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亨鳳

柯亨鳳,1905年5月24日出生在湖北陽新縣木石港(今木港鎮木港村王畈組)的一個貧苦農民家裡。1912年,7歲的柯亨鳳初諳人事,就哭鬧著要到學堂念書。在鄉親(木石港柯姓絕大部分是江西來的)鄰里的資助下,雙親才把他送進了學堂。學堂的柯漢卿先生是個惜貧愛才、有正義感的好先生,他對天資聰穎,求知慾強,刻苦努力,成績優異的柯亨鳳,特別喜愛和關照。在柯漢卿先生的關懷下,柯亨鳳讀了五六年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柯亨鳳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省陽新縣
  • 出生日期:1905
  • 逝世日期:1931
  • 信仰:中國共產黨
  • 性別:男
基本信息,人物經歷,人物事跡,

基本信息

姓 名:柯亨鳳
性 別:男
民 族:漢族
籍 貫:湖北陽新
出生年月:1905年
犧牲日期:1931年

人物經歷

1928年,在陽新木石港參加革命,任五湖赤衛隊宣傳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赤衛隊小隊長。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湖市區赤衛軍大隊長。曾率部配合紅軍兩次攻打陽新城。同年7月,參加紅軍,任紅三師第七團副營長,1931年2月,任紅三師團副政委。7月,參加了著名的玉嶺山之戰。戰後升任紅三師副政委。同年,在江西武寧縣橫路戰鬥中犧牲。

