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

《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是2013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德】齊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 【德】英格里德·宗塔格。

基本介紹

• 作者：【德】齊格弗里德•洛卡蒂斯                       /            【德】英格里德•宗塔格
• 譯者：吳雪蓮
• ISBN：9787509750377
• 頁數：618
• 定價：59.00
•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10-10
• 裝幀：平裝
• 副標題：禁書的審查與傳播
• 原作名：Heimliche Leser in der DDR
• 叢書：  萊茵譯叢

內容介紹

《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介紹和還原了秘密閱讀這一主題。這是一段有趣而驚險的東德社會史和文學史。

《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一書不僅僅是給圖書收藏者的一份禮物，更是一份對民主德國社會史的貢獻。……該書的獨特魅力在於，時代見證者們發言分享自己曾經緘口不言的許多內容。（閱讀時）人們有時會覺得，自己在俯瞰一個超現實主義的世界。

——《德國檔案》

該書不僅僅涉及文學，也描寫了東德的反對派公眾、反抗行為和媒體發展史。閱讀後會覺得自己經歷了一次探險之旅。

——《新萊茵報》

這本書中談論了前海關官員、前國家安全部郵局審查員、反對者和書籍走私者，敘述了一個幾乎不敢讓人相信的德國－德語的文學關係。

——《文學世界》雜誌（德國）

作者介紹

齊格弗里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在波鴻和比薩攻讀歷史學、考古學和哲學，1993～2001年在波茨坦當代史研究中心就職，2006年獲萊比錫大學圖書學教授席位。

英格里德·宗塔格（Ingrid Sonntag），專業為日耳曼語言文學，曾任萊比錫哈雷東德出版社和萊比錫Gustav Kiepenheuer出版集團編輯和萊比錫藝術自由學院院長。

吳雪蓮，南京大學德語語言文學學士，德國美因茨大學翻譯學碩士。

作品目錄

在專制下讀書
——審查效應研究概述
迷宮與窗戶
大牆後迷宮中的讀者
東德社會公眾與秘密使用媒介
腦袋中的保險柜
——對東德秘密閱讀的走訪調查
秘密閱讀與顛覆性寫作
——80年代東德圖書審查與反對派公眾
“我們從未偷偷做過什麼，我們就那么做了”
——奧博格拉本印刷所與領頭狼出版社 — 德勒斯登兩家私人藝術出版社
“根據‘斜線戰術’排兵布陣”
——萊比錫圖書製作人的自由空間
經審查的審查官與頑強反抗的讀者
海關審查官
——東德海關在國家安全部委託下實施圖書審查
向西行，向東行
——西柏林四日記
為階級鬥爭參與秘密閱讀
——國家安全部郵政審查
關於私自偷帶圖書的各種回憶
外婆的卡爾·麥
——圖書走私商雷納·埃克特
冷戰與低俗之作
檢查站的煽動性刊物
——1954年柏林各檢查站重要通報
秘密讀者
——《月份》雜誌及其1949至1951年在東德的傳播推廣
庫斯勒，奧威爾與《真相》
——看反對非人道戰鬥團以及1948至1959年蘇占區和東德的秘密閱讀現象
一種“現象”被揭穿
——西德早期的反東德刊物
“低俗之作”令人身不由己
——我的奧威爾
“建議死刑”
——非法書刊與美占區廣播電台 — 一段歷史的碎片
毒草櫃與守夜人
摘自一名圖書管理員的生活傳記
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毒草櫃
萊比錫德意志圖書館
——德語總書庫及其特殊背景
我愛德意志圖書館
——講述一份對圖書的熱愛之情
隱喻中穿行
——“毒草室”體驗
“他們還是半信半疑”
——一個讀者眼中的德意志圖書館毒草櫃
“圖書篩除”
——萊比錫大學圖書館圖書使用限制
經批准方可讀書
——魏瑪圖書館1970至1990年圖書使用限制
圖書展覽與圖書盜竊
大千世界馥郁芬芳
——萊比錫國際書展與秘密閱讀
帶著圖書和文稿穿越邊境
——一位記者在兩個德國的文字經歷
向兩個方向穿越邊境
——70年代末萊比錫書展之所見所聞
西德圖書之於東德作家
宗教讀者群體
“成袋成袋地上繳圖書”
——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 教會界向東德運送圖書
“僅供教會內部公務使用”
——回顧公務性和私人性秘密閱讀
國家安全部為何秘密閱讀《守望台》？
——東德對耶和華見證人的迫害
“教會重視獨立”
政治讀者群體
未能趕上的追趕？
——70年代末知識分子內部探討話題 — 以柏林潘科區“阿多諾圈”為例
魯道夫·巴赫羅的作品與接受
“另闢蹊徑的寫作之路”
——看羅伯特·哈費曼為在東德傳播作品而採取的不同策略
無審查
——看波蘭薩密茲達中的德語文學
“他們那么多自由刊物令我們自愧不如”
——看80年代東德薩密茲達中的波蘭
薩密茲達 — 文學 — 現代性
——東歐薩密茲達與東德獨立刊物
一書難求
卡爾·麥
——秘密讀物與極端事件
科幻小說與唱片
——秘密交易與偷運入境
附錄

