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

杜導正,山西定襄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繁峙縣、雁北專區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中共應縣縣委民運部部長,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第二十兵團分社副社長。建國後,歷任新華社河北分社、廣東分社社長,《羊城晚報》總編輯,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是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導正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山西省定襄縣
  • 出生日期:1923年
人物簡歷,主要經歷,童年時代,學生時代,參加革命,黨校學習,記者生涯,馬列學院學習,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受到批判,平反,重返工作崗位,主要著作,

人物簡歷

杜導正(1923-),山西省?>定襄縣人。1937年10月參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繁峙縣、雁北專區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中共應縣縣委民運部部長,1946年初歷任《晉察冀日報》記者、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第六十七軍新華支社副社長、第二十兵團新華分社副社長。建國後,歷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廣東分社社長、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總編輯。1959年10月—1962年2月,因曾向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繆海寫信反映廣東農村缺糧的真實情況,被劃為“右派”。“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是第七屆全人大代表。現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著有《是與非——對我漫長記者生涯的反思》,主編《初探日本》、《張學良》等書。
杜導正杜導正

主要經歷

童年時代

杜導正出生在山西省定襄縣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杜希賢是個農村國小教師,母親是造紙作坊的一個普通工人。他原名杜毓芷,杜導正這個名字是1938年參加革命之後自己改的,“導正”是取指導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現在。杜導正小時候家境非常貧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他就勤奮學習,通過優異的學習成績討回做人的尊嚴。
杜導正杜導正

學生時代

1934年,他考入定襄高級國小讀書,當時日寇進犯河北熱河省、冀東21縣和察哈爾省相繼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11月,杜導正就參加了犧盟會組織。1937年,杜導正14歲時考入了定襄縣立初級中學。就在這一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停課,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回到了家鄉蔣村。

參加革命

當時村里正駐紮著剛從紅軍改編的八路軍,八路軍發動民眾抗日救亡,掀起了參軍熱浪,他就毅然報名參加了“蔣村脫離生產武裝抗日自衛隊”。之後,薄一波同志領導下的抗日戰爭動員委員會成立,吸收他參加,他成了定襄縣第二區動委會的工作員。就在這一年,115師教導隊的鄧森同志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只有14歲,是個剛懂事的娃娃黨員。入黨後,他被組織上分配到繁峙縣任縣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之後,在雁北地區工作了將近7年。
杜導正杜導正

黨校學習

1944年9月,他到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學習,在那裡讀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並逐字逐句學習了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比較系統地接受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觀點。這些革命理論的學習,不僅拓寬了他的知識領域,就是在對人生的選擇,對世事的看法上也產生了一些飛躍。同時,也更加強了他對黨所領導的事業的自信心。

記者生涯

抗戰勝利後,杜導正從黨校畢業,到中共北平市委報到。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同志找他談話,決定讓他去當記者。但是杜老自認文化功底較差,感覺難以勝任,覺得自己搞黨務和農民工作還比較合適一些。但小舟同志堅持認為他可以寫東西、當記者。於是他被分配到新華社北平平郊支社,任採訪科長。從此,他開始了記者生涯。在抗戰時期的1941年,《晉察冀日報》社的一位特派記者雷行到繁峙縣採訪時,就曾鼓勵他寫稿。1942年,和杜老共事的繁峙縣婦女抗日救國會宣傳部長趙明升英勇就義,他含著淚寫成了1500字的通訊,發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機關報上,很多讀者受到感動。讀者的青睞使他感受到了新聞的力量,也激發了他的寫作激情。在解放戰爭中,他又擔任了《晉察冀日報》的記者、編輯、隨軍記者,在戰地採訪中寫下了不少戰地通訊,有些人物報導在晉察冀一帶產生了一定影響。

馬列學院學習

建國後,杜導正告別了部隊後,就到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工作,稍後到新華社河北分社擔任社長。1954年9月,他帶職到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在馬列學院整整兩周年,他受到馬列主義理論和部分文化課的較全面的訓練,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有了提高,認識到:在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後,除了認真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外,國內的任務主要是提高生產力,使國家儘快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杜老曾說,在他的一生中,在馬列學院這段時間中,讀書最為系統、全面,新聞理論、新聞技巧,全學了,兩年後畢業時,意氣風發,自己本來有一些實際工作的經驗,這次又掌握了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又有剛剛結束的“八大”精神,只要兢兢業業拚命乾,後半生是可以為黨和國家幹些事情的。可從這以後,反倒逐漸開始了他在政治上受挫折,跟著瞎胡鬧又跟著挨棍子的時期。

