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主義

民眾主義是對近、現代社會興起的部分思想的總結，與精英主義相對而生，當前沒有確切的定義與宗旨。民眾主義強調以民眾為社會主體開展各種社會活動和資源分配，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

主義要點

曾江濤：“民道”與俠士人格----民眾主義論

民道”是一種中國式表述，是相對於“王道”而言的；而“民眾主義”作為一種思想主張則有一點西化的趣味，主要是為了表明其與我們如今眼目下比較熟悉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平民主義、民本主義、民族主義等等的不同。我在做一種努力，就是將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不同的主義，“和”於民眾主義之中，並進一步和於“民道”。由於中國文化的“王道”中有儒學的君子人格，為此，我必須為所要講的“民道” 給出其國民性基礎的“俠士人格”的說明。即“民道”講道，“俠士人格”論德。我之所以要用這土洋結合的標題，一方面是為了表明我們在向西方學習中中國文化應當如何保守，一方面也是為提示這裡的《民眾主義論》因談的是中國的問題而與拉美研究無關。因為“民眾主義”這個詞，眼下還是拉美研究的一個術語。

為什麼解決中國的問題，非要去用一個拉美研究中的詞來作為處方呢？這主要是考慮到我們使用中文時的語義的精確性。即我只是取其語義，且非此不能表達我們思想。我們可以首先想一想，“民眾”，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自由”是關於意志的，“民主”是關於政治的，“平民”是關於階層的，“民本”是關於官民關係的，“民族”是關於文化傳承的。我認為，“民眾”，是一個反映“社會”之存在的概念，與它相對應的是“國家”。

主張及矛盾

我們現在將“民眾”與“主義”相結合，組成一個表示思想主張的詞語，是不是就是為了反對國家主義呢？從自由和民主的角度，我們可以這樣看，但還不完全，因這只是靜止的或橫向的方面。從社會歷史被創造這一動態的或縱向的方面看，其主要反對的是精英主義。也就是說，反對精英主義是民眾主義的根本目的。目前老田用平民主義去反精英主義，是犯了方法論的錯誤。因為我們並不反知識，也不反人才。同時，英雄也是民眾中的一員。

毛澤東的失敗，證明毛澤東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其源頭，除了毛澤東有所警覺的馬克思所作的判斷外，還有便是毛澤東同樣有所警覺的傳統的東西，即精英主義。毛澤東曾在隻身奮戰中擔心過後人會不會笑話他的所作所為，我除了有悲哀與悲壯的感覺之外，是不覺得他的努力有何可笑之處的。只是不知道他心想的民眾主義的社會什麼時候能夠在中國成為現實。雖然後來人改正了毛澤東的一些錯誤，但這並不能就此證明後來人就是完全正確。這一點，我們必須清醒。

如果回頭看看我們所走過的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激情中以鮮血為代價去進行的中國社會的改造，到如今造成我們所實際得到的由金權壟斷著社會資源的局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我們走的是一條精英主義的思想道路。由於人們深受著專制主義背後的精英主義的毒害，毛澤東的努力，我只能把他看著是不自覺的民眾主義者。這個精英主義，目前還留在我們的五星紅旗上。我不知應當怎樣去為她作出新的詮釋。我的建議，是將那顆大一點的星看作民眾在社會治理的共同參與中所“和”出來的團結的意志。

與民眾主義相對的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是個什麼東西呢？用通俗的話說，就是“狗眼看人低”。這在世界觀上，體現為英雄創造歷史；而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則是牧民思想的表現。

關於究竟是人民創造了歷史還是英雄創造了歷史這一問題的爭論，過去是被當作唯物與唯心之間的差別，根據我現在的認識來看，大概應歸結為是民眾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的區別。

