章編為文集；第二類文章集為專集。這種分類是頗有見地的。但無論文集、專集，從梁文的字裡行間都可以感悟出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這就是情理性和現實感。
梁啓超是性情中人，勇於和善於用情寫作，人們稱其“筆尖常帶感情”，是很真切而形象的。這種情，包括對祖國的熱愛，對專制集權的痛恨，對貪官污吏的憎惡，對社會改革的熱情，對學術文化的珍愛，對妻子兒女、親朋好友的親情等，一個“情”字，是閱讀梁啓超文論的基礎。不過，梁啓超的情，是完全建立在“理”的基礎之上的，往往是情中有理，理中傳情，其文章之所以感人，情理交融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而且梁啓超所講的理，大都順應時代潮流，合乎民眾需求，代表了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總體趨勢，其讀者群的與日俱增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他寫的《少年中國說》，真是激情澎拜，豪情滿懷，讀了沒有不為之震撼的；地著的《袁崇煥傳》，真可謂知人論世，心繫英雄，讀了沒有不拍案叫絕的；即使是《戊戌政變記》這樣的歷吏專著，也是在傾注了對維新變法一片深情的基礎上，痛定思痛，悲磺交加，以其切身的歷史體驗，按史書的格調寫就的。如果再看看他那些演講、筆記、大學講稿、給妻子兒女的家書，則更突顯出梁啓超火熱的情，熾熱的愛，以及率直而令人信服的哲理。
梁啓超的所有論著都是有感而發，無病呻吟的作品基本與其無緣。現實感是把握梁啓超文論的關鍵。早年他投身變法維新，其論著基本隨著改革的脈搏跳躍。流亡海外後，他不僅關注國內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動向。而且依託世界，捕捉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漸漸就把中國與世界、政治與經濟、社會與人生、學術與文化等結合起來思索，故其文論廣泛而幾乎無所不包，激進而幾乎涉及時局的方方面面，展現出一個先進中國人走向世界後的海納百川的胸襟和不斷進取的追求。梁啓超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名，主要是在這期間奠定的。1912年後，受其沉浮於民初撲朔迷離的政治所制約，其論著和當時的歷史變遷緊密聯繫在一起。1918年後，梁啓超退出政壇，在天津的飲冰室讀書寫作，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化上獨闢蹊徑，成果卓著。他的一批影響深遠的學術專著多在這期間寫就。“飲冰室文萃叢書”所選的書目也多是這些著作，首批推出的《清代學術概論·儒家哲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1918年後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這些嚴肅的學術專著，也體現了梁啓超結合現實而形成的一種新的思想文化追求，深層次地反映出其心靈與現實的互動。為了讓讀者能比較準確地掌握梁啓超晚年論著的精神賣質，有必要探討一下其1918年後的文化心態。
梁啓超生命的最後10年，即1919到1929年，就文化觀來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前30年間引進西方文化為主的一貫思路不同，他提出“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3，第55頁)這種調和東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張的出現，是梁啓超在反思過去30年如夢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礎上，尤其是結合1919年到歐洲一年多的實地考察後，深思熟慮，提煉升華的結果。
梁啓超參政熱情很高，但從來都不得志。戊戌變法的失敗，雖然沒有絲毫減弱他的政治鬥志，但被清兵追捕的逃亡滋味著實讓他心驚肉跳。民國建立後，他組黨結社，在議會政治的漩渦里周旋，但總是被人利用，難遂心愿。先是上當於袁世凱，後又被段祺瑞算計，做過財政總長、司法總長等大官，卻疲於應付，一無所成。1918年他被迫退出官場時不僅對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且對西方文化發生了動搖。於是決心到歐洲親自考察一番，看個究竟。從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梁啓超和丁文江、張君勱、蔣百里等7入先後訪問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義大利和德國，在法國和英國停留時間最長，參觀了工廠、學校、銀行、博覽會、教堂、議會、市政府、劇院、商會、各種社團、名人故居、古戰場和“一戰”的據點、著名的風景區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還發表演說，交流學術，結交了許多朋友；同時涉足了正在巴黎召開的“巴黎和會”，親眼目睹了列強的勾心鬥角。真可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對政治迷茫後心靈苦悶的梁啓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奮鬥目標。綜合梁的切實感受，一是歐洲不愧為西方文化的發源地，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思想自由、個性解放、科技發達、政治有序，具有法治傳統，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國民素質和社會整體水平不可與中國同日而語；二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正面臨著深刻的社會危機，經濟衰退，物價昂貴，媒炭“都比金子還貴”，冬天供應不了暖氣，而且兩極分化嚴重，工人罷工，民眾示威，社會革命暗潮湧動；三是“科學萬能”走到了極端，將社會給“物質”化了，“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結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引發了“精神饑荒”；(《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3，第11頁)四是歐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對西方社會文化發生了動搖，迫切地想從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中尋求救助的辦法。他們不失時機地邀請梁啓超介紹孔子、墨子和老子、莊子的思想，一位美國著名的哲學家還勸梁回國後少研究西學，多引導青年去探討孔、老、墨的學說，好來解救日漸沒落的歐洲，這令梁啓超極為震驚。由此梁突發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質文明去解決東方的經濟落後，以東方的精神文明來補救西方的精神饑荒，“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時事新報》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二而一，創造第三種文明。梁啓超形象地稱之為中西文化“結婚”。當梁啓超1920年返回中國後，即全力以赴去創建他心目中的第三種新文明。具體辦法是，以中國古典文化為載體，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運用現代理念重新詮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使之與西方文化化合，“返本開新”，形成一種新文化，為全人類做貢獻。梁啓超就是懷著這樣的思想文化心態，開始了晚年的學術研究。《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哲學》也是在這樣的特定心路當中寫成的。
