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林岫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紹興
- 出生日期：1945
- 職業：詩人、書法家
- 畢業院校：南開大學
- 代表作品：《古文體知識及詩詞創作》
人物簡介,代表作品,學術活動,個人語錄,品畫須知“虛實”,題畫的從右往左,林岫作品賞析,
人物簡介
林岫1945年生，浙江紹興人。1967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系，大學學歷，教授。1987年4月入黨。1962年9月就讀於南開大學中文系，1967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系。1968年7月任大興安嶺林業局幹部，1976年6月任原兵器工業部《科技情報》副主編，1988年5月任中國新聞學院古典文學副教授、教授，2000年12月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中國書協第四屆副主席，2004年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北京市書協主席，中國書協第五屆副主席，中國國際藝術家研究院藝術顧問，書法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中日詩歌比較研究會副會長，藝術品中國網資深藝術顧問、2009年任中國楹聯出版社《百家聯稿》叢書編委會顧問等。
代表作品
著作有《古文體知識及詩詞創作》、《文學概論與藝術概說》（合作）、《古文寫作》、《詩文散論》、《林岫漢俳詩選》等。主編過《中外文化辭典》（副主編）、《當代中日著名女書法家作品精選》、《漢俳首選集》、《當代書壇名家精品與技法》等。其學術論文入選“1995年漢城國際書法藝術學術大會”、“1996年短詩文學國際研討會”（泰國）、“第16屆世界詩人大會·詩歌文學研討會”（日本）等。1984年以來，多次應邀赴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以及港澳台地區進行書法交流及講學活動。自1983年10月起在中央電視台第二套和海外影視台第四套《中國風·詩書畫壇》欄目中擔任嘉賓主講。 林岫書法擅作行草，亦涉各體，大都書寫自作詩詞題跋。作品除參加國內重大書法展外，還參加了《日中代表書法家作品展》（東京，1992、2000年）、《書藝月刊·百家墨作品》（韓國，1994年）、《國際書法交流展》（漢城，1995年）、《中國二十世紀書法大展》（東京，1999年）、《日本書道20家·中國書法20家作品聯展》（東京、北京，2002年1月至5月）、《日中書道家（各50家）作品交流展》（東京、北京，2002年7月、10月）等重大國際書法展。
學術活動
學術論文入選“1995漢城國際書法藝術學術大會”、“1996年短文學國際研討會”（泰國）、“第16屆世界詩人大會-詩歌文學研討會”（日本）等。多次應邀赴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以及港澳台進行書法交流及講學活動。其書法擅做草書，亦涉各體，大都書寫自作詩詞題跋。作品除參加國內重大書法展覽外，還參加《日中代表書法家作品展》(東京，1992、2000年)、《書藝月刊·百家墨作品》(韓國，1994年)、《國際書法交流展》(漢城，1995年)、《中國二十世紀書法大展》(東京，1999年)、《日本書道20家·中國書法20家作品聯展》(東京、北京，2002年1月至5月)、《曰中書道家(各50家)作品交流展》(東京、北京，2002年7月至10月)等重大國際書法展。自1993年起在中央電視台《中國風-詩書畫壇》欄目中擔任嘉賓主講。
個人語錄
我愛書法，因為它是一個黑白分明的美的世界。書寫心聲，用點線抒發文學情感，乃平生一大快事。
在書海中泛舟，有搏擊，也有歡樂。那是認識和進取的搏擊，那是創造和超越的歡樂。
品畫須知“虛實”
在中國國家畫院講課，有學生問“書法家有必要學畫嗎”，答曰：“學與不學，聽憑自願；但是，最好都能知道一些基本的畫理，至少應該學會品畫。”品者，觀賞細味，進而評第優劣，論定高下，故又可以謂之品藻、品鑑、品第、品題等。品者水平程度不等，品鑑境界也不一。古人論畫強調“才、學、法、悟”方面的要求，其實也很適合品者。品鑑不僅對研究者有意義，對從事創作的書畫家來說，也至關重要。圈內常說的“眼高手低”，即“以品鑑為學子入門第一階”。就書法而言，宋朱長文《續書斷·序》曰“於是集古今字法書論之類為《墨池編》。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張懷瓘，而懷瓘者為備（全面）”，以庾李張三家為善品藻者，說的正是書法鑑賞家的明眼法眼。
