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田耕作文化是農業作業方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旱田耕作文化相對。它的最大地域特性是分布在氣候濕熱，地形較為平坦的地區。主要作物是以生產水稻為主。在中國，大致與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南方是典型的水田耕作文化區。這裡有平坦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有溫熱的氣候，河湖縱橫，水田成片，發展成為著名的“魚米之鄉”。世界上季風氣候比較典型的地區，也是著名的水田文化耕作區，例如，亞洲的東南部，南亞等地區。從地形和氣候方面考察，適宜發展各種水稻，從而形成地球表面特殊的水稻耕作文化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水田耕作文化
- 歸類：是農業作業方式文化
- 相對：旱田耕作文化
- 主要作物：水稻
宋代水田耕作,懷化水田耕作演變,代表文化,概觀,常州稻作文化,蘇州稻作文化,
宋代水田耕作
中唐以前，精耕細作主要體現在旱地農作技術體系的成熟上，晚唐以後則主要體現在水田農作技術的成熟上。從宋轄全境看，兩浙、江東、福建沿海和成都平原屬於當時精耕細作的先進行列。北宋中葉秦觀說：“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為吳越閩蜀。其畝所出，視他州為數倍。”宋朝地方官在《勸農文》中，通常以兩浙的農作方式，作為其它地區的示範，如陳造在房陵勸農時，就說：“夫淮、漢之俗，大抵略同。權守，淮人也，亦以農起家，每不自以淮俗為是，而農器之制必訪諸浙，耕者、蠶者亦取法於浙，故農功日劭，親舊之見從者日以給足。”再如，黃震在撫州勸農，高斯得在寧國府勸農，陳傅良在桂陽軍勸農，均以兩浙的耕作方式作為這些地區的示範。這種精耕細作的農作技術，尤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地區最為突出。以水稻種植為例，除去肥料，耕、種、耘、水在當地水田的經營中，都特別有講究。
一是多次翻耕，土熟如面。稻田對土質的要求高，必須深厚、肥沃、鬆軟。對此，兩浙地區的農民已有明確的認識。除講求深耕細耙之外，並首次利用凍融這種自然力改良土壤。宋朝農學家陳旉指出，“於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凍冱，土壤蘇碎”。朱熹在談到水田耕翻時，也表達了相近的看法，“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除了利用凍融外，也注意藉助盛夏太陽的暴曬來熟化土壤。陳旉認為：“早田獲刈才畢，隨即耕治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利用凍曬，既可使土壤酥碎，又能起自然鬆土與殺蟲作用。除秋冬耕翻之外，春季又要進行一次，“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耘田”。經兩次犁耕，土質松細，故時人認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犁，壤細如面，故其種人土堅緻而不疏”。
其次，對選種與育秧特別重視。好種出好苗，這是農業生產的基本常識。“種”是農業生產的要素主體，一切有關農業的自然要素和技術要素，都是要通過“種”，即農作物本身的作用，才能轉變為農產品。沒有優良的農作物品種，即使自然氣候再風調雨順，勞動者再胼手胝足，要想奪取高產也是不可能的。大概正是如此，北宋人謝邦秀在詩中說：“嘉穀傳來喜兩獲，薄田不負四時耕。”選好良種後，培育壯秧是水稻豐收高產的先決條件之一，“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浸種下秧，深耕淺種後，秧苗既長，“便須及時栽插”。