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

1956年9月,經過兩年的學習,他從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被分配到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這時,黨內“左”的錯誤慢慢膨脹開來,以後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1959年反右傾,一個政治運動挨著一個政治運動,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大的考驗到來了。作為新華社的一個記者,一個組織者,是不可能離開或迴避黨的這一歷程的。他在對待黨的這個趨勢,核心問題就是不敢實事求是,不能實事求是,不敢尊重人民民眾的利益和願望。1956年搞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廣東農民有意見,個別地方鬧事出現了問題。他寫過這方面的內參稿,但不多,這時他下鄉已不那么深入,而且頭腦中帶著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57年反右派,他開始是猶豫的,後來動員大會一開,中央一講話,他就跟著幹了。廣東分社40多個人,劃了4個右派,全是最優秀的記者。反右派運動中,廣東有個民主人士,老同盟會員羅翼群。1957年夏,他去粵東,到處講話,罵共產黨,說中國農民到了餓死的邊緣。他在前面走,杜導正帶著個記者後面跟著,他一講話,杜老就寫文章批判他,發在《南方日報》上,連篇累牘,有三四個整版。1958年搞三面紅旗,杜老寫的新聞報導很多,有一篇歌頌公社食堂的《三餐乾飯不要錢》,新華社發通稿,全國各主要報紙全都登載了,《人民日報》發在第一版上。
1959年年初,由於“大躍進”,廣東到處叫沒糧吃、犯水腫病,省委還是沒有充分警惕。直到發現100多萬人的廣州市只有7天的口糧了,才真的著急了。陶鑄同志下緊急命令,動用戰備糧。有人懷疑,農民是不是把糧食藏起來了?東莞等縣就搞了個反瞞產運動。杜老到東莞縣去看,介紹的人說哪個草垛下哪個草垛下搜出多少糧食,說得煞有介事。也確實搜出一點糧食來,後來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裡供領導人看的。縣委書記林若也是上當受騙。省委在東莞縣召開反瞞產經驗交流會,杜老又發了文章,說反瞞產如何成功。3月底4月初,《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和記者聶眉初來到廣州,要到湛江、海南島去看一看,杜導正作陪。到了海南,許多村裡的農民有浮腫病,商店裡的貨架子空空的。這次到海南島,他親眼看到了農民缺糧的嚴重情況,內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動。從海南回來,經過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他給新華總社副社長繆海寫信,報告農村缺糧的真實情況-《記者的調查研究》長文,先在《新聞業務》刊上發表,後被多家書刊轉載。

受到批判

1959年8月,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廣東省委根據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不久,《新聞動態》刊物上又點了9名新華社分社社長的名,有杜導正和尤淇紀希晨陳勇進馮森齡林麟程光遠孫全、吳振全。前後共批了杜導正16場,起初批判會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規模,全是省新聞界處長以上的幹部參加,後來擴大到60人,最後一場在廣州體育館,6800人大會批判。主要批他三條:一、懷疑1958年的三面紅旗;二、把大好形勢看成大壞形勢,自以為是,其實根本脫離實際;三、狹隘的農民觀點,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憫人。1960年5月,中共廣東省委對他正式做出書面處分決定:“茲定杜導正同志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工作”。這個決定,是經陶鑄同志定的。1960年4月底,杜導正帶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學,籌辦新聞專業。幾個月後,他又被下放到新會縣農村,勞動了六個月,新會縣縣委書記黨向民說:“這是個記者,應該讓他寫東西”。他把杜導正調到縣裡寫《人民公社史》。

平反

1961年夏天,陸定一同志挺身而出,為新華社七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分社社長講話,說是“七司馬事件”,搞錯了。同年7月,杜導正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學開課執教,但結論仍留有尾巴:“杜導正同志仍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省委副秘書長陳越平、文教部長梁嘉代表省委找他談話,說:“陶鑄同志讓我們轉告你,說杜導正同志當時對農村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比我們正確”。2月底,杜導正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職務。經過了“反右傾”的挫折,杜導正似乎膽子小了,實際上是獨立思考增多了。面對中國農村那么困難的形勢,他贊成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同志的主張,很同意採用靈活的方法,如借地給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單幹等。
1978年11月,參加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周鴻書,在拿回的會議報導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的話。杜導正當時任國內部主任,看到這個報導稿後,覺得對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這段話淹沒在三四千字的大報導里,不突出,應該突出報導,這樣就可以衝破“兩個凡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所設定的禁區,商量後,向穆青同志匯報,他表示贊成。於是寫了一篇電訊,全國都以大字標題刊登了這條訊息。在當時中央對這件事情還沒有公開明確的說法,新華社這樣做,在輿論上推動了“天安門事件”的徹底平反。

重返工作崗位

杜導正是1977年夏從廣州調回新華總社,五年後,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報》工作。當時,黨中央在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領導下,整個黨的求實求真風氣越來越濃厚。中央十分重視報社與記者如實反映真實情況。那五年《光明日報》歌頌優秀知識分子如孫冶方蔣築英張華、華山搶險英雄群體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實準確,歌頌有度,讀者是信服的,已經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對黨政領導中有關政策執行中的偏差、漏洞、錯誤的揭發與批評報導,《光明日報》也做了有聲有色的積極報導、連續報導。山西太原“關係香菸”的報導,就是這樣。《光明日報》那五年,杜導正鼓勵記者采寫了大量只供領導機關參考,不公開發表的內部材料、內部信件。他鼓勵記者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將看到聽到的真實情況,大膽發到報社,在報刊內部刊物上發表。有些文章,報社作為手抄件,報告了中央和有關部門。在主編《華北人民》時,杜導正創造和發展了“問答”這種宣傳形式,針對性強,簡短活潑,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普及各種科技文化常識,如《互助合作政策問答》、《婚姻法問答》,他還注意到圖片在傳播中的重要作用。主編《華北人民》時,就在刊物上組織發表了大量連環畫,宣傳英雄人物,揭發壞人壞事。在杜導正主持期間,該雜誌發行量由8萬份上升到42萬份,發行量的擴大,雖然有解放區逐漸擴大方面的因素在內,但當時人們都認為,那種生動活潑的辦刊方針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杜導正還發展了調查研究這一報導形式的新聞理論,要隨時隨地注意,不僅有一般的調查研究,還要有典型的調查研究,既要強調調查研究的深入性,又要觀察全面,防止個案研究的片面性。

主要著作

《是與非》收錄了杜導正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間發表的新聞作品44篇,新聞業務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數萬言的自傳。44篇新聞作品中,有16篇加了編前編後語,坦誠地剖析我自己的失敗與教訓。作為《炎黃春秋》的社長、創始人,杜導正始終把“實事求是”作為辦刊治刊的第一準則,雜誌一直堅持以紀實體裁為主,夾敘夾議,以敘為主,它客觀公正地記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即一百年來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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