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商道：來自十三行後裔的歷史報告》是2014年6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譚元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海國商道:十三行後裔的歷史報告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頁數：462頁
- 開本：16
- 作者：譚元亨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010131716
- 包裝：平裝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明、清二朝，廣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館為中心的貿易口岸，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地位凸顯。十三行的中國商人，為開拓國際貿易新求變，獨領風騷，對中國經濟影響甚鉅。然而，他們一面是皇朝特許的壟斷商人，可獲高額利潤，人稱其為“富可敵國”的官商；另一面，他們又深受封建專制與國外黑暗勢力壓迫，在夾縫中求生存，是備受歧視的民商；他們受到嚴苛的限制，還得承擔巨額的苛捐雜稅，並且要承擔一切經濟活動與涉外貿易的風險，以及賠償其他同行破產給當局與外商帶來的損失。他們的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的悲劇角色。1822年及1843年兩場大火，終於讓他們在一片毀譽聲中最後寂滅。而他們的後人，也不再有誰重操舊業。重新認識這批民商的歷史價值，破譯他們的行為，心理深層的“密碼”，對今日的改革開放不無借鑑意義，為此，此書對這一段近古史，予以了“還原”……
《海國商道:來自十三行後裔的歷史報告》旨在重新認識這批民商的歷史價值，破譯他們的行為，心理深層的“密碼”，對今日的改革開放不無借鑑意義，為此，此書對這一段近古史，予以了“還原”……
作者簡介
譚元亨，廣東順德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國際IRSCL會員。曾為湘潭市京劇團專業編劇，湖南省作協專業作家。1993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為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廣府學會會長。獲國家級政府獎4項，含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駿馬獎、中國圖書獎等及北京十月文學獎多項；《客家文化史》獲第六屆全國高校科研優秀成果獎（人文社科）。已出版文史哲工各類著作逾150種，3000多萬字，其中，理論著作《中國文化史觀》、《華南兩大族群的文化人類學建構》、《廣府尋根》、《客家聖典》等30多部。文學著作《客家魂》三部曲、《後知青·女性三部曲》、《開洋》等40餘種。紀實與史傳《無效護照》、《潘氏三兄弟》，紀實文學《雷區1988》等20餘種。其作品有的被譯為英、法、日、朝等多國文字。曾應邀到歐美、亞非十多國作中國文學、客家文化講演。還有《國門十三行》、《客家女》、《客家人》、《正道滄桑》等數百部（集）影視作品。譯作數部。有《譚元亨文集》第一輯12卷。理論專著《元亨文存》6卷
圖書目錄
序曲
上篇
1.兩千年駘蕩的海風
2.蕃坊的興衰
3.“籠海商得法”的南漢國
4.宋代的市舶亭
5.大明王朝：“懷遠驛”
6.熱兵器與十三行
中篇
1.佛郎機催生十三行
2.貢獅“晉京”
3.十三行起死回生
4.順德人出現在十三行
5.廣州口岸的盛衰
6.大航海時代的行商們
7.為開海建立正常的經濟秩序的曲折
8.“外事無小事”
9.乾隆登基，取消“番銀加一徵收”
10.“天子南庫”的美名
11.“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12.十三行VS十三行