一是多次翻耕，土熟如面。稻田對土質的要求高，必須深厚、肥沃、鬆軟。對此，兩浙地區的農民已有明確的認識。除講求深耕細耙之外，並首次利用凍融這種自然力改良土壤。宋朝農學家陳旉指出，“於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凍冱，土壤蘇碎”。朱熹在談到水田耕翻時，也表達了相近的看法，“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除了利用凍融外，也注意藉助盛夏太陽的暴曬來熟化土壤。陳旉認為：“早田獲刈才畢，隨即耕治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利用凍曬，既可使土壤酥碎，又能起自然鬆土與殺蟲作用。除秋冬耕翻之外，春季又要進行一次，“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耘田”。經兩次犁耕，土質松細，故時人認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犁，壤細如面，故其種人土堅緻而不疏”。
其次，對選種與育秧特別重視。好種出好苗，這是農業生產的基本常識。“種”是農業生產的要素主體，一切有關農業的自然要素和技術要素，都是要通過“種”，即農作物本身的作用，才能轉變為農產品。沒有優良的農作物品種，即使自然氣候再風調雨順，勞動者再胼手胝足，要想奪取高產也是不可能的。大概正是如此，北宋人謝邦秀在詩中說：“嘉穀傳來喜兩獲，薄田不負四時耕。”選好良種後，培育壯秧是水稻豐收高產的先決條件之一，“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浸種下秧，深耕淺種後，秧苗既長，“便須及時栽插”。
再次，在田間管理方面，對中耕、除草、壅根、增肥、保水和烤田等田間作業進行有機的結合。在禾苗生長過程中，雜草亦生，“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折，不曾停歇”；有時還放乾田水，逐一拔出雜草，漚在泥中，培固禾根。在水稻生長過程中，如果天旱缺水，便須以水車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停”；“大暑之時，決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復車水人田，名曰還水”；而“還水以後，苗日以盛，雖遇旱嘆，可保無憂”。
懷化水田耕作演變
水田耕作制度的發展，總的由一熟到多熟，單一到綜合，粗放到集約，低產到高產。
清及民國時期，境內水田耕作方式，主要是一季稻加冬閒。山區以一季早稻為主，收穫後泡冬蓄水，約占60%；平區和丘陵區以種一季中稻為主，收穫後，泡冬或冬乾，約占40%。部分水田稻作收穫後，播種秋冬季作物或綠肥。山區、平區和丘陵區均有分布。主要形式有稻～肥(苕子、滿園花、紫雲英、大麥)；稻～油菜，各縣較普遍；稻～麥，主要分布於辰溪、晃縣、漵浦、芷江、黔陽、麻陽等地；稻～薯，主要分布於山區；稻～蕎，除高寒山區外，各地均有栽培；稻～菜，主要分布各縣城郊區。一季稻～冬閒或以一季稻為主的複種制，是農民在長期實踐中順應自然條件而形成。好處是有利於蓄水與養地，但土地利用率低。
解放後，隨著水利、肥料條件的不斷改善，舊的耕作制度已不適應農業發展的要求。40年來，以增加複種、提高單產為主要內容的耕作制度改革，經歷了多次反覆。
1950～1953年，基本上沿用稻～冬閒、冬泡製，占耕地面積80%。提倡多種多收，有20%的水田種二熟。1950年，糧食複種指數119.37%，1953年增加到127.53%。
