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勝

林可勝

林可勝(1897—1969),出生於新加坡的豪門望族,中國近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還是一位有趣味的多才多藝的人。林可勝對中國的貢獻超出科學範圍。抗戰時期,林可勝領導醫療系統投身救國事業。日軍進攻上海時,林可勝領導紅十字醫療隊參與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隨中國遠征軍到緬甸,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軍醫總監。戰況緊張,他經常每日工作16個小時,多次得到中、英、美政府的嘉獎授勳,甚至羅斯福總統的最高嘉獎。抗戰勝利後,林可勝在南京組建國防醫學院,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8年,蔣介石任命林可勝為衛生部部長,他堅辭不受。1949年,林可勝移居美國繼續從事醫學研究,1955年正式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晚年到牙買加與其子詹姆斯·林一起居住,直至1969年病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林可勝
  • 出生地:新加坡
  • 出生日期:1897年10月15日
  • 逝世日期:1969年7月8日
  • 職業:醫學家
  • 主要成就:中國近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
人物簡介,個人年譜,醫學世家,任教協和,生理學會,教學工作,醫學研究,救死扶傷,客死異鄉,

人物簡介

新加坡華僑林可勝,是我國現代生理學的奠基人,也是蜚聲國際的生理學家,在消化生理學與痛覺生理學兩個領域都成就卓越。他又是一位赤誠的愛國主義者,在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他捨棄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決然地與祖國同胞一起共赴國難,組織戰地救護隊,創建救護總站,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極其可貴的貢獻。
林可勝

個人年譜

1897年10月15日生於新加坡,前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先生之長子,林文慶亦是當時有名之政治家、教育家。
1919年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
1925年回到中國,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教授和系主任,他是協和第一位華人系主任。
1926年與吳憲等發起創立中國生理學會,為首任會長。
1927年發起創辦《中國生理學雜誌》,擔任主編。
1942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1947年抗戰結束後,將各軍事醫學院校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擔任院長。同時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948年兼任中華民國衛生部部長。
1949年赴美,先至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擔任教授。
1956年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1969年7月8日卒於牙買加之金斯敦。

醫學世家

林可勝,1897年10月15日生於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縣(今龍海市)。父親是新加坡著名醫生、社會活動家林文慶,母親黃端瓊是著名同盟會員黃乃裳之女;姨父伍連德是國際上聲譽卓著的防疫專家,本世紀初,由於撲滅震驚世界的我國東北瘟疫而成為世界防疫科學的權威。林可勝的弟弟林炳添,畢業於香港大學醫科,又留學美國。林可勝的侄兒林國安英女皇獎學金,留學英國,獲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林文慶一門三林,一家三代都在醫學上有傑出成就,在新加坡傳為佳話。林可勝之妻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的小女兒張茜英。
林可勝
林可勝8歲就被送往英國愛丁堡上學,中學畢業後考進愛丁堡大學,專攻醫科。臨畢業前,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徵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國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軍醫院當外科助理。4年緊張的戰地醫護工作,對他後來在祖國創辦救護總站,無疑是很有裨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林可勝復學。1919年以優異的成績連續獲得醫學內科和醫學外科學士的學位,並留校當生理學講師。1920年與1924年,又先後獲得哲學博士與科學博士的學位。1923年,以美國羅氏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研究員(fellowship)銜,在芝加哥大學生理系從A J Carlson 教授研究胃腸生理學一年。

任教協和

1925年秋,林可勝回到了祖國,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科客座教授兼系主任,1927年升教授,為協和醫學院第一個華人教授,其時年僅30歲。林可勝在協和任教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這十幾年間,他刻苦鑽研、銳意創新,在科研、教學、培養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績,使我國的生理學研究達到世界水平,協和成為中國生理學研究的中心。在林可勝領導的生理科長期工作的生理學家有倪章祺(1924-1932,講師);侯祥川(1925-1931,講師);德裔猶太人倪哲爾(1924-1932,副教授);沈雋淇(1926-1938,副教授);張錫鈞(1927-1942,副教授);柳安昌 (1928-1935,講師);林樹模(1930-1937,助教授)及馮德培(1934-1942,副教授)。在1935年至1937年間,林可勝還是協和醫學院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執行院長職務。

