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有科，男，漢族，1956年2月1日出生於甘肅民勤縣，1982年1月北京林業大學水土保持系畢業，分配到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曾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國家節水灌溉楊凌工程中心副主任，陝西省航天中心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陝西楊凌航天節水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現為“九三學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主委，國家節水灌溉楊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有科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甘肅民勤
- 出生日期：1956年2月
- 職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 畢業院校：北京林業大學
- 主要成就：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陝西省科技進步一等獎 - 所獲榮譽：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個人簡介,主要研究方向與特色,所獲榮譽,近十年來主持重大課題：,主持重大課題,項目獲獎情況,先進事跡,最有價值的農業科研從哪裡來,夏訪清澗問棗紅——陝西日報網,沙地紅棗：開啟榆林沙區新產業的希望,
個人簡介
1982年畢業後就從事黃土高原飛機播種造林種草研究，作為參加人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一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1984～1986年參加黃土高原綜合考察研究工作，研究水土流失與黃土高原的植被關係。1986～1988年參加黃土高原農村能源林研究課題，獲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寧夏回族自治區科技進步一等獎一項。1988～1995年參加森林水文效益研究，獲水利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1996年以來，參加黃土高原植被水水沙效益研究，黃土高原植被建造高效節水技術研究，節水灌溉示範與產業化研究。2000年成功地將GJY全國旋轉搖臂式系列噴頭技術轉讓給福建亞通塑膠有限公司，實現了新型噴頭的產業化。2001年作為骨幹發起成立了陝西楊凌航天節水股份公司，並將SGF、SGZ型施肥過濾一體罐技術，DN100油涌灌溉歇閥技術節水灌溉網路控制系統技術等七項技術實現了轉化。同年吸收引進加筋高密度聚乙烯管制作技術一項，並實現轉化產品已問世。
主要研究方向與特色
研究方向：水土保持、節水灌溉、山地經濟生態林建設
研究方向的特色在於將林草植被建設、農業節水技術，以及實現技術支撐的配套設備統籌考慮，並在此基礎上開展技術集成創新，形成綜合節水技術體系，克服了以往單項技術研究的局陷性。研究方向的優勢在於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節水，並具有明顯的區域特色和實用性。本研究方向對於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區綜合治理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特別對於生態脆弱區農業生態環境建設、區域農村經濟發展均具有重要科技支撐作用；上述研究正在為推動我國節水灌溉技術的套用起到積極作用。
所獲榮譽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
中國科學院“院地合作先進個人
九三學社中央“優秀社員”榮譽稱號
近十年來主持重大課題：
主持重大課題
1、科技部農業轉化資金項目“新型節水灌溉自控器中試與轉化”
2、國家863項目“西北半濕潤渠灌類型區節水農業綜合技術體系集成與示範”
3、科技部農業轉化資金“農業高效用水技術轉化與工程示範”
4、陝西省重大攻關“農業節水灌溉節水標準研究與示範”
5、國家863項目“現代節水農業技術系統創新及集成套用”
6、國家支撐課題“陝西半乾旱區特色經濟林綜合高效節水技術研究與示範”
7、農業轉化資金“山地紅棗高效節水技術轉化與工程示範”
項目獲獎情況
2005年“西北地區農業高效用水技術與示範”——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004年“渠灌類型區農業高效用水模式與產業化示範”——陝西省科技進步一等獎
