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個人經歷,結緣魯迅,崇拜魯迅,結交魯迅,拍攝魯迅,魯迅葬禮,攝影事業,個人展,奔赴沙場,照片底片,人物評價,相關信息,
個人經歷
沙飛（1912年～1950年），原名司徒傳，廣東開平人，1912年5月5日生於廣州一個藥商家裡。幼年就讀於廣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1936年10月拍攝發表魯迅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及其葬禮的攝影作品，引起廣泛震動。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別在廣州和桂林舉辦個人影展。抗戰爆發後擔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並赴八路軍115師採訪剛剛結束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10月參加八路軍。先後擔任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晉察冀畫報》社主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等職。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莊和平醫院槍殺為其治病的日本醫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其死刑，被槍決，終年38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沙飛的家屬對該案多次提出申訴，要求再審。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數年調查，複審查明：沙飛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其行為不能自控。
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判決：撤消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
結緣魯迅
1950年3月4日，攝影家沙飛，在石家莊告別人世時，帶走的唯一東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攝的魯迅生前最後的留影及其葬禮的十幾張照片底片。
崇拜魯迅
“像魯迅一樣當文學家”
1926年沙飛在無線電學校畢業，時年14歲。北伐前夜的廣州，掀起反帝愛國熱潮。少年沙飛深受影響，有了愛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有了對社會的責任感。他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台報務員，他隨軍先後去了上海、寧波、濟南、北京等地；北伐勝利後，他在廣西梧州軍用電台駐紮了3年。5年的軍旅生涯，鍛鍊了他的體魄，磨鍊了他的意志，開闊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歲的沙飛到汕頭電台當特級報務員，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穩、收入高，業餘時間喜歡看文學作品，他把能買到的魯迅的書全看完了。他讀得越多，對社會、對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躍、敏銳，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
他與電台同事王輝相知、相戀到結合。他對她說，我將來要像魯迅一樣當文學家，對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我也要吶喊；我喜歡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陀爾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是魯迅第一個把裴多菲介紹到中國。
結交魯迅
為蜜月旅行買的照相機，使沙飛對攝影產生了興趣，他努力鑽研。當他的目光轉向社會底層時，他被窮人的苦難打動，開始拍攝富有人道主義的照片。他拍攝了在飢餓中掙扎的人力車夫、流離失所的災民、呼號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兒和疲於奔命的碼頭工人。
1935年6月，沙飛以別名司徒懷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飛拿回家一本外國畫報給妻子看。有幾幅照片，是關於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訪塞拉耶佛時，被塞爾維亞族一青年用手槍打死的場景，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沙飛激動地對妻子說，當時一個攝影記者的照相機一直打開著，保持隨時可以拍攝的狀態，他拍下了這歷史的場面。我要當攝影記者，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他說這話時，情緒沸騰，眼睛放著奇異的光。
這張照片改變了沙飛的人生，他毅然選擇將攝影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
“假如我不認真地拍攝，一定終身遺憾，也有負於歷史。”
1936年9月沙飛離開汕頭，滿懷勇氣地去到上海。從此，他開始了動盪的生涯，並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間。
拍攝魯迅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沙飛見到魯迅先生並為之拍攝。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沙飛的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裡》——上海通訊——：他首先提及當時政府對木刻展的監視：“可是開幕不久，來了兩個包探諸般留難。第二天，又來了兩個浪人，在會場中座談了好一會，鬼鬼祟祟的使全場空氣異常緊張。”……又非常高興地提及參觀者的支持，包括鹿地亘他的 夫人池田幸子，孟十還和趙家壁等人，最讓他高興的當然是魯迅的親臨：“……最後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時半，我去食客飯，飯後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後，現在還未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地批評作品的好壞。他活像一位母親，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圍起來，細聽他的話。我也快樂極了，乘機偷偷地拍了一個照片。不久，昨天來過的那個女記者和兩位美國人一同來選畫，她早已認得魯迅的，一見面就很親熱地握手，然後再坐下來談話，這時我又焦急起來了，站到他們的對方又偷攝了這一幕，因為是難得的機會啊。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予人們一個極親的印象。”