13.茶葉、絲綢與瓷器
14.寧為一隻狗，不當洋商首
15.馬爾戛尼來了
16.儒商
17.“鄉賢”夢，縱死也難圓
18.壬午大火
19.大火，十三行最悲壯的結局
……
下篇
參考文獻
後記
上篇
1.兩千年駘蕩的海風
2.蕃坊的興衰
3.“籠海商得法”的南漢國
4.宋代的市舶亭
5.大明王朝：“懷遠驛”
6.熱兵器與十三行
中篇
1.佛郎機催生十三行
2.貢獅“晉京”
3.十三行起死回生
4.順德人出現在十三行
5.廣州口岸的盛衰
6.大航海時代的行商們
7.為開海建立正常的經濟秩序的曲折
8.“外事無小事”
9.乾隆登基，取消“番銀加一徵收”
10.“天子南庫”的美名
11.“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12.十三行VS十三行
13.茶葉、絲綢與瓷器
14.寧為一隻狗，不當洋商首
15.馬爾戛尼來了
16.儒商
17.“鄉賢”夢，縱死也難圓
18.壬午大火
19.大火，十三行最悲壯的結局
……
下篇
參考文獻
後記
後記
讓歷史來訴說
這本書寫得如此艱澀，是我自己料所不及的。這倒不是身體的原因，雖說其間做了心臟手術，更多的還在思想上。
是的，我當為十三行行商們申辯什麼呢？似乎已無可辯駁了。歷史就是歷史，鐵鑄般的沉重，也鐵鑄般的堅固，你休想撬動它一下，更別妄想砸開一條裂縫。縱然歷史學家一撥一撥如野草般叢生，也如野草般“一歲一枯榮”，可他們又能對歷史有什麼作為呢？當歷史成為一門職業，歷史論文也就成了年年評定職稱時大量炮製出來的文字垃圾，散發著腐爛惡臭，而那些教授、研究員則如在腐草中的鼻涕蟲、屎殼郎們，應運而生了。又能有什麼真知灼見，又怎么能有創見與開拓？在這些寄生物的身上，又怎么找得到諸如梁啓超、梁思成、鐘敬文、季羨林等老一代學者縱橫千古、經天緯地的氣概？又怎么找得到諸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老舍等老一代作家燭見古今、創作與學問皆通的厚重與瀟灑呢？整個學術與文學殿堂，都耽於往孔方兄里鑽營、拉著娘娘腔、痴迷於聲色犬馬、享樂消閒，不惜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之際，誰還會去尋求歷史的公正，思想的崇高與深刻，生命的真正價值所在……
於是，十三行的正名，也就淪為了一種利益之爭，一種炒作，某個政績什麼的，已遠不是歷史自身了。作為十三行的後人，我們又能對此說上什麼？還能再指望一個梁嘉彬再世么？
正因為這，我已沒有勇氣再去做一部十三行的學術著作，卻又於心不甘，這才有了這樣一本歷史報告，介乎於學術與文學之間，而不是虛構類的小說什麼的。也許，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學富五車的陳寅恪，在晚年那種嚴酷的氣候下，何以去寫一部《柳如是別傳》，不再做“學問”了。
當然，卻也受陳寅恪的影響，“以詩證史”，一方面，加重史的可信程度，另一方面，也多少加重這部作品的藝術色彩或詩味——這便是本書引錄了那么些古詩詞的原因，可錄的其實還很多，每每不得不忍痛割愛。同樣，本書中引證的史料，也都不少，作者不願意說的，就讓史料說好了。這該不算“春秋筆法”吧。不過，一位台灣著名學者卻不認同，他評我的另一部作品時便稱：“簡短敘述中帶有頗深的褒貶，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一個人的文字風格也許是很難改變的。此書的艱澀、沉重，也都與作者的人生一脈貫之，既然不願選擇沉默，那就唯有這樣，必要時說上一兩句，至於人家怎么聽的，那是人家的事。反正我說了。
這也許有幾分尷尬。本來，這書中所講的也就是一個尷尬的歷史群體，塵垢之久，怎能一下子變得乾淨呢？沒準，永遠也乾淨不了。這讓我想起這本書中“遺漏”的一個幾近神奇的傳說。
