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策，又名李策良、李智卿，小名直直，1915年冬出生在貴州省貴陽市一個普通的城市平民家庭。還在少年時代就讀於貴陽達德學校男小部的時候，李策就顯露了過人的天資，老師常常把他的作文當做範本貼在教室里供同學們學習。那時正是軍閥混戰的年代，又是兵慌馬亂又是苛捐雜稅，簡直是民不聊生。達德學校素有反帝反封建愛國民主的優良傳統，李策從小就受到進步思想的陶冶。當時，省長周西成查封了達德學校，貼在大門上的告示說：王若飛、劉方岳把達德學校拿去加入了法國的共產黨，因此勒令中學解散，國小接收，教師解僱。接下去的兩天，黑神廟(男小校址)的大鐵香爐里火焰沖天，連作業本和試卷都通通燒掉了。這件事引起了全校師生極大的憤慨，也給少年李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為的什麼?王若飛是很有名望的學長，他的舅父黃齊生是學校的創始人之一，劉方岳是很好很好的老師，他們都是共產黨嗎?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李策(1915-1941) 貴州貴陽人，又名策良。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中共貴州省工委機關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組建貴州省學生救國聯合會，並任中共貴州省工委委員。1938年被國民黨頑固派逮捕。後在貴陽被秘密殺害。
人物生平
1930年，李策從省立二小升入貴陽高級中學國中部讀書。這期間，為了實現報效祖國、報效民族的思想，他一邊勤奮攻讀，一邊求拜武術名師刻苦習藝。“正是少年發奮時，三更打火五更雞”，15歲的李策每天把自己的功課排得滿滿的，無論讀書、習武，他都是全神貫注，一絲不苟。由於他品學兼優，體魄強健，待人熱誠而又謙虛，為老師所喜愛，更為同學們所傾慕。
儘管貴州軍閥想方設法禁錮革命思想的傳播，妄圖維持其封建統治，但全國革命的風雲仍然衝破重重阻力傳入貴州。30年代初，新友、新亞、協同等進步書店相繼在貴陽開設了，李策和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一樣，經常出入書店。因無錢購書，他常常蹲在書店如饑似渴地閱讀，從中汲取知識，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廣大人民的義憤，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組織下，掀起了抗日反蔣的怒潮。它衝破萬山屏隔，喚醒了還在軍閥統治下的貴州人民，激發了貴州學生的愛國熱忱。在貴陽，由秦天真等一批愛國青年在學生中發起組織“全省學生救國團”，上街遊行示威、搜查日貨、焚燒日貨、懲辦奸商、講演、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廣泛宣傳抗日，揭露蔣介石的賣國投降陰謀，在山城貴陽響亮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政府”的口號。當時年僅16歲的李策積極參加了“全省學生救國團”的活動，並走在運動的前列。1933年，李策升入高中，即被推舉參加“全省學生救國團”的領導工作。這時李策在南明高中讀書，每逢救國團開大會，李策總坐在主席台旁邊一張小桌子前，拿起鋼筆飛快地記錄。李擬口號、發宣言，工作幹得很出色，並且表現出較強的組織能力。
同年冬天，在外省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林青和繆正元從上海回到貴州，著手在貴州建立組織。林青、繆正元發展秦天真入黨，成立中共畢節支部。1934年冬天，經秦天真介紹，經受過實際鬥爭的嚴竣鍛鍊和考驗的李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那天，李策莊嚴宣誓：要把自己一生交給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李策入黨之後，便同孟昭仁等組成了貴陽高中地下黨支部，卓有成效地領導學校黨的工作。