書籍評論

新近出版的《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可能不對好些同胞的胃口，它由各色人等的講述組成，講述者的職業、地位、水平差別很大，敘述直白，內容零散，似乎未經提煉、加工。但它是一本耐人尋味、足以給人啟發的書。本書全方位、生動感性地記載了人類歷史上彌久而又常新的現象：對閱讀與思想的控制與禁錮。

這本書各篇章的講述與“宏大敘事”背道而馳，但通讀之後掩卷深思，我們發現它本質上還是屬於宏大敘事，它反映的是人類歷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最重要、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同時反映了人們對知識、信息的渴求，為衝破禁令而顯示的勇氣與抗爭精神，為使禁令失效而構想出來的奇妙技巧，從而體現了人類精神力量的強大，人性的堅韌與不可摧毀。

對歷史事實的記載，尤其是細節的記載彌足珍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經停止存在近四分之一世紀，有秘密閱讀經歷的人大多進入老年，如果對他們的經驗和記憶不加記錄和搶救，未來的歷史會只有抽象的、乾巴巴的一些說明和判斷，人們的苦悶、欲望、追求，為精神自救而爆發的沖天幹勁與令人拍案叫絕的奇思妙想將在時間的長河中不留痕跡，這對未來世代的精神發育，對歷史本身無疑是巨大的損失。

控制閱讀和壓制思想的現象當然不僅存在於民主德國，但據《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的比較分析，該國控制和壓制的強度、範圍與相鄰的同類國度比較還是最大的，而收效也是非常明顯的。如果要就秘密閱讀這個題目做比較，那么與民主德國可以相提並論的是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國，雖然時空條件不同或不盡相同，但都存在一個龐大的秘密閱讀的群體，人們都以巨大的熱情尋找、交換非公開發行的讀物，偷食禁果的新鮮感、解放感與提心弔膽的心情同時並存，豁然開朗的喜悅與嚴厲的懲罰、打擊都會不期然而至。

本人在“文革”期間是一個積極的，甚至是狂熱的秘密讀者，當我讀到上海文藝評論家吳亮關於自己閱讀經歷的回憶時，感到似乎是在回顧自己的讀書和思想歷程，當我讀完《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時，我驚訝於巨大時空差異中人性的同一。

秘密讀者中的同齡人

《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有一篇文章特別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它講述的是一個叫做“阿多諾圈”的青年地下閱讀群體。他們自稱為“阿多諾圈”，是因為他們在第一次聚會時閱讀和討論的是馬克斯·霍克海默與狄奧多·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並在兩個月之後又討論了一次。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中最有影響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啟蒙辯證法》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據我所知，中國的地下閱讀者中，對政治、哲學、文化感興趣的人熱衷於閱讀和討論的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只不過因為資料來源不同，我們這方面集中閱讀的是讓-保爾·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這兩本書的具體內容當然很不相同，但在“了解另一個世界”的意義上說，方向和性質卻一樣的。

馬上就有一個問題值得深究：為什麼人們的閱讀興趣首先集中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我的回答是，想衝破知識禁錮和思想樊籠的年輕人是背負著卸不掉的思想包袱起步進行探索的。他們長期浸淫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主流中，他們努力的方向是要尋找一種“合理的”、“人性化”的馬克思主義，不能構想他們會從洛克或傑弗遜那裡尋找思想資源。西方馬克思主義既照顧到了他們的思想背景和慣性，又透露出某種新意。

“阿多諾圈”的成員年齡比較接近，都生於1947年至1952年之間。這個年齡層次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因為這剛巧就是中國“老三屆”的年齡。文章作者說：“由於年齡相仿，我們這個年齡層最初的政治思想狀況里有著同樣的時代和生活經歷的印記。與1968年相關的事件和經歷或多或少對我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有人心中都滋生了對東德狀況的懷疑和距離感，抑或是對反叛的渴望和對其他出路的尋求。”這段話對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老三屆是完全適用的。