那是當年十三行所在的珠江岸邊，有一位專門賣肉的趙姓“豬肉佬”。他用來剁肉的案板又厚又重，到底用了多少個年頭，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了，反正記事起便有這個案板，而每日所賣出的錢，則僅夠其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沒想到有一天，“財”從天降，一位番鬼佬來到這位趙姓的豬肉佬案前，提出要花錢買他的案板。趙姓豬肉佬當時只是想，這不就是一大塊厚點的木頭案板么，賣了，換塊新的也無妨，於是，便開了海口，出價50兩銀子，那時節，與番鬼佬打交道，都是用的銀元。番鬼佬滿口應承，立即回去把銀子取來。他這么一爽快，豬肉佬便多了個心眼，稱：“剛才不過是戲言而已，你真要買，當不是這個價。”
“多少？加倍，一百么？”
“不行。”
“那就兩百。”
這么一口氣加到500兩銀子，番鬼佬連眼都不眨一眨。
豬肉佬這下子更疑惑了，心想，如今這號案板，也不過百錢，連一兩銀子都不值，可這位番鬼佬居然不惜重金以購之，只怕這案板是不世之寶，只是外人不識貨罷了。為此，他還是拒絕了：再高價也不賣。
番鬼佬也只好走了，他們得趁季候風，乘商舶回國。
豬肉佬則自始視這個案板為無價之寶，不敢再輕易扛到街上去剁肉了，而是把它洗得乾乾淨淨，把上邊的油膩也颳去了一層，收藏在了家中，還時刻提防著，怕被人偷走。
約摸一年後，那位鬼番佬又來到了十三行，再專門找到這位豬肉佬，一看台案換了，驚問：是否已有人高價買走？豬肉佬告訴他，這個案板已珍藏在家中一年了，就等他來。番鬼佬一聽，便說，這案板已不值錢了。豬肉佬百思不得其解，要問個詳細，鬼佬只說，案板中有一老蜈蚣，久飲豬血，已養出了一顆定風殊。這定風珠在海上可是無價之寶，能避風息浪，可現在這蜈蚣已一年無血可飲，早死了，定風珠也化了，案板自然沒了價值，他也就不要了。
豬肉佬唯有跌足長嘆。
這個傳說是真是假，卻是沒什麼重要的。傳說畢竟是傳說。只是，歷史也會演繹為神話，神話本身也是歷史。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僅可以得知，當時十三行有多富，居然可用500兩銀子買個案板，但其內涵，卻比這豐富得多。很多東西，此時有價，彼時無價，時過境遷，價值也同樣發生變換。一如古董，無知者不懂整舊如舊，亂加“保護”，甚至粉刷一新，結果反成破壞，使至一錢不值了。
思想領域中的一切，當不盡一致。當年蘇聯的“集體農莊”的理念，曾被多少人捧為圭臬，可時至今日，蘇聯的解體又道與之有關，自是成了負價值。今天呢，美國夢也一度為不少人津津樂道，只是到最後又會怎樣呢？價值觀與歷史觀互相是不可以斷然割裂開來的，正與負的價值每每躲不過歷史的顛簸，我們當從豬肉佬身上明白點什麼。
時至今日，我們仍未必認為，正是商業文明，才帶來自由、平等、民主與博愛。這一切，當是人類歷史進程中許多綜合因素造成的，而非僅由市場所決定。但中國仕農工商，商者為末的傳統，畢竟拉了歷史後腿有太長的時間，少不了來個糾枉過正。於是，今日，連各級官員都被稱之為“老闆”或“波士”，每每教我們這些十三行的後裔啞然失笑。這么叫，未必是個好兆頭呢。十三行“老闆”們的噩夢，莫非還得在他們身上重演？如今，因貪腐而獲罪的這類“老闆”當與日俱增。只是沒了當日的籍沒、抄家、充軍、流放或鞭刑了！
不知後一代人，看這么一部“財大氣粗”的《帝國海商》當有怎樣的觀感？他們會理解么——這卻是多慮了，畢竟，還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個文化背景，他們不會魯鈍到如書中洪任輝“闖關”一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那么不識時務，不諳世情。
記得馬爾庫塞說過：“通過感性媒介物體驗到的東西是現在的東西，但是藝術若不把這個東西表現為過去的東西，就不能使它作為現在在場的東西表現出來。於是，藝術作品中稱為形式的東西就產生了：它是回顧，是再現。這種模仿行為把現實轉換為記憶。”
十三行的記憶，自不是後顧，而只是當下與前瞻，是當下的一個警示，這正是行文艱澀的一個原因，不得不說的話總是很難說的，而且也很難說清楚，知識分子本身也就是很難說清楚的一種，誰說得清自己。可我還是努力去說了。這當告慰先人，也告慰今天。也告慰我的邑人——畢竟父輩是南番順即三邑人，這些年諸如《廣府尋根》、《千年國門》等作品，當是寫的這么一個族群：三邑是廣府的中心地，三邑人就是最典型的廣府人，無論學術，還是文學作品，真正關心這個族群的，還是少之又少。而且，十三行正是產生在廣府。
這又是一番不曾明白的話——我要說的是什麼？有誰來告訴我呢？！
