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生年之謎,艱辛求學,生意場上,母子情深,父子情長,家庭生活,四個女兒,
生年之謎
李幼鄰（1920—1993），李宗仁與李秀文之子，廣西桂林市兩江鎮人，其父母的婚事是按照舊時的“八字”結合的，顯然帶著濃厚的傳統農村色彩。婚後，這對夫妻聚少離多，丈夫征戰在外，在槍林彈雨中廝殺，無暇顧及家室。作為人妻的李秀文，只有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服侍公婆，操持家務，盡著傳統的孝道。
李幼鄰與妻子女兒在美國合影（1948年）
李幼鄰與妻子女兒在美國合影（1948年）1919年，李宗仁駐防廣東新會縣，並擔任縣長，在駐防新會將近1年的時間裡，李秀文陪伴左右，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時光。
作為中華民國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整個婚姻史上唯一倖存的骨肉，李幼鄰便誕生在這樣的歲月、這樣的地點、這樣的環境裡。
由李秀文口述、譚明整理的《我與李宗仁》在“生子吉慶”一章中說：“民國七年二月，我在新會，生下幼鄰，他是我與李宗仁唯一的兒子。”（《我與李宗仁》灕江出版社1986年11月第一版37頁）如果說李幼鄰是“民國七年二月”出生，加上10月懷胎這個過程，照此推算，李秀文懷孕的時間大約應為1917年春夏的事；而事實上，從我們掌握的材料中得知，1916年李宗仁尚在靖國軍李烈鈞部當排長。1917年9月10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大元帥，宣告著廣州軍政府成立，也標誌著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討段”運動的開始。
另外，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對有關史料“詳加核定”而定稿的《李宗仁回憶錄》，或許會對李幼鄰的出生年月有所幫助：“民國八年二月，本營（李宗仁時任營長）奉命開拔回粵”，“我們在天字碼頭附近的花舫上駐了五、六天，便奉命開拔往新會縣城駐防。”
艱辛求學
李幼鄰一天天長大了，轉眼到了入學的年齡；打從廣東新會出生後，李幼鄰的整個幼年除了短暫的軍旅生活和因鄉亂在上海暫避1年外，基本上是在廣西臨桂的鄉下度過。家鄉的青山綠水、田園詩畫般的生活、長輩們的百般呵護，使李幼鄰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成長。
李幼鄰母親李秀文回憶錄（封面）
李幼鄰母親李秀文回憶錄（封面）人說“少年不知愁滋味”，可在李幼鄰幼小的心靈里卻時常愁雲密布。他當然不了解現實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也不了解自己的父親和桂系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著什麼角色。他只是從父親詭秘莫測的行蹤和焦躁不安的神情中，感覺到環境的險惡和形勢的嚴峻。
1930年，對李宗仁和新桂系來說，無疑是一個悲慘的歲月。這一年冬天，又爆發了第二次蔣桂戰爭。這次，由於東北將領張學良最後通電擁蔣，反蔣派失敗了，蔣介石再次勝利；這個時期，也是新桂系的一個低迷時期。湘軍、粵軍不斷犯境，雲南的盧漢率軍圍攻南寧，廣西百色的蘇維埃政權掀起的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在這艱難的時刻，新桂系主要頭目之一的黃紹竑卻心懷去志，決意要離開，跑到蔣介石那邊去了；此種情況下，身心交瘁的李宗仁當然無力照顧李幼鄰母子倆，只好讓他們從香港回到廣州。
從1931年到1937年，李幼鄰在廣州一所由教會創辦管理的培正學校完成了中學學業。
1937年7月底，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廣州。戰事的危急，逼迫李幼鄰出國留學，10月中旬他到美國檀香山，第二年3月底去了芝加哥，打算就讀芝加哥大學。當時，嶺南大學一位教授建議他就讀威斯康星州的Beloit College，李幼鄰接受了這個建議。
