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耀(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林伯耀，1939年生於日本京都鄉下，現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日 本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60周年全國連絡會共同代表、日本被強擄中國戰俘勞工殉難者聯合慰靈祭奠執行委員會事務局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林伯耀
• 出生地：日本京都鄉下
• 出生日期：1939年
• 性別：男

簡介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林伯耀先生年輕經常搬家，從京都搬到大阪，又搬到淺野，最後定居在神戶。1964年畢業於京都大學工學部，以工程師職業開始工作，經常參加華僑青年運動。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曾經想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因為政治原因，沒有成行。後來在一個企業工作了十年以後開始自己的事業。在2003年因為腦溢血昏迷過，如今才好了，做些貿易工作謀生，大部分時間都忙於花岡事件勞工的維權工作。組織華僑募捐，支持花岡事件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加害公司索賠，他自己也為這項事業貢獻了巨額的資金。

林伯耀先生的父親是第一屆京都華僑總會的會長，他的大哥也曾是京都華僑總會會長，在1950年代曾經參加送還在日遇難烈士和勞工骨灰回國。

事跡

2009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4周年，在東鄰的日本，有這樣一位老人在為中國被擄日勞工慘案的權益在奔波不息。8月8日，“被擄日本勞工遇難者遺骨挖掘60周年－世界和平祈願?中國人俘擄殉難者慰靈大法事”在日本東京舉行，這位老人就是這次大會“執行委員會”的事務局長。

林伯耀先生

林伯耀先生，這位70高齡的在日出生的中國國籍旅日華僑、為中國被擄日本勞工的權益奔走了一輩子的老人，歲月的滄桑在他的臉上深深地刻上了一道道的年輪，與2003年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相見時，他明顯蒼老了很多，行動也比以前遲緩，但是思維依舊敏捷，堅毅的神情一如既往：為了更好的奠定未來中日兩國間的友好基礎，要對戰爭遺留問題進行徹底的歷史清算。

生在日本，長在日本，但是一個中國人

林伯耀先生是生在日本、長在日本的福建省籍的第二代華僑，家在神戶。早在在日本侵華戰爭結束以前，神戶發生了福建行商人工會慘案。作為中國人的行商人，為了賣衣服，走街串巷。就是由於這些福建行商人有進行間諜活動的嫌疑，十幾個人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並且進行嚴刑拷打，其中有9個人死亡了。

林伯耀先生記得小時候外出，常常有日本人指著他罵：“支那人，支那人，趕走他！”有時候他媽媽帶他到外面買東西，日本人放狗咬他們，還把他們裝東西的布袋扔到污水裡。那時候的林伯耀先生常常想：支那人是什麼？

後來經過看書，通過花岡事件，劉連仁事件，林伯耀先生慢慢知道了“支那人”是怎么回事，也了解了中國人受屈辱的歷史。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開始，隨著戰爭陷入長期化以及戰爭不斷地擴大，日本國內面臨勞動力的嚴重不足，當時的東條英機內閣，為了滿足企業的再三請求，於1942年11月通過了“關於向日本國內移入華人勞工之要件”的內閣決議，隨後又於1942年2月針對上述的“關於移入華人勞工之要件”作出了次長會議的決定，隨即在1944年—1945年間強抓了約4萬名的中國人到日本國內補充嚴重缺乏的勞力。這些被強制抓到日本的近4萬名的中國人，被移送到日本全國各地的礦山、隧道、水庫、河川、碼頭以及工廠等一共135個作業點，被強迫從事苦役，由於不堪繁重的勞動以及殘酷的虐待，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有約7千多人命喪他鄉。

1945年6月30日，被拘禁在日本秋田縣花崗中山寮的中國戰俘和苦役，不堪蹂躪，700多名中國勞工在大隊長的耿諄的帶領下奮起暴動，終因人生地疏，暴動失敗，遭到血腥鎮壓。 “花岡暴動”震撼了整個日本，在即將勝利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上寫下了令世人讚頌的中國勞工的英雄凱歌。

花岡暴動遭到日本軍警的殘酷鎮壓，當場有115名勞工慘遭毒打和凌辱、虐待致死，耿諄等12名暴動主要成員被捕入獄。1945年9月11日，耿諄竟被戰後的日本秋田縣法院無理判決死刑（後改判為無期徒刑）。由於日本政府和奴役勞工的企業鹿島組的殘酷迫害，先後共有418名勞工命喪日本，史稱“花岡慘案”。