讓歷史來告訴好了，只是我已未必聽到了。
這本書寫得如此艱澀，是我自己料所不及的。這倒不是身體的原因，雖說其間做了心臟手術，更多的還在思想上。
是的，我當為十三行行商們申辯什麼呢？似乎已無可辯駁了。歷史就是歷史，鐵鑄般的沉重，也鐵鑄般的堅固，你休想撬動它一下，更別妄想砸開一條裂縫。縱然歷史學家一撥一撥如野草般叢生，也如野草般“一歲一枯榮”，可他們又能對歷史有什麼作為呢？當歷史成為一門職業，歷史論文也就成了年年評定職稱時大量炮製出來的文字垃圾，散發著腐爛惡臭，而那些教授、研究員則如在腐草中的鼻涕蟲、屎殼郎們，應運而生了。又能有什麼真知灼見，又怎么能有創見與開拓？在這些寄生物的身上，又怎么找得到諸如梁啓超、梁思成、鐘敬文、季羨林等老一代學者縱橫千古、經天緯地的氣概？又怎么找得到諸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老舍等老一代作家燭見古今、創作與學問皆通的厚重與瀟灑呢？整個學術與文學殿堂，都耽於往孔方兄里鑽營、拉著娘娘腔、痴迷於聲色犬馬、享樂消閒，不惜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之際，誰還會去尋求歷史的公正，思想的崇高與深刻，生命的真正價值所在……
於是，十三行的正名，也就淪為了一種利益之爭，一種炒作，某個政績什麼的，已遠不是歷史自身了。作為十三行的後人，我們又能對此說上什麼？還能再指望一個梁嘉彬再世么？
正因為這，我已沒有勇氣再去做一部十三行的學術著作，卻又於心不甘，這才有了這樣一本歷史報告，介乎於學術與文學之間，而不是虛構類的小說什麼的。也許，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學富五車的陳寅恪，在晚年那種嚴酷的氣候下，何以去寫一部《柳如是別傳》，不再做“學問”了。
當然，卻也受陳寅恪的影響，“以詩證史”，一方面，加重史的可信程度，另一方面，也多少加重這部作品的藝術色彩或詩味——這便是本書引錄了那么些古詩詞的原因，可錄的其實還很多，每每不得不忍痛割愛。同樣，本書中引證的史料，也都不少，作者不願意說的，就讓史料說好了。這該不算“春秋筆法”吧。不過，一位台灣著名學者卻不認同，他評我的另一部作品時便稱：“簡短敘述中帶有頗深的褒貶，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一個人的文字風格也許是很難改變的。此書的艱澀、沉重，也都與作者的人生一脈貫之，既然不願選擇沉默，那就唯有這樣，必要時說上一兩句，至於人家怎么聽的，那是人家的事。反正我說了。
這也許有幾分尷尬。本來，這書中所講的也就是一個尷尬的歷史群體，塵垢之久，怎能一下子變得乾淨呢？沒準，永遠也乾淨不了。這讓我想起這本書中“遺漏”的一個幾近神奇的傳說。
那是當年十三行所在的珠江岸邊，有一位專門賣肉的趙姓“豬肉佬”。他用來剁肉的案板又厚又重，到底用了多少個年頭，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了，反正記事起便有這個案板，而每日所賣出的錢，則僅夠其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沒想到有一天，“財”從天降，一位番鬼佬來到這位趙姓的豬肉佬案前，提出要花錢買他的案板。趙姓豬肉佬當時只是想，這不就是一大塊厚點的木頭案板么，賣了，換塊新的也無妨，於是，便開了海口，出價50兩銀子，那時節，與番鬼佬打交道，都是用的銀元。番鬼佬滿口應承，立即回去把銀子取來。他這么一爽快，豬肉佬便多了個心眼，稱：“剛才不過是戲言而已，你真要買，當不是這個價。”
“多少？加倍，一百么？”
“不行。”
“那就兩百。”
這么一口氣加到500兩銀子，番鬼佬連眼都不眨一眨。
豬肉佬這下子更疑惑了，心想，如今這號案板，也不過百錢，連一兩銀子都不值，可這位番鬼佬居然不惜重金以購之，只怕這案板是不世之寶，只是外人不識貨罷了。為此，他還是拒絕了：再高價也不賣。
番鬼佬也只好走了，他們得趁季候風，乘商舶回國。
豬肉佬則自始視這個案板為無價之寶，不敢再輕易扛到街上去剁肉了，而是把它洗得乾乾淨淨，把上邊的油膩也颳去了一層，收藏在了家中，還時刻提防著，怕被人偷走。
