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楚辭研究兩種

內容簡介

總序本文系袁行霈先生為慶祝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所撰，原題為《燕南園62號——記恩師林庚》。今徵得袁先生同意，作為本叢書總序。

袁行霈燕南園62號是一個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樹，右手數竿竹子掩映著幾扇窗戶，窗欞雕了花的，那就是靜希師住房的東窗，窗邊就是他經常出入的東門。走進東門穿過走廊是一間客廳，客廳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廳里的光線不很強，有一種舒緩從容的氛圍。從客廳一角的門出去，右轉，再打開一扇門便是他的書房，那裡東、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總有燦爛的陽光照進來陪伴著老師。這正應了他的兩句詩：“藍天為路，陽光滿屋”。靜希師到燕京大學任教時，住在燕南園一座獨立的小樓里。但他喜歡平房，更喜歡有屬於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換到62號來。他在院子裡種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鮮花布滿整個院子，他享受著田園詩般的樂趣。靜希師從五十年代末期就買了電視機，那是一台蘇聯製造的黑白電視機。他喜歡體育，常看的是體育節目。那時候電視機還是稀罕物，第26屆世乒賽期間，系裡的年輕教師們每天都到他家觀看比賽的實況轉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廳。客廳里臨時湊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擺成一排排的。大家坐在那裡一邊觀看比賽，一邊發出讚嘆聲和歡呼聲，夾雜著各種各樣的評論。沒有轉播的時候，那些座位也不撤掉，等待著另外一場觀眾。就在這次比賽結束以後不久，老師買了一張桌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牆一片寬敞的地方，系裡的青年教師常去那裡跟老師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老師的眼神好，對球的感覺敏銳，處理球的手法細膩，會突然抖腕發力，改變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他還喜歡唱歌，原來只見他有一台相當講究的電唱機，以及若干老的聲樂唱片。後來才知道他本人就會美聲唱法，能唱到高音C。大概是得益於唱歌，他原先的哮喘病，進入老年以後竟然痊癒了。他曾熱心地教我發聲的方法，還畫過一幅頭腔圖，告訴我源自丹田的氣如何經後腦繞過頭頂，灌向鼻腔和口腔，以發揮頭腔的共鳴作用。我在北大求學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間，不知多少次進出這庭院，進出這客廳，在那裡向老師求教，一起談論學問和人生。其實我之留校任教，也是林先生親自選定的，正是他對我一生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我畢業後不久第一次登上講台講課時，靜希師還有鐘芸師、一新師兄都去聽課，課後便到林先生的客廳里小坐，他們給了我許多鼓勵和指點。有時候老師讓我進入他的書房，我們隔一張寫字檯面對面坐著，寫字檯中央有一方硯台，一個玉雕的水盂，還有一個方形的筆筒，瓷的。在書房裡，我們距離更近，談話也更親切。我們談話的內容很廣泛，當然多的還是學問，屈原、李白、《西遊記》、《紅樓夢》，以及外國的文學，不管甚么話題，老師都有獨到的見解。有一次談到孫悟空，他說孫悟空身上有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憤慨情緒和叛逆精神。有一次談到水分，他說如果沒有水分，乾巴巴的東西有甚么意思？《紅樓夢》里寫賈母把鴛鴦調理得像“水蔥”似的，這“水”字就很好！1962年靜希師開始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上部，為了培養我的學術能力，讓我負責初盛唐部分的初選和注釋的初稿。那年我才26歲，對老師的信任格外感激。在選注過程中，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他告訴我杜甫的《新安吏》一定要選，其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幾句寫得特別好。特別是“眼枯即見骨”，很有震撼力。我仔細體會，老師的藝術感受力確實非同尋常。