2003年“節水灌溉成套設備研製與開發”——陝西省科技進步一等獎
2009年“山地紅棗集雨微灌研究與示範”——榆林市科技進步一等獎
2010年“黃土丘陵區紅棗生態經濟林建設關鍵技術研究與套用”——陝西省科技進步一等
先進事跡
最有價值的農業科研從哪裡來
《中國科學報》 (2012-02-24 A3 深度)
編輯推薦：
汪有科和他的同事們，在陝西米脂縣孟岔村——這個全中國極為乾旱缺水的地方，用每畝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項全國大棗畝產紀錄，使這個靠天吃飯的無名村莊成為棗林示範村，默默地編織著他們自己的農業節水保衛戰。
汪有科和他的同事們，在陝西米脂縣孟岔村——這個全中國極為乾旱缺水的地方，用每畝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項全國大棗畝產紀錄，使這個靠天吃飯的無名村莊成為棗林示範村，默默地編織著他們自己的農業節水保衛戰。
4年前，記者去陝西米脂縣孟岔村採訪的時候，沒有想過技術推廣的概念，沒有想過“最後一公里”的概念。汪有科所做的“最普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對農業技術推廣“最後一公里”問題的最好回應。
■本報記者 黃明明
老一輩中科院人不會忘記上世紀90年代赫赫有名的農業科技“黃淮海戰役”。人增糧減，在此背景下，時任中科院副院長李振聲決意舉全院之力，為國家農業發展作出貢獻。中科院27個研究所400名科技人員深入冀魯豫皖4省農業一線，掀起了以鹽鹼地治理和中低產田改造為主題的糧食保衛戰。
1987年，還是個年輕小伙的汪有科深受“黃淮海戰役”的精神影響。20多年過去了，年過半百的汪有科已是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也有所轉變。但當年“黃淮海戰役”的精神卻深深地影響著他們那一代農業科研人員。
如今，汪有科和他的同事們在陝西米脂縣孟岔村、這個全中國最為乾旱缺水的地方，用每畝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項全國山地大棗畝產紀錄，使這個靠天吃飯的無名村莊成為棗林示範村，默默地編織著他們自己的農業節水保衛戰。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在充斥著解決“農業最後一公里”問題、提升農業的科技貢獻率的口號聲中，也許，汪有科的行為可以告訴我們，最有價值的農業科研從哪裡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農業科研精神。
蹲點
汪有科在孟岔村的節水灌溉是從開荒開始的。
榆林在陝西的最北端，緊鄰沙漠。從榆林市的北端到南端，是中國區域貧富差異的極端體現。北邊的神木縣，主業礦產，又因全民醫保而聞名。而以米脂縣為代表的南方6縣，年GDP不足神木縣的1/25。
大棗，成為米脂的主導產業。“乾旱少雨，靠天吃飯”，屬典型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的米脂的棗雖好，但少。
1999年，國家推行退耕還林政策，這使得一直靠最傳統的農耕生活，卻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米脂縣看到了一絲希望。也就是那個時候，大膽的米脂縣銀州鎮孟岔村村民孟浩海，收起了外出打工的行囊，承包了580畝荒山種棗。
歷史的經驗是，“聽不見黃河聲，種不出好棗”。在老孟之前，米脂的大棗都種在黃河兩岸。
誰都不會想到，在10多年後的今天，也正是在老孟的那個荒蕪了幾百年的山頭，刷新了全國山地紅棗種植的多項高產紀錄，成為乾旱地區推廣節水農業的典範。
2006年，當榆林市科技局帶著從楊凌來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校長吳普特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國家節水灌溉楊凌工程中心研究員汪有科來到米脂的時候，老孟正干著急。
作為當地的承包大戶，老孟帶著兒子媳婦全家齊上陣的山頭，每年只能餘下幾千塊錢的收入。因為缺水，效益上不去，錢都花在了人力支出上。
老孟為了幹活方便，在山腳下用碎磚壘砌了兩間小房。住在那個類似工地的臨時房裡，汪有科和他的三個學生開始了在孟岔村推廣滴灌的第一步。
上下山沒有路，順著腳印走。沒有凳子，坐在磨盤上討論問題。早起上山，中午12點下山回來，和老孟的十幾個工人們一起吃大鍋飯。夜幕降臨的時候，結束了一天的忙碌，再回到山腳下。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兩年。
記者三年後才知道，2009年去採訪的時候，和蹲點的師生們圍在一起，吃著一鍋熱騰騰的羊肉燴菜，已是難得的改善。
畢業的學生們經常想回到米脂去看看。那段喝著小米粥吃著蘿蔔絲，頂著大太陽的科研生活，是上學期間最辛苦的，卻是最難忘的。
還有一個故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張光強去試驗點視察大棗節水灌溉。下山的時候，大家一起合影。結束時，張光強去感謝那個給他們照相的“村里”小伙子。