品畫，又稱解畫、知畫、懂畫。書法家未必都要動手學畫，如果為了養眼，學習品畫，無疑是一件既能活躍創造性思維，又能愉悅身心的愜意之事。欣賞風景，能讓人聰明和舒心；品畫，會比欣賞風景獲得更多的情趣。
對古代書法家來說，善於看畫和題畫應該是書法創作之外必擅的絕活。觀賞某些書畫大家的書法作品和題畫留下的數行墨跡，會明顯感到筆情墨趣的差異，就像歌手在空曠原野的引吭與亭台樓榭的慢吟一樣各擅其美，由此反思及創作，大抵都有不近相同的體會。如果能對經典作品在題畫前的相局謀篇等諸多苦心也稍加留意，竟然讀得出其間的“妙之所以妙”來，那就面壁一悟，勝過千知了。
不妨先拈“虛實”說之。中國傳統藝術美學的虛實之論，多重在虛。畫家的“十畫九遮”，書家的“以白計黑”和“余白之美”，園藝家的“善經營者皆善虛”，詩詞家的“詩貴清空”和“詞貴空靈”等，俱是重虛之論。清代蔣和《學畫雜論》說得清楚，“大抵實處之妙，皆因虛處而生，故十分之三在天地位置得宜，十分之七在雲煙鎖斷”。蔣氏將畫面虛實的空間經營以七三相比是否科學，姑且不論，但重虛的觀點旗幟鮮明，那就是實處之妙往往藉助於虛。當代書家大都重實不重虛，墨花滿紙猶嫌不足，又好鈐印，稍有通透處必鈐得斑駁陸離。書界偶有在虛實經營上作些大膽探索者，又被斥為標新立異，弄得探索者扭扭捏捏，不知適從。
看一幅畫，只知其山水草樹，不知那上下一抹煙波、往來數葉扁舟正是渾然天地的虛實之妙；只見設色繽紛，不解“五采彰施，必有主色，以一色為主，而它色附之”（見《小山畫譜》）正是五色相和、主客宜恰之妙，皆不能謂之解畫。
詩書畫家俱重虛，絕非偶然。虛寫非虛，能傳摹出實寫之神，即是畫論家所謂的“象外摹神”、“離象得神”。蟋蟀相鬥不好畫，轉筆去畫鬥蟋蟀者（虛實相生），激鬥之趣由鬥蟋蟀者表情可見，猶如白居易《長恨歌》寫楊貴妃“玉容寂寞淚闌乾”，傷心落淚之態不好寫，以“梨花一枝春帶雨”虛寫出之，巧能得好，亦是高手。
其次，對每幅作品還需要作些具體分析。例如畫面有題畫詩的繪畫作品，品畫還必須觀畫解詩。只一味觀畫，不深解畫上題詩，亦不能謂之知畫。譬如題畫詩的避實擊虛、實境虛寫、虛境實寫、虛實陪正等，無不與畫密切相關，讀出詩的深層意蘊，對解讀畫作必然大有補益。讀戴熙（1801－1860）的《題畫雪窗枯樹》，首二句“雪窗小坐撥爐灰，對月開缸飲一杯”，不過畫師自述作畫前的實情實景，好像語未及畫；後半首陡轉，說“忽見滿階枯樹影，蒼然吹上楮毫來”，這就是“虛寫入題”，頗不簡單。分明畫師筆寫（行為主體）枯樹（客體，被動體），卻道滿階枯樹影自己蒼然吹上楮毫，落紙成畫，無中生有，虛寫，用反客為主法，既成功寫出了審美幻覺，也形象地描畫出雪窗枯樹影撲朔迷離的景狀，點醒了畫面。
如果說此詩還是畫外人（畫師）觀畫中景色的話，戴熙的《題畫山水》則是題畫者代畫中人設計感言，也是無中生有，卻是虛境實寫的另一番手段。前半首“傍岩溪路兩三曲，緣磴煙林千萬重”，對仗寫畫中景，形畫用“線（溪路兩三曲）面（煙林千萬重）經營法”，與唐詩“大漠（面）孤煙（線）直”相同，兩句搞定畫境空間。後半首題畫者翩然入畫，代畫中人物言“負手偶從橋上立，四圍雲氣盪吾胸”，俱以虛說當真，故而真實親切至加倍感人。
有興趣者還可以再尋著原濟（字石濤，號苦瓜和尚）的《輕舟觀瀑圖》所題“秋水接天三萬頃，晚山連樹一千重。呼他小艇過湖去，臥看斜陽江上峰”，體味一番題詩者入畫欲呼艇過湖臥看斜陽的能動參與。如果僅僅觀看畫面所有，作一般欣賞，顯然不夠；藉助題畫詩的虛寫和讀畫者的想像力，還能進一步感悟到畫面所無而畫心的所思所想。“只因未到那深處，若到得那深處，自然佛門洞開”（朱熹語），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欣賞活動了。
讀解題畫詩，多一份文學眼光的審視，讀出畫境畫理，也多領悟了一份文學的愉悅。無言畫，有聲詩，加上能用點線再現表情達意的書法，這就是黃賓虹先生所說的“中國藝術之三大不朽”。
僅此虛實之見，苟有所得，洞開眼界，亦不過獲取了通往藝術奇異境界的一枚小小秘鑰。倘若結合繪畫作品從詩詞作法上一一生髮開去，意會旁通，也一定有利於激活書畫家的創造性思維活動。眼界可通胸界心界，博覽也是書家功業。況且國畫點線多借重書法，畫家看出畫境之書意，書家讀出書境之畫意，直取精髓，補其所乏，也不難得如來手段。古今書畫大家，無一不重旁通，史證即是明鑑，何用贅言。
品畫，是心靈的藝術歷程，有非同尋常的艱辛付出，便有非同尋常的創造性收穫和喜悅。行之愈深遠，知之愈廣博，樂趣唯知者知之。書家恭讀前賢大家的書法經典墨跡之外，博覽一些繪畫經典，能期望更多的意外收穫。
“綠蔭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何樂不為？