他還告訴我，李白的《獨漉篇》，別人都不選，我們要選。這首詩我原來沒有留意，經老師指點，細細讀了幾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獨特的風格，末尾四句：“羅幃舒捲，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這樣奇特的想像和構思，這樣明快而新鮮的語言，非李白寫不出的。又如，他說杜甫的那句“即從巴峽穿巫峽”，過去的解釋不妥。三峽中的巴峽在下，巫峽在上，杜甫出川怎能從巴峽穿過巫峽呢？他引證古籍中的材料，證明這首詩中的“巴峽”乃是巫水流向長江的那一段山峽，因為在巫山中間，所以又稱巫峽。經老師這樣一講，詩的意思就豁然貫通了。回想起來，在我追隨老師的這么多年裡，他固然教給我許許多多的知識，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給了我一種眼光，一種鑑別的眼光；還教給我一種方法，一種直透文學本質的方法。搜尋我的記憶，他從未對我耳提面命、厲言疾色，而總是在啟發我鼓勵我。他對我所作出的學術成績，從不當面誇獎。當我出版了新書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他也從不說些別人在這情況下通常會說的客套話。但我請他為我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撰序的時候，他卻十分痛快地答應了，而且很快就寫完給我。在短短的篇幅內，敘述了我們師生的情誼和學術的交往，並對我書中的內容，提要鉤玄略加評論。其論述之精當，語言之雋永，口吻之親切，氣度之瀟灑，置之於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靜希師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常說：人在青年時代最富有創造力。當我還年輕的時候，他鼓勵我抓緊時間作出突破性的成績，可惜我未能做到。後來他仍不斷鼓勵我在學術上要膽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經過自己認真研究得出的結論就要堅持，不必顧忌別人一時的看法。這使我想起他對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氣象”的堅持，當這個見解剛發表的時候，遭到強烈的反對，但他從未放棄，後來終於得到學術界的承認。他常常把自己新寫的詩讀給我聽，並讓我評論。我特別喜歡他51歲時寫的那首《新秋之歌》，詩的開頭說：我多么愛那澄藍的天那是浸透著陽光的海年輕的一代需要飛翔把一切時光變成現在這首詩里洋溢著對年輕人的愛和期望。他鼓勵年輕人飛翔，希望他們把握現在創造未來。詩的結尾是這樣的：金色的網織成太陽銀色的網織成月亮誰織成那藍色的天落在我那幼年心上誰織成那藍色的網從搖籃就與人作伴讓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來歌唱這樣鏗鏘的韻律，這樣富有啟發性的意象，這樣新鮮的感受和語言，四十年後讀起來還覺得好像是旦晚才脫筆硯的。八十年代前期，我曾熱衷於寫舊詩詞，他也把自己年輕時寫的舊詩詞給我看，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但他並不看重這些，他要用現代的語言，創造新的境界、新的格律、新的詩行。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你真該學習寫新詩！”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寫舊詩上有點可惜了。我於是也跟著他寫了一些新詩，可是總也寫不出那樣新鮮的句子來，這才知道新詩的不易。幾十年近距離的接觸，我越來越感到靜希師首先是一位詩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詩人，超越平庸以達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極致。他有博大的胸懷和兼容的氣度，我從未聽他背後說過別人的壞話；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對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總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歲出版的詩集《空間的馳想》，是詩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結晶。在這本書里，他推崇人的精神，歌頌精神的創造力，他希望人類不要被物質的“灰燼”埋葬，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標。