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曾伯紀功銘位於襄陽市襄城區檀溪街道城西龜山東麓。摩崖呈方形，高4.7米，寬4.4米，面積約20平方米,刻寫於南宋寶佑二年（1254年）正月一日。
銘文共79字，字徑0.3米，碑文寬正，陰刻楷書，整篇作品頗為厚實，字型方正寬博，遒勁有力，刻工技藝高超，字字清晰，保持了書體的原有神韻。四邊以陰刻圖案裝飾，體現了摩崖的端莊肅穆。其上橫額雙鉤體“襄樊銘”3字與銘文字型不同，疑為後人所加。
李曾伯紀功銘至今仍保持昔日風貌，保存完好，堪稱楷書中的珍品，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是研究宋史、襄陽軍事史的珍貴資料。
李曾伯紀功銘”銘文為陰刻楷書，字徑盈尺，方整端正，筆力剛健，渾厚莊重。刻文11行，行字不等，錯落有致。全文總計79字，其中序七行55字，辭四行24字。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襄樊文物與古蹟》及1995年出版、葉植主編的《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記載了這段文字的內容：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曾伯紀功銘
- 字型：陰刻楷書
- 字數：79字
- 相關記載：《襄樊文物與古蹟》
銘文,釋文,附文,
銘文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
檢索典籍，正史無載，明代以前的地方志如天順年間《襄陽郡志》也未見記載。清季以來的學者們對紀功銘特別是正文24字的記載卻是各不相同，連名稱也是五花八門。從筆者手頭資料的記載中便窺一斑：
清雍正年間邁柱等修《湖廣通志》卷115之《襄樊銘》：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國。序文首字“大”字闕。
清乾隆版《襄陽府志》卷32藝文之“峴山摩崖碑銘”：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五(闕一字)。另外序文首字“大”字亦闕。
清代乾隆年間陳詩編錄的《湖北舊聞錄》“壇廟”之“李曾伯紀功銘並序”：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國。序文首字“大”亦闕。
清光緒版《襄陽府志》卷18金石之“李曾伯摩崖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序文首字“大”字亦闕。
清末民初吳慶燾著《襄陽四略·金石略》之“李曾伯紀功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近20年來，本土學者出版的書籍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襄樊文化藝術志》之“李曾伯紀功銘”：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畿陵谷；乾能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1984年出版的《襄樊地名志》之“李曾伯紀功銘”：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畿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禮品書《襄樊風情·名勝》之“李曾伯摩崖銘(襄樊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魏平柱《臨漢文史考析》之《李曾伯峴樊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央，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而在同書《襄陽城與樊城》一文中，“幾陵谷”又作“畿陵谷”。2009年1月新出版的乾隆《襄陽府志》校點本完全承續了魏先生前文的記載。
從上文看，記載出入主要集中在“繄”(誤作“翳”)、“幾(幾)”(誤作“畿”)、“夬”(誤作“央”)、“吾國”等字。另外，網路中還有將“繄墉壑”誤作“繄塘壑”等五花八門的錯誤現象。誤字、闕字可能是因為字跡漫漶不清，也可能是轉抄中以訛傳訛的緣故。雖說記載各異，但原物尚在，石證如山。經察看摩崖，辨別字形，僅《襄樊文物與古蹟》、《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的記載最為真實準確。
筆者不厭其煩地查找羅列諸書載文，並非為了拼湊字數，而是希望此文能為以後的宣傳媒體特別是官方出版物、入口網站提供一個相對規範準確的文本。
釋文