生理學會

林可勝1926年春同吳憲等16人創建了“中國生理學會”,任第一屆會長。第二年,林可勝又創辦《中國生理學雜誌》並任主編。中國生理學會的成立和《中國生理學雜誌》的創辦,為促進學術交流、推動我國生理學的發展和培養這方面的科學人才,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林可勝主編《中國生理學雜誌》時,對每篇論文都認真審查,嚴格要求,親手一再修改,直到完全滿意時才公開發表。這對樹立嚴謹的寫作態度,培養嚴格的科學作風起了示範的作用。這個刊物很快獲得國際生理學界的稱道,成為我國具有國際水平的少數科學刊物之一。

教學工作

在教學上,林可勝既嚴肅認真,又循循善誘,不拘一格,講課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引人入勝。他能用雙手同時在黑板上畫圖,又快又好,使學生們欽佩。他非常重視實驗課和技術訓練。當他的研究生,頭3個月必須先在工具房學習各種簡單實驗工具的製作技術,他把這當作一項基本功。所以他培養的學生,實驗操作的能力都很強,這對以後的研究助益匪淺。他在協和工作的12年中,不但培養了大批醫學生,還培養了許多青年生理學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師和進修生,如馮德培、盧致德、柳安昌、徐豐彥沈其震、賈國藩、易見龍李茂之王世浚、沈詩章、徐慶祥、陳梅伯、黃仁若、李落英、汪昆仁、李宗漢、謝維銘、孟昭威、呂運明、王志均等及少數德國、日本的留學生。他的學術影響也被傳播到我國許多醫學院校、綜合性大學生物系以及一些研究機構。

醫學研究

林可勝開創性的研究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視,早在20-30年代,他因發現“腸抑胃素”而著稱於國際醫學界。1952年-1967年在邁爾斯實驗所,對於疼痛及止痛機製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聘請他為成員。1928年至1930年,林可勝被選為中華醫學會會長。1942年被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55因成為美國公民改為院士)。1948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61年香港大學授予他科學博士名譽學位
林可勝在科研上之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絕不是偶然的,這與他為科學而獻身的精神和多年一貫的頑強鑽研是分不開的。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鎮痛作用,他先把緩激肽注入自己的動脈血管中,使身體產生劇烈的疼痛,然後再用阿斯匹林來鎮痛。從實驗記錄影片中,人們看到他痛苦扭動的情景。實際上,林可勝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絕非僅此一項,著名的組織胺刺激胃分泌的實驗,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在協和做研究實驗,常從早到晚,非常緊張,午飯只能在實驗室里吃,他常常派人到附近的東來順飯莊買大餅、醬牛肉和鹹菜,同大家一起邊吃邊做實驗。他的家離協和很近,而且條件很好,但是他總是說服自己的英國夫人,以便留在實驗室里和大家一起啃大餅。僅從這點即可以看出他鍥而不捨、刻苦鑽研的精神,也反映出他平易近人的一貫作風。