他用物理學家的眼光思考時間和空間，呼喚人類對空間的突破。正是這種深刻的思考、博大的胸襟，以及始終不衰的少年精神，支持他度過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靜希師的學問和他的新詩創作緊密聯繫在一起。用一般文學史家的標準來衡量他，他的學術成就無疑是高超的。他的《中國文學史》，每一版都引起學術界很大的反響，其特色和價值，越來越受到文學史家的重視，香港有學者在一本評論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專著中，對靜希師的《中國文學史》用了很大篇幅詳加論述並給與高度的評價。靜希師關於屈原生平的考證，關於《天問》是楚國詩史的闡釋；關於唐詩的多角度的論述，特別是關於“盛唐氣象”的精彩發揮，以及關於李白“布衣感”的揭示；關於《西遊記》文化內涵的新解，以及其他許多見解，在提出的當時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給我們許多啟發。但僅僅講這些還是難以看出他可貴的獨特之處。他可貴的獨特之處，或者說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乃在於他是以詩人之心從事研究，是帶著新詩創作的問題和困惑來研究古典文學的，同時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實踐。他對《楚辭》的研究解決了如何從散文語言中創造詩歌語言這樣一個重要的、從未被人注意過的問題；他對“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詩歌的實際，也啟示著新詩創作的一種突破的方向。他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學史家早已得到公認，但他在新詩創作上探索的成績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他也許會感到一點寂寞，但仍處之泰然，這是需要時間和實踐來檢驗的。我相信他的新詩創作，他對新詩格律的創造性探討，必將越來越受到重視，並在今後新詩創作道路的探索中發揮作用。靜希師在燕南園62號這棟住宅里生活將近六十年了。雖然院子大門的油漆已經剝落，室內也已多年沒有裝修而顯得有些破舊，但住在這裡的年近百齡的主人精神依舊！有時趁著好天氣我陪他在燕園散步，他不要我攙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詳，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他曾告訴我，走路一定要昂起頭來。他一輩子都昂著頭，而昂著頭的人，精神是不老的！2004年9月25日導讀徐志嘯林庚先生是海內外著名的楚辭學專家，他畢生與楚辭結緣，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在福建長汀的廈門大學從事文學史教學，到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學問世《天問論箋》並帶教楚辭研究的博士生，楚辭可以說陪伴了他半個多世紀，他也將自己大半生的歲月，浸潤在了屈原和他的作品的世界中。這期間，除去與文學史研究有關的內容（《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簡史》著作中的楚辭部分），他的楚辭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兩部代表性著作——《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和《天問論箋》，前者於1952年初版，1955年二版，1981年三版，一本學術著作能一版再版，可見受歡迎的程度，後者問世伊始即博好評，認為是清末以來《天問》研究的集大成，並於1995年榮獲全國高等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毫無疑問，這兩部著作凝結了林先生在楚辭研究領域數十年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書中俯拾皆是的精見新論，乃是他潛心探索深入思考的集中體現。①一林先生研究楚辭的初衷，或謂最初的動機，是為了配合文學史研究。三十年代初期開始講授文學史時，他剛接觸到楚辭，便感到，楚辭是個大課題，因為屈原是個劃時代的詩人，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詩人，他之後的幾百年幾乎沒有詩人出現，直到魏晉時，才有了曹氏父子等詩人，屈原詩作的創造性、思想性與藝術性，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因而，林先生認為，如果不研究楚辭，就很難談得上研究文學史。