清廉與收藏
歷代入朝匍拜紫墀的臣僚號稱百官之眾，加之放外駐邊候缺等，一朝大小官吏計有數千，然而在歷史上真正稱得上好官清官者，畢竟還是少數。百姓說“武不濫殺，文不亂彈，收受小錢物的，都算好官”，標準著實不高。
明代書法家中品行端正，居官廉潔，又卓然可道者，除海瑞之外，品德與自己名字的字義洽合的是官廉。
官廉（生卒年不詳，歷明代宗至孝宗四朝），字汝清，號韋軒，又號後樂居士，東萊平度（今山東平度）人。登天順甲申（1664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終戶部郎中。善書，恪勤苦練，明張昇《文僖公集》曰“官廉最好晉人遺帖，雖疾猶臨仿不懈”。又明劉翊《古直集》曰：“汝清楷、行、草書，頗得二王法。”
官廉性格剛介不阿，與弟官賢均有廉直美聲。廉賢兄弟二人，不負其清名，頗受百姓擁戴。特別是官廉，對仗勢欺人的皇親外戚都敢執理直言，在當時的確堪稱“膽大妄為”。例如景州（今河北景縣）等處有百姓良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田，為內侍冒占，遺廉往勘”（因地界與東宮太子的莊田相接，竟為宮內侍官非法侵占，官府無奈，假意派官廉去勘查）。行前，宮內侍官許諾官廉曰：“田如歸我，請官可得（若將良田歸我，你想做什麼官皆唾手可得）。”官廉正色道：“以萬人命易一官，吾弗為也。”然後直赴現場，丈量侵占地，盡歸於百姓。
官廉號後樂居士，當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命自律的，他身在官場，居然膽敢不買皇親外戚的賬，又不怕其他官員藉機下賜“小鞋”，排擠打擊，很有些譽稱“鐵筆架”的海瑞的清骨勁氣。如此鶴立群雞，官只做到戶部郎中，但能讓人聞其名姓即恭敬萬分，也相當不容易了。
清代雍正朝時，大學士張廷玉（1672－1755，字衡臣，康熙進士，諡文和）渥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爭權利，還算個好官。張氏雖然篤愛長子張若靄（1711－1746，字晴嵐、景采），但約束甚嚴。一日，張公至庶僚家，見到一幅名人的山水畫幅，歸家後對若靄讚嘆不已。逾日，這幅畫便懸掛於張府齋壁之上。張公審視之後確認即數日前讚嘆之畫，厲聲訓斥若靄。若靄跪叩良久，再不敢張肆，立即歸畫原主乃已。
張若靄乃雍正十一年（1733年）進士，官禮部尚書，工楷書，師法歐（陽詢）趙（孟頫），習董其昌山水畫法，書畫皆妙，也精鑑賞。
為政清廉是對從政者的一個基本要求。較之嚴嵩父子等搜羅書畫以至巧取豪奪的種種劣跡，官居軍機大臣（加太保）的張廷玉喜歡書畫，弄一兩幅名人山水懸掛齋壁，還不至於被斥為貪官污吏，但他嚴於教子，這在封建社會的官場中還是難能可貴的。
行筆至此，想起《呂氏春秋·異寶》記子罕拒絕農夫寶玉的事來。當時宋國農夫耕地挖到一塊寶玉，誠懇地希望“相國為之賜而受之（相國恩準收下）”，子罕回答：“子以為寶，我以不受為寶（你以寶玉為貴，我以不接受寶玉為貴）。”後來宋國德高望重的長者評價此事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子罕非無可珍貴的東西，只是他所珍貴的與眾不同）。”
對話非常簡單，卻震撼千秋，
子罕“以不受為寶”，是珍惜羽毛，潔身自好，認為比寶玉更可貴的是品德廉潔。喜愛書畫，固有雅好與俗好之分，但倚仗權勢奪愛索賄，或謂愛好所致，純屬為非作歹的藉口。書畫家或書畫愛好者豈有不愛書畫的道理？然而，非禮不為，非己不受，守住那條必須嚴格區分公私清濁的界限，亦是守住那為人處世的基本德操。非官吏不能嗜好書畫，亦非官吏與友朋不能切磋書畫收藏作品，問題的要害在其公私清濁能否面對天地百姓良心。這一點，關係道德操守，統與官帽大小職位高低無關，。
以私害公，天理不容，實乃百姓不容。
從“泰山”說到顏真卿
成語之出，大都史有來歷。譬如“泰山”，一謂東嶽，五嶽之首；一謂身負重任，頗有實力者，泛稱靠山後台。《禮記·檀弓上》記“孔子蚤（同早）作，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後人則以“泰山梁木”比喻仰望之人。