然而當張光強得知眼前的這個曬得黝黑、完全是個農民模樣的年輕人，是自己學校的博士生時，眼睛濕潤了。
“沒想到我們現在的博士生還能如此耐得住寂寞，蹲點在一線。”
談及蹲點，汪有科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樣的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常有的事。在榆林做大田土豆節水灌溉試驗示範的時候，住在鄉政府的窯洞裡。幾個女學生睡在一個炕上，門上沒有鎖，就用鐵絲拴著，再抵著根木棍。
“也正是在那種地方踏踏實實待下來，你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到陝北那個特殊地帶，節水灌溉的價值之所在。”
兩個家
此後，汪有科就有了兩個家——一個家是農業科技城楊凌，另一個家是陝北榆林。不知不覺中，已經過去了七年。
從每年的4月份土壤解凍，到10月份大棗收穫，這段春華秋實的時光，他是屬於米脂的，把技術和成果書寫在黃土高原上。冬天回學校的時候，再總結一年的實驗數據，把黃土地上的實驗轉化為論文。
從楊凌到米脂，800多公里的距離沒有直達的火車。最初的時候，汪有科會帶著學生們一起去鹹陽坐火車去榆林，從榆林轉汽車到米脂，再搭車到山腳下。
火車票常常難買。汪有科曾一度到西安坐大巴車。晚上坐車，天亮到，10個小時左右的車程。誰也不會想到，在那個密不透風的大巴車廂里，有這樣一位教授，為米脂的大棗節水實驗而奔波。
2007年，滴灌大棗節水技術在陝北榆林已經小有名氣，出於綜合技術推廣的多方面考慮，51歲的汪有科學起了開車。
有人勸他，年紀不小了，開什麼車啊？需要的時候，租輛車唄。
汪有科明白，在很多地方都是在村溝里，壓根沒有汽車路，僱車有時候也沒人願意去。有一次，在一個偏遠的山區建立節水紅棗示範林，汽車不能上山，山坡陡得幾乎接近75度。起先，為了安全起見，沒有讓學生上去。他和另外一個教授坐上由農戶自己駕駛的三輪車，“噠噠噠”地左轉右轉冒著黑煙上山考察。其實，連汪有科自己都有些擔心危險，但越是這樣的地方，做節水灌溉才更有意義。
“我們經常出去，總不能天天僱車吧？不方便，每年野外工作6個月租車也不划算。”後來，汪有科從學校找了輛已經開了30多萬公里的二手車，給自己和團隊當起了司機。
家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安全。
陝北的鄉村道路，上山下坡加上急彎，小車只能勉強過去，幾次遇到下雨，路就斷了，車子就得撂下。為了去鄰縣調查大棗優良品種，車開到半路路不通，步行一路打聽，好不容易找到地方。當返回來時已經天黑，山上幾道彎曲的小路已經找不到那條來時的路，結果還是走了一條從來沒走過的山路。漆黑的夜晚，周圍就像是黑色的天空，偶爾看到的窯洞燈光就像是星星，三角形的黃土路，山極陡，車前只能看到十幾米，甚至幾米，十幾公里的車速開得人直冒汗。
去榆林神木縣考察的時候，車陷在了沙漠裡，後來沒辦法，從縣裡借了輛越野車把車拖出去的。一次晚上返回的途中遇到暴雨，在高速路上車胎爆裂，他和同事用手機照亮更換了輪胎。
跑在半路上，車軸斷了；高速路上，車沒油了……類似的事情時常發生。而這些在汪有科看來都再正常不過，越是乾旱的地方，就越是農民需求迫切的地方；越是常規灌溉解決不了問題的地方，也才是最有價值的地方。
有段對話，讓記者至今難忘。
“為什麼這么堅持在一線蹲點？”
汪有科說：“覺得有價值，自己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是快樂的。”
“怎么個快樂？”
“吃得香，睡得踏實。”
“然後呢？說點艱難的事情吧，那些難忘的。
他瞪著眼想了半天，“到底什麼叫艱苦，你告訴我。那有啥艱苦啊，坐在辦公室里想，覺得那危險。到實驗點就像投入了戰鬥，每天都是那樣，很正常”。
得對農民有情感
自從開始“陝北山地紅棗集雨微灌工程技術研究與示範”項目之後，單位之前熟悉的夥伴們也很少見到他。學校一打電話，汪有科十有八九都在陝北。同事偶爾見面的時候會開個玩笑，說他在陝北有了家。在同事的眼中，汪有科這種長期蹲點的行為，好像有些不正常。
外人眼中的這種“不正常行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農業科研單位中卻非常普遍。只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實驗室做實驗，或者在城郊有塊試驗田。長時間實地蹲守在一線的，已經很少見了。
那個時候，天天在野外。在林場裡，一住3年。上山只能靠走，早上起來背著兩個饅頭、一壺水、一個雞蛋，走4個小時才能到山上的試驗點。有的時候用腳踏車推著一截兩米左右的鐵棍，帶上個鑽頭上山，到山上的時候都累得沒勁了。餓著肚子，就得開始鑽泥，然後再把土背回來，研究土壤的水分和養分。
現在的情況則與過去大不相同。鐵鑽可以用車拉上山，淺的打2米，深的可以打25米。“要在以前，25米深的眼得打好幾天。現在選幾個點，看土壤水分是不是一致，就知道水分有沒有流失。”汪有科感慨地說。
汪有科現在的很多科研行為和習慣都是得益於那個時候養成的，例如吃苦精神、實幹精神。“科研，特別是農業科研，可以在實驗室里寫東西，但是要指導生產實踐，需要和具體的情況相結合，要實實在在地在地里收穫東西。”