林先生指出，楚辭是從《離騷》的創作開始的，所以楚辭又稱騷體，而這騷體，完全是屈原的創造；楚辭的產生不是從《詩經》來的，楚辭最早出現的作品是《離騷》而不是《九歌》，由《離騷》建立騷體，然後逐漸發展為《九歌》，《九歌》亦即後來七言詩的先河，中國的詩歌並非從《詩經》四言詩直接跳到七言詩，七言詩乃源於楚辭，《九歌》是屈原全新的創作，它肯定不是當時民間舞蹈里所用的歌的原始形式；《離騷》的體裁顯然來之於先秦諸子散文，這便聯繫到先秦時代，這是個新文化的時代——一個以散文為主潮的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其時出現了一個憑藉散文建立起來的詩歌體裁，這就是騷體，屈原便是創造騷體的偉大詩人；可見，楚辭的產生，乃是因為先秦這整個新的時代，而不單是楚國的特殊歷史條件。《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書中的二十篇論文（從初版十多篇增補到三版二十篇），便是在這樣的巨觀思考前提下，經過精心撰寫，陸續問世，從而彙編成集的。《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書，按其內容，大致可分四個方面：一，屈原的生平及其傳記（包括生卒年）；二，關於《招魂》；三，楚辭中的“兮”字；四，其他作品問題。我們擬分別對這四個方面作些闡釋。首先是關於屈原的生平，這包括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的簡注與論辨，屈原傳與詩人屈原的出現，以及對屈原生卒年的考證等。林先生肯定地認為，我們今人研究屈原，最值得重視和尊重的史料依據，應是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它是距離屈原時代最近、記載最詳細、最系統、出於古代最偉大歷史學家之手的著作，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不相信不尊重《史記屈原列傳》，對屈原的生平就無法得出公正的結論。為此，林先生專門對《屈原列傳》作了簡注，並撰寫了《民族詩人屈原傳》《屈原的人格美》等文章，指出，屈原的偉大，非特由於唱出一個反抗的時代，寫下這個民族的高貴傳統，而且由於他乃是個民族的熱愛者，他有深沉的鄉土的愛，祖國的愛，他至死不願離開舊鄉，在那流行“楚材晉用”的戰國時期，這是極其難得的可貴品質，正是因為如此，屈原一生為他的思想奮鬥、煎熬、歌唱而成為了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偉大，使得一切誇張都不是誇張，一切讚美都成為真實，這就是詩人最光榮的驕傲。屈原不是一個思想家，但他在歷史上比其他思想家更重要，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可與荀子、莊子相比，他的性格與孔子相反而與孟子相近——完全進取的心理和對真理的徹底追求，這鑄成了他高尚的情操和堅定的人格美。值得特彆強調的是，林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先秦時代和楚辭語言問題的見解，這些見解發人所未發，完全屬於他個人精心研究思考的結晶。他說，先秦時代在文化上整個就是一個浪漫主義精神的高漲，一方面是理想的追求、個性的熱情的解放，一方面是反抗腐朽貴族的現實鬥爭，而這些就統一為屈原這樣一個典型的民族詩人，集中為《離騷》這樣一部典型的詩歌的表現。《離騷》非特在思想感情上呼喚出整個時代的精神，而且在語言上也正是時代生活的脈搏，屈原以他激昂變化的詩風，滿足了時代的期待，興奮了時代的耳目，激動了人民的熱情，帶給這個時代以無比的驚異，而《離騷》的語言，它的長篇大論，它激昂奔放的基調，乃是當時先秦散文優秀特色的體現，它在《詩經》之後創造了新的詩歌節奏和表現形式，這影響一直支配到後來的五七言，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民族形式的主流。毫無疑問，這些精闢論斷都是林先生經過認真研究反覆思考後得出的科學結論。②對於屈原的生年，楚學界爭議較大，關鍵是對《離騷》詩中“攝提”與“孟陬”的詮釋問題，林先生指出，歷來的解釋主要依據東漢王逸和南宋朱熹的不同說法，為此，他先後寫了《屈原的生卒年考》和《攝提與孟陬》兩文，予以辨析，提出自己的看法。關鍵是對《離騷》開首句“攝提貞於孟陬兮”的理解詮解，依據《史記·天官書》《史記·曆書》《漢書·律曆志》及《淮南子》《春秋左氏傳》《說文解字》《釋名》《春秋元命苞》等資料，對照屈原作品本身，林先生認為，攝提只是個星名，所說明的是一年裡的季節而並不說明那是什麼年份，孟陬是指夏曆正月，這在古代天文曆法上非常明確，問題的產生乃在於王逸《楚辭章句》將“攝提”當成了“攝提格”，將星名與歲名混淆，由此造成了混亂。