《清代學術概論》寫於1920年冬，僅半月成書。梁的好友蔣方震(百里)，是和蔡鍔齊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軍事家，考察歐洲歸來後，著有《歐洲文藝復興與時代史》，恭請梁作序。梁認為清代的學術思潮在許多地方與歐洲文藝復興相似，寫序時大加發揮，廣泛評述，無法止筆，一下子多至5萬餘言，已不成序，遂單獨成書，名《清代學術概論》。蔣方震反過來又為梁書作序。蔣在序言中，一方面肯定了梁此書的功力深厚，論辯超群，具有啟蒙意義；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識不濃，致用學風不夠，“人慾”自由沒有發揮的空間以及西方文化難以在中國確立等問題，梁書都沒有透徹地解釋。從總體上看，《清代學術概論》僅是綱要式的論著，很多問題沒有展開，可補充的東西不少，但它精煉而高度概括，簡明而線條明快，人們一眼就可以觸摸到有清一代的學術主潮和基本特徵，同時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頗有創新，是以現代思想文化為指導研究傳統學術史的佳作。梁以後的學者，基本是按照此書的框架和思路作進一步研究的。
如果說《清代學術概論》是有關清代學術發展的一部綱要，那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是十分翔實的專著了。後者近30萬言，從明代的最後20年講起，直到1920年為止，恰好三百年，梁啓超不起名清代學術史，原因有二：一、“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作學術史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恰當，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史”；二、“今年是公曆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之1623年，為明天啟三年，這部講義，就從那時候算起，若稍為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17、18、19三世紀的中國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第75，第1頁)總之，為求清代學術發展的完整性，梁啓超適當前後延伸，運用嶄新的文化理念，從巨觀和微觀的結合上闡述三百年間的學術起伏、流變，不但較《清代學術概論》豐滿多了，而且產生了一些新觀點。
《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樣，也是在講義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1922年春，梁啓超應北京政法專門學校之請，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雖然只有四講，但集中了他的主要觀點，很有見地。同年秋冬，他又在東南大學講課，將原有的四講擴編，在基本框架不變的基礎上，大大豐富了先秦政治思想的內容。梁對先秦政治思想的總體描述是：四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潮流(無治主義、禮治主義、人治主義、法治主義)、四個共同特點。梁認為，所謂的四個共同特點，就是中國人政治思想的總體特徵，具體是：一、中國人深信宇宙間有一定的自然法則，把這些自然法則運用於政治領域，便是最理想、最圓滿的政治思想，“順天行事”就是這個意思。二、君權神授，君權無限，認定皇帝有絕對的權威，還加上許多神秘的色彩。三、將美好的社會和國家理想化了，什麼“大同”、“天下為公”等，全是空泛的紙上的東西，具體如何變為現實，從來不去研究，結果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烏托邦”。四、中國人講政治，總以“天下”為最高，國家變成了具體的某朝某代，所謂“治國”、“平天下”，自然衍化成了為當權者效勞的代名詞，國家究竟為何物全然不知。在這四條繩索的束縛下，中國人的政治思維很難走出封建專制的怪圈，去建設現代國家。梁啓超的分析，真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還應提及的是，梁啓超之所以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目的是提高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和政治心理。在他看來，政治就是國民政治心理的寫照，沒有好的國民政治心理，好的政治不會從天而降。而先秦時期是中國人政治心理形成的基礎，只有把那時的政治思想實質搞清楚了，才能對症下藥，找到提高中華民族政治素質的良方。《儒家哲學》寫於1927年。此書較《先秦政治思想史》更富有哲理。梁啓超雖然不是著名的哲學家，但實踐能力極強，哲學意識很濃，非常善於吸收中外哲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運用到中國學術史的研究當中。他對儒家哲學的總體把握和具體分析都有相當的深度和獨特的見解，對今天仍然有很強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
李喜所
2003年3月6日於南開大學
圖書目錄
清代學術概論
儒家哲學
第一章 儒家哲學是什麼
第二章 為什麼要研究儒家哲學
第三章 儒家哲學的研究法
第四章 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上）
第五章 二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下）
第六章 儒家哲學的重要問題
一 性善惡的問題
二 天命的問題
三 心體問題
附 讀書示例——《荀子》
相關資料
導語
《清代學術概論》寫於1920年，是有關清代學術的第一部專著。它系統評述了明末至梁啓超以來200多年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概況，就有清一代的哲學、經學、史學、等自然科學進行了全面論列，把每一時代的學術作為思潮進行總的歷史考察，探討起因，分析點，剖析衰落之根源，並對各個時代、各學科的代表人物及著作詳盡闡述。《儒家哲學》是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的講義，其中全面論述了儒家哲學的內涵、沿革、代表人物和研究方法。
本書僅是綱要式的論著，很多問題沒有展開，可補充的東西不少，但它精煉而高度概括，簡明而線條明快，人們一眼就可以觸摸到清代的學術主潮和基本特徵，同時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頗有創新，是以現代思想文化為指導研究傳統學術史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