1935年，中央紅軍長徵到貴州。蔣介石一箭雙鵰，借“追剿”之機，兼併了貴州軍閥王家烈，掌握了貴州軍政大權。為了實現所謂貴州“中央化”，又建立了特務機關“中統”，把大叛徒陳惕廬從江蘇調到貴州充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設計委員”、“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肅反專員”。陳惕廬親自出馬，四處狂吠“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還無恥地宣稱他“正是看到這一點才脫離共產黨，投奔蔣介石的”。陳惕廬上任後，通過威逼、欺騙、收買一部分青年，拼湊了“青年陣地社”，布置社員偵察、監視進步師生言行，並且強行改組各校學生自治會和全省學生救國團。由於陳惕廬叛變之前曾在中共黨內擔任過較高職務，比較了解地下黨組織的活動規律，致使當時黨組織的活動及其領導下的抗日反蔣運動面臨著巨大的威脅。因此貴陽的地下黨省工委成員反覆研究，決定遴選對黨忠誠、精明強幹、身體健壯的同志，採取必要措施除掉大叛徒陳惕廬，李策正是恰當的人選。當這一決定向他傳達後，他毅然接受任務，並提出要利用一個曾經和他同學的“青年陣地社”骨幹丁慰慈的關係深入特務機關，接近陳惕廬，熟悉情況，摸清叛徒行動規律，伺機擊斃陳惕廬。
省工委批准了李策的計畫，並交給他一支由黃大陸同志找來的手槍。可是，就在這一行動計畫可望實現時，敵人卻先下手了
陳惕廬剛到貴州，就收到國民黨特工總部的一份情報，說貴陽男師學生何冠群、陳克勤等參加中共組織活動。1935年5月，特務程劍聲在貴陽檢查郵政電訊中截獲林青以“茅戈”為化名從遵義寄到貴陽的信件。與此同時，陳惕廬利用曾參加星光讀書會活動的陳明仙害怕失業的弱點，施加壓力，迫使陳明仙供出領導人系嚴金秋，並從陳明仙的日記上查到：某天上午到嚴金秋家，看見一位男青年在洗臉，嚴介紹說是剛從上海回來的劉茂隆(劉雪葦)先生。另外，在中共組織的五四、五卅紀念活動中，陳惕廬布置他手下的爪牙四出蒐集情報，打探哪條街是哪個學校的宣傳隊，是哪個領頭、哪個講話、講什麼內容等待，寫成書面報告。根據這些報告，陳惕廬判定是共產黨組織統一部署的一次活動。
五四、五卅紀念活動後不久，偽裝成進步學生的王桂培利用同鄉關係與地下黨員蕭文琨接近，發現他的領導人就是劉茂隆，住在萬寶街(今公園西路)開縫紉鋪的李中量家。
1935年7月19日上午11時左右，國民黨特務室行動股長李少白帶領一夥匪徒直撲萬寶街李中量家，當場逮捕省工委成員劉茂隆和同住的三位同志，然後迫使李中量的父親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在鋪面上縫衣服，蹲點埋伏守捕。
同一個時間，另一夥匪徒衝到男師抓人撲了個空。當男師的幾位同志趕來萬寶街報信時，不幸誤入圈套，被特務抓住。
當時，李策因為事前同劉茂隆相約在萬寶街會面，李不知道這裡出了事情，也來到出事地點。他剛一走近李家，荷槍實彈的特務就逼了上來。李策心裡大驚，但他馬上沉住氣，反而呵斥道：“幹啥?幹啥?陳先生(陳惕廬)派我來這裡找丁慰慈，不認識是不是?”一邊說，一邊亮出了自己的手槍。特務拿不定主意，趕緊請示李少白。李少白確實曾在陳惕廬那裡見到過李策，所以認為李策是他們自己的人，便把李策放了。
李策擺脫險境後，從容不迫地走到法院街口，判明沒有尾巴之後，急速趕到忠烈街8號省工委駐地，向秦天真同志作了詳細報告。由於事前約定當天晚上省工委要在劉茂隆處開會，因此情況十分危急。秦天真迅速地給李策交待了任務，便趕往高家花園找工委其他同志研究對策。李策先趕到大井坎布置支軸和夏之楣兩個女同志到萬寶街兩端執行警戒，然後火速到大公巷吳家派人四出尋找工委書記林青，並通知其他同志，以防事態進一步擴大。
在萬寶街執行警戒的兩個女同志到黃昏時分自動撤崗。這一天，林青同志有工作在城外，天黑才返回。他沒有接到通知，徑直前往李中量家，不幸落入虎口。
之後，恐敵人察覺李策，秦天真即赴李策家，取走了用以懲治叛徒的手槍，要李策立即下鄉隱蔽，李策維護黨組織安全的機警行動，保護了許多同志免遭毒手，受到黨和同志們的高度讚揚。
“七一九”事件中，貴州的中共地下黨遭受較大的破壞，8月間省工委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暫時不發展黨員，實行隱蔽、轉移、分散活動。會後，省工委成員按照分工先後離開貴陽到邊遠農村、黔軍部隊、綠林武裝中開展工作，秦天真也因暴露，化名為余漢生轉移至黔桂邊的六寨。貴陽地區黨的工作就由李策負責。
從1935年冬天到1936年春，李策隱蔽在貴陽近郊鄉下，他常常夜晚出門活動，往來於隱蔽地點與貴陽之間，了解情況，連絡革命同志和青年學生，大家曾戲稱他為“夜行人”。李策把“七一九”事件中沒有暴露的黨員和進步民眾以讀書會的形式組織起來，編成幾個小組過組織生活，讀進步書刊，談時事、交流讀書心得、寫作讀書筆記。這些同志每個人又各有一根線，一層一層往下串連，形成“滾雪球”式的發展，把廣大進步民眾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為革命培育了後備力量。
也就在這些日子裡，李策未來的妻子悄然出現在他身邊。
在李策直接領導的幾個讀書會當中，有一個小組由丁毅和另一位女同志組成。丁毅從小就認識李策，隨著年齡漸長，她越來越欽佩這個聰明能幹、機智勇敢的小伙子。自從丁毅參加讀書會的活動之後，這一對年輕人的接觸越來越多，漸漸產生了愛情。
1936年仲夏，李策悄悄搬進城，住在府牌坊家裡，仍是白天不上街，晚上積極活動。他經常參加各個小組的會，給大家講述革命道理，講他自己的讀書的心得體會。這個時候他的擔子比過去更重了，除了領導幾個小組，還要到南廠兵工廠進行工作。