將泰山喻作岳父大人，應自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揭露張說的一截腐敗醜聞始。先是張說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故唐玄宗駕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時，“張說為封禪使。（張）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按照）舊例，封禪後自三品以下皆遷轉一級，唯鄭鎰因（張）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後來御宴群臣，唐玄宗“見（鄭）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宮廷藝人黃幡綽應聲答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一句玩笑話，雖然出語不凡，諷刺中的，但根治不了官場痼疾。皇上一樂，睜隻眼閉隻眼，這就糊弄過關了。此後，諷意逐漸淡化，“泰山”反倒成為“岳父”的一個美稱。
按《舊唐書·張說傳》的記載，張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勛，不得賜物，由是頗為內外所怨”。看來，當時親好榮遷，雞犬升天，破格晉級的還不止女婿鄭鎰一人。古今無論什麼層次的法規章程，只要能公開顯擺出來的，多半都堂皇公允，但實施起來，歪著理胡作非為的，卻大有人在，所以腐敗並不難尋，在不循規章辦事納私的後面窩著的，皆是。張說當時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其長子張均為中書舍人，次子張垍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兄慶王傅光為銀青光祿大夫，可謂滿門榮寵之極。在紫垣龍威之下膽敢不按規矩辦事，借封禪超遷提拔親好的醜聞，皇上都不問罪，就算默許。沒承想，此事借著宮廷藝人之口和“泰山”之名居然還能流傳久遠，不知幸也不幸？
張說逝後二十五年，即天寶十四載（755年），安祿山叛亂。次年六月，潼關失守，哥舒翰中埋伏，被俘。國勢險危，玄宗與楊國宗及貴妃姐妹、皇子皇孫倉皇奔蜀。御駕臨次鹹陽時，玄宗問高力士：“昨日倉皇離京，朝官不知所措，今日誰當至者（今日誰會追來護駕）？”高力士認為 “（張說之子）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駙馬皇親），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為祿山所器，必不此來”。結果不被皇上看好的憲部侍郎房琯當日即風塵僕僕地趕來護駕，而特加浩蕩恩寵的張垍兄弟卻投靠了安祿山。張垍偽命宰相，最後死於賊軍之中；張均罪當處死，經房琯等人搭救，免死，長流合浦郡。
張垍兄弟俱善詩文，與其父張說相比，才華遠遜。《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張均集》二十卷，已佚。杜甫有《贈翰林張四學士》詩一首贈張垍；從詩句“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看，杜甫很賞識張垍的文翰。父威煊赫，蔭子騰達，如果僅僅倚靠權勢裙帶，再加上寫詩著文的那點點本事，時過境遷，也難長久，更況亂世投賊，失節求榮，等於自絕生路，所以二人落得如此下場，應非偶然。
同處亂世，操守與張說二子迥然不同的是大書法家顏真卿（709－785）。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叛亂始，平原（今山東平原北）太守顏真卿與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在安祿山後方倡舉義旗，得十七州桴鼓相應，聚眾二十萬，討伐叛軍。次年三月又出兵收復魏郡。後因河北各郡失守，顏公南走；永泰二年（766）遭權相元載擠兌，坐誹謗朝政罪貶謫峽州，未至，改吉州別駕；後又歷經十七年風雨，來往朝野，上下顛簸。在建中四年（783）奉使宣慰已經叛亂的淮寧節度使李希烈時，勸喻無效，反遭拘囚，又不屈李希烈的番番誘脅，最後慘遭縊殺，享年七十六；昭贈司徒，謚曰文忠。
其間，顏公所書墨跡都是光炳書史的傳世力作。顏公於乾元元年（758）哀祭侄子季明，留下了“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的行書傑構《祭侄文稿》，也留下了“凜冽萬古存”的浩然正氣。因侄子季明英年慘遭殺戳，歸葬時唯頭顱尚在，已無身軀，事跡與遺狀令顏真卿慟憤難抑，遂血淚凝墨，意氣迸發，揮成此篇。六年後，即廣德二年（764），所書《爭座位稿》抨擊僕射郭英乂佞行，其忠義之氣，橫溢行間，被米芾評作“有篆籀氣，為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又山谷賞嘆為“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其它例如《大唐中興頌》（771年，62歲）、《送劉太沖敘》（772年，63歲）、《宋璟碑》（778年，69歲）等，皆吾國書法奇瑰至寶。後人敬重顏公，既崇其德高，亦慕其藝精；南宋匯刻顏公墨跡的永嘉（溫州）《忠義堂匯帖》及鞏嶸續刻《忠義堂帖》，皆以“忠義堂”標名，足見仰止。