沙飛夫婦與兒子吳渤（筆名白危）的女兒吳海燕1996年給筆者來信：“對於歷史的記憶，來自那栩栩如生的父親與魯迅先生的合影，這一張張珍貴的相片伴隨我們全家走過風雨半個世紀。即使在父親被關進‘牛棚’，全家掃地出門的年代，它始終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2003年筆者在上海吳海燕家，看到沙飛60多年前送給她父親的兩張照片，有一張竟然從未見過，據說還有底片，可惜丟失了。
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的照片，刻畫出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軒昂氣質，成為魯迅留在人們心中永遠的肖像。這是沙飛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他成功了！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今後職業的基礎。他知道自己選擇將攝影作為終生事業的決定是正確的。
沙飛的戰友石少華曾回憶他說過的話：“我拍魯迅和青年木刻家談話的照片，先把談話的情景拍下來，又從各個角度，拍魯迅先生的特寫。把先生的風度、對年青人的關心等，根據我的感受，用攝影手段表現出來。作為新聞照片，第一幅就夠用了，但這機會非常難得，我拍完第一幅後，沒有放過這寶貴的歷史時刻，繼續細心觀察，拍攝魯迅的特寫鏡頭。這是先生最後一次抱病參加活動。假如我不是如此認真地拍攝，一定終身遺憾，也有負於歷史。”
魯迅葬禮
正當沙飛沉浸在為魯迅先生拍攝了照片的興奮之際時，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魯迅剛剛去世的訊息，驚呆了，隨即背上照相機，直奔大陸新村魯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遺體前，深深鞠了3個躬，然後輕輕打開照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
2001年筆者到太原拜訪力群先生，他回憶：“30年代我在上海美術、版畫界活動時見過沙飛，不太熟。搞木刻展我一直在，認識沙飛就是在那時候，他一開始就參加展覽的工作，我們都在一起。當時他穿深顏色西裝，打領帶，很活躍。10月8日那天我因給‘上海世界語者協會’寫標語，不在場。我回到展覽會時，新波告訴我，魯迅先生剛走，我們與先生談話時，司徒兄給我們拍照了。照片是魯迅死後不久看到的。沙飛給鹿地亘夫婦和我們拍了照片，可能是他們提議一起照相。魯迅逝世後，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們最早去，我畫了4張遺像，我和曹白在的時候沙飛去了。”
在魯迅的靈堂里，擺放著兩張遺像：大照片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33年5月拍攝的，小照片是沙飛在魯迅去世前11天拍攝的。沙飛與專門在靈堂前登記花圈輓聯的女作家草明相識。他倆都來自廣州、都對魯迅先生很崇敬，在送別魯迅的日子裡，他們建立了友誼。
沙飛要發表魯迅的照片，要給自己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嚮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對，就叫沙飛！
他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1936年11月號《哀悼魯迅先生特輯》、《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21號和22號、《良友》1936年121期、《中流》1936年11期、《時代畫報》193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0號《哀悼魯迅先生特輯》、《文季月刊》1936年11期等，先後刊登了署名沙飛拍攝的《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與司徒喬畫的魯迅的像同期發表。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10月28日藝術版《悼念魯迅專刊》刊登沙飛文章的同版，刊有李樺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後的魯迅先生》和編者志：根據10月8日下午2時在上海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場上攝的照片，距離死時只有10天，恐怕是最後的一個遺照。廣東開平籍畫家羅工柳在《藝術對話錄》中曾談到，他沒見過魯迅，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後，他參照沙飛的照片，創作了一幅《魯迅像》的木刻；該畫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廣州《民國日報》1936年10月29日《哀悼魯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飛拍攝的《魯迅先生死後遺容》。香港《大眾日報》1936年11月10日副刊《大眾動向》版《追悼魯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飛文章《魯迅在全國木刻展會場裡》。汕頭《先聲晚報》副刊《海岸線》版1936年11月1日發表了沙飛拍攝的《長眠了的魯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說話》兩幅照片。
沙飛曾對司徒喬說，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我聽人議論，先生是被給他治病的日本醫生害死的；喬也聽說過。他對妻子也說過此事。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成為沙飛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陰影。
沙飛買了一本魯迅親自選編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他最喜歡其中第20幅畫《麵包》。後來，他把這幅畫帶到戰火紛飛的華北前線，一直掛在自己的房間。沙飛到萬國公墓，他向先生做最後的告別。
攝影事業
個人展
沙飛於1937年1月初到達廣西省會桂林。
《桂林日報》1937年1月18日發表沙飛的詩《我有二隻拳頭就要抵抗》：