西安事變後，時局急劇變化，李策受組織指派，於1936年12月31日前往廣西六寨找秦天真匯報工作。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訣。因為李策是秘密出發，只有丁毅一個人悄悄去送他。從他上車那一刻起，她的心每一秒鐘都提到嗓子眼上，直到得知李策平安到達才放下心來。
後來，丁毅在她的回憶中寫道：
直直去後一個多月，托人捎來一封信，我匆忙打開，信不長，但附有兩顆紅豆，並錄了那首名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勸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雖然鴻箋一頁，卻勝過千言萬語。我第一次看見這種紅豆，形如心，全身紅透，邊廓又有一道隱約的線條勾成的心形，所以叫心心相印，怪不得古人以此寄相思!帶來的兩顆紅豆一樣大小，幾乎可以重合，對我們來說，象徵著兩顆忠於黨的赤心。風風雨雨共征程，我理解他寄這兩顆紅豆的更深含義。當天晚上寫了回信，附上一張我的照片，後面寫著：My sweet heart give all spisit to you!(給我全部的精神，給你甜密的心)。後來我聽說天真同志在廣西看了，對直直說：這已是不平凡的贈送了，批准你們的愛，但願我能看到你們結婚。
1937年春，李策回到貴陽，帶來中共中央的檔案、指示，貴陽的同志們才知將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李策更緊張地投入新的戰鬥，準備迎接新的任務。
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貴州地下黨遵照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做了大量工作：指派許多地下黨和進步青年參加築光音樂研究後，使之成為大唱救亡歌曲的革命組織；通過沙駝業餘話劇社演出許多內容進步的話劇；積極推動組織文藝界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教師抗日救國會。進行新的鬥爭。
1937年6月，全國學聯從北平派來代表楊蘊清幫助貴州組建學聯。李策和他商討後，召集在築的地下黨員和部分進步學生在高家花園開會，聽取楊蘊清介紹全國學聯的鬥爭和發展。會議由李策主持，楊蘊清的講話很有鼓動性，大大地鼓舞了到會者的士氣。在李策等同志的積極組織下，貴州省學聯於1937年7月2日秘密成立，具體工作由李策負責。兩年來各校參加秘密讀書會的同學們大部分轉入學聯，成為骨幹，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社會各界抗日救亡運動在全省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37年9月，中央派黃大陸由延安回到貴陽，與李策共同負責貴州地下黨的工作。這年冬天，為了工作的需要，李策和丁毅結了婚。他們在僻靜的會文巷找了三間房子，他們夫婦住在樓下，黃大陸同志住樓上，對外就說黃大陸是丁毅的舅舅。把省工委也設在這裡。
在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形勢下，全省各地黨組織迅速恢復、發展、壯大，抗日救國民眾運動廣泛、深入發展。遍地燃燒的抗日烽火使頑固堅持反共的貴州國民黨反動當局驚恐萬分，再一次向人民舉起了屠刀。1938年2月19日，敵人在貴陽製造了全省震驚的“二一九”事件。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學校放寒假，國民黨省黨部為了控制貴陽學生的抗日運動，下令成立貴陽中學生寒假工作團。貴陽各中學的學生激於愛國熱情，在貴州全省學聯的發動下，積極參加由國民黨省黨部成立的“中學生寒假工作團”下鄉開展愛國抗日宣傳。當各校學生集中在省黨部大禮堂分別選舉各校學生分團長時，敵人萬萬想不到進步勢力會大獲全勝，各校分團長絕大部分由地下黨員和學聯同學擔任。國民黨弄巧成拙，中共黨組織卻正好利用這合法公開組織開展各種活動。那一個假期，學生們下鄉宣傳、街頭講演、散發傳單、表演話劇、舉行歌詠會……抗敵的呼聲在山城的天空震響。整個貴陽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高潮。結束下鄉宣傳後，全省學聯準備在貴陽市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演出活動。
國民黨頑固派當局害怕這聲勢浩大的革命烈火越燒越旺，遂暗中策劃了一場陰謀。1938年2月19日，在寒假工作團話劇公演揭幕的前夕，國民黨偽裝的醜惡面目全部暴露出來了。正當大家緊張地排練時，國民黨的特務學生和青訓隊(一說為模範隊)已經在山城貴陽橫衝直闖，四處呼喊抓人。