若非亂世，不得成就顏公；若非氣節，也不得成就顏公。若無顏公，不得有唐代書法藝術巔峰的如此輝煌。或許正是軍旅生涯的艱苦磨礪以及宵旰憂勤的政務操勞等種種非同尋常，才有了顏公書法藝術非同尋常的入神化境。善養浩然之氣者，成才成大事，都不難；如果又恰逢時勢造就，那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了。
忠奸莫辨，似乎是國君的通病。《舊唐書》評“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不過為國君走眼設定一個堂皇的下台階。即使國履艱危見得的良臣顏真卿等，又便如何？縱觀歷史，凡明君立朝有成功作為的，大都因為先有明眼識得忠奸真偽，然後舉才用人得當，政策方才英明適時。古今志士慨嘆“只為浮雲能蔽日”時，未必盡埋怨那些可來可去的“浮雲（奸邪小人）”。
題畫的從右往左
在國家畫院講課，有安徽二學員問“題畫是否一定要從右至左”。筆者問何以會有這個問題，學員說有時畫好後，發現預留在右上方的題字空間已被畫面占去，想題左上方又不知應在何處下筆合適，於是拿掐落款字數算來算去，十分費事；索性由最左往右寫過來，又恐無先例，鬧出笑話，故問有否規定。
回答：有習慣，但沒有規定。最常見的是“先右後左（又稱由右往左）”，即先寫最右邊一行，字行向左行；落款鈐名章的處理俱在最左行。“先左後右（又稱由左往右）”，與“先右後左”恰反，亦自古有之，雖然少見，但不等於沒有。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人提出“先右後左是封建反動”，硬要“先左後右”，搞得不倫不類，結果大家難以接受，折騰來去，最後仍然以“先右後左”為主。說“為主”，並非虛言；因為話不能說得太絕對，“先左後右”確實存在，反對也沒用。
傳統題畫中確實有部分畫是按“先左後右”來處理的，並非筆者想之當然，有古今畫例佐證。
一九九八年在一次進京某畫家的國畫作品研討會上，筆者發言說到題畫有“先右後左”和“先左後右”兩種形式，有人當即在會上以“沒聽說過還有題寫先左後右的”提出質疑。筆者只好停住發言，問大家“記得唐寅的名畫《秋風紈扇圖》否？記得畫上題詩題在左側上方否？題行是‘先右後左’還是‘先左後右’？”
因唐寅《秋風紈扇圖》是名畫，書畫圈內人大都合目即見，答案應該非常清楚，足以證明確實存在著兩種形式。
唐寅題詩是首七絕，詩書皆妙：“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託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落款“晉昌唐寅”，兩行題寫由左往右，諸印俱鈐於右側一行。畫面右上方全部空白，倘若唐寅當時選擇在右上方題畫，未嘗不可；既然選擇了左側題畫，先左後右，倒也無礙；整幅觀之，很自然，誰也不覺得異怪。
宋代牧溪的《五祖像》（日本前山久吉藏）也是“先左後右”的力證。
畫中唯一人物是束荊荷鋤的五祖，衣衫線條極為簡潔，動態栩栩如生，畫的上方通欄題長短句，“白髮垂垂，弊衣襤褸。投胎不擇人，錯入江頭路。鈍钁無鋒，青松有子，破頭山下多風雨”，連款書共八行，由左往右，行書，千真萬確。
世上的事，大都由無到有，無非緣於上蒼和天才的造化。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沒有牧溪、唐寅等，今人就不能開創嗎？況且規律總有例外，只能從右至左，就不可以從左至右嗎？世間很多事，都可以奇，不可以怪。“先例”並非天生，那也是膽大有為者首創出來的。只要開創得好，有人認可；無，可以成有。
當然，首創的不一定都好，都能下傳。史浪淘沙，淘沙存金，還要看最後的勝出。這是藝術的生存規律。既然歷史上有過，我們就應該知道。不知，作為後人，不以為遺憾就已經有失顏面，又何須瞎話稱無呢？畢竟歷史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和途徑，後生有幸；至於繼承通變如何，那就是傳承者自家的造化了。
姓名文字禍福
前數日議論笪重光事，似有未盡。今日跟學院研究生班學生閒聊，拈出“笪”姓言及禍福又旁涉其它，愈覺漢語言文字含義尤足深味。
先說“笪”字。此字音同“韃”，在清一代，容易解讀出有譏笑“韃子”的隱意，弄不好會觸犯大清皇族的大忌諱。順治朝，笪重光應鄉試時發生過差點被迫改姓的窩心事，問題就出在這裡。
