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寂口述歷史

沈寂口述歷史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社出版沈寂 口述,葛昆元 撰稿編著圖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沈寂口述歷史
  • 裝幀:精裝
  • 定價:56.00元
  • 作者:沈寂 口述,葛昆元 撰稿
  • 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
  • ISBN:9787545811483
  • 叢書: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歷史叢書
編輯推薦,作者簡介,目錄,序言,後記,文摘,

編輯推薦

葛昆元撰稿的《沈寂口述歷史(精)》為上海文史研究館策劃的“口述歷史叢書”中的一本,採取口述、整理的方式,展現個人的歷史。著名作家、編劇沈寂的一生跌宕起伏,孩童時因家庭關聯遭綁票。以後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他曾轉到蘇南加入新四軍。在大學讀書時因參加學生運動,被關進日本憲兵隊上刑罰。後來他寫小說、編刊物,結識了當時活躍於上海文壇的柯靈、張愛玲、徐訏等不少作家,亦熟悉商賈巨富如黃金榮、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如今寫老上海人物的行家裡手。全篇通過一個個故事和經歷,展示其充滿戲劇色彩的一生。

作者簡介

沈寂,著名作家、編劇、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目錄

編撰說明
一、父親曾資助蔣介石南下廣州
二、土匪太保阿書綁架了我
三、虞洽卿開“後門”讓我上國小
四、“八一三”炮聲驚醒了我
五、我和王孝和成了同學
六、在新四軍當兵四個月
七、危急中譚震林命我騎他的馬撤退
八、潛回上海的山路上遇到了日本兵
九、在18路電車上,我將藥品交給了接頭人
十、我和王殊一起選修莎士比亞戲劇
十一、柯靈引導我步入文學殿堂
十二、訂婚夜我被抓進了日本憲兵隊
十三、夏丐尊在日軍監獄中絕食
十四、日軍監獄裡的暴行與善良
十五、猶太人罕斯冒險掩護了我
十六、李登輝校長讓我坐在教室門口旁聽
十七、我當面批評張愛玲的小說人物心理變態
十八、我出錢辦了最後一期《萬象》
十九、“抗戰勝利了!”
二十、我一怒之下“炒”了《辛報》
二十一、施濟美七年寫假信“欺騙”準公婆
二十二、差點和劉以鬯先生打官司
二十三、我寫寓言小說諷刺蔣介石
二十四、婉拒蔣經國的辦報邀請
二十五、舒適將我的劇本推薦給“長城”
二十六、我當上了永華公司的編劇
二十七、岳楓導演了我的《狂風之夜》
二十八、馬徐維邦的“吃耳光精神”
二十九、客居香港的大亨和“冬皇”
三十、與劉瓊等合拍《神鬼人》
三十一、冒險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親
三十二、孫景璐為我付錢治牙病
三十三、徐訐想家時就看女兒的照片
三十四、親眼目睹黃紹竑被刺
三十五、《狂流》激起市民的賑災熱情
三十六、胡蝶的大度與冤屈
三十七、孫瑜支持殘疾青年朱石麟導演《自殺契約》
三十八、屢屢遭禁的《何日君再來》
三十九、我與“永華”老闆的恩怨
四十、香港總督將我驅逐出境
四十一、我接連為香港寫了兩個劇本
四十二、舒繡文突然登門來看我
四十三、我被打人另冊
四十四、沈浮:有趣的人,有趣的事
四十五、我參與創作的《雙喜臨門》風靡上海灘
四十六、瞿白音全力支持“五花社”創作組
四十七、我頂替上官雲珠當了右派
四十八、吳永剛被打成右派有五條“罪狀”
四十九、白沉夫婦養了一條“白眼狼”
五十、石揮含冤跳海自殺
五十一、我與馬國亮一起勞動改造
五十二、我建議拍攝《三毛學生意》
五十三、我推薦曹雷在《金沙江畔》中演珠瑪
五十四、在崇明搞“四清”的日子
五十五、“文革”的惡浪淹沒了上影廠
五十六、我差一點跳黃浦江自殺
五十七、我用生命保證王殊沒有寫過“悔過書”
五十八、那些慘遭迫害的大導演和大演員
五十九、造反派將矛頭指向周總理
六十、“五七”幹校的海風很冷,很冷
六十一、工宣隊將我清除出文藝隊伍
六十二、我在光明化工廠當上了“紅旗班長”
六十三、拍攝《珊瑚島上的死光》一波三折
六十四、編輯《上影畫報》遇到的幾件怪事
六十五、我重操舊業,寫出了一批人物傳記
六十六、獲得“傑出電影藝術家”的稱號
附錄 沈寂年表
後記