救死扶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震撼著北平,林可勝毅然奔赴抗日的最前線。為了免去後顧之憂,他攜子女去新加坡,將孩子安頓後即隻身回到武漢,組織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隊,為祖國的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隨著戰爭的發展,鑒於戰爭的持久性和醫護人員的緊缺,他在貴陽圖雲關創設救護總站,除辦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和訓練示範病房以培養戰地醫護人員外,還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製造廠。當時的衛生人員訓練所,實際上集中了醫學各方面,包括基礎醫學在內的專門人才,如榮獨山、容啟榮張先林周壽愷、汪凱熙等協和畢業生,其規模之大,人才之眾,遠遠超過國內任何一所醫學院,這說明林可勝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組織領導才能。由於他的國際聲望,救護總站得到國際進步團體、個人以及愛國華僑的廣泛支持。總站始終得到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幫助。“同盟”曾派德國友好人士王安娜與救護總站保持聯繫,經常對紅十字會的工作和傷病員及難民情況作出書面報告,及時對外報導宣傳,從而募到大量的捐款和醫藥物品。救護總站先後派遣了一百多個救護隊分赴各戰區,並在五個戰區設立分站。抗戰初期,前線由於缺醫少藥,傷兵得不到及時的醫護,往往輕傷轉重,重傷致死,造成不應有的傷殘與死亡,嚴重影響了士氣和戰鬥力。正如保衛中國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視察南昌附近的傷兵收容所時所描述的:“那裡活像一幅地獄圖。那些軍服上血跡斑斑的傷兵,被炸彈炸掉了手腳,身體半裸著,被收容在幾個臨時搭成的髒房子裡,擠得滿滿的。醫師告訴我說:頭部和腹部中彈,便沒有什麼希望了。即使是輕傷,在醫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自救護總站在前線設立戰地醫院後,情況大有改進,傷兵運到後,及時加以醫治,輕傷者醫至痊癒即重返戰場,重傷員則經過緊急處置後,轉移到後方醫院。
1938年10月長沙大火後,大批傷病員湧向後方,由於衛生條件差,大多數官兵患有皮膚病,痛苦不堪。當時林可勝正移駐湖南祁陽,他把大汽油桶改裝成鍋爐,設定成簡易滅虱治疥站,在56個後方醫院進行滅虱、治疥,並給予特別營養,療效顯著,深受廣大官兵的歡迎。
1940年夏,林可勝親自率領醫師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當時有許多地區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盛夏烈日下,他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走在前頭。每天午飯後,他就在小村的長凳上躺著歇息。他訓練自己該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終保持充沛的精力。他們行走了70天,回貴陽後就擬定一個“水與污物管制計畫”,主要是針對水致傳染病與腸胃病的預防,先在長沙前線試行,後也推廣到各戰區,從而減少了軍隊的傳染病。這對改善廣大官兵的健康狀況,增強部隊的戰鬥力,起著積極的作用。他認為,部隊駐紮鄉村,不僅部隊本身的環境衛生要搞好,還要訓練部隊改善鄉村的環境衛生,將來勝利後,大批士兵復員回到自己的家鄉,便可把農村的衛生搞好。這樣,現在的工作即可為將來建國時期的公共衛生打好基礎。這一頗有遠見的計畫,也體現他的拳拳愛國之心。他懷著對抗戰官兵的深摯感情,在醫療上總是精益求精。平時辦公,他對報銷單據之類,連看也不看就批上“OK”,交出納去辦;而對醫療報告,則總是認真審閱,從不放過。有一年聖誕節的傍晚,從前線轉來一大批傷兵,救護總站的工作人員因時間已晚,推說病房已滿,不予收容。傷兵們只好瑟縮地躺在訓練醫院門口。時近半夜,林可勝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下山視察,當場大發脾氣,命令立即停止歡慶聖誕的晚會,全體醫護及事務人員緊急集合,打開訓練示範病房,安置好全部傷兵,並煮粥給他們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林可勝的工作作風及作為一個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責任感,由此可見一斑。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於1940年率領南洋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現象頗多非議,唯獨對林可勝專心任職及其“努力之精神”極其讚許,並主動應承逐月由南僑總會捐助1萬元給救護總站。
1942年至1944年,林可勝奉命隨中國遠征軍出國到緬甸,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醫藥總監。這期間,由於戰況緊張,他經常每日工作16個小時,真可謂身心交瘁。他因此多次得到中國政府的嘉獎,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勳。

客死異鄉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林可勝將各軍醫學校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調整改組為國防醫學院,創建軍醫中心教育制度,培訓中國自己的軍醫人才,同時還負責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948年,蔣介石擬委任他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但他堅辭不就,而於1949年5月去美國。想當年他懷著發展中國現代生理學的雄心壯志而慨然歸國,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創業,使我國的生理學已初具規模。在經歷了8年抗戰的磨難之後,正擬大展宏圖,但面臨的卻是全面的內戰和人事的難處,迫使他不得不遠離祖國,他曾對親密的朋友表示離開祖國的悔恨心情。到美國後,他先後任伊利諾大學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萊頓大學醫學院生理學與藥理學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後,他又受聘於印第安納州邁爾斯實驗所 (Miles Lab),負責生理、藥理研究工作及醫學科學研究指導,直到1967年退休。
1969年7月8日,我國生理學的一代宗師林可勝在異國他鄉走完人生的最後歷程,因患食道癌在牙買加的京士敦逝世,終年7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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