應試前，笪重光忽然夢見其父。其父預先警戒他說：“汝科名在朝天宮羽士某筆頭也，盍（何不）訂交焉。”醒後，百思不解父親所言。逾日，又做了同樣的夢，愈加奇怪，乃往謁朝天宮投刺（即名刺，類同今之名片）。與羽士見面後，二人洽談甚歡，若平生之交，棋酒琴詩，往還無虛日。及九月寫榜，執筆者正好是朝天宮這位羽士。唱名至笪重光，“笪”的字音明顯犯忌諱，羽士應聲即速落筆。督監（試場監察）耳朵不聾，聞聲蹙額（皺眉頭），責怪其姓之音與“韃”字相同，觸犯本朝大忌，須讓笪重光易姓，使者亦以為然。幸好羽士機警，為之解圍道：“其名已繕榜（榜已寫好）矣。”督監大聲叱責曰：“汝知笪字作何寫？”羽士回答十分巧妙，應聲曰：“竹旦耳(不過是竹字頭加個旦罷了)”。”眾人也附和曰：“命也！”便不再追究。闖過“有驚無險”關，笪重光愈加謹慎小心，逾年，中得進士，後官侍御。
應試前，笪重光是否真地夢見其父，當然無從查實，更何況古書常常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時候以夢了結。在文章學家那裡，寓夢，筆法上名之曰以虛代實，已成紀事萬全疏通之法。所以，先結交羽士，關係搞定，待督監逼其易姓時，羽士以“竹旦耳”三字，四兩撥了千斤，險中救得笪重光，也等於險中救得天下“笪”姓。其父託夢，任你信也不信，反正事情僥倖已成，可以歸功夢顯神靈。不過，有此點綴，營造一些神秘氣氛，讓人記住了“笪”姓，自然也成全了才藝兼擅的笪重光。
文化人的第一臉面即是姓名，通報上來，音義犯忌，如果自己笨嘴拙舌又不能善解圓場，福兮禍至，或可受害終生。開場鑼鼓敲打得好的，順水推舟，急智取巧，過得仕途第一險灘，也是幸運。
清代文學家吳元相，名字至貴極頂，必然會令達官權臣不快。因為“元相”本“丞相”美稱，意指百官之首，《資治通鑑》有“元相之重，儲傅之尊”句，文化人無不知曉。一介書生，大膽自詡如此，還沒入場就先占了“百官之首”，就是冒犯，定一個“駁卷不錄”，仕途從此沒戲，喊冤恐也無門。唱名之後，主考果然怒而問名。吳元相從容不迫，應聲笑答“元者，原也。元相（原相），吾本楚人。吳頭楚尾耳（本書生的名字不過是‘吳頭楚尾’罷了）”，幽默到位，善解圓場，考官滿堂大噱，遂化險為夷。
說“元者，原也”，小見學問，因為此語出自《春秋繁露·重政》的“元猶原也”，又唐代詩人李中名句有“貧戶懶開元愛靜，病身才起便思吟”，這對名字中有“元”的吳元相來說，應該過眼難忘，不會搞錯。加之，明初人不譽前朝，忌諱稱“元”，將“元來、元本、元籍”統統改作了“原來、原本、原籍”，所以吳元相知道“元者，原也”，並不奇怪。只是將“吳姓冠頭，楚人隨後”，靈機一動地化成“吳頭楚尾”，聊作自嘲，善解即是善救，那就非獨膽魄的問題了。
無巧真不成書。
吳元相著有《松麈燕談》一書，其中錄得進士王綡（字孝齋，蒲城人）因名字失察而當眾出醜的事，與著者吳元相善解己名，恰好正反相對。
當時王綡正逢著難得的機會被候補為知縣，吏部唱名時連喚數聲“王綡（音梁）”，王綡不應。唱至再三，王趨身道：“本知縣名綡，讀如‘京’字，唱名呼作‘梁’，故不敢應耳。”吏部官員笑曰：“君登進士居然不識己名耶？‘綡’為系冠之繩，古謂之幘梁，故字書止有‘梁’音。君乃以偏旁讀之，誤矣。” 王綡大赧而退，落下笑柄。
此字，關係字學知識，學人必須細心。綡，隸屬多音異義字，類同“絙”（音桓，即綬帶；音庚，即繩索）、“綴”（音墜，縫合連線；音輟，停止滯頓）、“絯”（音該，即約束；音亥，即驚駭）等。既然“倞婛鯨猄”可以從京聲，又“涼晾鍄輬”可以從梁聲，吏部官員唱名“王綡（音梁）” 未必就是鐵板釘釘。如果王進士抓住這一點，也學那吳元相從容答出“敬賢禮士，小生豈敢束冠？區區不棄，願聞‘京’矣”，如此謙恭得體，化解一番，事有轉機，也不至於灰溜溜而去，弄得尚未赴任先乏了底氣。
機智應答猶如禪門機鋒應對（又稱掉機鋒），跟伶牙俐齒不盡攸關，倘若一無學問醞釀，又無創造性思維的有效活動，摳死文字，認可巧言詭辯，強詞奪理，也不見得能起死回生。
教訓王進士“居然不識己名”，一針見血，不能說吏部官員霸道欺人，畢竟王沒有搞清自家名字多音異義的問題，事前無預，臨場口拙，還能怨誰？
平心而論，吳元相的應答雖然精采，料他平素已有準備，而王進士遭遇突然，難度大些。瞬時間的智力碰撞，有點像邊緣熱敏效應產生高能粒子，需要藉助“加速蛻變”，而幽默無疑是圓場最快最好的文化手段。呱呱落地，姓名既成，就是一個很現實的文化存在。中國人的小名字有文化的大內涵，如果僅僅將它的番番釋解看作“文字遊戲”，未免對漢語言文字文化的所知太過膚淺了。
林語堂先生說“幽默，是智者的遊戲”，有道理；倘若改寫為“幽默，是智者的文化遊戲”，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戴熙冤案
明清以來內監敲詐陷害書畫家，手腕狠毒且多，謂之“刀不見血”。
譬如初以誤訛本授之，命書畫唐人某詩。待作畢書畫後，苟無賄金賄畫“滋潤”，內監則將其書畫與正刊本一併呈皇上，又在一旁指出謬誤，添油加醋一番，讓皇上見忤不快，或即令處置，問罪撤職；或賜下小鞋，令其餘生受用不盡。