後來，汪有科參與的黃土高原飛機播種造林種草研究，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那個時候的獎項可比現在少多了，大家也不怎么去考慮獎項和職稱的問題。我們膽子小，就報了個二等獎。評獎的時候，很多專家都說，這個項目應該給一等獎。但沒有這樣的先例，哪有自己報二等獎，後來批一等獎的。”說到這兒，汪有科樂了。
獲獎之後，中科院獎勵了兩輛機車，汪有科成為那個時代里最早騎摩托的人。他很是開心，因為以後再上山可以節約很多時間和體力。
“和現在的大環境比，好像我們吃苦了，天天在野外；但是和那個時候比，現在要好多了。農業科研必須得有這種精神，否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汪有科解釋說，乾農業這一行，得對農民有種特殊的情感。爬山累不累？累。但對爬山愛好者來說卻是一種享受，因為有興趣在。
“當年走在農戶專門為你們而鋪的石子路上，吃著他們煮的荷包蛋，看著他們眼巴巴的期待時，才能更體會到你的 價值所在。”汪有科感慨道。
和汪有科同一批的同事們，大部分都去國外定居，很多都改了行，還有人做了生意。
“我們也愛錢，但到了這個年齡，還是想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盼春天
很多人曾勸汪有科能放的就放，少做點蹲點工作，需要的時候，去做做技術指導就可以了。
這些道理，汪有科都明白，可總是放心不下。“農業科研耽誤不起，幾天不在，耽誤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收成。一年能完成的實驗，搞成了兩年，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對於孟岔村的棗樹，汪有科總是有一萬個牽掛和一萬個不放心。
“春天發芽不好，不行；有蟲害，不行；不開花，不行；開花不結果，更不行；坐果的時候遇到連陰雨天，也不行。”
“棗樹也有生命，好比是自己的小孩子。別人也能看到，但只有每個環節都親自看著，才能最放心。而且，學生在實地的生活問題、安全問題，也都放心不下。”
現在的汪有科已不僅僅是為了節水灌溉而去關心棗樹。園藝、肥料、農業經濟、食品加工等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有越來越多的相關專業的老師和同學在米脂蹲點。
經過第一個階段的實驗後，汪有科發現，節水是個系統鏈，比如抗旱性棗樹的品種選育、節水型的園藝修剪等，都需要引起重視。除了棗樹的豐產之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病蟲害防治、大棗的深加工和銷路。
冬天，回到學校。汪有科依舊有著一籮筐的和棗樹相關的事情要做。寫論文總結，申請專利，分析生產上的問題、經濟效益的問題，總結一年來在地里發現的更為重要的問題。
即便是躺在床上的時候，他還在想著棗樹的事情。
再見汪有科是2012年一個冬日的午後，在北京東三環的賓館裡，沐浴著陽光，汪有科仰著臉笑著，那表情仿佛回到了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孟岔村。
“你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嗎？就像是孩子不在你身邊的時候，心裡總是痒痒的，盼啊、盼啊，就盼著春天早點到來。”
開榆林的時候，記者從飛機上往下眺望，黃土高原上的那一抹綠色中，應該有著“汪有科們”的足跡。
4年前，記者去陝西米脂縣孟岔村採訪的時候，沒有想過技術推廣的概念，沒有想過“最後一公里”的概念。汪有科所做的“最普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對農業技術推廣“最後一公里”問題的最好回應。
■本報記者 黃明明
老一輩中科院人不會忘記上世紀90年代赫赫有名的農業科技“黃淮海戰役”。人增糧減，在此背景下，時任中科院副院長李振聲決意舉全院之力，為國家農業發展作出貢獻。中科院27個研究所400名科技人員深入冀魯豫皖4省農業一線，掀起了以鹽鹼地治理和中低產田改造為主題的糧食保衛戰。
1987年，還是個年輕小伙的汪有科深受“黃淮海戰役”的精神影響。20多年過去了，年過半百的汪有科已是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也有所轉變。但當年“黃淮海戰役”的精神卻深深地影響著他們那一代農業科研人員。
如今，汪有科和他的同事們在陝西米脂縣孟岔村、這個全中國最為乾旱缺水的地方，用每畝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項全國山地大棗畝產紀錄，使這個靠天吃飯的無名村莊成為棗林示範村，默默地編織著他們自己的農業節水保衛戰。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在充斥著解決“農業最後一公里”問題、提升農業的科技貢獻率的口號聲中，也許，汪有科的行為可以告訴我們，最有價值的農業科研從哪裡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農業科研精神。