雖說李幼鄰以前在廣州培正中學念了6年英語，但跨出國門才深切體會“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在英語的聽力和對話方面，語言成了他學習上的最大障礙。多少次，李幼鄰獨坐在校園的草地上，望著滿天星斗，思緒萬千，他想美麗的家鄉桂林，想戰火中的親人；多少回，他獨守在宿舍的孤燈下，夜以繼日，秉燭苦讀，把全部的心思用在學習上。
儘管校外車水馬龍、五彩繽紛，儘管校內歡聲笑語、青春涌動，可李幼鄰的全部生活除了學習，還是學習。因為他心裡非常清楚，“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裡，成績面前人人平等，來不得半點虛假，更沒有半點人情可講，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線上。
度過艱難的第一年後，李幼鄰的英語水平上來了，學習成績也提高了。不僅如此，他的體育成績特別冒尖，尤其是游泳技術，真可以稱得上出類拔萃，經常代表學校參加各種比賽，令人刮目相看。
大學一共四年，前兩年李幼鄰學的是基礎課，後兩年選修政治、經濟兩個專業。1942年李幼鄰大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向學校、向老師、也向自己交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
在威斯康星州貝萊特學院畢業後，李幼鄰又到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人事管理，歷時一年零九個月；緊接著他又去攻讀博士……
此時，李幼鄰已經結婚成家，生活的壓力使他深切體會到現實的嚴峻與做人的艱辛，他沒有心思再讀書了，告別了學術生涯。
生意場上
1945年6月，李幼鄰與太太珍妮帶著大女兒瑪茜舉家遷往紐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給美國帶來無限商機，但對剛跨出校門的李幼鄰來說，一時還無法融入那個社會。他去擇業，人家看不上他；他想做生意，又不知從何下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與幾位朋友合計，漫漫長路總有盡頭，世界大戰終究要結束，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抓緊時間、抓緊機會創辦實業，說不準還有出頭之日。
說乾就乾，幾位年輕人經過討論後，決定每人先出資4000美元，生產電容器。1946年初，李幼鄰和他的幾位朋友來到當時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從新建廠房、安裝設備、招工培訓到產品投產，幾位年輕人整整折騰了兩年時間，他們的電容器終於生產出來了。
然而，一個嚴峻的問題橫亘在這些熱情有餘、經驗不足的年輕人面前：產品無法進入市場……他們一下子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蔫了，面對堆積如山的產品和流水似的開支，他們憂心如焚，恨不得一股腦兒把自己生產的電容器倒進維多利亞港里。
為了求生存，為了找出路，經過不斷的求證和反覆的思索，直到1950年，他們不得不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低了頭：將產品以最低廉的價格賣給美國一家小公司，爾後這家小公司用他們自己的名義，再把產品轉賣給別的公司。
就這樣，李幼鄰等人眼睜睜看著別人把產品的主要利潤賺走了，自己的辛苦所得只是微乎其微的蠅頭小利。李幼鄰與幾位朋友在香港創辦的實業，就這樣不死不活地過了幾年。
1958年的鐘聲敲響了。也許是命運的垂青，它給李幼鄰處於低谷的人生注入了一股活力，帶來了一種好運，書寫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
這是一個突發的事件，使李幼鄰接替了不幸早逝的朋友，從而成為紐約華爾街上的老闆。是天意也罷，是必然也罷，從1960年到1972年整整12年間，是李幼鄰經商生涯中最為得意的時期。由於經濟狀況的好轉，李幼鄰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每到周五他就駕著車帶上家人外出旅遊，住一兩天旅館，或游泳、或登山、或滑雪，生活十分愜意；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在商品社會里、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原則體現得尤為明顯。