又如清內府命書畫家題唐代李商隱七律，詩中有“桂樹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繼清風”句，內監故意以“桂樹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繼湖風” 授之，布下黑套。若恰逢書畫家對李商隱此詩詳熟於心，又知道能與“白日”工對者非“清風”不可（即以“清”的同音字“青”與“白”字相對，此謂借對；“清風”亦有頌揚大清之意），遂辨出“湖”字乃一陷阱，於是急索原本鑒核，筆下小心，可避其誤訛，或者能暫時免罹文禍。否則，刪去原本的“清”字誤書作“湖”（與“胡人”之“胡”同音），斷你一個“好大膽子”，僅憑藉詩反清的罪名，那就死定了。
若書畫家平素腹無醞釀，唯練手技，一旦召入內府，通常須得“仙人指路”，管你願不願意，必然先賄金賄畫，破財免災，方可預售平安。
有鬼攔道，護前難以顧後，縱名重當時的書畫大家也防不勝防。清代“虞山畫派”的傳人、大書畫家戴熙（1801－1860）就曾為內監所構陷，落了個撤職丟官，畫名從此難以大振的下場，即是一例。
戴熙，字鹿床，號醇士，錢塘（今杭州）人。道光進士，授編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戴在南書房時，從不奉迎內監，內監不滿，欲伺機陷害之。一日，偶見其題畫誤書一字，便上呈宣宗（道光帝）。幸虧宣宗很賞識戴熙書畫，只是“令內監持令（持聖旨，讓戴熙）改之”。這事眼看就能僥倖避禍了，然而，內監陰險，故意不告訴戴熙題畫所誤之處，命戴熙用另紙又書一過。戴熙遵命不疑，隨即“別寫一紙，而誤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為有意怫忤”，將戴熙撤職，逐出閒置。後來，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下杭州，戴熙以為國禍無救，賦絕命詞，投池自盡，諡文節。
對戴熙書畫，清蔣寶齡《墨林今話》有評，曰：“（戴）醇士詩書畫並臻絕詣，著有《（習苦齋）畫絮》，其《粵雅集》尤巉削雄健。”評價不低。不過，龍顏大怒一如天過雷霆，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戴熙有為官從藝兩重身份，欲葆官藝兩全，當然洵非易事。與前朝的大書畫家戴進（1388－1463，錢塘人，明代書畫家）相比，戴熙的烏紗帽是換不到戴進那種朝野來去的自由的。寄身皇宮檐下，作再大的官也是聽差的奴才，受調遣，看眼色，小心伺候著不說，還得由皇上的奴才內監說了算；即使當好了官，能搞好藝術嗎？
其實，逐出閒置，對戴熙來說，並不是壞事，事情本有可為可不為者，後來他主講書院，或許正是天意成全其詩書畫，可惜好景不長，最後剛剛花甲的戴熙以“殉清”退場，用畢生所愛的詩書畫陪葬了宦情，太不應該也太不值得。
內監下套，只是一時傷害，戴熙昂然出京，依舊一條好漢，如果專騖詩書畫，大有可能成為“虞山畫派”的新一代師祖。然而，戴熙忽地全部放棄，“忠是報恩情是網”，一頭砸進，以自殺了結，嗚呼——
下課、下海、下野，都可以，千萬不能給自己下套。給自己下套，是自斃。 （1996年12月12日）
戴熙殉清緣由戴熙以書畫受遇清宣宗事，朝野俱知。
當時戴熙在南書房，常以書畫供奉，被內監下套之前一向頗得宣宗厚重。然而，宣宗認為戴熙書畫缺乏生氣，想給他一個飽覽湖山勝概的機會。於是在道光戊戌（1838）年，敕命戴熙視察廣東。
辭行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只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睹匡廬、羅浮之勝，巉岩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遊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見《清稗類鈔》）這番話講得入情在理，又頗有見地，難得帝胄之尊有此法眼。至此，知戴熙者莫如宣宗也。
南下路上，戴熙奉旨游山逛水，好不愜意。“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鹹為寫照。”到廣東一年後，即將畫稿裝池成卷，“進呈御覽，上奇賞之”。這時諸家評論戴熙作品，皆“謂粵游後（其）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神助當然未必，得帝王之助，又得江山之助，寵遇和機遇使原本勤奮的戴熙畫藝日進，確是事實。