“李曾伯紀功銘”作於寶祐二年(1254)正月初一，距今755年。《宋史》為李曾伯立傳但不錄此銘，地方典籍倒是有一些記載，但大多文字闕誤且無解讀。隨著歲月的流淌，摩崖石刻正披風瀝雨，飽受侵蝕，其文字也遠離現代生活，顯得愈加佶屈聱牙。語言的距離使現代人只能滿懷敬畏之情走近摩崖，但很難走進銘文背後那段硝煙瀰漫的歲月。除了保護實物，解讀銘文也成了當務之急。《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除了準確記載銘文內容外，還對摩崖的形制、規模、背景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同時對銘文首次作了翻譯：摩崖序言通達明了，銘文寓意深渺，其文意可釋為“雄壯啊！南北分脊的峴山，陵谷變遷你是一道壁壘，天命聖武使襄樊失而復得，你真是大宋王朝千萬年的屏障”。
魏平柱先生在其《李曾伯峴樊銘》一文引用大量史料和文學資料，對“紀功銘”的寫作背景及銘文所涉人物進行了翔實的考證，並根據李曾伯《滿江紅·得襄陽捷》“千古襄陽，天豈肯、付之荊棘。宸算定、圖回三載，一新堅壁。……待老臣、為作峴樊銘，劖諸石”判定“紀功銘”當名“峴樊銘”。魏先生對銘文雖未作詳細解釋，但也留下他的譯文：“峴樊銘”的內容大致是：雄壯啊，地分南北，以峴山為脊。襄樊城池啊，幾多桑田變化幾多陵谷交替。陰消陽息，盛衰消長，天豈肯讓它付之荊棘。千萬年啊，我大宋江山，賴有峴樊護持。
李曾伯不僅是宋代有影響的政治人物，還是著名詞人，有《可齋類稿》傳世。其詞今存200餘首，他作詞“願學稼軒翁(辛棄疾)”，喜用慷慨悲壯之調，不屑作鶯嬌燕昵之語。《四庫全書總目》說他“才氣縱橫，頗不入格，要亦戛戛異人，不屑拾慧牙後”。區區24字的紀功銘激情澎湃，氣勢恢宏。上述兩文只能算作意譯，深入推敲，或望文生義，或狗尾續貂，總有不盡人意之感。
《“李曾伯紀功銘”試解》的作者方莉是一位中學教師。這是歷史上第一篇逐字逐句全面解讀“李曾伯紀功銘”銘文的文字，稽古鉤沉，令人嘆服。尤其可喜的是，方莉從《易經》的“乾”、“夬”、“剝”、“復”四卦的卦辭入手，解決了艱澀難懂的“乾能夬，剝斯復”六字含義。以《易》釋銘，無可挑剔，方老師功莫大焉。銘文的譯文可以見仁見智，但對銘文的含義應當有一個合乎“信達雅”的標準答案。期待作者也提請文字和歷史專家們關注紀功銘，縝密甄別，及早解疑釋惑，給出令人信服的權威答案。
附文
細觀摩崖，我們不難發現，在79字的銘石上方還有弧形橫額“襄樊銘”三個大字，為雙鉤線刻，左右及下方飾以20厘米寬的框線，框內飾纏枝，框外左下角有“至正三年”題跋。按書體風格和書丹勒石模式，“襄樊銘”及框線顯系後人所加。此文暫將“襄樊銘”及“至正三年”視作銘文的附文。
據《元豐九域志》“鄧城縣”條，“(鄧城縣)有牛首、樊城、高舍三鎮”。可見，樊城在整個宋代只是與襄陽縣並存的鄧城縣轄的集鎮。銘文中“提兵復襄、樊兩城”也成為兩者並不統屬關係的佐證。《辭海》“襄樊”條云：“1949年設市，尋省。1950年復以襄陽縣襄陽樊城兩鎮合併設市，取兩鎮首字為名。“即1948年12月23日和1949年1月10日，樊城、襄陽城第二次解放後才首次組建了行政區域意義上的襄樊市。至於摩崖石刻中兩字相遇，純屬巧合，與如今的“襄樊”無乾，不能作為襄樊並稱的實物依據，頂多是所見最早巧合地將“襄”、“樊”二字合為一體的實物。從這個意義上講，李曾伯斷然不會將此摩崖命名為“襄樊銘”的，“復襄樊銘”倒是未嘗不可。
再者，綜觀銘文，李曾伯因將峴山視為大宋王朝的“鋼鐵長城”而歌之頌之。如是，峴山當為摩崖取名的首選。魏平柱先生考證的“峴樊銘”言之鑿鑿，問題是，李曾伯緣何又以峴山、樊城合稱？
更令人費解的是，雍正版《湖廣通志》已將摩崖稱為“襄樊銘”。其時樊城雖為襄陽所屬，但“襄樊”之謂無名無實。《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雲“或即為至正三年所刻”也是猜測之論。“襄樊銘”及框線紋飾刻於何時，至今也是不解之謎。
“至正三年”，即1343年，當為元人所刻。有意思的是，至正三年(1343年)，正是元惠宗下令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修撰宋遼金三史的那一年，而《宋史》也特為摩崖石刻里的兩個人物李曾伯、高達列傳。
另外，此期的幾個時間段頗耐人尋味。淳祐十一年(1251年)，復襄、樊兩城。寶祐二年(1254)正月，李曾伯書丹刻石；六月，李曾伯改四川宣撫使，十月進司重慶，襄陽職事，遂歸呂氏兄弟；1268—1273年，長達6年的襄樊之戰，以呂文煥力竭降元襄陽城破為終；3年後即1276年，元人勢如破竹，攻破南宋首都臨安(杭州)；又3年，南宋滅亡。而此時，距李曾伯書丹刻石的時間(1254)僅區區25年。25年，在歷史的長河裡彈指一揮間，但此時的襄樊地區卻是刀戈劍戟，炮聲隆隆，硝煙、血腥和殺戮是那個時期的關鍵字。“乾能夬，剝斯復”，在翻天地覆、改朝換代的那一天，人們才會真切地感受到，荊襄其實真的與國家共命運，襄陽的得失竟然關乎國之存亡。四百年後，一個叫顧祖禹的人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里寫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感謝元代統治者在殘暴的同時保留了些許的政治寬容，竟然能讓離城不遠的“反元標語”保存如此完整。或許李曾伯摩崖銘存在的更大意義，在於讓我們能更深刻地體會顧祖禹對冷兵器時代襄陽軍事意義的經典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