中學時，林伯耀先生聽說了花岡暴動，才知道中國人是懂得反抗、知道維護自己的尊嚴的民族。他認識到：我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花岡是我人生的老師，是它培養了我的民族自豪感。

由於了解了中國人在日的歷史，高中時代，林伯耀先生就參與了作為接納從日本遺骨送還的中國紅十字會的代表而來日的李德全女士的護衛工作。

參與被擄日本勞工慘案調查

1987年發生的一件事，改變了林伯耀先生一生的命運。那年，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徳馬先生，國會議員田英夫先生，士井多賀子女士他們三人邀請花岡暴動的指揮者耿諄到日本來介紹花岡暴動情況，就是在這次座談會上，他見到了自己所敬仰的耿諄先生以及滯留在北海道的花岡事件的倖存者劉智渠先生，了解了過去從沒想到的中國勞工苦難而非人的遭遇並且，知道了他們所受的內心的傷痕和痛苦不止在過去，即便至今也沒有停止過。他想，這件事必須解決。於是在第二年的1988年8月，林伯耀先生和劉智渠先生一起來到河南的開封。在那裡見到幾位花岡暴動的骨幹人員，其中還有一位當時是中共地下黨幹部的王敏先生。老人們向他詢問了1946年，在橫濱BC級軍事法庭，美軍和駐日中華民國代表部起訴的花岡裁判的結果，和日本政府以及鹿島組的態度等問題。過去，日本政府一直強調勞工是契約工，不承認強擄的事實；甚至，在鹿島組在橫濱BC級法庭上辯護，還說善待這些工人，逢年過節時殺牛宰羊犒勞他們等。當林伯耀先生把這些事情講給老人們聽的時候，他們都非常憤怒：歷史不容歪曲，日本要為過去犯下的罪行謝罪、賠款。

於是，老人們決定尋找更多沒有取得聯繫的倖存者。林伯耀先生就這樣參與了這項偉大的事業，他在盡最大努力找尋生存者和遺屬的同時，也開始了採訪記錄花岡事件倖存者的證言活動。

畢生的使命：揭露真相、伸張正義

2003年，林伯耀先生與神戶華僑總會名譽會長林同春等人共同向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了

“和平大鐘”，以慰籍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靈魂。他們認為，這也那也是對兩國人民敲響警鐘，要時刻注意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在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他們又與其他一些愛國人士在天津烈士陵園，建了用花岡岩製作的刻著被日本強擄在異國他鄉去世的6830名勞工的名単的高3米，長25米的巨大的“名錄牆”。

林伯耀先生在南京撞響“和平大鐘”大鐘。

林伯耀先生先生在國內多次舉辦活動，如研討會、記者招待會。從2006年以來，每年在天津烈士陵園的“在日殉難烈士·勞工紀念館”舉辦的悼念活動，經過國內媒體尤其是網路媒體的宣傳，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尤其是2009年8月在日本東京舉行的“被強擄中國戰俘勞工殉難者聯合慰靈活動”，由“中國918愛國網”聯合中國的“騰訊網”、“鳳凰網”進行了網路直播，國內的主流媒體都舉行了報導，影響很大。

林伯耀先生說，如今他經營貿易公司只是謀生手段，而揭露歷史真相、伸張正義才是他畢生的事業。為了花岡訴訟，他曾數十次組織尋找倖存者，調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為訴訟案取得階段性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認為：如果日本不能認真地對付歷史問題的話，日本將會永遠作為沒有道義的國家而被世界人民所鄙視。

時代周報：聽說在1993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以表現“花岡暴動”為內容電視劇《花岡倖存者》，同時也在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了為期一年左右的以”花岡事件”為主題的“花岡悲歌展”。您捐資50多萬元來贊助這些活動，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林伯耀先生：首先，是為了向世人傳達強擄中國人的的歷史，為了不讓同樣的歷史悲劇再次重演。其次，也是為了歌頌花岡起義的反帝抗暴精神，宣揚中國人的不屈不撓的民族主義氣概，學習他們能面對強敵團結一致，英勇反抗的革命主義精神。為了祖國社會主義的建設，為了海峽兩岸的統一而作出自己的努力。最後，也想告訴大家，如果不解決中日戰爭的歷史遺留問題，中日兩國的未來友好是很難實現的事情。