人物事跡

1926年下半年,首屆中共陽新縣委宣傳部長、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柯松濤已在木石港成立了國民黨區黨部和區農協,分別由柯松濤、劉敬者為主要負責人,苦大仇深、年輕有為的柯亨鳳帶頭報名參加了農會。1927年,柯亨鳳經受了陽新“二二七慘案”、“清鄉”與反“清鄉”鬥爭的嚴峻考驗,特別是大革命失敗的考險,更加成熟起來。
1928年,在中共陽(新)大(冶)縣委領導下,陽新各地的黨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土地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五湖區委(即木石港地區)由石繼民負責恢復建立起來,書記袁鳳鳴。區委建立後,在五湖的木石港、東春、楓林一帶秘密組織青農會,鎮壓了一批土豪劣紳和反動鎮長。柯亨鳳最早參加青農會,在鎮壓反動鎮長和土豪劣紳的過程中,他總是站在最前列。
1928年10月,根據中共陽新縣委在汪武頸召開的擴大會議精神,五湖區與排市區合併為湖市區,區委書記石繼民(後由汪福民、袁鳳鳴、汪洪基繼任)。下轄排市、下橋、石坑、山西、東春、大德、楓林、木石港等二十多個黨支部,黨員達200餘人。
在區委領導下,區、鄉、村三級的抗租、抗債、抗捐、抗稅的“四抗”組織迅速建立起來,柯亨鳳率先參加了木石港的“四抗”委員會。自此,陽新的“四抗”鬥爭風起雲湧,席捲全縣。柯亨鳳積極參與了鎮壓石坑五家壟村的大土豪成坤山、下橋村大劣紳鄭奇義和鄭振武、下東村的大惡霸汪壽南等三人,以及豪紳地主柯南清、柯方玉等人。
在1928年至1929年的“四抗”鬥爭中,全縣農民紛紛拿起長矛、大刀、土銃等舊式武器,同地方反動勢力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9年秋,木石港的農民武裝——赤衛隊成立。柯亨鳳參加了赤衛隊,並任宣傳員。是年底,湖市區委根據縣委對全縣赤衛隊實行統編的指示,正式宣告湖市赤衛縱隊成立,縱隊長袁鳳鳴,黨代表王武之。柯亨鳳任五湖赤衛支隊支隊長。是年,柯亨鳳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30年1月,柯亨鳳由袁鳳鳴、王龍友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柯亨鳳以更高的標準、更高的要求嚴格自己,赤膽忠心幹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柯亨鳳入黨不久,就調任湖市區赤衛軍大隊長。
根據大冶中心縣委開展“年關鬥爭”的決定,柯亨鳳帶領湖市區赤衛軍大隊,配合從江西出擊回來的紅五軍第五縱隊,於1月20日攻打陽新縣城。陽新守敵為國民黨獨立第十六旅鄧英部的一個團。當紅軍與赤衛軍、赤衛隊數萬人將縣城團團包圍時,城內敵軍異常驚慌,不敢應戰,棄城逃跑。1月21日,由湖市區赤衛軍大隊長柯亨鳳帶路,紅五縱隊開赴木石港,並在此休整3天。湖市區委和赤衛軍大隊及廣大民眾,歡天喜地,奔走相告,“紅軍來了!”殺豬宰羊,慰勞紅軍。
1930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59周年紀念日,也是三一八慘案的紀念日。為紀念這個可歌可泣的偉大日子,紅五縱隊與大冶中心縣委共同決定,開展三一八武裝大示威,進一步殲滅鄂東各縣反動武裝勢力。3月26日,紅五縱隊第二次攻打陽新縣城,柯亨鳳再次率湖市區赤衛軍大隊密切配合。當時陽新守敵為羅霖部的兩個營。該敵得知紅軍攻城,不敢應戰,立即分南北兩路突圍逃竄。紅軍以柯亨鳳為嚮導,向南路逃竄的敵一個營追擊,繳槍80餘支,俘敵百餘人。
1930年7月,中共鄂東特委為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鄂東蘇區,根據中部軍區“鄂東成立紅軍獨立第三師;在大陽一帶成立第七團,江北準備成立第九團”的指示,以紅八軍後方留守處的部分幹部為骨幹,以陽新、大冶兩縣農民武裝中的中堅力量為基礎,加上通山、鹹寧兩縣的部分槍枝,在陽新大鳳區的太平地正式成立紅三師第七團,團長劉振山,政委郭子明。下轄三個營,柯亨鳳任第二營副營長。全團1000餘人,快槍500餘支。
1930年11月下旬,武漢行營為配合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調集兵力對鄂東南地區也發動了猖狂的進攻,重點進攻陽新。12月9日,國民黨軍第二十六師(師長郭汝棟)在海空軍的支援下,向黃顙口發起攻擊。郭子明、劉振山、柯亨鳳等團、營指揮員,乘敵立足未穩,指揮紅七團和陽新的赤衛軍、游擊隊等工農武裝,奮起反擊,重創敵軍。11日,武漢行營代主任何成浚急令第四十四師蕭之楚部的第二五九、二六○兩個團,機槍、迫擊炮各1個連,由副師長華文選率領增援黃顙口。在鄂東特委的正確領導下,郭子明、劉振山、柯亨鳳等指揮員,根據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堅持執行特委的“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主動向蘇區縱深地帶撤退。
當郭汝棟相繼占領了黃顙口、太子廟、白沙之後,驕橫不可一世,繼續向陽新蘇區的縱深地帶“追剿”,又陸續占領了沿埠頭、三溪口等地。1931年1月中旬,郭汝棟嚴令第二旅旅長劉公篤,以其第五團留守要隘沿埠頭,親率第二、三、四團進行追擊,並又先後占領了木石港、洲、排市等地。與此同時,贛北之敵第五十四師師長郝夢麟,令其所屬的第一六一旅之第五、六團,由武寧之路口向陽新龍港進犯。而通山之敵國民黨新編第十師師長謝彬,也令其1個旅(兩個團)向龍港進逼,使紅七團處在敵的四面包圍之中,形勢危急。