我有二隻拳頭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鋒利的武器、兇狠與猖狂，我決不再忍辱、退讓，雖然頭顱已被你打傷。
雖然頭顱已被你打傷，但我決不像那無恥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為爭取生存而流出最後的一滴熱血，我決奮鬥到底、誓不妥協、寧願戰死沙場。
我決奮鬥到底、誓不妥協、寧願戰死沙場，我沒有刀槍，只有二隻拳頭和一顆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會死在沙場的，雖然我願戰死沙場。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飛在桂林初級中學舉辦第二次個人攝影展覽。共100幅作品，其中“紀念魯迅先生”照片20張。在沙飛影展專刊《魯迅先生最後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親筆寫的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對惡勢力毫不妥協的偉大精神奮鬥到底。沙飛1937年元旦”。影展專刊中有陳望道、千家駒、馬宗融、李樺等寫的文章。
影展時，沙飛把魯迅的照片標價10萬元。廣西大學教授千家駒先生問他為什麼，他說，我不想賣。先生說，那就寫明“非賣品”。他採納了。
沙飛的兩次個展都引起轟動。當時有觀眾留言：“藝術探險”。
奔赴沙場
《廣西日報》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飛文章“攝影與救亡”，他寫道：……攝影在救亡運動上既是這么重要，攝影作者就應該自覺起來，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重大的任務。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金錢都用到處理有意義的題材上——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同時並要嚴密地組織起來，與政府及出版界切實合作，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攝影界當前所應負的使命。
沙飛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壯麗畫卷，記錄了中華民族的一段歷史。
照片底片
1948年5月，沙飛因肺結核住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那裡有很多留用的日本醫護人員。他住院期間，幾次對家人說：“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又來害我”。1949年12月，沙飛開槍打死了為他治病的日本籍醫生津澤勝。1950年3月4日，沙飛在石家莊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當時，他未滿38歲。
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再審查明，沙飛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不應負刑事責任。撤消原判決。
在沙飛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伴隨著他的有白求恩遺贈的照相機、十幾本《晉察冀畫報》、幾張廣東音樂的唱片和魯迅的照片底片。
沙飛走後，他的遺物拿到了北京華北畫報社（即解放軍畫報社前身）。他的戰友吳群、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防潮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裡，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並執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關於沙飛所攝製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他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後處決他的時候，由於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著埋葬起來了。”
沙飛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裡。經過多年尋找，通過知情人了解到，沙飛的棺木經過兩次遷移，埋葬在原石家莊殯儀館後院的牆角。這是大概的位置。
魯迅的照片底片與沙飛生死相隨，將近70年。
人物評價
2000年7月20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發表新華社中國照片檔案館研究員蔡毅的文章《天國里飛舞著一粒沙——寫在沙飛辭世五十年之際》：沙飛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沉寂和非難。當人們重新審視中國攝影發展歷史的時候，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後人：沙飛是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沙飛是中國革命軍隊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沙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的第一任領導者，沙飛和他的戰友們創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份新聞攝影畫報（晉察冀畫報），沙飛和他的戰友們拍攝和保存了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完整的照片檔案，沙飛和他的戰友們建立和發展了中國革命攝影隊伍，…………
沙飛是遺憾的，他在自己最愛的事業上拼搏了僅僅十餘年，那么多的理想和願望還沒有實現。沙飛又是幸運的，他的家人一直深愛他，他的戰友一直思念著他。沙飛更是自豪的，他和他的戰友們創造了中國攝影史乃至世界攝影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他被後人稱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先驅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劃時代的人物。
在中國攝影史上，誰人受過這等評價，誰人受過這等讚譽，誰人受過這等愛戴，誰人受過這等懷念……沙飛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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