1954～1961年，耕作制度實行“三改”：改遲中稻為早中稻或早稻；改一熟制為多熟制，提出消滅秋閒田；改革低產作物為高產作物，試種、推廣雙季稻。早中稻、遲中稻或單季晚稻面積，1954年376.73萬畝，1957年縮小到349.70萬畝，1961年為306.12萬畝。水田二熟制面積擴大，1954年為586.09萬畝，1960年增加到756.20萬畝，多為稻～麥、稻～油、稻～蕎等，並出現油菜～早中稻～秋薯，麥～早中稻～蕎等三熟。雙季稻試種、推廣，1951年，漵浦縣勞動模範舒承順試種雙季稻1分田，通過精心管理獲得成功，早稻收穫5斗稻穀，晚稻於7月15日栽插，收谷4斗，兩季合計9斗。1952年，湘西行署農場首次試種間作雙季稻1畝。翌年，朝瓦溪試種連作雙季稻18畝，兩季畝產278公斤，比一季稻增產30%。1954年，辰溪、漵浦、麻陽、芷江、懷化、通道等縣農場試種200畝，早稻畝產368斤，晚稻179斤。其後，雙季稻在區內逐步推開。1957年16.82萬畝，早稻畝產411斤，晚稻247斤；1958年大面積推廣，達到48.19萬畝，早稻畝產424斤，晚稻252斤；1960年猛增到83.88萬畝，早稻畝產323斤，晚稻62斤。此期糧食複種指數，1954年為130.64%，1958年167.79%，1960年176.15%，1961年降至144.71%。
1962～1970年，由於改制步子過快，肥料、技術、種子、水利等條件跟不上，不少雙季稻沒有達到高產目的。通過調整，雙季稻面積相應縮減。1962年，雙季稻減少到6.05萬畝，1964年緩慢地回升，但單產卻有所提高。1964年為10.38萬畝，早稻畝產390斤，晚稻292斤。1968年為60.41萬畝，早稻畝產427斤，晚稻播種26.91萬畝，單產236斤。1970年早稻46.57萬畝，畝產428斤；晚稻32.57萬畝，畝產253斤。此期，耕地複種指數徘徊在129～161%之間，1966年複種指數161.52%，為最大，1969年只有129%，為最小。
1971～1977年，水田耕作制度進一步推廣雙季稻和三熟制。1971年，地革委總結推廣黔陽縣群峰公社楊柳大隊(高寒山區)擴種雙季稻的經驗，各縣不少地方受其影響，忽視客觀條件，盲目發展雙季稻和三熟制。1971年全區雙季稻面積達104.69萬畝，1972年143.65萬畝，1973年猛增至 88.64萬畝，1976年又上升到193.32萬畝；平丘和丘陵區普遍種植稻、稻、油或稻、稻、麥三熟制，致使季節、茬口、肥料、勞力緊張，尤其是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寒山區，種植雙季稻很難避過秋寒;造成兩季不如一季、三熟不如兩熟的結果。以1976年為例，雙季稻面積176萬餘畝，比1975年擴大40餘萬畝，而稻穀總產卻減少0.95萬噸。
1978年後，新晃率先按客觀規律辦事，對水田耕作制度實行分類指導，光照、水利較好的平區繼續種雙季稻，山區基本上改種一季中稻，或一季早稻和一季晚稻，結果獲得大面積豐收，雙季稻比上年減少3.81萬畝，糧食總產比上年增加12685噸。1980年後，各縣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調整作物布局，使全區單季稻、雙季稻結構比例相對趨向合理。1984年，水稻種植面積396.37萬畝，畝產376公斤，總產149.06萬噸，與1977年比較，種植面積減少64.767萬畝，畝產提高263斤，總產增加36.41萬噸。水稻總面積中，早稻76.98萬畝，中稻233.57萬畝，晚稻85.82萬畝。其中，雙季稻～綠肥制，50～60萬畝；雙季稻～油菜制，約18～20萬畝；雙季稻～麥類約2～3萬畝。此外，尚有雙季稻～蠶豆，雙季稻～蔬菜(瓜)，雙季稻～休閒等形式。一季稻區普遍為稻～油菜，稻～綠肥，稻～秋豆，稻～馬鈴薯，稻～西瓜，稻～煙等。
1985～1990年，水田耕作制趨於穩定階段。全區基本上形成以沅水及其幹流舞水、渠水、辰水、酉水、敘水流域之河谷盆地為區域的雙季稻為主的一年兩熟或一年三熟制，中、高海拔山區以單雙混作或以單季稻為主的一年一熟至兩熟制。1990年，全區水田三熟制面積28.37萬畝，約占9%，油～稻～稻18.78萬畝，占6%，麥～稻～稻2.96萬畝；水田兩熟制面積達130.55萬畝；一熟制面積157.88萬畝。