序言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成立於1953年6月,首任館長張元濟先生由毛澤東主席提名、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親聘。建館六十餘年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由歷任市長共延聘近1200名館員。館員專業遍及文化歷史、金石書畫、新聞出版、教育學術、戲劇電影、傳統醫學、傳統體育等多個領域,多以深邃造詣、傑出成就和一定的社會影響,成為專業翹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們在人生和事業道路上所經歷蘊積的波瀾起伏、經驗見識和豐富閱歷,是具有多重價值的寶貴的人文歷史資源。
為了充分發掘文史館館員群體所特有的珍貴而豐厚的人文歷史資源,保存歷史記憶,記錄時代風雲,推動口述歷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於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姜義華和熊月之先生聯袂擔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後,即聘請滬上學有專長的十位文史學者擔任特聘研究員,啟動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口述歷史叢書(以下簡稱叢書)編撰項目。為了保證叢書的整體質量,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後,確定以下編撰原則:
一、叢書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同時適當選取符合要求的館外人士為訪談對象(即口述者)。
二、叢書恪守口述歷史徵集途經和開展過程的規範性。凡列選書目,概由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先根據相關原則選取訪談對象。徵得同意後,由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約聘的撰稿人擬定採訪提綱,經中心審議和口述者認同後付諸實施。訪談結束後,由撰稿人在文字筆錄對比錄音、影像的基礎上整理成文,最終由口述者本人修訂定稿。
三、叢書注重口述歷史區別於一般“自傳”或“回憶錄”的獨特性。訪談範圍涉及口述者家世、經歷、事業、交往、見聞等多個方面,尤其重視本人在場或參與之所歷、所見、所聞、所傳、所思,具有歷史價值卻缺乏文字資料的內容。
四、叢書本著客觀的態度保存口述者的記憶。由於認識水平和記憶偏差,其內容可能與事實有出入。撰稿人應對口述中出現的人、地、物名及時、空、事件等進行必要的核對,儘量減少常識性錯誤,必要時可加以注釋論證,亦可視具體情況在正文後面附錄口述者活動年表等相關資料。
五、叢書在整理成稿並交付出版時,除了部分內容因涉及敏感暫不公開,或不得已而有所技術處理外,應努力保持資料原貌,切忌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任意刪除或更改,以此體現對口述者、對口述歷史的尊重,同時也給口述資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繼續解讀和分析考證的空間。
六、叢書按照以圖輔文、以圖證史的原則向口述者徵集和選用圖片,包括照片、書信、手稿、字畫、實物攝影等各種形式的圖像資料,基本要求是:圖片題材應該與口述內容直接關聯,圖片質量應該達到刊用水準,圖片說明應該以新聞報導原則來撰述,時間、地點、人物、主題,基本齊全。
我們熱忱希望叢書的編撰出版能拓展史料蒐集的範圍,能豐富讀者對歷史的認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對我們編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錯,不吝批評指正,以利於口述歷史的健康發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
2015年6月