時代周報：您還是中國國籍，為什麼一直不加入日本國籍？

林伯耀先生：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後代，我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我也永遠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也永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光榮和自豪。

時代周報：在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主要支持您的力量有哪些？有日本人嗎？日本的官方和民間對您的看法（有右翼說您是中共的走狗）和對所進行的勞工索賠事件的看法是什麼？

林伯耀先生：支持我做這項活動的，大多是日本的友人。還有老華僑的第一代，第二代子女。也有一部分新的年輕華僑非常熱心的幫助我。花岡當地的大館市政府，為了反省過去和向下一代傳達歷史，每年主辦大型慰靈祭。日本政府也終於承認了強擄中國人的事實，但遺憾的是還沒有真正的誠意。並且，日本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認為中國方面放棄了政府的賠償請求權的同時，也放棄了民間（通過司法手段）的賠償請求權。這是悖逆世界潮流的想法。這樣做是踐踏了那些被強擄而折磨致死的勞工的人的尊嚴。如果就這樣放置不管，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恥。為了討回在日本侵略戰爭中犧牲的同胞的民族尊嚴，討回歷史的公道，伸張社會的正義，這是在這時代的所有中國人的基本使命，也是歷史義務。民族尊嚴不可辱，日本的右翼分子，攻擊我為中共的反日走狗，是完全沒有任何依據的。

時代周報：中日之間民間和政府都在強化交流和友誼，您這樣做是不是有點破壞中日友好的意味？

日文:支那-中共工作員(特務)指林伯耀

林伯耀先生：人和人之間沒有真正的相互信賴，相互尊重的關係，是無法進行真正的交流的。不努力解決中日戰爭遺留問題就無法展望真正的日中友好，但只要日中雙方堅持不懈地努力，展望未來是十分有可能的。花岡和解，是對展望的一個啟示。

時代周報：您認為阻礙解決被擄日勞工問題的關鍵癥結在哪裡？如何才能破除？

林伯耀先生：問題解決的關鍵還是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加害企業。特別是日本政府的責任重大。即便是在1972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時在兩國政府間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中，還有1995年的”村山談話”中，日本政府對過去的侵略戰爭曾經表示了反省，但我們希望不光是口頭上，也應該用實際行動來加以證明。

時代周報：在日本，有沒有對花岡事件等被擄日勞工的紀念活動？如果有，都是誰來組織，起到什麼樣的社會效果？

林伯耀先生： 原來是花岡事件的發生地花岡町，如今是大館市。大館市決定花岡暴動的發生日6月30日那天定為每年的“大館市和平日”。此慰靈祭奠活動已經持續近20多年。中國駐日大使館每年都會派代表來參加，那場景讓人非常感動。在紀念花岡事件50周年之際，日本的眾議院議長土井多賀子女史也親自參加，有500多人參加了那次的祭奠活動。大館市小畑元市長明確表示：“祭奠中國人犧牲者的靈魂，不讓歷史悲劇重演。為此要向下一代傳達歷史真相，這樣做是不分黨派的，是作為日本人應盡的義務”。幾年前，由大館市當地的民眾為中心，成立了NPO法人“花岡和平紀念會”。由日本全國各地募集資金，“花岡紀念館”預計今年9月份開館。

時代周報：您有沒有想過，一旦你們這批老人故去，有沒有人能夠接手你們的事業？擔心不擔心後繼無人使得這件事情最後無果而終？

林伯耀先生： 是啊，後繼者的問題是有些擔心。在中國也好，在日本也好，年輕人迫於現實的生活，對國家和社會的問題越來越不關心了。所以，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人，有責任把真實的歷史傳給下一代，有必要明確的讓下一代知道為了解決歷史問題必須做些什麼？我說一個例子：即使是像韓國那樣儒教思想很強烈的社會，作為”慰安婦”公開站出來的人也有150多人。可是，在性暴力被害者最多的中國，公開站出來的性暴力被害者至今還不到50人。對於因戰爭被傷害的同胞姐妹，中國社會不僅沒有溫暖的懷抱，可以說還很冷淡。我親自聽到南京大屠殺和戰時性暴力被害者公開以後，立刻從背後就有“髒女人”“作風不好的女人”等等的非議，中國社會這種扭曲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加以改變的話，如何譴責日本人。在譴責日本社會和日本人的非道義的同時，中國社會和中國人也應該捫心自問自身的道義。