蹲點
汪有科在孟岔村的節水灌溉是從開荒開始的。
榆林在陝西的最北端，緊鄰沙漠。從榆林市的北端到南端，是中國區域貧富差異的極端體現。北邊的神木縣，主業礦產，又因全民醫保而聞名。而以米脂縣為代表的南方6縣，年GDP不足神木縣的1/25。
大棗，成為米脂的主導產業。“乾旱少雨，靠天吃飯”，屬典型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的米脂的棗雖好，但少。
1999年，國家推行退耕還林政策，這使得一直靠最傳統的農耕生活，卻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米脂縣看到了一絲希望。也就是那個時候，大膽的米脂縣銀州鎮孟岔村村民孟浩海，收起了外出打工的行囊，承包了580畝荒山種棗。
歷史的經驗是，“聽不見黃河聲，種不出好棗”。在老孟之前，米脂的大棗都種在黃河兩岸。
誰都不會想到，在10多年後的今天，也正是在老孟的那個荒蕪了幾百年的山頭，刷新了全國山地紅棗種植的多項高產紀錄，成為乾旱地區推廣節水農業的典範。
2006年，當榆林市科技局帶著從楊凌來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校長吳普特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國家節水灌溉楊凌工程中心研究員汪有科來到米脂的時候，老孟正干著急。
作為當地的承包大戶，老孟帶著兒子媳婦全家齊上陣的山頭，每年只能餘下幾千塊錢的收入。因為缺水，效益上不去，錢都花在了人力支出上。
老孟為了幹活方便，在山腳下用碎磚壘砌了兩間小房。住在那個類似工地的臨時房裡，汪有科和他的三個學生開始了在孟岔村推廣滴灌的第一步。
上下山沒有路，順著腳印走。沒有凳子，坐在磨盤上討論問題。早起上山，中午12點下山回來，和老孟的十幾個工人們一起吃大鍋飯。夜幕降臨的時候，結束了一天的忙碌，再回到山腳下。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兩年。
記者三年後才知道，2009年去採訪的時候，和蹲點的師生們圍在一起，吃著一鍋熱騰騰的羊肉燴菜，已是難得的改善。
畢業的學生們經常想回到米脂去看看。那段喝著小米粥吃著蘿蔔絲，頂著大太陽的科研生活，是上學期間最辛苦的，卻是最難忘的。
還有一個故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張光強去試驗點視察大棗節水灌溉。下山的時候，大家一起合影。結束時，張光強去感謝那個給他們照相的“村里”小伙子。
然而當張光強得知眼前的這個曬得黝黑、完全是個農民模樣的年輕人，是自己學校的博士生時，眼睛濕潤了。
“沒想到我們現在的博士生還能如此耐得住寂寞，蹲點在一線。”
談及蹲點，汪有科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樣的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常有的事。在榆林做大田土豆節水灌溉試驗示範的時候，住在鄉政府的窯洞裡。幾個女學生睡在一個炕上，門上沒有鎖，就用鐵絲拴著，再抵著根木棍。
“也正是在那種地方踏踏實實待下來，你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到陝北那個特殊地帶，節水灌溉的價值之所在。”
兩個家
此後，汪有科就有了兩個家——一個家是農業科技城楊凌，另一個家是陝北榆林。不知不覺中，已經過去了七年。
從每年的4月份土壤解凍，到10月份大棗收穫，這段春華秋實的時光，他是屬於米脂的，把技術和成果書寫在黃土高原上。冬天回學校的時候，再總結一年的實驗數據，把黃土地上的實驗轉化為論文。
從楊凌到米脂，800多公里的距離沒有直達的火車。最初的時候，汪有科會帶著學生們一起去鹹陽坐火車去榆林，從榆林轉汽車到米脂，再搭車到山腳下。
火車票常常難買。汪有科曾一度到西安坐大巴車。晚上坐車，天亮到，10個小時左右的車程。誰也不會想到，在那個密不透風的大巴車廂里，有這樣一位教授，為米脂的大棗節水實驗而奔波。
2007年，滴灌大棗節水技術在陝北榆林已經小有名氣，出於綜合技術推廣的多方面考慮，51歲的汪有科學起了開車。
有人勸他，年紀不小了，開什麼車啊？需要的時候，租輛車唄。
汪有科明白，在很多地方都是在村溝里，壓根沒有汽車路，僱車有時候也沒人願意去。有一次，在一個偏遠的山區建立節水紅棗示範林，汽車不能上山，山坡陡得幾乎接近75度。起先，為了安全起見，沒有讓學生上去。他和另外一個教授坐上由農戶自己駕駛的三輪車，“噠噠噠”地左轉右轉冒著黑煙上山考察。其實，連汪有科自己都有些擔心危險，但越是這樣的地方，做節水灌溉才更有意義。
“我們經常出去，總不能天天僱車吧？不方便，每年野外工作6個月租車也不划算。”後來，汪有科從學校找了輛已經開了30多萬公里的二手車，給自己和團隊當起了司機。
家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安全。