但是,敵軍深入陽新蘇區,每占領一地,必分兵把守,逐步暴露出它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弱點。郭子明、劉振山、柯亨鳳等紅七團的團、營領導人,奉鄂東特委之令,指揮部隊向南犯之敵——第一六一旅之五、六兩團發動了出其不意的猛烈襲擊,重創敵軍。隨後紅七團即悄悄撤離龍港地區,準備奔襲沿埠頭守敵第五團。1月30日夜裡,紅七團官兵不畏嚴寒,不怕一切艱難困苦,向沿埠頭疾進。31日,天色微明,紅七團已進抵沿埠頭街口,在萬餘赤衛軍、赤衛隊、游擊隊的配合下,立即發動迅猛攻擊。敵人遭到突然襲擊,亂作一團。有的尚在睡夢之中,有的倉促上陣,措手不及。戰鬥僅兩個小時,敵第五團幾乎被全殲。這次戰鬥中,蘇區軍民擊傷敵副旅長尤國材,擊斃團長袁文才(又名袁幫銓),生擒民團團長余召台,俘敵官兵200餘人,活捉團匪60餘名,繳獲長短槍400餘支,重機槍兩挺,迫擊炮一門,子彈數千排。沿埠頭大捷,宣告了武漢行營對鄂東南第一次“圍剿”的可恥失敗。
在這場有關蘇區生死存亡的決戰中,柯亨鳳副營長沉著冷靜,遇事不慌,指揮果斷,作戰勇猛頑強,顯露了他有較高的軍政素質和指揮才能。當紅三師於1931年2月在龍港正式宣告成立時,他升任紅七團副政委。
1931年4月,武漢行營著手準備對鄂東南地區發動第二次“圍剿”。敵之兵力部署是:郭汝棟部兩個團駐大冶,4個團駐陽新;謝彬部的一個團駐通山,兩個團駐鹹寧;譚道源部一個團駐武寧,一個營駐瑞昌。其進攻重點仍然是陽新。他們採用的作戰方法是各部協同作戰,對陽新龍港進行合擊。
根據這一險惡形勢,紅七團遵照鄂東特委和紅三師師部的指示,在劉振山、柯亨鳳等的率領下,深入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消滅敵人。
陽新小箕鋪原駐敵一個團,後郭汝棟調兩個營去圍攻三溪口,只留下一個營駐防。劉振山、柯亨鳳見小箕鋪守敵薄弱,立即指揮紅七團和金龍、福豐兩區的地方武裝迅速集中,向小箕鋪發動攻擊,並全殲該營,繳槍300餘支,機槍一挺和迫擊炮一門。這一仗,對進一步牽制敵人,配合紅三師粉碎敵軍的圍攻起了積極重大的作用。
1931年6月26日,紅三師和紅十六軍一部,出擊官埠橋、馬橋等地駐敵第八十二師,殲敵一個團。獲勝後,稍事休整,紅軍主力即曉宿夜行,神不知鬼不覺地到達木石港地區,準備消滅守敵郭汝棟部之第三團。柯亨鳳戰前向紅軍指揮員詳盡介紹了該地區的地形地貌和鎮中的險要地段。但後因敵團長鬍盪老奸巨猾,據險頑抗,不肯決戰,以待援兵,故紅軍一時難以攻占木石港。於是紅三師與紅十六軍一部又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對策。柯亨鳳提議,紅軍偃旗息鼓,佯裝後退,以小部隊活動,引其出擊,尋機聚而殲之。這一建議,得到大家的贊同。
於是,紅軍每天只派一個排去佯攻木石港,而敵軍仍然只是阻擊,不肯出擊。但是,如此數次,弄得胡盪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紅軍虛實。隨後,他親自找當地土豪劣紳了解紅軍情況。由於軍民嚴守秘密,土豪劣紳也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希望國民黨軍能早日將紅軍趕跑,以保他們的利益,故眾口一致,齊稱紅軍主力早已逃之夭夭,只有小股紅軍騷擾。對此,胡盪信以為真。7月9日,當紅軍小部隊再去佯攻時,胡盪嚴令五營長出擊,叮囑窮追到底,務必消滅這股紅軍。五營長即率部出擊,而紅軍卻向木石港西南方向邊打邊撤,直退到離木石港十餘里的吉山山區。但敵仍緊追不捨,最後進入了紅軍的伏擊圈。剎時,伏兵四起,槍聲大作。這時,敵五營長方知中了紅軍的計,企圖撤退,但為時已晚。不得已,敵營長急令全營奮力搶占制高點玉嶺山,企圖負隅頑抗,以待胡盪增援。紅軍立即將玉嶺山層層包圍,圍得個水泄不通。接著,紅軍組織猛烈的攻擊。劉振山、柯亨鳳身先士卒,帶領紅七團猛打猛衝。全團戰士在他們的模範行動鼓舞下,不甘落後,向玉嶺山頂衝去。他們與兄弟部隊一起,全殲了敵第五營,敵營長也被當場擊斃。
胡盪見第五營被紅軍全殲,氣急敗壞,十分惱怒,並親率全團向紅軍反撲。激戰十餘小時,除胡盪化裝隻身逃脫外,全團覆滅。這一仗,計殲敵10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二十多挺,迫擊炮十門,步槍800餘支和大批軍用物資。
在這場戰鬥中,紅三師第七團團長、英勇善戰的劉振山等不幸犧牲。鄂東特委為進一步鞏固、提高紅三師的戰鬥力,調整和充實了紅三師的各級領導,柯亨鳳任紅三師副政委。
鄂東南軍民在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不久,武漢行營向鄂東南又發動了第三次“圍剿”。經前兩次的打擊,敵銳氣大減,在這次“圍剿”的開始階段,主要採取守勢。
特委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明確指示:加緊擴大紅軍,主動出擊,消滅敵人,鞏固蘇區和發展新蘇區。
根據特委這一指示,紅三師在師長張燾,政委郭子明、副政委柯亨鳳等的領導和指揮下,在各地工農武裝的配合下,頻頻出擊,捷報頻傳。
7月底,紅三師攻打鹹寧森料,全殲袁英部一個營,繳槍400餘支。8月,紅三師勝利攻占陽新大畈之豬頭山,消滅守敵謝彬部的一個整營。10月,紅三師聞蒲圻縣城空虛,即派紅九團從通山出發,急行軍200多里,奇襲該地駐敵袁英部的一個連,繳槍數十支。
1931年11月15日,紅三師攻打武寧縣橫路鎮,消滅守敵獨立第三十二旅劉夷部的一個營,俘敵160餘人,繳槍130餘支。但是,紅三師在此役中也付出了一定代價,特別是紅三師副政委柯亨鳳壯烈犧牲。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授於紅三師一面獎旗,上書“堅強苦戰”四個大字。紅三師之所以有這個榮耀,是紅三師全體官兵共同努力的結果,當然也有柯亨鳳的一份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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