如果單從書畫藝術上觀之，宣宗非帝，戴熙非臣，本屬一對藝術知己。然而，宣宗畢竟是帝，戴熙畢竟是臣，戴熙永遠讀不懂的是“帝”之為“帝”，所以假令沒有小人離間構害，戴熙會不會繼續受知宣宗，孰可預料？寵重罹憂，千秋昭然；如此長期厚遇，對戴熙的書藝畫藝是福是禍，孰可預料？
道光進士戴熙，為人一向謹慎，後來官至兵部右侍郎，在南書房時倒也平安，因為不諳紫苑黑徑，從不奉迎內監，最後招致內監陷害。一日奉命題畫誤書一字，內監在宣宗（道光帝）那裡告了刁狀。宣宗只是“令內監持令（持聖旨，讓戴熙）改之”。內監陰險，故意不告訴戴熙題畫所誤之處，命戴熙用另紙又書一過。戴熙遵命隨即“別寫一紙，而誤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為有意怫忤”，將戴熙撤職，逐出閒置。
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陷杭州時，宣宗已經駕崩十年，歲值花甲的戴熙賦絕命詞朝北拜後投池自盡，明是恩報大清，其實還是遙報宣宗的知遇之情。戴熙以此等竭誠盡忠死而後已，不知耿耿於“誤書一字”就認定是“有意怫忤”的宣宗在那邊解否然否？
君臣之間，不一定都各懷鬼胎地互相利用，亦有知遇情誼，千秋各代皆不乏名例。或許戴熙太在意宣宗的知遇器重，故奸小構害，逐出閒置，也念念不忘報恩，而絲毫無怨皇上。在宣宗那裡，或許太看重“敕命戴熙視察廣東”和平素的恩戴了，所以稍有怠慢，便橫豎以為戴熙不夠意思，龍顏大怒，將戴熙逼入仄徑。戴熙始終不忘昔日恩遇，以為太平軍攻下杭州，大清畢矣，顯然錯誤估計了形勢，但能以死相報，真格地實踐了一次死而後已，也不簡單。
就戴熙事言，“士為知己者死”，或許冒點傻氣，但不管怎么看，尚可歸屬忠義勇愛之為。其動人感人之處，正在於戴熙以生命和藝術的同歸於盡還報了那段未了之情。（1996年12月13日）
吳祖光說“蛇爬字”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先生一生歷經坎坷，與妻新鳳霞（著名評劇藝術家）相濡相呴，家庭和睦。吳先生經常說笑逗樂，縱陰霾深重之際，其家亦時有笑聲。吳先生待人友善，結交無數，惟誠惟義而已。至交來訪，本是來寬慰他們的，誰知坐下一談，雲開霧散，卻大有“高談轉清，何申雅懷”之興。
吳先生說他自己“喜好書法，卻不擅書”。雖然從小就在親友中以“文、字出色”，卻是“浪博虛名”，三十年代在長沙當國文教師時，忽然對書法有了興趣，不過喜歡寫寫畫畫而已，始終沒有下過“筆冢如山”的功夫。
丙子（1996）年元月25日晚在北京飯店一次文家聚會上，他跟我們講了兩件往事，很苦澀，重重地撞擊著聞者的心扉，他卻如同講述他人他事一樣談笑風生。
吳先生說，“文化大革命”時，他不像有的文人那般會寫檢查，能特別深刻地狠挖靈魂深處。一寫檢查，他就詞窮筆拙，所有的文學才華全部凍結，怎么也發揮不出來。有次限時寫檢查，塗改比較多，到最後期限也沒拿出個像點樣的來，只好硬著頭皮交了草稿。革命小將不太領教他的書法，又不認得文中的繁體字，便故意說他寫的字“像狗刨的”，他不同意這種帶有侮辱性的說法，大聲反問道“寫字就是寫字，跟狗有什麼關係？狗會刨字嗎？”小將大怒，說“不像狗刨的，那你說，像什麼？”吳先生毫不猶豫地回答“像蛇爬的”。小將們哄堂大笑：“蛇爬的，更難看。那可是你牛鬼蛇神自個兒說的！” 吳先生暗喜，因為他生於丁巳（1917）年，正是屬蛇的。於是，小將大笑，吳先生也哈哈大笑，最後倒把小將笑跑了。
另一件事發生在吳先生四十歲時。他說，“現在思量起來，我這頂‘右派帽子’也跟‘蛇’有關係。1957年幫助黨‘整風’，我聽從號召，認真學習，認真思考，提了一些意見，結果正好成了‘引蛇出洞’的‘蛇’，給定了‘右派’，成了五十萬右派大軍中的一分子。現在‘帽子’沒了，我還屬蛇，是蛇神，哈哈，升級了……”
文人無論古今，自有其人格和尊嚴，即便是在最忽視人格和尊嚴的時候。寧可忍同“蛇爬”，也不屈受“狗刨”的侮辱，是文人吳先生不同尋常的倔強，也是文人吳先生不同尋常的幽默。
後來，在釣魚台國賓館的一次聚會上，有人持冊頁求吳先生墨寶，他援筆書寫了“人生劇場”四字。我正在沉思這四個字的深意時，他回過頭來，開玩笑地問過我：“林岫，你看看，我這‘蛇爬書法’，能加入書協嗎…… ”
吳先生走了，隨鳳霞大姐去了，去到那個可以身心安寧的世界。很奇怪，我的耳邊有時會突然響起吳先生的說話聲，像以前聽他說話時一樣，我依然會笑，但心裡卻著實地感到沉痛和哀傷。“你看看，我這‘蛇爬書法’，能加入書協嗎”——這句話，永遠令人難忘，連同吳先生那歡快的笑聲。
吳祖光（1917－2003），原籍江蘇武進，著名劇作家、導演，曾任中國劇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2003年4月9日逝世。（2003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