約摸一年後，那位鬼番佬又來到了十三行，再專門找到這位豬肉佬，一看台案換了，驚問：是否已有人高價買走？豬肉佬告訴他，這個案板已珍藏在家中一年了，就等他來。番鬼佬一聽，便說，這案板已不值錢了。豬肉佬百思不得其解，要問個詳細，鬼佬只說，案板中有一老蜈蚣，久飲豬血，已養出了一顆定風殊。這定風珠在海上可是無價之寶，能避風息浪，可現在這蜈蚣已一年無血可飲，早死了，定風珠也化了，案板自然沒了價值，他也就不要了。
豬肉佬唯有跌足長嘆。
這個傳說是真是假，卻是沒什麼重要的。傳說畢竟是傳說。只是，歷史也會演繹為神話，神話本身也是歷史。從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僅可以得知，當時十三行有多富，居然可用500兩銀子買個案板，但其內涵，卻比這豐富得多。很多東西，此時有價，彼時無價，時過境遷，價值也同樣發生變換。一如古董，無知者不懂整舊如舊，亂加“保護”，甚至粉刷一新，結果反成破壞，使至一錢不值了。
思想領域中的一切，當不盡一致。當年蘇聯的“集體農莊”的理念，曾被多少人捧為圭臬，可時至今日，蘇聯的解體又道與之有關，自是成了負價值。今天呢，美國夢也一度為不少人津津樂道，只是到最後又會怎樣呢？價值觀與歷史觀互相是不可以斷然割裂開來的，正與負的價值每每躲不過歷史的顛簸，我們當從豬肉佬身上明白點什麼。
時至今日，我們仍未必認為，正是商業文明，才帶來自由、平等、民主與博愛。這一切，當是人類歷史進程中許多綜合因素造成的，而非僅由市場所決定。但中國仕農工商，商者為末的傳統，畢竟拉了歷史後腿有太長的時間，少不了來個糾枉過正。於是，今日，連各級官員都被稱之為“老闆”或“波士”，每每教我們這些十三行的後裔啞然失笑。這么叫，未必是個好兆頭呢。十三行“老闆”們的噩夢，莫非還得在他們身上重演？如今，因貪腐而獲罪的這類“老闆”當與日俱增。只是沒了當日的籍沒、抄家、充軍、流放或鞭刑了！
不知後一代人，看這么一部“財大氣粗”的《帝國海商》當有怎樣的觀感？他們會理解么——這卻是多慮了，畢竟，還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個文化背景，他們不會魯鈍到如書中洪任輝“闖關”一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那么不識時務，不諳世情。
記得馬爾庫塞說過：“通過感性媒介物體驗到的東西是現在的東西，但是藝術若不把這個東西表現為過去的東西，就不能使它作為現在在場的東西表現出來。於是，藝術作品中稱為形式的東西就產生了：它是回顧，是再現。這種模仿行為把現實轉換為記憶。”
十三行的記憶，自不是後顧，而只是當下與前瞻，是當下的一個警示，這正是行文艱澀的一個原因，不得不說的話總是很難說的，而且也很難說清楚，知識分子本身也就是很難說清楚的一種，誰說得清自己。可我還是努力去說了。這當告慰先人，也告慰今天。也告慰我的邑人——畢竟父輩是南番順即三邑人，這些年諸如《廣府尋根》、《千年國門》等作品，當是寫的這么一個族群：三邑是廣府的中心地，三邑人就是最典型的廣府人，無論學術，還是文學作品，真正關心這個族群的，還是少之又少。而且，十三行正是產生在廣府。
這又是一番不曾明白的話——我要說的是什麼？有誰來告訴我呢？！
讓歷史來告訴好了，只是我已未必聽到了。
序言
其實，真正被稱為“珠江”的，只是流近廣州，直至人海口的一段。在那之前，則是西江、北江、東江，它們分別來自雲南、湖南及江西的崇山峻岭，自帶有莽原大川的豪氣，急流直下，一瀉千里，衝出偌大一個珠江三角洲，更拓開一個巨型的喇叭口——珠江兩岸，即便是廣州一線，在唐宋年間，都是彼此看不見的。珠江水量之大，在神州大地，僅次於浩浩長江。約100年前，有名的“乙卯大水”，使得整個珠江三角洲，差點又回到幾萬年前的古海灣情狀，只餘下孤零零露出水面的島嶼與礁石——這些，在平日，卻有山峰之稱，如順峰山、錦屏山。在廣州，珠江的北岸與南岸，也幾乎都相互見不到了，唯有浩淼無垠的大水。北岸，更退到了當年達摩舍筏登岸的地方，那可是南北朝時期。珠江水，不羈的江水，狂傲的江水，年年歲歲，應和著頂托的南海大潮，讓人類感受其掀天覆地的膂力。人稱“黃河之水天上來”，那么，珠江更是“九天銀漢手中挽”，氣吞天地。難怪人稱黃河人厚重、粗獷，而珠江人也一般大氣、豪放，沒有江南的陰柔、嫵媚之弱不禁風。