後記

認識沈寂先生,還是在十多年前。那天,我去拜訪他並向他約稿。之後,他陸續給我寫來了三十多篇力作,都發表在《上海灘》雜誌上。這期間,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高產作家,而對他的人生經歷卻知之甚少。
去年年初,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推薦我擔任沈寂先生口述歷史的撰稿人,在長達二十多次的訪談中,我逐漸了解了沈老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並逐漸認識到沈老是一位非同尋常的人。因為,我覺得在沈老身上有一種非同尋常的精神。
這種精神,就是五四運動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思想解放,就是讓數千年來跪倒在皇權面前的人們,挺直腰板,站立起來,開始有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受五四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有朝氣、最有血性、最有擔當的一代人。
沈老就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
沈老出生時,“五四”運動剛過去五年,中國正處於風起雲湧的大革命時代。到他上中學時,正值日寇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他親眼目睹了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拚死戰鬥,激發起他極大的抗日愛國熱情:他組織同學一起出版抗日刊物,在校園內四處張貼,不怕被開除;繼而,他瞞住母親,悄悄離開上海,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投入血與火的戰鬥;而後,又奉命潛回上海,自掏腰包,為部隊買了許多藥品,交給地下交通線,送往根據地。與此同時,他還寫了不少小說,揭露日寇的暴行。抗戰勝利後,他又寫寓言故事,諷刺蔣介石發動內戰,推行假民主、真獨裁行徑的不得人心。建國以後,他在香港當編劇時,為了討回拖欠的員工工資,他也是挺身而出,去與老闆談判。最後,被港督驅逐出境。
沈老的勇於擔當給自己帶來了許多磨難,但他從不屈服。抗戰期間,他曾被上海日軍憲兵隊抓去,受盡酷刑,但他絕不吐實,保護了戰友和同學。之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他被打入另冊,不能當編劇,不能搞創作。反右時,又頂替別人當了右派;“文革”中,更是被扣上五大罪狀,遭受批鬥,關入“牛棚”,最後在五七幹校中,被工宣隊開除出文藝隊伍,發配到工廠去勞動改造。十年動亂結束後,他創作的電影劇本和人物傳記,以及編輯的《上影畫報》還繼續遭受到某些人的非議……,這一切磨難,都沒有能摧毀他的意志。為此,他曾經對我說過:“人們常說,‘一人另冊百事哀’。的確,我常有報國無門的痛苦。但是,我始終覺得對自己不幸的命運,哀痛、哀傷都可以,就是千萬不能‘哀莫大於心死’!無論在怎樣的困境中,都要有樂觀精神。儘管我也曾有過心灰意懶、跳江自殺的念頭,可是只要一想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還有我一生痴迷的文學,我就能忍受一切苦難,就能在逆境中忍耐下去,甚至能忍痛度過最難熬的日子。”沈老的“三哀”、“三忍”真是將中國知識分子的堅忍精神推到了極致。 經歷過寒冬的人,更能感受到春天的溫暖。沈老就是一位感情充沛,知恩圖報的人。他每次說到自己的父母親,都充滿了感恩和歉疚之情。尤其是他說到,當年母親因為聽到自己被驅逐出香港而受驚去世時,當場流下了熱淚;同樣,當他在說到許多大導演、大明星的悽慘遭遇時,都會難受得說不出話來,淚水盈滿了眼眶。
沈老對所有關心他、支持他的領導和親友,心中都充滿了感激。他高興地告訴我,最近十多年來,他的文學作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2009年11月,他被授予“傑出電影藝術家”的榮譽稱號;前幾年他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後,趙雯副市長在沈祖煒館長的陪同下,特地登門看望了他。去年,上海文史館組織口述歷史叢書出版工作,沈老被列入第一批名單。他感動地對我說:“趙副市長和上海文史館對我真是關心,我非常感激。同時,我覺得上海文史館組織出版這套口述史叢書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好事。這樣可以搶救出許多珍貴的史料,給後人留下一份真實的歷史。”
葛昆元
2015年7月10日