林先生贊同朱熹的說法，並對此作了詳盡的闡發，澄清了歷史的疑誤，提出了比較符合史實的觀點——屈原生於公元前335年（楚威王5年）的正月7日。至於屈原的卒年，林先生主要依據了《哀郢》篇的記載，並結合《九章》的其他篇，予以考證，得出其卒年為公元前296年（楚頃襄王3年）的結論。從對屈原生卒年的考辨（尤其是生年）上，充分顯示了林先生把握先秦天文曆法的深厚功力。林先生為《招魂》專寫了兩篇文章——《招魂地理辨》和《招魂解》，對歷來在《招魂》詮釋上的謬誤作了澄清。他指出，《招魂》的作者肯定是屈原，而非他人，這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中說得很明白：“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對《招魂》究竟招誰之魂，林先生在通過詳釋《招魂》中的地理名詞及與《大招》作比較辨析後，認為，《招魂》乃是屈原為了一個典禮而寫，這典禮於春天在“江南之夢”舉行，所招之魂為懷王17年秦楚大戰楚軍在丹陽藍田陣亡的將士——貴族武士們之魂，從詩篇開端至篇末“亂辭”可清楚看出，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儀式，而是屈原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歌唱，它唱出了詩人對陣亡將士們的熱愛、崇敬與深切悼念，表現了詩人愛楚國愛人民的深厚感情。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在研究楚辭過程中，不斷注意同他的新詩創作與研究相結合，這是他與其他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很大不同，他試圖通過古詩研究探索新詩創作的路子，走出一條新詩格律的新路，為今天的新詩創作提供借鑑。他說：“我這人是兼差的，一方面搞新文學創作，一方面講中國文學史，我在寫文學史的時候總想著新文學的發展，總想為新文學找一些可以參考的經驗。”③為此，他在研究楚辭的多篇論文中，都注意到了詩歌語言與格律的演變規律問題，《從楚辭的斷句說到涉江》《楚辭里兮字的性質》《九歌不源於二南》等篇，都可見出這方面的努力。他認為楚辭（如《離騷》）的詩歌形式是先秦時代散文化的結果，而散文化的進一步演變，又回到了詩歌簡短的軌道（如《九歌》）。他特別注意到了楚辭中的“兮”字，認為憑藉“兮”字可以認定楚辭中的每一個詩句，而這個字在字義方面沒有什麼意義，它只是起句讀的作用，但它能構成詩的節奏，而它如被取消則便成了早期的七言詩，可見“兮”字與七言詩的關係密切，這表明楚辭在形式上乃是七言詩的胚胎期。由此，林先生將放在楚辭詩句中的“兮”字，取名為“半逗律”，並指出，中國的詩歌其實都遵循“半逗律”的組成方式，這是個詩歌語言的演化規則。他認為，楚辭在詩歌語言上的巨大變化，是包括後來五七言的整個階段的：如果中國詩歌語言的發展是由短而長，那末，楚辭的長度已超過了五七言；如果五七言從本質上說是“三位元組奏”的發展，那末，大力發展“三位元組奏”最早的就是楚辭；如果七言可以說是中國古典詩歌中最進步的形式，那末，七言在楚辭中已基本形成；所以說，楚辭在詩歌語言上的巨大躍進，乃是開闢了此後二千多年古典詩歌語言形式的新道路，屈原可以稱是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大膽而又決然地創造了與當時新興散文一致的詩歌語言的偉大詩人。在《說橘頌》一文中，林先生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看法，他說，如同屈原創造了楚辭的形式，屈原也創造了標題的方式，這是受了先秦散文的影響，標題的採用乃取自先秦當時的散文，據此，林先生認為，可以以有無標題來說明作品是否模擬屈原之作（還包括有無亂辭）。對《九章》中的四篇擬作，林先生即如此判斷——《思美人》《悲迴風》《惜往日》《惜誦》四首同為無標題也無亂辭，應可斷為擬作。類似這樣提出獨到見解的地方，在《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書中可謂俯拾皆是：如對《離騷》中竄入的一段文字的辨偽；認為《離騷》中的“民”字應釋為“人”；彭鹹乃是楚先賢之隱士人物；《禮魂》應是《國殤》的亂辭而決非禮神之辭；《湘君》《湘夫人》兩篇乃是一個故事而分為兩幕演出——第一幕是迎神曲，第二幕是送神曲，故而二篇應合為一篇看，所祭之神應為湘水神；以及對楚辭作品所涉及的地名（漢北、夏水、雲夢、鄂渚、汨羅）和官職等的考證辨析等。可以說，《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的二十篇論文（包括附註），不論長短，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決不人云亦云，篇篇都是在經過縝密思考後提出了獨到精闢的見解，它堪稱現代楚辭研究的學術精品。