對於是人民創造了歷史還是英雄創造了歷史這一問題，我們不能抽象地談。我們講英雄創造歷史，其個人作用是以智慧來體現的；我們講人民創造歷史，是以人們在行為選擇中所形成的時勢而體現的社會作用。由於英雄創造不了社會的時勢，所以歸根結底，我們要有人民創造歷史的深刻認識。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進步，總是在社會問題得以解決的基礎上來完成的，這些問題的解決，離不了有膽有識的人才，在這之中，人們是因為解決了問題而成為了英雄，我們可以說歷史是在英雄的產生中進步的。強調英雄的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同樣是尊重事實，並不唯心。問題的關鍵，不再於英雄創造歷史是否唯心，而在於我們應如何看等民眾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只是將民眾看作是在尋找著活路但比自己低級的生物，甚至將民眾當作是妨礙著自己提升生活質量的製造垃圾的造糞機，這種思想，我們便稱之為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其根源是利益集團對社會權力的壟斷。它的實質是權勢利益集團的思想意識。利益集團對社會權力的壟斷，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天下莫非王土”的王權。在社會權力被利益集團所壟斷的社會裡，壟斷社會權力的利益集團為維護其壟斷的地位，自然是要選用對自身忠誠的德才兼備的人才的，以便構成支撐社會穩定的發展的社會力量。民眾對於權勢集團而言，不過是需要仰仗自己保護的草民罷了。由於權勢集團因利益的需要使國家權力以維護其統治為目的，讓民眾順從於自己的統治，便其精英主義以牧民的意識表現出來。在產生精英主義的社會基礎中，所謂的精英，不是狗仗人勢，也得仰人鼻息，有著自身依附於權力的性質。你縱有滿腹經綸，離開了別人給你的權力，你也就什麼都不是了。

人生的抱負得依附於被壟斷的權力，再加上權勢集團的學而優則仕的政策，使中國產生了特有的士大夫階層，而這個階層的形成，便使精英主義得以滋生和繁衍。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或者說傳統的知識分子，是可悲可憐和可恨的。被柏楊所批判的所有中國人的臭毛病，無不與他們有關。由於人身依附關係的存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難以表現出人格的獨立性，進而也就呈現出各種扭曲的人格。

民眾主義在歷史上存在的矛盾

歷史中的封建王朝已經被我們的社會革命推翻了，但在封建王朝中成長起來的精英主義的惡習卻在歷史的慣性中承續了下來。我們現在所反對的官僚主義，其實不過是精英主義思想在如今社會中的具體呈現罷了。

毛澤東對於精英主義思想是深有感觸的，所以他要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文化大革命。但為什麼他自身能夠基於人民的立場去做一名俠士，卻將中國搞成了紅色恐怖呢？其根源在於對精英主義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亦或說對精英主義還未能做到徹底的清算。他不滿意自己這個黨的表現，但這些官僚主義的產生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中似乎與專制是掛不上邊的。因為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這樣的思路中，出路自然只有一條，就是以身作則地希望黨內的同志們務必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自己。這個思路，與現在的要求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是一樣的。這之中不徹底的地方在哪裡呢？在於只知道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而沒有在對精英主義的清算中去思考這個黨的領導方式。結果是選擇極端，通過無序可循的民眾運動來改造這個黨。

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是沒有自身利益的，但這個黨的成員在社會中生存卻有著自身的利益。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領導無產者去社會中爭取權力和地位的過程中，是為他們送去權力並以此去自己爭取地位呢？還是將無產者的權力交給先鋒隊去代管而對無產者的社會地位通過宣布來完成呢？因認為自己是先鋒隊，是為人們謀取利益的俠士，就認為人們應當聽從自己，就認為自己可以包辦，我認為這就是精英主義思想在作祟。黨將自身定位為民眾普遍歡迎的沒有自身利益的俠士是正確的。但作為民眾去爭取自身權利的帶頭人，在“領導”二字上，要處理好黨與民眾的關係卻非常關鍵。黨作為先鋒隊，是怎樣成為的呢？是因為這個組織是一個俠士，其先進性的表現，也是由於其只是一個俠士，其以一貫的俠士行為領著人們個個都去學做俠士。

毛澤東告誡知識分子們“不要翹尾巴”。但是，在人民民眾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他所領導的黨，是翹了尾巴的。進而產生了欲速而不達的結果。這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從思想意識上看，可以說是一個是否尊重民眾和相信民眾的問題，以可以說是一個是否能夠做到根據民眾的覺悟和選擇來作出形勢的判斷和任務的決策這一堅持唯物論的問題。把自己當作英雄，認為可以創造歷史，這的確是主觀唯心的錯誤。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在處理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所採取的與蘇聯完全不同的方式，可以作為一個方法論的參照和啟示。