清及民國時期，境內水田耕作方式，主要是一季稻加冬閒。山區以一季早稻為主，收穫後泡冬蓄水，約占60%；平區和丘陵區以種一季中稻為主，收穫後，泡冬或冬乾，約占40%。部分水田稻作收穫後，播種秋冬季作物或綠肥。山區、平區和丘陵區均有分布。主要形式有稻～肥(苕子、滿園花、紫雲英、大麥)；稻～油菜，各縣較普遍；稻～麥，主要分布於辰溪、晃縣、漵浦、芷江、黔陽、麻陽等地；稻～薯，主要分布於山區；稻～蕎，除高寒山區外，各地均有栽培；稻～菜，主要分布各縣城郊區。一季稻～冬閒或以一季稻為主的複種制，是農民在長期實踐中順應自然條件而形成。好處是有利於蓄水與養地，但土地利用率低。
解放後，隨著水利、肥料條件的不斷改善，舊的耕作制度已不適應農業發展的要求。40年來，以增加複種、提高單產為主要內容的耕作制度改革，經歷了多次反覆。
1950～1953年，基本上沿用稻～冬閒、冬泡製，占耕地面積80%。提倡多種多收，有20%的水田種二熟。1950年，糧食複種指數119.37%，1953年增加到127.53%。
1954～1961年，耕作制度實行“三改”：改遲中稻為早中稻或早稻；改一熟制為多熟制，提出消滅秋閒田；改革低產作物為高產作物，試種、推廣雙季稻。早中稻、遲中稻或單季晚稻面積，1954年376.73萬畝，1957年縮小到349.70萬畝，1961年為306.12萬畝。水田二熟制面積擴大，1954年為586.09萬畝，1960年增加到756.20萬畝，多為稻～麥、稻～油、稻～蕎等，並出現油菜～早中稻～秋薯，麥～早中稻～蕎等三熟。雙季稻試種、推廣，1951年，漵浦縣勞動模範舒承順試種雙季稻1分田，通過精心管理獲得成功，早稻收穫5斗稻穀，晚稻於7月15日栽插，收谷4斗，兩季合計9斗。1952年，湘西行署農場首次試種間作雙季稻1畝。翌年，朝瓦溪試種連作雙季稻18畝，兩季畝產278公斤，比一季稻增產30%。1954年，辰溪、漵浦、麻陽、芷江、懷化、通道等縣農場試種200畝，早稻畝產368斤，晚稻179斤。其後，雙季稻在區內逐步推開。1957年16.82萬畝，早稻畝產411斤，晚稻247斤；1958年大面積推廣，達到48.19萬畝，早稻畝產424斤，晚稻252斤；1960年猛增到83.88萬畝，早稻畝產323斤，晚稻62斤。此期糧食複種指數，1954年為130.64%，1958年167.79%，1960年176.15%，1961年降至144.71%。
1962～1970年，由於改制步子過快，肥料、技術、種子、水利等條件跟不上，不少雙季稻沒有達到高產目的。通過調整，雙季稻面積相應縮減。1962年，雙季稻減少到6.05萬畝，1964年緩慢地回升，但單產卻有所提高。1964年為10.38萬畝，早稻畝產390斤，晚稻292斤。1968年為60.41萬畝，早稻畝產427斤，晚稻播種26.91萬畝，單產236斤。1970年早稻46.57萬畝，畝產428斤；晚稻32.57萬畝，畝產253斤。此期，耕地複種指數徘徊在129～161%之間，1966年複種指數161.52%，為最大，1969年只有129%，為最小。
1971～1977年，水田耕作制度進一步推廣雙季稻和三熟制。1971年，地革委總結推廣黔陽縣群峰公社楊柳大隊(高寒山區)擴種雙季稻的經驗，各縣不少地方受其影響，忽視客觀條件，盲目發展雙季稻和三熟制。1971年全區雙季稻面積達104.69萬畝，1972年143.65萬畝，1973年猛增至 88.64萬畝，1976年又上升到193.32萬畝；平丘和丘陵區普遍種植稻、稻、油或稻、稻、麥三熟制，致使季節、茬口、肥料、勞力緊張，尤其是海拔500米以上的高寒山區，種植雙季稻很難避過秋寒;造成兩季不如一季、三熟不如兩熟的結果。以1976年為例，雙季稻面積176萬餘畝，比1975年擴大40餘萬畝，而稻穀總產卻減少0.95萬噸。