那一天，國民黨頑固派在民眾教育館、省黨部會場等幾個地方同時施以暴行，他們拉拉扯扯，大打出手。特務們開始還摸出名單朝著學生喊名字，把喊到的抓到一邊，後來乾脆不喊了，說：把所有在場在學生全部抓走。
這些特務把學生們排成三四人一列的隊伍，用槍押著，押送到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很多同學被打得滿臉青腫，頭破血流，有的衣裳被撕爛了，有的鞋子弄丟了，有的頭髮扯掉了……後來大多數同學被釋放了，留下了五個男生一個女生，他們都是學聯的骨幹。國民黨反動派把學生抓了，還編造謊言向貴州人民進行欺騙，說他們抓了一群“漢奸”、一批毛澤東、托派的“混合體”。
這天夜晚，李策在高家花園召開學聯骨幹緊急會，準備組織學生在2月20日到省教育廳請願，示威遊行，要求釋放被捕的愛國同學。在會上李策告訴大家：回去串連同學時先交待好，四人一排臂挽著臂，如果發生情況，就學上海愛國人士發起的“抗日救亡集體入獄運動”，只要有一個人被捕，我們就大家要求進監牢，以示抗議!黨內同時還發出“堅定沉著、勇敢地對待”二一九事件的通知。
由於群情激憤，組織妥當，2月20日的請願和示威遊行是很成功的。這次重大的行動向山城廣大人民宣傳了抗日救亡的真理，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
黃大陸和李策從當時的氣氛預感到敵人還會有更大的報復，還會下毒手，要丁毅把重要檔案都收拾出來，該燒的當夜焚毀，該留的放到一口小箱子中，由李策拿到他家堂屋頂的天花板上藏了起來。
1938年2月21日夜，黃大陸、李策，在貴陽先後被捕。敵人將他們先關進警察局，後移到綏靖公署，並仍然在報上造謠污衊，說他們是所謂“漢奸、托派”，“乃王公度之餘孽，為朱、毛諸先生所不齒”等等，還發動一些御用團體表演“要求立即槍斃”的醜劇。
1938年2月上旬，中央決定貴州省工委由鄧止戈、秦天真、黃大陸、李策組成。黃大陸、李策等同志被捕三天后，鄧止戈和秦天真同志從延安來到貴陽，立即著手公開營救獄中同志的工作：第一個步驟，發動人出來證明大陸、李策等同志不是托派漢奸；第二個步驟用丁毅的名字拍明碼電報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給周恩來副主席；第三個步驟，國民黨里如果有進步的上層人物來貴陽，就遞申訴書。
這些營救工作在省工委的組織下積極的開展起來。發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和延安的電報很快得到反映，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參謀長都電告綏請公署，證明“黃大陸和李策系中共黨員，決非托派、漢奸，請立即釋放”。1939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來到貴州，省工委布置丁毅出面，請求馮玉祥解決這個問題。馮玉祥把申訴書帶到了重慶，把事情捅到了蔣介石那裡。但李策等同志依然未能獲釋。
在獄中，敵人無論是嚴刑拷打還是物質引誘，都沒有使李策屈服，他視死如歸，始終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在一封從獄中帶出的信中，他寫道：
“我獻身革命以來，對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我雖無一技之長，但也盡了歷史的責任，死也無恨矣!所以，雖然我們處在敵人屠刀之下，仍然能心安理得。……”
他抓緊時間學習，在獄中讀了許多馬列著作，還作了筆記，準備繼續為黨做出更多貢獻。有一次，丁毅抱著孩子去探望他，孩子已有半歲，但李策還從未見過。李策抱起孩子親了又親，他激動地說：“這是作爸爸的第一次也許是最後一次抱自己的孩子……”，“孩子的未來是我們的明天，是光輝燦爛的。我們的革命就是為著孩子的未來”。
1941年1月，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後的1月19日夜間，看守所的特務點名提審李策六人。面對滿臉殺氣的敵人，李策從口袋裡掏出一隻鋼筆和兩顆紅豆，交給同牢房的李悅同志，然後從容走出牢門，沿途高呼著口號……
在防空洞裡，敵人先把業已癱瘓的黃大陸用刺刀一刀一刀的戳死，然後把李策提出來，說：“如果你能悔過，馬上放你。”李策怒斥敵人：“共產黨人光明磊落，沒有什麼可悔。要殺就殺!”
李策遇難的不幸訊息傳到延安，中央有關部門將他列入抗日戰爭時期烈士名錄，以資悼念。李策的戰友和親屬得悉噩耗，在極度悲痛中表示，要踏著烈士的血跡，繼承烈士的遺志，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更加頑強的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