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日貨的迅速崛起，李幼鄰在華爾街經營的公司面臨生死攸關的挑戰。他們的產品在市場競爭中愈來愈缺乏活力，愈來愈被擺在商場的旮旯角，而來自日本的質優價廉的無數商品，很快就席捲美國的整個市場。
從1975年開始，李幼鄰經營的公司出現了虧本。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死撐硬撐地堅持了10年。1985年，李幼鄰已年逾花甲，沒有功成名就的自豪感，他再也沒有心思、沒有能力鏖戰商海，在華爾街經營了27年的公司，終於無可奈何地關門——這就是李幼鄰全部的生意經和工作經歷。
母子情深
於是乎，李幼鄰的母親李秀文只能在漫漫的人生中，打發著“寂寂復寂寂”的歲月，承受著既尊榮又悽苦的命運；作為一位舊時女子，李秀文不可能邁出傳統道德的門檻，也無力去改寫自己的命運，她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著既成的嚴酷事實。
1990年，在李秀文誕辰100周年祝壽活動現場，李幼鄰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噙著淚水說，我的母親已經活了100歲，可她卻是守活寡整整70年啊！
“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這一切，過早地在李幼鄰的心裡留下了創傷的烙印。他看到自己的父親每月都會派人把生活費送來，有時來看他們母子倆時也會留下錢。但此時的李幼鄰已經深刻體會到，金錢是買不到人間的溫馨與天倫之樂的。
李幼鄰深深地愛著自己的母親，因為他知道，母親的整個生命就是為了他，而他就是母親的全部寄託。
1973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努力下，這位前國民政府代總統的元配夫人，終於回到了闊別24年的故鄉——中國。
李幼鄰陪著母親經香港從廣州入境，當母子倆踏上自己的國土時，頓時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儘管當時國內還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而且“文化大革命”導致的惡果顯而易見。但兒不嫌母醜，中國畢竟是自己的祖國。
1990年5月18日，李秀文在故鄉桂林度過了100歲生日，李幼鄰與二女兒雷詩專程從美國回來給老人做壽。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廣西區黨委統戰桂林市的領導，紛紛前來向這位世紀老人表示祝賀。
這一天，李幼鄰父女倆站在老人的床前，望著一張張熱情的笑臉，望著壽堂里鮮艷奪目的壽幛、五彩繽紛的花籃以及各種各樣的壽糕、壽桃等禮品，深深感受到故土溫馨的親情。
李幼鄰父女向老人送了鮮花，還專門訂做了3個雙層大蛋糕，並且按照桂林地區傳統的習俗，準備了幾百個刻有“李秀文百歲紀念”的壽碗，送給前來祝壽的友人，以示謝意。
這一天的祝壽活動熱鬧非凡，新華社、廣西以及桂林的新聞媒體都作了報導，一些海外華文報紙也刊登了這位前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百歲壽誕的訊息。
1992年6月18日，李秀文平靜、安詳地走完了她人生102年的漫長旅途。
遺憾的是，作為人子的李幼鄰卻未能從大洋彼岸及時趕回桂林，送別與他相依為命的老母親；李幼鄰說，美國一家華文報紙刊登了他母親去世的訊息，一位朋友看報後立即打電話告訴了他。當時，他還不知道這件事。
李幼鄰趕緊讓大女兒打電話回香港問清楚此事。當晚，大女兒回了電話，證實了李秀文去世的訊息。
人活百歲，終有一死。儘管李幼鄰有著充分的思想準備，但聽到自己的母親真的離他而去時，他還是忍不住老淚縱橫；李幼鄰從紐約直飛香港。在香港稍作休息後，17日他便風塵僕僕地回到了桂林。
李幼鄰身體一向健康，從未發現有大的毛病，沒想到這次卻被癌細胞侵入肌體，加上車旅顛簸，哀思重重，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奔喪回到美國後，李幼鄰徹底被病魔擊倒了。