民眾主義在現在存在的矛盾

現在已經處在一個知識得以普及的時代，人人都成為了知識分子，原來社會結構中的士階層已經消亡；同時，如今知識的日益專業化，也使得學了點知識的人，沒有多大的本錢認為自己不得了，了不得了。我們要在社會中做一點事情，得依靠大夥的智慧。如果繼續秉承儒學的有為主義，就必須以民眾主義為指導思想，通過俠士人格去清除精英主義的危害。

我們反對精英主義，不是要反知識，也不是要反英雄，而是要反壟斷權力的社會基礎，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反冷眼旁觀的清高作派。用民眾主義的話語來言說，就是將人們的有為主義建立在行政權力由民眾授予、政府決策據民意導向和公共事務有民智支持的社會基礎之上。即一切依靠民眾，一切尊重民眾，一切相信民眾。這種民眾主義，我們可以在毛澤東的思想方法中找到例證，也可以在英美的普通法中找到影子。一切依靠民眾，這是政體問題；一切尊重民眾，這是立法問題；一切相信民眾，這是人格問題。用這樣的方法論去指導我們的實踐，我稱之為“民道”，是我們去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最根本的路徑。這一民道與王道的根本不同，表現在民道以法治為特徵，人們的職權只能依靠自身的才幹去爭取，同時人們也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中去不斷地成就著人格，體現為保證社會的平穩發展；而王道則以人治為特性，人們職權的獲取主要憑藉自己在社會中的人身依附關係，社會的公共事務則處於人格的賭注之中，體現為有著霸亡王三者的區別。即前者以人格為終點來成就人，而後者以人格為起點來使用人。

所謂人格，並不是一個靜止或僵死的東西，只是人們在社會中對於人性確認而已，屬於人們在社會中不斷讓自身行為變得更加文明的人文的範疇。對於人性這個東西，現在人們的認識還很模糊，一般是將它作為人之天性來理解，並以此來為人的自由尋找說詞。然而，一個有沒有人性，這是以人們在所處社會中群體性的選擇行為作參照的，所表現的是人的社會性的道德水準，是一個相對於獸性的概念。即人性就是人這一生物的生物性在其社會性中的表現，是以獸性為根基，同時又是對於獸性的反動。人，首先是動物，然後才是人。是先小人後君子。對此，我們可以說，人性是智慧里的本能表現。在這裡，人的生物性在社會性的行為選擇中，受社會文明需要的影響而不斷有所規範和超越，表現出不同於原有生物性或獸性的性質，因而將這有所規範和超越的行為表現視著人之性，而將其所規範和所超越的具體形式和內容稱著人之格。即人格是人性的具體體現，也是人們在社會中運用自己的智慧所獲得的道德境界。人們在社會中生活，要有所作為，是要以人格為本的。即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作為自己人生的終極追求。在萬物生生的時空中，生存的本能使每一個都是希望自己有所作為的。問題是我們在自身所處的社會中如何去成就自己的作為，這便是要處理好客觀之道與主觀之德的關係。即“志於道，據於德”，充分運用和發揮自己的智慧，正確地去作正確的事。儒學在需要依附於他人權力的的社會存在中，看到的是三綱五常，進而力倡忠孝仁勇的君子人格，這在如今追求主權在民而自由生活的時代，顯然是不合適宜的。為此，在承接儒學的有為主義以弘揚民族文化與精神這一現實需要之中，根據自主自由的原則，我提出了一個俠士人格的問題。