然而，珠江不是黃河。珠江面對的是浩浩蕩蕩的南海，而非高山大嶺的中原。珠江人的豪爽，分明又帶有大海的長風的駘蕩，還有揚帆千里的快暢……噢，要細細分說，恐非三五萬字下不來，不妨引上幾句林語堂的評述：他們是“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寥寥幾句，活靈活現，不說惟妙惟肖，也八九不離十吧，況且，用文學語言表述，不刻板、不落套，這算是最為精彩的。
其實，這裡的人，把凡有水的地方，都稱之為“海”。連河堤，也都叫做“海皮”。海，成了他們文化的最深厚的底色，並自豪地認為自身就“有海國超邁之意量”。他們很陽光，個個都稱得上“陽光少年”，甚至在世界上，都有這么一句話“太陽在粵人社會上永遠不落”（The sun never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一代文化大師梁啓超也稱：“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試一觀海，忽覺趨然萬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無限自由……”這番聯想，我是站在廣州城頭、白鵝潭畔生髮出來的。只是，我何以從珠江，聯想到了人？莫非，只因眼前風濤滾滾的白鵝潭？！
白鵝潭的得名，當是500年前，著名的黃蕭養起義在此血戰而來的。當年，義軍數百、上千號戰船，把個廣州城圍了個密密匝匝、水泄不通，嚇得州府大人差點“盡忠”了。過去，人們習慣性地把這支義軍稱為農民起義部隊，可一細究，卻不是那么回事，畢竟，為首的黃蕭養並非農民，是商輪上的僱工及小頭目，而幾百、上千條戰船上的義軍，也大都不是農民。他們是為生存而戰，昏庸的帝國一聲“禁海”，便斷了幾千年往返於大洋間商輪上的“討海者”的活路，因此海商也就被迫起來反抗，於是海商也就成了海盜。“開則為商，禁則為盜”，海上的商業往來，開海則可正名，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一旦禁海，這便成了“走私”或別的什麼罪行，於是商業也就成為盜了。這道理很簡單，但那些冬瓜腦袋的朝廷命臣們卻怎么也弄不清楚。
白鵝潭血戰，黃蕭養壯烈戰死，卻有一隻白天鵝自天而降，把這位壯士馱上，直衝雲霄，消失在渺渺雲煙之中。也許，黃蕭養身上，集中體現了這方水土養育出來的人的品格？！所以，我才有開篇那番幾近不著邊際的聯想？
卻似乎不盡然。
因為，我想得更多的，是另5個群體。而我，則是作為這樣一個群體當中一員的後裔。只不過，年過半百，我方得知自己這樣的身世。
歷史被塵封，尚有情可原，戰亂、災荒，牒牘蕩然無存。可一個人的身世，既然由上輩人一代一代的血脈延續下來，又怎可以被失落、被隱瞞呢？
只是我父親一直到辭世，都守口如瓶，隻字不提這一身世。他帶去冥間的，還遠不只身世一事，連我的家世，也就是他這一代人的事，也被他瞞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也只有我回到廣州，回到老家順德，見到宗祠所存、祖居所存的乾隆、嘉慶年間青花瓷——它們倒是真正塵封在祖居閣樓上的一個角落裡，恐怕幾十年沒人打理過——方愕然地問起其之來歷……
誰也不曾立馬回答我。直到有一回上姑媽家，她才輕輕地、淡然地說了一句：“那是我們祖上在十三行經銷的景德鎮的青瓷。”
十三行？！十三行的中國行商？！
恐怕，這是中國近古歷史上最尷尬的歷史群落，以至於父輩們可以隱瞞整整一生一世，而不願子孫們知曉……或許，這樣一個歷史群落，作為一個整體，也曾留下類似“達·文西密碼”這樣的訓誡，不到時機，切切不可讓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後人得知。
站立在白鵝潭畔，看白帆片片、波光粼粼、群鷗翩翩，這太祥和、太寧靜的水面，仿佛是對今人的一種賄賂，教你不願去追問昔日的滔天巨浪、血影刀光——無論是屈辱還是榮耀，是振奮還是哀慟……當年，潭面，當不知大過現在多少倍，往來的船隻，也不知比現在多多少，一任它們來自遙遠的太平洋彼岸，或者是繞道風急浪險的好望角，白鵝潭統統都能接納，只要看過當年畫家留下的一系列組畫便一目了然。