為什麼是老三屆學生，而不是大他們一些，同樣經歷過“文革”的大學生成為秘密閱讀、反思“文革”的主力軍？據我的觀察和研究，這是因為經歷過“文革”的大學生與中學生從1968年之後生活境況大不相同。老三屆被掃出城市，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繼續經受生活的磨練，農村的貧窮和落後刺激他們思考社會問題。而大學生們則被納入國家幹部體制，分配工作、領工資、找對象或結婚，有的人還有機會在專業上有所作為。當然，這不可一概而論，大學生中也有人被分到農場和基層，他們當中也有人在繼續讀書、思考，就像小說《公開的情書》所描寫的那樣。但從“文革”結束後老三屆中湧現出大量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事實來看，秘密閱讀、積極思考最後開花結果主要還是落實在老三屆。

東德的情況不同，“阿多諾圈”的成員都受過高等教育，都是專業人士。

書中還說：“整理一下圈內討論過的主題，會發現‘啟蒙’這一主題最為廣泛而突出，與此相連的是懷疑、批判和尋求其他事實的疑問。”這個描述同樣完全適用於中國的秘密讀者，他們也是為了精神上的自我解放而閱讀的。由於有“文革”中全身心投入、盲目信仰和崇拜的經歷，他們的自我啟蒙工作更刻苦、更自覺。

尋書和讀書的東德故事

在東德，追求自由閱讀的人尋找的不是在東德境內經過審查而出版的書，而是在境外出版的書。因此，在柏林圍牆建起之後，尋書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一個非法攜帶圖書入境的問題，或走私問題。可以想像，邊境、海關、口岸成了帶書和查書的戰場，冒著風險帶進的圖書自然奇貨可居，以至於人們可以談論一門“東德秘密閱讀經濟學”。

最簡單的辦法是請親戚或朋友把書從西德寄到東德，但這也是很不 保險的辦法。近九成包裹受到檢查，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被沒收的圖書包裹每年達七萬件，印刷品總計四十二萬冊。另一個極端是用笨辦法：在本地複印或抄寫來之不易的禁書。有一個名叫蒂姆勒的人從1962年10月開始，花了十七年用他的手提式打字機抄寫卡爾·麥的作品，把二十一冊，總共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三頁的書列印出來，供兒子閱讀。卡爾·麥的書曾遭到納粹分子的攻擊和禁止，在民主德國不讓出版，圖書館已有的也要下架。

利用探親、旅行的機會攜帶書籍過境，這是另一種辦法。但海關對汽車、火車的檢查非常嚴格，據販運教會刊物的人士統計，駕車走私的刊物百分之八十五被沒收，而通過包裹投遞被沒收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雖然成功率不高，但人們在這方面絞盡腦汁、樂此不疲。最容易得手的絕招是把書藏在廁所里，等過境之後再取走。有人撬開廁所的板牆，有人用塑膠膜把書包起來放進水箱。不止一篇文章講述了相同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一位體態豐腴的婦女在某個火車站上車，氣喘吁吁地在車廂角落坐下，過境檢查之後，一疊報紙在那位胖婦人的衣服里現身，把藏著的報紙拿出來後，人們發現她原來是如此苗條！

一些公立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中收藏有不能正常外借的圖書，這些地方被稱為禁書館或毒品櫃，藏書符合當局開列的“萊比錫書單”，它們對以下特殊人員開放：黨中央委員及其機構，承擔相關科研任務的教授、講師，重要部門的科研人員等等，作學術研究論文的大學生出示院校領導簽字的證明，也可以在嚴格限制的範圍和時間內查閱那裡的書刊。這樣的規定為個別有門路的人提供了機會，少數圖書館工作人員為親友非法借書，柏林圖書館一位負責人拿了上百本書回家，辦了個流動圖書館，他的結局是進了監獄。

東德的特殊之處是有一年一度的萊比錫書展，雖然來自境外供展出的圖書經過了嚴格而仔細的審查，雖然書展期間出動了大量警察，安裝了許多設備進行監控，但書展還是人滿為患，人們還是可以看到不少“非正常”圖書，至少可以得到書目，知道有什麼好書。秘密讀者們現身於書展，成天站在展櫃前讀書、抄書，甚至結成一對，一人念，一人寫。展出圖書丟失的數量高得驚人，有個出版社在第一天就丟失了四分之三的書，有個展台一開始有七百五十本書，後來剩下了七十本。在很多情況下，境外的參展商對於偷書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偷書賊的動機不完全是經濟上的，而“書展突擊隊”每天能抓到二十來個小偷。