陝北的鄉村道路，上山下坡加上急彎，小車只能勉強過去，幾次遇到下雨，路就斷了，車子就得撂下。為了去鄰縣調查大棗優良品種，車開到半路路不通，步行一路打聽，好不容易找到地方。當返回來時已經天黑，山上幾道彎曲的小路已經找不到那條來時的路，結果還是走了一條從來沒走過的山路。漆黑的夜晚，周圍就像是黑色的天空，偶爾看到的窯洞燈光就像是星星，三角形的黃土路，山極陡，車前只能看到十幾米，甚至幾米，十幾公里的車速開得人直冒汗。
去榆林神木縣考察的時候，車陷在了沙漠裡，後來沒辦法，從縣裡借了輛越野車把車拖出去的。一次晚上返回的途中遇到暴雨，在高速路上車胎爆裂，他和同事用手機照亮更換了輪胎。
跑在半路上，車軸斷了；高速路上，車沒油了……類似的事情時常發生。而這些在汪有科看來都再正常不過，越是乾旱的地方，就越是農民需求迫切的地方；越是常規灌溉解決不了問題的地方，也才是最有價值的地方。
有段對話，讓記者至今難忘。
“為什麼這么堅持在一線蹲點？”
汪有科說：“覺得有價值，自己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是快樂的。”
“怎么個快樂？”
“吃得香，睡得踏實。”
“然後呢？說點艱難的事情吧，那些難忘的。
他瞪著眼想了半天，“到底什麼叫艱苦，你告訴我。那有啥艱苦啊，坐在辦公室里想，覺得那危險。到實驗點就像投入了戰鬥，每天都是那樣，很正常”。
得對農民有情感
自從開始“陝北山地紅棗集雨微灌工程技術研究與示範”項目之後，單位之前熟悉的夥伴們也很少見到他。學校一打電話，汪有科十有八九都在陝北。同事偶爾見面的時候會開個玩笑，說他在陝北有了家。在同事的眼中，汪有科這種長期蹲點的行為，好像有些不正常。
外人眼中的這種“不正常行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農業科研單位中卻非常普遍。只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實驗室做實驗，或者在城郊有塊試驗田。長時間實地蹲守在一線的，已經很少見了。
那個時候，天天在野外。在林場裡，一住3年。上山只能靠走，早上起來背著兩個饅頭、一壺水、一個雞蛋，走4個小時才能到山上的試驗點。有的時候用腳踏車推著一截兩米左右的鐵棍，帶上個鑽頭上山，到山上的時候都累得沒勁了。餓著肚子，就得開始鑽泥，然後再把土背回來，研究土壤的水分和養分。
現在的情況則與過去大不相同。鐵鑽可以用車拉上山，淺的打2米，深的可以打25米。“要在以前，25米深的眼得打好幾天。現在選幾個點，看土壤水分是不是一致，就知道水分有沒有流失。”汪有科感慨地說。
汪有科現在的很多科研行為和習慣都是得益於那個時候養成的，例如吃苦精神、實幹精神。“科研，特別是農業科研，可以在實驗室里寫東西，但是要指導生產實踐，需要和具體的情況相結合，要實實在在地在地里收穫東西。”
後來，汪有科參與的黃土高原飛機播種造林種草研究，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那個時候的獎項可比現在少多了，大家也不怎么去考慮獎項和職稱的問題。我們膽子小，就報了個二等獎。評獎的時候，很多專家都說，這個項目應該給一等獎。但沒有這樣的先例，哪有自己報二等獎，後來批一等獎的。”說到這兒，汪有科樂了。
獲獎之後，中科院獎勵了兩輛機車，汪有科成為那個時代里最早騎摩托的人。他很是開心，因為以後再上山可以節約很多時間和體力。
“和現在的大環境比，好像我們吃苦了，天天在野外；但是和那個時候比，現在要好多了。農業科研必須得有這種精神，否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汪有科解釋說，乾農業這一行，得對農民有種特殊的情感。爬山累不累？累。但對爬山愛好者來說卻是一種享受，因為有興趣在。
“當年走在農戶專門為你們而鋪的石子路上，吃著他們煮的荷包蛋，看著他們眼巴巴的期待時，才能更體會到你的 價值所在。”汪有科感慨道。
和汪有科同一批的同事們，大部分都去國外定居，很多都改了行，還有人做了生意。
“我們也愛錢，但到了這個年齡，還是想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盼春天
很多人曾勸汪有科能放的就放，少做點蹲點工作，需要的時候，去做做技術指導就可以了。
這些道理，汪有科都明白，可總是放心不下。“農業科研耽誤不起，幾天不在，耽誤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收成。一年能完成的實驗，搞成了兩年，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對於孟岔村的棗樹，汪有科總是有一萬個牽掛和一萬個不放心。
“春天發芽不好，不行；有蟲害，不行；不開花，不行；開花不結果，更不行；坐果的時候遇到連陰雨天，也不行。”
“棗樹也有生命，好比是自己的小孩子。別人也能看到，但只有每個環節都親自看著，才能最放心。而且，學生在實地的生活問題、安全問題，也都放心不下。”
現在的汪有科已不僅僅是為了節水灌溉而去關心棗樹。園藝、肥料、農業經濟、食品加工等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有越來越多的相關專業的老師和同學在米脂蹲點。