1978年後，新晃率先按客觀規律辦事，對水田耕作制度實行分類指導，光照、水利較好的平區繼續種雙季稻，山區基本上改種一季中稻，或一季早稻和一季晚稻，結果獲得大面積豐收，雙季稻比上年減少3.81萬畝，糧食總產比上年增加12685噸。1980年後，各縣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調整作物布局，使全區單季稻、雙季稻結構比例相對趨向合理。1984年，水稻種植面積396.37萬畝，畝產376公斤，總產149.06萬噸，與1977年比較，種植面積減少64.767萬畝，畝產提高263斤，總產增加36.41萬噸。水稻總面積中，早稻76.98萬畝，中稻233.57萬畝，晚稻85.82萬畝。其中，雙季稻～綠肥制，50～60萬畝；雙季稻～油菜制，約18～20萬畝；雙季稻～麥類約2～3萬畝。此外，尚有雙季稻～蠶豆，雙季稻～蔬菜(瓜)，雙季稻～休閒等形式。一季稻區普遍為稻～油菜，稻～綠肥，稻～秋豆，稻～馬鈴薯，稻～西瓜，稻～煙等。
1985～1990年，水田耕作制趨於穩定階段。全區基本上形成以沅水及其幹流舞水、渠水、辰水、酉水、敘水流域之河谷盆地為區域的雙季稻為主的一年兩熟或一年三熟制，中、高海拔山區以單雙混作或以單季稻為主的一年一熟至兩熟制。1990年，全區水田三熟制面積28.37萬畝，約占9%，油～稻～稻18.78萬畝，占6%，麥～稻～稻2.96萬畝；水田兩熟制面積達130.55萬畝；一熟制面積157.88萬畝。
代表文化
稻作文化
概觀
稻米是一種古老的人工栽培植物，全世界有一半人口以稻米為主要食物。
1973年在中國古杭州灣浙江餘姚河姆渡發現了大片原始稻作遺址，並在居民區建築遺址底部發現堆積的大量稻粒、稻殼及桿葉，以年代學方法測定為距今7000多年的栽培作物。河姆渡出土的稻穀成為當時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稻類發現，其時代比泰國及印度發現的稻穀要提前幾百年至一千多年。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湖南長沙大塘發現7000年前的稻作遺址，在湖南黔陽高廟發現7400年前的稻作遺址，在湖南澧縣城頭山、彭頭山、八十壋遺址發現8000年前的稻殼、稻粒，說明中國水稻的起源是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地區。湖南永州道縣玉蟾岩12500年古栽培稻的發現，使中國和世界稻作栽培史延伸了4000年，也為稻作起源於長江流域的中國南方說提供了有力證據。
1993年11月18日在漂洗遺址近底部文化層土樣時發現二枚稻殼，顏色呈黑色。1995年11月17日在層位稍上的蓋板層又發現二枚水稻，顏色呈現灰黃色。中國農業大學張文緒教授對兩次發現的稻穀進行電子顯微鏡分析鑑定認為“玉蟾岩出土稻穀是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徵的從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定名為‘玉蟾岩古栽培稻’”。北京大學考古系原主任嚴文明教授指出：玉蟾岩稻作遺址的“年代分別為距今12540年±230年和12860年±230年……比西亞開始種值小麥、大麥的年代還要早些”。按照學術界對確認古栽培稻的慣例，除發現人工栽培稻實物外，還必須有野生稻生長的條件和現今仍存在野生稻。科學考察證明，在玉蟾岩鄰近的江永縣，至今年復一年地生長著成片的野生稻，說明遠古時代野生稻的分布為水稻栽培奠定了物種基礎。
美國哈佛大學經科學檢測認定玉蟾岩遺址的年代在距今11800年至12300年之間。據世界農業史專家研究考證，人類知道原始農業生產技術，大約在距今10000至12000年前，故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是人類從事農業生產所得的最早收穫。
1993年11月18日在漂洗遺址近底部文化層土樣時發現二枚稻殼，顏色呈黑色。1995年11月17日在層位稍上的蓋板層又發現二枚水稻，顏色呈現灰黃色。中國農業大學張文緒教授對兩次發現的稻穀進行電子顯微鏡分析鑑定認為“玉蟾岩出土稻穀是一種兼有野、秈、粳綜合特徵的從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定名為‘玉蟾岩古栽培稻’”。北京大學考古系原主任嚴文明教授指出：玉蟾岩稻作遺址的“年代分別為距今12540年±230年和12860年±230年……比西亞開始種值小麥、大麥的年代還要早些”。按照學術界對確認古栽培稻的慣例，除發現人工栽培稻實物外，還必須有野生稻生長的條件和現今仍存在野生稻。科學考察證明，在玉蟾岩鄰近的江永縣，至今年復一年地生長著成片的野生稻，說明遠古時代野生稻的分布為水稻栽培奠定了物種基礎。
