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炎稅收思想是指認為“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系焉” (《新唐書·楊炎傳》)，主張恢復國家公賦與人君私藏分管的制度，提出了“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新唐書·楊炎傳》)。這是中外財政思想史上的一大創見。他強調賦稅課徵的負擔能力，反對晉以來以人丁為課徵標準的制度，主張以“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新唐書·楊炎傳》)作為兩稅法的課稅基礎，拋棄了唐代原來以人丁為課徵標準的租庸調製，使賦稅負擔能力與實際稅負相統一。
主張簡化稅制。“據舊徵稅數及人戶主客，定等第錢數多少，為夏秋兩稅”; “此外斂者，以枉法論”(《唐會要》八三)。把原先的租庸調、戶稅、地稅加以合併，廢除了眾多的科斂名目，使稅制簡明，又便於征管。在兩稅法中楊炎還採用以錢定稅的原則，“定等第錢數多少，為夏秋兩稅。……其丁租庸調，併入兩稅”(《唐會要》八三)，這是中國賦稅思想史上的又一大創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