二《天問論箋》一書是林先生一生花力氣最大的一部純考證的學術著作，他為此曾比較集中地研讀《天問》三次（分別為1947年、1963年、1978年），到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書為止，林先生研究《天問》近幾乎跨了四十年時間，其目的是要弄清楚它的每一句話究竟是何義。為什麼會如此？用林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天問》最難懂，是兩千年來許多人難以讀懂更無法破譯的古代長篇詩歌，它是《離騷》以外最能代表屈原成就的作品，也是與《離騷》可並駕齊驅的長篇巨製，它仿佛一部天書，讓歷來眾多注家對其只能望而興嘆——不得不闕其義，④ 這就迫使林先生要下大決心堅決攻下這一歷史遺留的難關，為楚辭學開出新生面。從體例上看，《天問論箋》包含了古代典籍研究的多個層面：全書既有對長詩每一個字、詞的箋注，又有自始至尾每兩句的詩意解釋，還有全詩的今譯（原詩與譯詩一一對照，並附段落層次大意），更有對詩中所涉及的疑難歷史傳說與詩句的辨析考證，加上書前書後的“代序”與“後記”，全書可謂體例完備、注釋詳明、詩意豁然，箋注者的功力於此盡顯。林先生解析《天問》一詩的最大貢獻，是破解了《天問》的創作主旨——這是一部空前絕後的以發問形式記錄古代傳說的興亡史詩，它體現了作者試圖從歷史角度尋求大自然與人類發展興亡答案的“苦心孤詣”，全詩以問話體句式貫穿始終，一問到底，層次井然，主題突出，絕非前人所謂是一首雜亂無序缺乏文學價值的東西。當然，流傳到今天讓我們今人所看到的詩歌面貌，已非原貌，這是因為歷史年代久遠加以傳抄訛誤等原因，造成了錯簡、錯字以及歷史傳說失傳難以確考等困難，面對這些困難，林先生採取了不畏艱難、精心梳理、旁搜博引的態度和方法，以鍥而不捨、勇於攻堅的決心，三讀《天問》——實際上是三度攻堅，終於完成了對《天問》全詩的箋、釋、譯、論，真正破解了這一歷史遺留的大難題，為楚辭學作了一大貢獻。林先生在破解《天問》主旨的前提下，對全詩層次結構作了系統梳理，告訴讀者，《天問》一詩其實層次井然、完整有序，從而解決了王逸以來所謂全詩“零亂無次序”問題。他指出，《天問》全詩共188句，分為兩大段落（或謂兩大層次），前一大段開首的56句，問天地開闢，也即有關大自然形成的傳說，後一大段132句，問人事興亡，也即人間盛衰興亡的歷史傳說，兩大段落層次分明。而主題內容上，後一大段為詩篇的重心所在，其側重點在於夏、商、周三代的興亡，並輔以吳、楚、秦等五霸諸侯的歷史傳說。前一大段56句的內容，先後層次為：混沌初開（6句）、天宇形成（6句）、日月星辰（10句）、鯀治水（6句）、禹治水（8句）、洪水後的大地總形勢（4句）、大地西北的異聞傳說（8句）、大地東南的異聞傳說（8句）。緊接著的36句是關於夏後啟立國至少康中興的歷史傳說，中間插了一段后羿一族征服夏王朝的故事，這36句的歷史發展脈絡與輪廓同先秦史書的記載（如《左傳》等）完全一致。接下來詩篇的內容，就全是對少康中興之後歷史傳說的發問了，林先生在這部分的研討中，首先著力攻下了全詩的兩大難點——對尾章10句的理解和有關秦民族先人蜚廉、非子的一段興亡歷史傳說，為此，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如王國維在卜辭中發現了“王恆”人名），作了大膽的探索和考證，確認他的推斷是正確的——即，《天問》一詩確實是一部興亡史詩，它的內容實質乃是史詩一般地集中在歷史興亡的主題上而以驚人的問話體形式予以表現。相對於詩篇的錯字與錯簡，林先生認為，更大的困難還是歷史神話傳說的失傳，這必須花大功夫作蒐集、爬梳、剔抉、辨偽、考證、整理等工作，其功夫之深、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這方面，林先生一則廣泛利用了文物考古材料和先秦文獻資料，另則也充分利用了《天問》詩本身的內證材料，以作相互闡明，從而達到通過殘缺不全的化石以窺見遠古生物界原貌的目的。這方面，《天問論箋》一書中的四篇論文是最好的見證與說明——《“天問”中所見夏王朝的歷史傳說》《“天問”中所見上古各民族爭霸中原的面影》《“天問”中有關秦民族的歷史傳說》《“天問”尾章“薄暮雷電歸何憂”以下十句》，這四篇論文的闡說，彌補了箋注部分文字簡短難以展開的不足，讓作者的觀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關於《天問》中涉及夏王朝的十句詩，林先生指出，這十句是有關夏王朝難得的記載，將其與《離騷》和《左傳》所述相互對照，其歷史史實可互為參證，從中我們可以見出夏王朝的歷史傳說，而相比之下，《天問》所據以記載的這些歷史傳說內容，應該更具原始性，它不但有豐富的神話性，更接近於遠古傳說的原始面目。