文摘

一、父親曾資助蔣介石南下廣州
我原姓汪,祖籍安徽歙縣人。我看到族譜上記載,我們上代有人做過光祿大夫,還有一個文人叫汪藻,是南宋有名的文學家。汪姓在安徽是大姓,我父親家是這個大家族裡頭的一脈。太平天國時候我的祖父移民到浙江奉化,其實就是逃難。離開徽州時,每一個人帶了一塊金磚。到了奉化,他們就用金磚,在奉化常昭村造了房子和祠堂。我父親汪寶棠生於1882年,一家兄弟四個人,務農為生。我父親六歲時就下地勞動了,放牛、割草,相當辛苦,生活很艱難。到十二歲時,他看到鄰村青年到外地謀生,便也想到寧波去找活乾,擺脫農村的艱苦生活。
父親來到寧波找到一個打鐵鋪,跟師傅學打鐵。我們家鄉有旬俗話叫人生三大苦:撐船、打鐵、磨豆腐。打鐵師傅打的就是自己的心。一開始,我父親當學徒,從十三歲做到十六歲。這三年里,他每天從早到夜地打鐵,也沒什麼吃,零用錢也很少,空閒時候就算放假。一次,他在一家南貨店裡,看到家鄉奉化的土菜,想買來吃時,碰到店裡一個四十來歲的夥計,也是奉化人,姓王。他看到我父親一個人孤苦伶仃,很可冷,就讓他去他家裡,燒點家鄉菜給他吃。自此我父親隔兩三天就去他家。這個夥計,有兩個男孩,一個女孩,大的是女兒叫梅香。我父親一直去他家吃飯,不好意思,就想著為人家做點什麼。有時,這個姓王的夥計,把南貨店多餘的東西拿出來做小生意,補貼家用,我父親看到了就和他一起做。相處時間久了,我父親看到他家大女兒蠻好,那女孩也喜歡他,就訂婚了。父親三年滿師後,師傅讓他再做三年。父親覺得老做這個鐵匠沒出息,可又想不出自己除了打鐵,還能做什麼。這時,岳父對他說:“你和我女兒訂婚了,應該有出息。我有個同鄉在上海,你要不到上海去謀生吧。上海是黃金鋪地,去上海的人都能發財。”
父親覺得這是條出路,說走就走。他一個人乘小船到了上海後,岳父的朋友對他說,你沒其他本事,就去做碼頭小工。經介紹到十六鋪碼頭做了腳夫,即碼頭小工。做腳夫就是船到碼頭後,把船上的貨卸上岸,當時都是一人掮或兩人扛,把貨送上岸。掮貨上岸要走跳板,跳板一顛一顛很難走。一開始父親走不好,一下子跌到江里,人跌到黃浦江不要緊,爬上來就是了,貨跌到江里就要賠償。貨比人重要。黃浦江貨運繁忙,腳夫每天都有活乾。腳夫的活重,飯量大,父親一頓能吃兩大碗飯,一碗黃豆湯,湯里難得放幾根肉絲,就算不錯的了。腳夫一天勞動下來,發一根竹籤,一根竹籤可以吃兩頓飯。住的是“滾地龍”,就在十六鋪碼頭旁。如果船沒到,就一天沒事做。腳夫有幫口,都要搶生意。父親的工頭待人還算可以。所以,只要不怕苦,賣力乾,勉強能餬口。父親說,腳夫和種地兩碼事,種田用腰功,打鐵用臂力,腳夫用肩功。 大船卸貨後,有的還要用小船把貨物運到浦東去。十六鋪到浦東來回一個時辰,每條船上兩個人。如果哪天有船缺船夫,父親就頂上去搖船。他們大多數運的是棉花。
後來,父親的一個朋友,在蘇州河垃圾橋當工頭,那邊貨物多,比較I亡,缺人手。他讓父親到蘇州河去裝貨物,一天要裝很多,掙的錢也多,父親就在那裡幹了,活主要是把棉花打包後送到英國怡和紗廠、日本三井洋行和中國紗廠去,每包棉花有兩百斤,很重。這樣他幹了五年苦工,老闆看他幹活賣力,為人老實,就提拔他做了工頭。另外一個工頭,姓王,是奉化王漵浦人,大同鄉。他對我父親說:“我們兩個人都做工頭,合起來就是大工頭。”父親覺得有道理,就兩人合起來做大工頭,做了幾年。雖然,他剝削人家,但他對大家蠻好,大家也就對他好。但時間一長,他覺得做工頭雖省力,卻責任重又賺不了大錢,不如做商人。他認為,自己人頭熟門路多,可以做棉花商人,便開了一爿裕豐棉花號,到浦東高橋、崇明等地設立收購站(舊稱放“莊口”),收購棉農的棉花,打包賣給紗廠。這些紗廠他都認識的。他這時在上海無家,晚上無處睡覺,就睡在上海最大的寧波會館四明公所。不久,結識了葉澄衷、虞洽卿等人。後來生意做得比較大了,就加入了寧波同鄉會,認識了更多的人,生意也做得越來越興旺。當時上海做棉花的商人不少,論實力父親排到第三位。
父親還在做工頭時,回老家跟梅香結了婚。結婚後,他要貼補岳父家錢,直到兩個老人去世。梅香有兩個弟弟,小弟弟,叫王鯤。梅香對我父親說,這個小弟弟要培養,要讓他讀書。父親答應了。妻子梅香生了一個女孩,也取名叫梅香。幾年後,妻子梅香過世了,父親托人帶養女兒。誰知。不久女兒也病了,父親趕回去,女兒死在父親的懷抱里。他很難過,含淚對小舅子王鯤說,一定讓你讀書。王鯤讀書蠻好,長大後到郵政局做事,認得一個叫王任叔的文化人,是同鄉。每個月王鯤和王任叔到上海來辦事時都到我家吃飯。那時,王任叔用筆名“巴人”寫過一些支章,很有學問,父親也知道,他要小舅子向王任叔學習。
幾年下來,父親生意越來越好。他已娶我母親任氏,生有三女兩男。他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不放過。雖然此刻他已經是個很有錢的商人了,家中已雇用了車夫、廚師,另有三個傭人。但他仍注意開拓新業務,當他看到棉花打包用的麻布袋,運送棉花後有點破時,就關照工人不要扔了,拿回來修補一下還能有用。對那些實在破舊的布袋,他讓人拆洗乾淨。大片的賣給工廠揩機器、擦汽車等。再小的布就賣給居民做抹布。為此,他索性在新閘路口(後門弄堂鴻福里)開了一家汪寶記花袋號,專做這個小生意。這新閘路的房子是44、46號,雙開間。店招是請國民黨元老譚延閩寫的,花了8兩黃金。樓上是住家,全家剛搬進去不久我就出生了。這時正是1924年陰曆八月初四(9月2日),剛好是江浙戰爭爆發,雙方開炮,打了三日三夜。因為我母親身體不好,我又胎氣不足,所以我一生下來就哭。外面開炮,裡面哭,炮開了三日三夜,我哭了三日三夜。炮聲一停,我就不哭了。我生下來時,父親已四十三歲,老來得子,所以特別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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