美國哈佛大學經科學檢測認定玉蟾岩遺址的年代在距今11800年至12300年之間。據世界農業史專家研究考證，人類知道原始農業生產技術，大約在距今10000至12000年前，故玉蟾岩出土的古栽培稻是人類從事農業生產所得的最早收穫。
從中國的文字和古代文獻看，商代甲骨文已有“稻”字出現，在《詩經》中已將黍稻並提，《楚辭》中有稻、稷、麥、豆、麻的說法，《孟子·滕文公上》有“稻、黍、稷、麥、菽”的說法。稻穀歷來是中國人的主要糧食，水稻品種之豐富，栽培面積之多，產量之高，均居世界之首。至宋代，因種植數量之大列為五穀之首，民間流傳“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明代以後盛行“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天工天物》記載天下穀類“稻居什七”。
常州稻作文化
常州，素有“江南魚米之鄉”的美稱，是人類古老的“稻作生產”寶地之一。
常州的“稻作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先民種植稻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以前。
常州的“稻作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先民種植稻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以前。
稻作生產，常州地區以栽種水稻和田間管理為主，從春到夏，自夏到秋，從“穀雨”開始春耕，至“霜降”全面秋收，歷時半年有餘。耕作環節眾多，一個緊接一個，包括選種、浸種、播種、耙田、車水、育苗、踏秧田、蒔秧、耥稻、除草、治蟲、灌溉、割稻、軋稻等等田間作業。期間以耕田、蒔秧等最為辛苦，《十二月種田歌》中就有：“二月種田種起頭，犁耙耕牛遍地走；做好秧田耙好地，播種弄苗無閒手。三月種田真種田，臉朝水上背朝天……”成天赤腳浸泡泥水中勞作的滋味只有箇中人才有體會。
舊時，蒔秧的第一天要舉行“開秧門”儀式，全村男女匯聚田埂，敲鑼打鼓放鞭炮，作業場面很熱鬧。選舉“秧官”插“頭趟”，大家齊往水田跳……在你追我趕的蒔秧人群中，“秧官”帶頭高唱：“種田人辛苦唱山歌，常州山歌實在多……”有人唱起了內涵豐富的《蒔秧歌》：“赤腳巴地下稻田，低頭猶見水中天；手插六根清淨秧，後退原來是向前。”永紅鄉的農民過去在“開秧門”的這一天還有吃蠶豆煮麵的風俗，寓意秧苗長出麵條一樣的葉子，結出蠶豆一樣的大稻穀。金壇農村有“撻秧田”、打泥水仗的習俗……蒔秧結束的一天還要“封秧門”，大家大魚大肉、大吃一頓，犒勞栽秧能手。五星鄉、北港鄉等地叫做“吃了秧酒”，還要舉行“汰腳會”，自此以後不必大家都一天到夜打赤腳了，特別是婦女可以休息休息了。現在農村蒔秧有了插秧機和電力灌溉，水稻作業的勞動強度減輕了，稻作生產的傳統民俗事象也有所改變，但萬變不離其宗，“民以食為天，農以稻為本”還是改變不了的。
舊時，蒔秧的第一天要舉行“開秧門”儀式，全村男女匯聚田埂，敲鑼打鼓放鞭炮，作業場面很熱鬧。選舉“秧官”插“頭趟”，大家齊往水田跳……在你追我趕的蒔秧人群中，“秧官”帶頭高唱：“種田人辛苦唱山歌，常州山歌實在多……”有人唱起了內涵豐富的《蒔秧歌》：“赤腳巴地下稻田，低頭猶見水中天；手插六根清淨秧，後退原來是向前。”永紅鄉的農民過去在“開秧門”的這一天還有吃蠶豆煮麵的風俗，寓意秧苗長出麵條一樣的葉子，結出蠶豆一樣的大稻穀。金壇農村有“撻秧田”、打泥水仗的習俗……蒔秧結束的一天還要“封秧門”，大家大魚大肉、大吃一頓，犒勞栽秧能手。五星鄉、北港鄉等地叫做“吃了秧酒”，還要舉行“汰腳會”，自此以後不必大家都一天到夜打赤腳了，特別是婦女可以休息休息了。現在農村蒔秧有了插秧機和電力灌溉，水稻作業的勞動強度減輕了，稻作生產的傳統民俗事象也有所改變，但萬變不離其宗，“民以食為天，農以稻為本”還是改變不了的。