1993年3月，他的生命已處於垂危之際，但想到老母親修墓一事尚未有著落，他急得傷心落淚，此時的他，已臥病在床，無力修書了。他讓友人代筆，又一次具體交代了為母親修建墳墓的事宜，並寄來了1500美元。他在這封信的後面，留下了他今生今世的絕筆：“李幼鄰”。
李幼鄰把自己的一生與母親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孝敬自己的母親，崇敬自己的母親。他認為自己的母親具備著東方女子傳統的美德，是賢妻，是慈母，是良師。
綜觀李幼鄰70多年的一生，我們清楚地看到，在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傳統的孝道與濃濃的親情，是傳承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和道德情操，讓人感動，讓人稱頌。
父子情長
李幼鄰與父親李宗仁的關係，決不是簡單用一個詞或一句話就可以量化，或者可以詮釋清楚的。
儘管在李宗仁的整個婚姻過程中，名正言順的兒子只有李幼鄰一個；儘管李宗仁對自己的兒子傾盡了濃濃的父愛和全部的責任。但是，李幼鄰對自己的父親始終存在著一些芥蒂，存在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另類情感。 說穿了，梗阻他們父子情感的，無疑就是李宗仁與郭德潔的婚姻。
在美國時，李幼鄰住紐約，李宗仁住新澤西州，父子倆常有往來。更多時候，是李幼鄰去看望他父親，有時父親也過來串門。隨著李宗仁被台灣國民黨當局打入另冊，他在美國的生活更加孤單，心情也愈發灰暗了。此時此刻，誰還來與這個落泊的“君王”談政治、談國事，誰還有心思與這個沒有價值的寓公閒聊，誰還願意與這個滿身是非的人接觸？
李幼鄰看到，父親這個曾經馳騁在中國政治、軍事舞台上的巨人倒下去了，跌入了深淵。作為人子，他的心漸漸地平和下來，他也不忍心在老父親累累的傷口上再抹把鹽。對父親的多少不解、多少積怨，都隨著歲月而漸漸淡漠、漸漸消融，最後終於化解了。
家庭生活
珍妮是李幼鄰的第一位太太。她是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的混血兒，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波蘭人。李幼鄰與珍妮的相識是從朋友的聚會開始的。那天，還是在校生的李幼鄰應邀來到一個朋友家，猛然間看到一位天使般漂亮的女孩，像一隻美麗的蝴蝶在人叢中飛來飛去，她的美貌和氣質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
這位貌美又活潑，一眼就讓李幼鄰怦然心動的姑娘就是珍妮，從此以後，李幼鄰展開了猛烈的攻勢，兩位年輕人很快就墜入了情網。
1942年，他們走進了婚姻的殿堂。這一年，李幼年鄰僅20齣頭，初戀的純真、新婚的甜蜜，讓這對遠離硝煙的年輕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盡情享受著青春與愛情的歡樂，婚後第二年，大女兒出世了。女兒的到來，給這對年輕夫婦帶來了無限歡樂，此時，李幼鄰已大學畢業。年輕能幹的珍妮忙裡忙外，把小家收拾得妥妥帖帖。當時他們還沒有經濟上的憂慮，小日子過得美滋滋的。
兒子異國歸來，母親望穿秋水。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李幼鄰一眼就看到了離別10年的母親，趕緊跑了過去，使勁擁抱自己的母親。他哭了，母親也哭了。直到前來接站的一位表親提醒，李幼鄰才轉身把珍妮與女兒帶到母親跟前，與母親見面。
親人相聚，骨肉團圓，一家三代，其樂融融。在上海的這些日子，李幼鄰陪著母親、帶著妻兒，走馬路、逛外灘、跑洋場，盡情享受著天倫之樂。
3個月美好的時光一轉眼就過去了，1947年9月初，李幼鄰一家從北平回到上海，這次他們住進了自己的家。剛從美國回來時，李宗仁把兒子一家人安排在他朋友的一座別墅里。如今，他想讓兒子在上海做事，長住朋友家總不是辦法，於是托人在海格路附近買了一幢小巧玲瓏的西洋小樓。
珍妮對新居非常滿意，只是李幼鄰對父親安排的差事毫無興趣，隨著時光的推移和時局的發展，珍妮在北平時那種歡樂輕鬆的心情漸漸消失了。尤其是看到李幼鄰整天無所事事，自己也於1948年4月生下三閨女後，她的心已經飛走了。1948年11月初，他們帶著3個女兒，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隨後回到美國。