經過第一個階段的實驗後，汪有科發現，節水是個系統鏈，比如抗旱性棗樹的品種選育、節水型的園藝修剪等，都需要引起重視。除了棗樹的豐產之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病蟲害防治、大棗的深加工和銷路。
冬天，回到學校。汪有科依舊有著一籮筐的和棗樹相關的事情要做。寫論文總結，申請專利，分析生產上的問題、經濟效益的問題，總結一年來在地里發現的更為重要的問題。
即便是躺在床上的時候，他還在想著棗樹的事情。
再見汪有科是2012年一個冬日的午後，在北京東三環的賓館裡，沐浴著陽光，汪有科仰著臉笑著，那表情仿佛回到了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孟岔村。
“你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嗎？就像是孩子不在你身邊的時候，心裡總是痒痒的，盼啊、盼啊，就盼著春天早點到來。”
開榆林的時候，記者從飛機上往下眺望，黃土高原上的那一抹綠色中，應該有著“汪有科們”的足跡。
夏訪清澗問棗紅——陝西日報網
一畝棗園可以給棗農帶來多少收入？在榆林清澗，這筆帳算的清清楚楚——一株棗樹產棗30斤、一畝地種棗樹110株、一斤棗賣10塊錢，這樣算下來，一畝紅棗就能收入3萬多。雖然有點不敢相信，但這樣的畝產收益真真切切。
在榆林清澗下十里舖設施紅棗智慧型控制科技示範園，不鏽鋼骨架的溫室大棚里，密植的棗樹鬱鬱蔥蔥。一年前按照矮化密植的要求嫁接的棗樹已經坐果，近10畝的棗園裡，只有一個人在悠閒地鏟著稀疏的雜草。雖然有身上直曬的陽光和腳下乾燥的黃土，但一點都不妨礙在這個旱作農區感受迎面而來的科技清風吹拂。這些連片大棚就是實現每畝紅棗收入3萬多的地方。
“棗樹越高棗子質量越不好。”在下十里舖設施紅棗智慧型控制科技示範園，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高級農藝師楊榮慧摸著去年新嫁接的矮化棗樹說道。在這片示範溫室里，所有棗樹都不高，最高的不過一米五，雖然樹不高，但產量高、果子甜、病蟲害少，自然效益好。
1996年，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與清澗縣簽訂了紅棗產業合作協定，從那時起楊榮慧就在榆林的米脂、清澗等學校陸續設立的8個示範點和7個基地里工作。從最開始的品種改良、栽培指導到現在的現場培訓農民技術，16個年頭過去了，楊榮慧這個看來像個普通農民的高級農藝師不但見證了農業科技推廣從難到易的歷程，更對棗農對科技的渴望和致富期盼深有體會。
“主要是教會農民掌握技術，授人以漁。”在楊榮慧看來，一項農業科技農民願不願掌握、能不能掌握，關鍵就在科技示範。換句話說，農業科技示範就是直接明白的告訴農民：現代農業科技是免費分享的“科技大餐”，是國家義務送到田間地頭和農戶手中的“真金白銀”
“農業科技推廣其實不難。拿矮化密植技術來說，只要棗農園子裡套用技術的一株‘小樹’掛果成功，園子裡就不會再有‘大樹’了，而且很快方圓幾里地的棗園裡都會‘大樹’變‘小樹’。”說起自己十來年在陝北的付出和辛勞，楊榮慧黝黑的臉龐上透著甜蜜，更透著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
汽車在陡峭的牛家灣旱樑上一圈圈向上爬，越往高處走，汪有科腰桿挺得越直。
在山頂，俯瞰著走過的一道道旱梁，這個和“水”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表情輕鬆。眼前，這片迎著風扭動著翠綠腰肢的棗樹“梯田”正是他的傑作。
“過去這裡就是荒坡，退耕還林前就打不下糧食。”在57歲的棗農朱建軍眼裡，研究員汪有科在這裡推廣高效利用節水紅棗栽培之前，這1500多畝旱梁根本沒有價值。
2009年，汪有科帶著他和同事通過科學實踐所獲得的整套旱區小流域栽培方案來到牛家灣李家山的這一道道旱梁，開始將水土保持與抗旱栽培理論付諸實際。
“先要找到能夠節水豐產的紅棗品種。”要讓旱梁變良田，汪有科從一開始就號準了脈。正好，楊榮慧篩選改良了幾個抗旱豐產的紅棗品種，種啥棗樹能活的問題就解決了，接下來，就是咋種樹能活的問題了。旱樑上，決定棗樹能不能活的因素只有一個，就是水。“我們先建立一套山地雨水集蓄利用系統，然後在怎么用水上下了功夫。”在旱梁棗園上，不僅有像梯田一樣用黃土夯實的水平階，，還有像毛細血管一樣的輸水帶、根灌管。“只在天特別乾的時候和棗樹生長需水的關節點，我們才會幹預，把好鋼用在刀刃上。”
農業科技特別需要順應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汪有科的旱梁種棗經歷就佐證了這點。“陝北的雨季來遲些，一般是八九月。我們通過技術修剪，減緩棗樹生長，剛好把棗樹最需要水的階段延遲到八九月，讓棗子享受到老天的眷顧。”這樣一緩，旱梁種棗的用水需求大大降低，成本也跟著降低，經過雨季一澆，不但棗的質量上去了，也避開了扎堆上市，賣價更有保證。
如今，汪有科每個月都會來看這旱梁棗園，楊榮慧也經常去十里舖看看他親手嫁接的棗樹。在他們看來，這一道道旱梁和一棟棟溫室不僅是他們和同事們寫在大地上的論文，更承載著這群一生為農的知識分子的夢想，一個讓棗農脫貧致富，讓旱梁變良田的中國夢。