……
這也是我最後下了決心，啃這枚歷史苦果的唯一原因。畢竟，我的祖輩，處於十三行那種境地中，是那么孤立無援，雖然有人說他們“富可敵國”，說他們是18世紀乃至19世紀上半葉世界上最富有的群體，可他們卻在片刻間傾家蕩產，要么便被流放、下大獄，要么就只有選擇自盡、投繯或吞鴉片，並留下無盡的罵名——在歷史上，也同樣一般孤立無援。當他們從史冊中伸出一隻那么孱弱、無助之手，想握住什麼之際，你忍心拒絕么？
我想起了網際網路上的一幅照片。
那是一個才被懷上4個來月的胎兒，被診斷患有先天性的脊髓病，由於父母的堅持，他沒被流產掉，醫生決定打開腹腔與子宮，給他做手術治療。就在打開子宮之際，奇蹟出現了，一隻手，鉛筆般的小手伸了出來，毅然決然地抓住了主刀醫生的手，令所在在場醫務人員為之驚詫！
那是生命的求援。幾個月後，這孩子順利出生了。
4個月的胎兒，我們無法知道是否已經有了意識，可求援、求助，卻是生命的本能，這是誰都無法拒絕的。
而十三行的故人們，他們更是已有過思想有過生命的，當他們從厚厚的歷史故紙堆的重壓下，艱難地伸出一隻手來，你能拒絕么？
歷史也是有生命的，歷史總是在申述什麼，因為畢竟有著太多的未盡之言！
30多年前，當我還是一位知青，在炎帝陵近即流亡之際，由於前途茫茫、風刀霜劍四面相逼，曾寫下一首上千行的長詩，詩的末尾是這么寫的：“我從墳墓里伸出一隻手不是道別而是招徠……”極端頹廢、悲傷之下的絕望之語。後來，我還把它引用在一部長篇的後記之中。
而現在不是我自己的手，反過來，是我抓住了歷史之手，要把這一部歷史從墳墓中斷然決然地拔出來……當然，我得下很大的力氣。而我，最終仍選擇文學這一形式，正在於其有可能道出的“未盡之言”，一如我在那篇評論中所說的：
就這樣，文學也就重於歷史，同樣，也真於歷史。因為它飛揚起的人類的歷史精神，更真切，更無可顛撲。而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更遠比被格式化的歷史書中的人物要清晰得多、具體得多；這其間的歷史事件，也同樣較史書上的陳述要真切得多，可信得多。這究竟是不是歷史學家的無奈與悲哀呢？
然而，珠江不是黃河。珠江面對的是浩浩蕩蕩的南海，而非高山大嶺的中原。珠江人的豪爽，分明又帶有大海的長風的駘蕩，還有揚帆千里的快暢……噢，要細細分說，恐非三五萬字下不來，不妨引上幾句林語堂的評述：他們是“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寥寥幾句，活靈活現，不說惟妙惟肖，也八九不離十吧，況且，用文學語言表述，不刻板、不落套，這算是最為精彩的。
其實，這裡的人，把凡有水的地方，都稱之為“海”。連河堤，也都叫做“海皮”。海，成了他們文化的最深厚的底色，並自豪地認為自身就“有海國超邁之意量”。他們很陽光，個個都稱得上“陽光少年”，甚至在世界上，都有這么一句話“太陽在粵人社會上永遠不落”（The sun never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一代文化大師梁啓超也稱：“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試一觀海，忽覺趨然萬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無限自由……”這番聯想，我是站在廣州城頭、白鵝潭畔生髮出來的。只是，我何以從珠江，聯想到了人？莫非，只因眼前風濤滾滾的白鵝潭？！
白鵝潭的得名，當是500年前，著名的黃蕭養起義在此血戰而來的。當年，義軍數百、上千號戰船，把個廣州城圍了個密密匝匝、水泄不通，嚇得州府大人差點“盡忠”了。過去，人們習慣性地把這支義軍稱為農民起義部隊，可一細究，卻不是那么回事，畢竟，為首的黃蕭養並非農民，是商輪上的僱工及小頭目，而幾百、上千條戰船上的義軍，也大都不是農民。他們是為生存而戰，昏庸的帝國一聲“禁海”，便斷了幾千年往返於大洋間商輪上的“討海者”的活路，因此海商也就被迫起來反抗，於是海商也就成了海盜。“開則為商，禁則為盜”，海上的商業往來，開海則可正名，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一旦禁海，這便成了“走私”或別的什麼罪行，於是商業也就成為盜了。這道理很簡單，但那些冬瓜腦袋的朝廷命臣們卻怎么也弄不清楚。