回美國後，李幼鄰一家住在紐約郊外一所小別墅里。1958年李秀文獲準入境，那時候正是李幼鄰經商有成之時，夫妻倆曾有過換房的念頭，但考慮到那裡環境幽雅，房價也很合算，當初買時只花了4萬多美金，況且又覺得已經住習慣了，生活挺方便。因此，一家三代人在這所美麗的小別墅里度過了一段其樂融融的歲月。
每天，李幼鄰夫婦各自開著車，分別送小孩上學；晚上，又分別將小孩接回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們盡著天底下父母應盡的職責，為孩子的生活、學習與成長，傾盡了心血，耗盡了財力。
隨著小孩一天天長大，也隨著小孩一個個像小鳥一樣飛走，家裡漸漸冷清起來了。時光在平淡無奇的日出日落中流逝，情感在柴米油鹽的交響曲中不知不覺地淡漠。漸漸地，李幼鄰與珍妮之間的感情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終於有一天，這對結婚20多年的夫妻鬧起分居了。
分手時，夫妻倆賤賣了位於紐約市郊的小別墅，因為珍妮急需用錢。可是房子剛一出手，房價卻猛漲。李幼鄰連後悔都來不及，這是他們的婚姻亮紅燈所付出的代價。
分居以後的日子，珍妮去了舊金山。後來，李幼鄰又在紐約購置了一套住房，他與母親在那裡住了1年。爾後又到舊金山與珍妮過了一年的時光。之後，李幼鄰又與母親回到紐約。
這次，他們夫妻倆徹底地分居了。已經結婚20多年的夫妻一定要勞燕分飛嗎？李幼鄰說，主要是志趣相異，觀點不同，包括對中國的看法。
分居後，珍妮在一家美國公司工作，組織時裝表演，收入頗豐，日子過得很不錯。每逢感恩節和聖誕節，他們夫婦時有往來，平時也時不時通個電話。李幼鄰說，這在國外是正常的事情。
1970年至1985年，美國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國熱。隨著尼克森總統踏上北京的紅地毯，不少在美華人為促進中美友好奔走呼號，李幼鄰也是其中的一個活躍分子。
1973年，李幼鄰在一次活動中認識了來自香港的梁尚瑩女士。從那以後，梁尚瑩便陪伴著李幼鄰，直到他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
不論是李幼鄰與梁尚瑩彼此間的交談，還是李幼鄰給別人作介紹，他都稱梁尚瑩為梁教授。而且在向別人介紹他們之間的關係時，李幼鄰顯得落落大方，絲毫沒有躲躲閃閃的意思。
他說，梁教授是香港人，其父母重男輕女的觀念很重。她讀完中學後父親就不讓她繼續上學了，她硬是憑藉著自己的毅力考上了香港大學，並獲得了獎學金。
大學畢業後，梁尚瑩先是到香港一所學校教高中英語，兩年後赴美國攻讀碩士，爾後再到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前後大約有4年時間。獲得博士學位後，梁尚瑩即到美國耶魯大學專門從事礦石研究。1971年起，她在美國一家私立大學地質系執教。
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靠自己發奮圖強，去闖蕩世界，實在是難得和不易。每當談起這些，李幼鄰心裡都有幾分沉重，更有幾分敬佩。
“我認識梁教授的時候，她已經40多歲了。由於種種原因，忙於學業和事業的她，一直都沒有結婚。”李幼鄰說，“1977年我在北京時，程思遠先生的夫人石泓女士曾對我說：‘幼鄰啊！你回中國來，可以再娶一個年輕的太太，我可以幫你介紹。’”
但李幼鄰不為所動，他琢磨著，雖說回國可以找個比較年輕的太太，可自己已經到了這把歲數，找個年輕的太太有啥意思呢。再說了，年輕女子想嫁於他，無非是想出國。
李幼鄰與梁尚瑩結合後，在紐約市郊一所公寓裡過著恬淡而平靜的生活。李幼鄰退休在家，梁尚瑩執教上班，身邊無兒無女，這種清靜的日子也是多數國外老人家庭生活的寫照。
李幼鄰說，他與梁教授兩人一年的開支用不到1萬美元，每月房租700多元，一伙食200多元，汽車100多元，零用錢300多元就夠了。當然，這不包括看病、住院以及添置大件東西等——從這裡我們看到，李幼鄰與梁尚瑩在美國的生活，與中國那些傳統的老頭、老太也沒有什麼區別；他倆畢竟是傳統的中國人，兩個孤單的人走到了一起，兩顆孤寂的心靠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