所謂的俠士人格，就是人們以自身有著社會的參與和管理權為基礎的，將促進社會文明作為自身實現人生價值的人生舞台，讓自己在一定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中去面對事關自身切身利益的社會公共事務的勇於擔當道義的這樣一種有為主義。由於它是以自由為基點和以自在為歸宿，所以在尊重別人自由與自身擔當責任中表現出被人們所熟識和歡迎的能夠為大家謀得利益的俠士風采。中國共產黨曾經擁有的威望的地位，便是由這種俠士人格所成就的。儒家的君子人格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現在所說的俠士人格又如何講究呢？根據主權在民之後我們可以採用的社會治理方式，我是主張在“一綱四要”中以“修身獨我論道促文明”為座佑銘。所謂“一綱”，就是在理與勢中以理為綱，讓社會的發展建立在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之路的體認之中，進而保持一種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局面和精神合力。而“四要”，就是“學”“議”“政”“與”這四個方面組成的社會治理結構。“學”，就是學問，指學術以及理性；“議”，就是共同探討共同協商，指民主的現實形式；“政”，就是行政，指共同意志的施行；“與”，就是輿論，指社會的共同監督。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中，“修身”是指用經濟的手段來確保自身的身體健康和社會地位；“獨我”是指在經濟地位得以確保的同時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並以自身在社會成員中的唯一性去體認自己的人生價值和人生追求；“論道”就是以自身在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智慧用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以盡到自身能夠擔負社會責任；“促文明”是我們人性得以發展的人生途徑，也是我們所作所為的人生舞台，應當作為我們在自主與自由中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如果我們用這樣的人性來成就我們的人格，它所體現出來的有為精神，也就是“為人民服務”了。對此，我們可以說，為人民服務，就是俠士人格的具體體現。

主義影響

儒學的“平天下”，由於是建立在社會權力被壟斷的社會基礎之上，所以它的“外王”，即社會的穩定繁榮，的確是完全決定於被起用者是否“內聖”。因而有了一個“內聖外王”命題。其所反映的情形，用一句通俗的話的講，就是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有學者為了弘揚儒學或者中國文化，致力於為儒學在現代社會中找到其存在的地位和價值。即希望內聖開出新的外王。然而，道德在世間的淪落，似乎讓人們看不到了希望。如果現在有人再提“內聖開出新外王”，就如同現在講支持馬克思主義一樣，被視為另類，稱為古董。

李敖到大陸來講到自由主義的兩個方面，一個是求諸於已，講心靈開放；一個是求諸於憲法，要求開具清單。這用有為主義來解讀，求諸於已，就是讓自己居於理，據於德；求諸於憲法，就是讓社會中所存之勢以理為尊而使道行，不能讓理被勢所奪。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所要解決的，就是在大道之行中理與勢之間如何去安排與處理的問題。自由以理性為基礎，是人格的覺醒，是達至自在的手段；民主以權利為保證，是對於勢的分散化或社會化。民眾與政府的關係，是個人與意趣與公共意志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敵我矛盾。公共意志的形成，是在社會所存在的勢中通過階級利益的爭鬥來完成的。

儒家所倡導的道德實踐，到如今被人們當作“偽君子”的作為，甚至發展到讓人不敢提“道德”二字，怕人說成是在做道德文章，這便是由在權力中的人身依附關係所賜。因有著權勢集團的需要，在知識也處於相對壟斷狀態的時代中，流落民間的知識分子，主張通過掌握經世濟用的學問而在學而優則仕的社會平台中施展自己的抱負，以及不失時機地成為英雄，這是無可厚非的。儒學的精華，是主張“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有為主義，是對於人們追求人生價值的終極關懷。民眾在這種社會行為的選擇中，成就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並鑄造了中華民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勇於擔當道義的民族精神。只是這種有為主義在社會權力被壟斷的社會存在中，只能以“君子”的方式來成就其人格。什麼是“君子”呢？君子，就是輔佐君王的臣子。在這之中，人們要成就一番事業，是必須“志於道，據於德”的；但是要獲取“君子”這一平台，只靠自身的道德功夫卻不管用，關鍵是要做足人身依附的文章。而去做著根植於利益關係的人身依附關係的文章，在取得“君子”地位之後，就難免有了“衣冠”卻是“禽獸”了。這是社會對於人性的扭曲，其罪過不能算在主張有為的儒學身上。歷代統治者之所以推崇儒學，除了其有著關懷人生的價值之外，重要的是可以通過“學而優則仕”的政策在民眾的有為中撈到好處。並非儒學有著專制的本質。在社會權力被壟斷的社會，人們選擇出仕，一方面是充滿著艱辛的旅程，一方面也是在這艱辛中人性被不斷扭曲的過程。“狗眼看人低”的精英主義，就算其副產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