連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大學探索實踐了以大學為依託農業科技推廣新模式。2005年以來，在省政府、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和的重視支持下，取得了顯著成效，加速了成果轉化，促進了農民致富，引領了農業區域產業快速發展。一是通過圍繞農業區域主導產業，在政府推動下，依託學校科技優勢，以基層農技力量為骨幹，校地合作建立產學研一體永久性試驗示範站為核心的試驗示範平台； 二是建立以校站點三級科技培訓、專家遠程服務、產業技術網站為主體的技術信息服務體系；三是組建多學科專家團隊開展系統性全產業鏈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四是通過農業教育與科研推廣緊密結合、學校與地方政府緊密結合、科技成果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學校專家與地方推廣人員緊密結合、推廣技術與農民需求緊密結合，構築大學科技成果進村入戶的快捷通道。
沙地紅棗：開啟榆林沙區新產業的希望
中國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示範區管委會 2013-08-26
沙漠裡還種棗樹？這是以前榆林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卻成為現實。今年8月初，我們在榆林市橫山縣雙城鎮王梁村的一大片沙地里，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平緩中略有起伏的沙地上，生長著一排排矮矮的但卻綠油油的紅棗樹林，而不少的棗樹滿枝開花結果。此時，我們才知道，榆林沙漠地區能大面積種植紅棗。
陝北黃河兩岸是我國紅棗的發源地，其栽培歷史有三千多年，目前還保留有1500年的古棗樹林。所以，自古以來這裡的人們就認為黃河兩岸山地才是紅棗生存的地方。但是，隨著城鎮化建設用地占用耕地和近年來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陝北黃土區已經沒有發展棗林的土地，而榆林有廣闊的沙地卻閒置撂荒，目前沙區還僅僅處於防沙治沙單目標水平，未能走上經濟和生態協調發展良性途徑。榆林土地面積43000多平方公里，其中沙地約占一半。榆林沙地地勢平坦，具有光照、水源及交通等諸多優勢，農業利用潛力巨大。榆林沙區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陝西生態最為脆弱的地域。治理沙漠和沙地產業一直是國家和陝西省生態建設與富民工程的重點。
為有效利用榆林沙地，增加陝北沙區農民收入，滿足現代特色農業建設和改善區域生態環境，針對陝北沙區生態環境脆弱、有效利用率低，開發利用難度大等現實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科技工作者從2008年開始進行沙地紅棗試驗研究，先後在榆林靖邊和橫山縣進行小面積試驗，在此基礎上2010年在橫山縣雙城進行規模化示範。並將前期在紅棗品種引進篩選、節水型修剪栽培、節水增產綜合技術集成成果成功地套用於沙地紅棗中。
2012年，經過三年栽培試驗的橫山縣雙城鎮500畝沙地紅棗獲得成功：矮化紅棗成活率達到93%，棗樹全面開花結果。實驗證明沙地紅棗含糖量高出黃土山地紅棗2個百分點以上，裂果率減少43%，每畝產量可以實現1000公斤以上，病蟲害減少67%以上。雙城沙地紅棗的成功栽培為今後發展榆林沙地紅棗治沙經濟林，培育陝西沙地產業，建立新的紅棗產品加工基地奠定了良好基礎。
在雙城做試驗研究的專家認為，榆林沙地紅棗將是一項多贏的新興產業：一是提高沙地的固沙和經濟效益；二是榆林沙地地勢平坦開闊有利於機械化作業；三是符合我省紅棗西移的林業戰略；四是榆林沙地具有豐富的水資源，有利於發展現代節水農業；五是開發可利用土地不占耕地，利於保護18億畝耕地的紅線。
沙地紅棗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可，榆林市榆陽區魚河鎮農場開始建造百畝沙地大棚鮮棗基地，神木縣正在建造千畝沙地紅棗基地。
目前，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國家節水中心、中國旱區農業研究院的專家為主組成的研究團隊正在積極為榆林沙地紅棗產業的發展作進一步努力。他們計畫用三年時間建立和完善沙地紅棗節水提質增效技術體系，完成示範2000畝，推廣面積5000畝，試驗區紅棗產量達每畝1000公斤、示範區產量達到每畝800公斤，每畝淨增收入5000-8000元，水分利用效率提高2倍以上。可以預見，在科技工作者的技術支持下，沙地紅棗必將成為榆林沙區蓬勃發展的新興產業。（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靳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