這個判斷應該說是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繼之，林先生對這十句詩中的疑難詞作了詳盡的詮釋，特別是“射鞠”和“播降”兩詞，引經據典，詳加闡發，力糾了王逸及其後註解的錯誤，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這十句詩乃是夏王朝爭霸中原的第一個回合。涉及《天問》中所見上古各民族爭霸中原的情況，林先生的論述包括了三個方面內容：從吳民族的遷移說起；說帝舜；式微與遷徙。林先生肯定了《天問》詩句中保存了有關吳民族從哪裡來的第一手材料——吳民族原來依據於南嶽衡山一帶，之後遷移北上，大約曾經過荊山一帶，最後定居於吳地，由於當時還很弱小，缺乏成熟的領導力量，不可能進入中原爭霸，故奉外族的太伯為王，在長江東南岸等待時機。至於帝舜，林先生以《山海經》的記載，對帝顓頊、帝俊、帝舜作了詮解，認為帝俊、帝顓頊可能出現較早，而舜的名稱則在稍後的北方傳說中，至於《離騷》中的重華，則正是傳說中天帝的帝俊演變為人王的帝舜過程中的一個相應的變化。舜與吳民族關係密切，與秦民族也有淵源，而秦民族又是與夏後啟爭奪天下的後益的後代，他們在爭霸中原式微後不得不遷徙到渭水一帶，以後便成了據於西北的秦民族了。這樣的闡述，既讓讀者明曉了上古時代各民族爭霸中原的大致情況，也理清了吳、秦民族的歷史來源及其關係。對秦民族的歷史傳說作詮釋，主要指《天問》詩中涉及秦民族的六句詩的考證。林先生指出，六句詩全為秦先人蜚廉至非子之事，這可從《史記·秦本紀》的記載作證明，其大致梗概為：秦民族到周代時還是個以畜牧為主的民族；秦襄公前秦民族非常弱小；商代時秦民族在渭水一帶遊牧，到周時仍是弱小民族，而蜚廉父子的供職殷紂王，引起周武王的遷怒；秦民族因周武王之怒而逃至趙城一帶；神話傳說中，蜚廉為鹿的形象（鹿身雀頭），以善走聞名，因而成為秦民族歷史傳說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由此秦人常被喻為鹿；秦人中的神話人物還有非子，他在秦民族的發展歷史中起了相當的作用，使秦民族得以振興起來。《天問》詩的最後十句，是屈原流放途中仰見圖畫而問歷史故事的記錄。林先生認為，這尾聲十句，是專問楚國的歷史，主要反映平王與昭王兩朝的故事，這是吳楚之爭最激烈的年代，關係到楚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詩中問到的賢士令尹子文，則是屈原聯想到了興楚的故史，令他產生了嚮往之情，而這作為全詩的終結，乃是最恰到好處的——因為它能代表屈原寫作《天問》詩的真實心情。自王逸以來，人們多認為這十句詩是屈原自己的抒情之作，林先生認為，其實這十句詩不光是起了這個作用，從全詩的結構來說，它更增強了《天問》作為興亡史詩的整體統一性，說明屈原寫作《天問》一詩，完全有著他全面系統的清晰思路和精密的布局構思，絕非雜亂無序拼湊而成。可以說，《天問論箋》突破了一般古籍箋釋的格局，它融序、箋、釋、譯、論為一體，各個部分自成部伍而又渾然一體，其間內容互為滲透、互為補充，完全是一部獨具一格而又集大成的古籍研究專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年鑑》（1984年）載文指出：“林庚先生的《天問論箋》，實是一部難得的佳著。代序以三讀《天問》為題，就有點別開生面，——更由於研究工作的開展，使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合理的答案，——這種疏解上的重大突破，也即林庚三讀《天問》的經過。——在這些方面，《天問論箋》都作了歷史性的學術貢獻。”⑤ 海內外楚辭學者對《天問論箋》一書予以了廣泛而又高度的評價，認為它代表了近代以迄研究《天問》最全面、最顯功力的水準，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傑構。注釋①本文依據的本子為：《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天問論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6月版。文中凡引述此兩書內容，均不另出注，特此說明。②參見《楚辭研究成功之路—海內外楚辭專家自述》，林庚：《我的楚辭研究》，黃中模、王雍剛主編，重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③引同注②，該書第21-22頁。④引同注②，該書第25-27頁。⑤參見魏同賢《文學古籍的整理出版評述》，轉引自《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第8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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