白鵝潭血戰，黃蕭養壯烈戰死，卻有一隻白天鵝自天而降，把這位壯士馱上，直衝雲霄，消失在渺渺雲煙之中。也許，黃蕭養身上，集中體現了這方水土養育出來的人的品格？！所以，我才有開篇那番幾近不著邊際的聯想？
卻似乎不盡然。
因為，我想得更多的，是另5個群體。而我，則是作為這樣一個群體當中一員的後裔。只不過，年過半百，我方得知自己這樣的身世。
歷史被塵封，尚有情可原，戰亂、災荒，牒牘蕩然無存。可一個人的身世，既然由上輩人一代一代的血脈延續下來，又怎可以被失落、被隱瞞呢？
只是我父親一直到辭世，都守口如瓶，隻字不提這一身世。他帶去冥間的，還遠不只身世一事，連我的家世，也就是他這一代人的事，也被他瞞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也只有我回到廣州，回到老家順德，見到宗祠所存、祖居所存的乾隆、嘉慶年間青花瓷——它們倒是真正塵封在祖居閣樓上的一個角落裡，恐怕幾十年沒人打理過——方愕然地問起其之來歷……
誰也不曾立馬回答我。直到有一回上姑媽家，她才輕輕地、淡然地說了一句：“那是我們祖上在十三行經銷的景德鎮的青瓷。”
十三行？！十三行的中國行商？！
恐怕，這是中國近古歷史上最尷尬的歷史群落，以至於父輩們可以隱瞞整整一生一世，而不願子孫們知曉……或許，這樣一個歷史群落，作為一個整體，也曾留下類似“達·文西密碼”這樣的訓誡，不到時機，切切不可讓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後人得知。
站立在白鵝潭畔，看白帆片片、波光粼粼、群鷗翩翩，這太祥和、太寧靜的水面，仿佛是對今人的一種賄賂，教你不願去追問昔日的滔天巨浪、血影刀光——無論是屈辱還是榮耀，是振奮還是哀慟……當年，潭面，當不知大過現在多少倍，往來的船隻，也不知比現在多多少，一任它們來自遙遠的太平洋彼岸，或者是繞道風急浪險的好望角，白鵝潭統統都能接納，只要看過當年畫家留下的一系列組畫便一目了然。
……
這也是我最後下了決心，啃這枚歷史苦果的唯一原因。畢竟，我的祖輩，處於十三行那種境地中，是那么孤立無援，雖然有人說他們“富可敵國”，說他們是18世紀乃至19世紀上半葉世界上最富有的群體，可他們卻在片刻間傾家蕩產，要么便被流放、下大獄，要么就只有選擇自盡、投繯或吞鴉片，並留下無盡的罵名——在歷史上，也同樣一般孤立無援。當他們從史冊中伸出一隻那么孱弱、無助之手，想握住什麼之際，你忍心拒絕么？
我想起了網際網路上的一幅照片。
那是一個才被懷上4個來月的胎兒，被診斷患有先天性的脊髓病，由於父母的堅持，他沒被流產掉，醫生決定打開腹腔與子宮，給他做手術治療。就在打開子宮之際，奇蹟出現了，一隻手，鉛筆般的小手伸了出來，毅然決然地抓住了主刀醫生的手，令所在在場醫務人員為之驚詫！
那是生命的求援。幾個月後，這孩子順利出生了。
4個月的胎兒，我們無法知道是否已經有了意識，可求援、求助，卻是生命的本能，這是誰都無法拒絕的。
而十三行的故人們，他們更是已有過思想有過生命的，當他們從厚厚的歷史故紙堆的重壓下，艱難地伸出一隻手來，你能拒絕么？
歷史也是有生命的，歷史總是在申述什麼，因為畢竟有著太多的未盡之言！
30多年前，當我還是一位知青，在炎帝陵近即流亡之際，由於前途茫茫、風刀霜劍四面相逼，曾寫下一首上千行的長詩，詩的末尾是這么寫的：“我從墳墓里伸出一隻手不是道別而是招徠……”極端頹廢、悲傷之下的絕望之語。後來，我還把它引用在一部長篇的後記之中。
而現在不是我自己的手，反過來，是我抓住了歷史之手，要把這一部歷史從墳墓中斷然決然地拔出來……當然，我得下很大的力氣。而我，最終仍選擇文學這一形式，正在於其有可能道出的“未盡之言”，一如我在那篇評論中所說的：
就這樣，文學也就重於歷史，同樣，也真於歷史。因為它飛揚起的人類的歷史精神，更真切，更無可顛撲。而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更遠比被格式化的歷史書中的人物要清晰得多、具體得多；這其間的歷史事件，也同樣較史書上的陳述要真切得多，可信得多。這究竟是不是歷史學家的無奈與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