時代周報、您對勞工索賠的前景如何看？索賠這件事成功與失敗分別會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

林伯耀先生：日本社會越來越右傾化，不能無視那些反華勢力的行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工索賠的前景絕不容樂觀。為了解決歷史的問題，更需要10年，20年或者是半個世紀的時間也說不定。因此，更需要長期戰略性的視點。最重要的是絕不能斷絕戰爭受害者的聲音。中國戰爭受害者的呼聲控訴只要不滅絕，繼續出現的話，就能向中日兩國人民敲警鐘。所以，戰爭受害者的後代有必要擔此重任。強化團結，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很重要。並且，為了把這種侵略戰爭的受害情況，變成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牢牢記住，還要繼續所有的行動。結果很重要，但過程更重要。在這個運動中，獲得了多少日本友人的協助，培養了多少中國的接班人，大家的意識有什麼程度的上升，這些都是觀察活動成果的重要指標。要是中日兩國間能夠真正解決歷史問題的話，那是在強固中日友好關係的基礎上，迄今為止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貢獻吧。

時代周報：您怎么回顧自己已經走過的這輩子？對自己的行動如何評價？

林伯耀先生：總是感到自身的努力不夠，同時也感覺到中國和日本兩國社會的人民之間有著很大的隔閡。恢復邦交，已經近30年了，可是人和人心靈之間的恢復還需要很長很長的路程，也可以說是這些歷史問題將近一世紀時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造成的後遺症。我想用一朝一夕的努力是無法填補那個隔閡的，必須從互相確認那隔閡是否存在開始吧，我也只有為此而繼續努力。工作很重路遙遠。所以我不能妄自對自己的行動作出什麼評價。

日本右翼團體給林伯耀的“恐嚇信”。

連結：“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無論從規模還是從內容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侵略中最非人道的，最殘酷的行為，這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污點，將這個歷史事實正確告訴世界，讓世界人民共同牢記這個教訓，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使命，因此我們有以下幾點建議：

1.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應該時常翻開過去的歷史，從而做到溫故知新。過去不是靜止的過去，要經常以現今去看過去。這個現今是變幻多端的。中國的歷史學家已不再停留於“鐵證如山”這一句話上，為了維護歷史事實，面對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的任何挑戰，必須持有隨時對應的心理準備。因此，加強對國內外文獻資料的更深層次的探索和珍貴的倖存者、目擊者進行調查取證，紀錄是非常重要的，儘管在過去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但遠遠是不夠的。

2、在中國，專門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可以說寥寥無幾。為了進一步弄清真相，教育下一代，應有意培養年青的研究者。

3、為了讓世界人民都記住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與教訓，不僅要讓中國人理解還要儘量改變模式和方法，使世界人民都能夠理解。此外，為了讓海外了解這段歷史，有必要積極地在外國舉辦展出，出版刊物、舉行學術研討、進行電影製作等內容的活動。

4、不光是停留在研究南京大屠殺過去的歷史問題上，還應作為現代社會課題加以研究。可以說，遺留的問題很多，為了幫助至今在精神上、肉體上遭受痛苦的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和遺族，使他們擺脫社會的後遺症，不僅歷史學者要行動起來，一些心理學者、精神科醫生、社會學者、行政及志願者都應積極參與。

在歐洲，在納粹人種族歧視的大屠殺下倖存下來的猶太人為了自己下一代，從未間斷對他們的集體精神治療。有心理學家指出：特別是一些進入暮年，失去意識的老人，深深的精神創傷再度重顯，在極度憤怒與恐懼中結束了苦難的人生。在日本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60周年全國聯合國上，專門設立了“南京大屠殺PTSD(精神創傷後壓仰障礙)醫療基金，並與包括臨床精神科醫生在內的上海的中日醫生一道對受害女性進行心理關愛。儘管這樣，還需要更廣泛的中日人民的支持及來自中國社會的理解和支援。能否正確對待歷史是中日友好的根本所在。祖國政府一貫反對日本否定日本歷史教科書，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反動傾向，反對日本首相對參拜靖國神社，為了維護我們民族與國家的尊嚴，海內外的中國人毫不含糊堅決支持。

我們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應將南京大屠殺作為全人類的歷史教訓，並為此去努力。反對任何形式的侵略戰爭，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記住這樣這位讓人尊敬的愛國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