蘇州稻作文化
從河姆渡、馬家浜、崧澤到良渚文化都大量發現稻作遺存。在距今7000餘年的河姆渡第四文化層較大面積範圍內，分布著稻穀、稻殼、秕谷、稻草、莖葉、木屑碎渣等互動混雜的堆積層，厚度從10一40厘米不等，最厚處達70～80厘米。稻穀、穀殼、稻葉、米粒保存較好，據推算當時存放的稻穀當在12噸以上。伴隨出土的代表農具是骨耜，有170餘件。由於長期使用刃部十分光滑，磨損嚴重，特別是中間作為刃部的扁蒲扇面，磨蝕破損尤甚。在羅家角遺址也發現稻穀、骨耜等遺存。出土稻穀156粒，其中粳谷55粒，秈谷101粒。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碳14測定，並經樹木年輪校正，這些穀粒距今6905±155年。
而在屬於馬家浜文化的原吳縣草鞋山遺址不僅發現稻穀遺存，而且還發現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水田和灌溉系統遺蹟。東片遺址有：水田33塊，水溝3條，蓄水井（坑）6個，以及相關的水口；西片遺址有：人工大水塘2個，水田11塊，水溝3條，蓄水井（坑）4個，以及相關水口。水田田塊面積較小，小者幾平方米，大者十幾平方米，為小塊水田群，是兩種類型的灌溉系統：一是以蓄水井（坑）為水源的灌溉系統；二是以水塘為水源的灌溉系統。所有田塊分布在大水塘沿邊，有水口溝通水塘，田塊群體串聯，可調節稻田水量。
而新近對崑山綽墩遺址的考古發掘又有了新的發現，在一個500平方米探方內發現了大量的碳化稻粒，可清晰地區分出粳稻和秈稻的顆粒，而且還發現24塊距今6000年前的馬家浜時期的水稻田遺蹟。這些水稻田大多呈不規劃狀態，且田塊較小，最小的僅1平方米見方，大一些的也只有10多個平方米。其中有7塊相連的水稻田排列規則，3個蓄水坑的北側是一條用於灌溉的排水溝。排水溝依自然地貌而建，將附近河流等水源引進，可保證稻田的用水充足，這是迄今為止長江下游發現的最早的水稻田遺蹟。
另在蘇州獨墅湖東部湖底3．2平方公里範圍內最近已發現古井450多口，古井的時間跨度從5500年前的崧澤文化時期一直延續到800多年前的宋代，以春秋、戰國和兩漢古井為主，新石器時代古井也多達四五十口。
草鞋山、綽墩、獨墅湖是緊密相連的同一地區，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水稻田、水溝、水井、蓄水坑等農田灌溉系統的一應俱全，進一步證實了早在六千年前太湖流域吳地人民就掌握了人工培植水稻的豐富經驗。吳地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上稻作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吳地也是稻種資源最為發達的地區。吳地所在的太湖地區是水稻秈粳分化的中心地區。先秦時代，吳地的人民就已開始重視對水稻品種的選擇。到了唐宋以後，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吳地的水稻品種才開始引人矚目。南宋吳詩人范成大在他的《勞畲耕並序》一詩中就提到“吳中米品”8個，有長腰、齊頭白、紅蓮、香子、舜王稻、占城、罷亞、早秈等。在其後的各類地方志之中，關於水稻品種的記載也十分豐富，僅在宋代方誌中就記有水稻品種98個。到了明清時期，水稻品種更加豐富。有學者統計明代太湖地區有水稻品種近196個，清代更增加到380個。在吳地稻作文化豐厚的基礎上，明代吳縣產生了一位傑出的農學家黃省曾，他一生寫了多種農學著作，主要有：《稻品》1卷、《蠶經》1卷、《種魚經》1卷、《藝菊書》1卷，此四書被合稱為《農圃四書》，此外還有《芋經》1卷、《獸經》1卷。其中《稻品》堪稱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水稻品種專志。宋代鎮江人陳旉所著的《農書》雖然是最早記載南方水稻栽培技術的農書，卻僅是在“地勢之宜篇”提到了“黃綠稻”這樣的一個水稻品種。元代王禎《農書》中雖然對於水稻品種做過一些的分類，卻很少提到一些具體的水稻品種。所以《稻品》的出現標誌著吳地稻作技術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峰，是中國稻作理論的一個里程碑。