《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中多篇文章提到，秘密讀者最熱衷的書是奧威爾的《1984》，它引起了狂熱的反響，有位讀者說，即使唯讀它的一部分，“對於我們來說也能引發手榴彈般的反應”。一位秘密讀書小組成員說，閱讀對每個成員都十分重要，就像混沌理論中著名的蝴蝶效應一樣，蝴蝶扇動翅膀改變了氣候。

尋書和讀書的中國故事

如果說東德秘密讀者的書源在外部，那么“文革”時中國秘密讀者的書源則在內部，就在自己身邊。因為在“文革”前和“文革”後期，官方出版了大量內部書籍，供領導幹部“了解敵情”和參考。內部書籍連中國第一號禁書《金瓶梅》都包括在內，今年10月，楊牧之在他的文章中說，毛澤東多次要求高級幹部讀《金瓶梅》，1957年出版未刪節的原版《新刻金瓶梅詞話》，只限售省部級以上高官、少量高校和科研單位正教授以上人員，年齡要在四十五歲以上，每部書都編上號，而且購買時還要出示單位證明信。

“文革”前，內部書籍管控嚴密，密級程度和發行範圍都等級分明。“文革”時“天下大亂”，大量內部書籍流落民間，尤其在青年學生中，尋找和交換非常容易。比如，成都市最繁華的大街春熙路（“文革”中改名為“反帝路”）上有一座孫中山銅像，它的下面和周圍就是一個交換禁書等物品的市場。我記得，下鄉時我附近一個知青的父親是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他陸陸續續供給我們大約幾十部內部書。另一個老同學是我固定而可靠的書源，我從他手裡借過《人道主義、人性論研究資料》中的若干輯、《尼赫魯自傳》《戴高樂回憶錄》等。那時對我這樣的“老手”，談論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是太小兒科了，《赫魯雪夫主義》還算勉強上得了台面，我看得很用心的是比較艱深的資料文集《修正主義》和講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分析的時代》。《分析的時代》對我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後來考上了本書編者杜任之的研究生，而考研時開列的最重要、一般人找不到的參考書就是它。此書我至少看了它五遍，幾乎作了整本抄錄。

和東德的情況類似，官方圖書館也是重要的來源。社會科學類圖書當然是不外借的，但科技類圖書不受限制，我下鄉時參加了生產大隊的農業科技小組，土法生產細菌肥料。我藉此找公社開證明去四川省圖書館借書，雖然多數是有關遺傳學、分析化學方面的書，但也有《物理學的基礎》、普朗克的《從近代物理學來看宇宙》與彭加勒的《科學與假設》等，這些書從名字上看是講科學，但實際上談的是哲學。

從我後來的調查和研究看，不論年齡和地區，對經歷過“文革”的一代地下讀者影響和啟發最大的書是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它的意義和重要性與《1984》對東德人一樣。

地下閱讀的意義和效果是深遠的，我舉一位朋友的經歷和自白為例。

他在“文革”爆發時才十六歲，因家庭出身問題，只斷斷續續念了四年國小。“文革”中，他是四川一個偏僻縣城的運動活躍分子，現為民間詩人和學者。“文革”後期當臨時工時，他集中全力閱讀和思考。以下是我採訪時他的回答：“我在燒鍋爐時讀了《普列漢諾夫選集》《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看過羅素的兩本書，一本叫《社會改造原理》。還有密爾的《論自由》，柏拉圖的《理想國》，巴枯寧的傳記，一本關於克魯泡特金和無政府主義的書，以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三捲縮寫本，我的歷史觀很受湯因比的影響。詩歌受雪萊、拜倫影響，小說看托爾斯泰的作品，但真正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時我手頭不全，只有兩本，與別人交換著看，還有達爾文的著作和書信。還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共產黨宣言》。看了之後我才知道我們搞的什麼初級社、高級社、公社，並不是毛的東西，而是照馬克思的藍圖搞的，我恍然大悟……當時大家很有抱負，準備搞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對‘文革’重新研究，當時基本想法是認為毛澤東的‘文革’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歪曲，中國現在應當按馬克思的本意徹底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