而在屬於馬家浜文化的原吳縣草鞋山遺址不僅發現稻穀遺存，而且還發現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水田和灌溉系統遺蹟。東片遺址有：水田33塊，水溝3條，蓄水井（坑）6個，以及相關的水口；西片遺址有：人工大水塘2個，水田11塊，水溝3條，蓄水井（坑）4個，以及相關水口。水田田塊面積較小，小者幾平方米，大者十幾平方米，為小塊水田群，是兩種類型的灌溉系統：一是以蓄水井（坑）為水源的灌溉系統；二是以水塘為水源的灌溉系統。所有田塊分布在大水塘沿邊，有水口溝通水塘，田塊群體串聯，可調節稻田水量。
而新近對崑山綽墩遺址的考古發掘又有了新的發現，在一個500平方米探方內發現了大量的碳化稻粒，可清晰地區分出粳稻和秈稻的顆粒，而且還發現24塊距今6000年前的馬家浜時期的水稻田遺蹟。這些水稻田大多呈不規劃狀態，且田塊較小，最小的僅1平方米見方，大一些的也只有10多個平方米。其中有7塊相連的水稻田排列規則，3個蓄水坑的北側是一條用於灌溉的排水溝。排水溝依自然地貌而建，將附近河流等水源引進，可保證稻田的用水充足，這是迄今為止長江下游發現的最早的水稻田遺蹟。
另在蘇州獨墅湖東部湖底3．2平方公里範圍內最近已發現古井450多口，古井的時間跨度從5500年前的崧澤文化時期一直延續到800多年前的宋代，以春秋、戰國和兩漢古井為主，新石器時代古井也多達四五十口。
草鞋山、綽墩、獨墅湖是緊密相連的同一地區，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水稻田、水溝、水井、蓄水坑等農田灌溉系統的一應俱全，進一步證實了早在六千年前太湖流域吳地人民就掌握了人工培植水稻的豐富經驗。吳地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上稻作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吳地也是稻種資源最為發達的地區。吳地所在的太湖地區是水稻秈粳分化的中心地區。先秦時代，吳地的人民就已開始重視對水稻品種的選擇。到了唐宋以後，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吳地的水稻品種才開始引人矚目。南宋吳詩人范成大在他的《勞畲耕並序》一詩中就提到“吳中米品”8個，有長腰、齊頭白、紅蓮、香子、舜王稻、占城、罷亞、早秈等。在其後的各類地方志之中，關於水稻品種的記載也十分豐富，僅在宋代方誌中就記有水稻品種98個。到了明清時期，水稻品種更加豐富。有學者統計明代太湖地區有水稻品種近196個，清代更增加到380個。在吳地稻作文化豐厚的基礎上，明代吳縣產生了一位傑出的農學家黃省曾，他一生寫了多種農學著作，主要有：《稻品》1卷、《蠶經》1卷、《種魚經》1卷、《藝菊書》1卷，此四書被合稱為《農圃四書》，此外還有《芋經》1卷、《獸經》1卷。其中《稻品》堪稱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水稻品種專志。宋代鎮江人陳旉所著的《農書》雖然是最早記載南方水稻栽培技術的農書，卻僅是在“地勢之宜篇”提到了“黃綠稻”這樣的一個水稻品種。元代王禎《農書》中雖然對於水稻品種做過一些的分類，卻很少提到一些具體的水稻品種。所以《稻品》的出現標誌著吳地稻作技術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峰，是中國稻作理論的一個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