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宏塔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949年5月
- 職業：公務員
- 畢業院校：合肥工業大學
- 祖父：李大釗
人物履歷,個人生活,人物經歷,革命家風,畢業參軍,為民辦事,勤儉節約,人物名言,兩會提案,
人物履歷
1965年8月解放軍6315部隊戰士；
1969年3月任合肥化工廠氯化車間工人；
1973年9月至1976年9月在合肥工業大學電機系發配電專業學習；
1976年9月起歷任合肥化工廠工人、技術員；
1978年任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
1980年任共青團合肥市委書記、中共合肥市委常委；黨組書記；
1983年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
1983年6月任合肥團市委書記、黨組書記；
1983年8月任團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
1986年3月至9月任省農村工作隊駐泗縣工作隊隊長
1987年6月任省民政廳副廳長、黨組成員；
1987年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
1993年3月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黨組副書記；
1998年4月任安徽省民政廳廳長、黨組書記(其間: 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參加中央黨校進修部第37期進修班學
習)；
2003年榮獲全國擁軍模範等稱號。
2008年1月30日在政協安徽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當選為安徽省政協副主席。
（2008年2月23日安徽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劉健為省民政廳廳長，李宏塔不再擔任民政廳廳長一職。）
個人生活
李宏塔是李葆華之子，李大釗之孫。
人物經歷
革命家風
李宏塔出生於1949年5月。那時，他的父親李葆華任北平市第二副書記，正為新中國的成立而奔忙著；母親田映萱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黨委工作，一個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李宏塔出生才19天，就被送進了一家市民託兒所，直到6歲才被接回家。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平時，父母對他們要求非常嚴格，從來沒有給過他們一點特殊的照顧，使李宏塔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平民意識。
六十年代初，李葆華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宏塔隨父到安徽讀書。李葆華一反當時的政治風氣，堅持對事不對人，使許多問題在寬鬆的環境中得以改正。為4000多名被錯劃的右派平反。這在全國是敢為人先的舉動。他還在安徽放開農貿市場，允許農民在完成徵購後將糧食拿到市場上銷售。李葆華的生活十分簡樸，平常上班，都是穿普通服裝。因為他經常下鄉、下廠，有人便說他微服私訪。李葆華因此得了個“李青天”的綽號。父親那輕車簡從、埋頭苦幹、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為青少年時期的李宏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宏塔至今記得，一天，有人給他家送去幾袋新疆葡萄乾，正值少年的李宏塔拆開一包就吃。李葆華下班回到家中發現後，立即對他進行教育：“要記住，我們只有一個權利，為人民服務。做了一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黨人幹的事。”隨後，他讓家人把葡萄乾退回，宏塔吃掉的那一包，也折價一同退款。
三年困難時期，李葆華家裡的生活十分清苦，飯桌上根本看不到葷菜。李葆華常對家人說：“當人民民眾溫飽難濟之時，幹部的生活也必須艱苦，不允許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許多東西在變化，但有一樣東西永遠不能變，那就是共產黨的宗旨。這一點如果改變了，那就不是共產黨了。”
父輩的這些生活點滴瑣事，潛移默化，注入了李宏塔的靈魂深處。在溫暖的革命家風薰陶下，李宏塔健康地成長著。
畢業參軍
1966年，16歲的李宏塔中學畢業後報名參了軍。臨別的時候，李葆華語重心長地對他說：“要準備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到部隊後，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蘇河口農場，當了一名農墾兵。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他犁田、播種、插秧、除草、漚田，樣樣都乾，不怕苦不嫌累。那時，李宏塔身高體瘦，戰友們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大蝦”。沒想到就是這樣一位“大蝦”，卻在艱苦的勞動磨練下，身體變得健壯結實，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擔。在部隊三年，他被評為勞動能手、神槍射擊手、萬米游泳能手。
1969年4月，李宏塔從部隊退伍，分配到合肥化工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當時的化工廠技術條件比較落後，有害氣體腐蝕性很強，要帶防毒面具上崗。第一天晚上，班長老包帶領青工小費上班，讓李宏塔跟班學習。到了深夜，小費睡著了，班長忙不過來，李宏塔就積極參加操作，當老包的助手。班長很高興，說：“第一天就動起手來，真不錯。”由於李宏塔積極肯乾，很快成了廠里的骨幹。班長老包成了他的老師、好友，而且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73年10月，廠里推薦李宏塔上大學。三年很快過去，李宏塔從合肥工業大學畢業後，仍然回到了原單位，當了一名技術員。由於突出的工作成績和實幹精神，李宏塔被推薦為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為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1980年5月，任共青團合肥市委書記、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10月，調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
李宏塔依靠自己的勤奮苦幹和聰明才智，一步一步從基層普通職工成長為一名領導幹部。有誰知道，這其間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呢？
為民辦事
1987年，38歲的李宏塔已經到了離開共青團的時候。組織部門徵求意見時，李宏塔毫不猶豫選擇了省民政廳。他說：“我就是想找一個乾實事的部門去工作。民政尤其實在，是直接給老百姓辦事。”
李宏塔如願來到安徽省民政廳，在廳領導的位置上一乾就是18年。期間，有許多人為他得不到升遷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對此卻泰然處之。他認為自己的能力有限，升與不升都沒有什麼，只要能夠為百姓工作就心滿意足了。
說實話，李宏塔多年未提拔，有客觀的原因，也有李葆華的原因。李葆華在世時，從不為子女的升遷打招呼。每當子女所在省里的領導前來看望他時，他反倒是請他們一定要嚴格要求他的子女。李葆華的做法等於幫了“倒忙”，不“入時”，也更少見。
對於父親的幫“倒忙”，似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在省委、省政府任何一位領導面前，也從來沒有提起過自己的職務問題。
在安徽，身為廳級領導幹部的李宏塔每天騎腳踏車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廳里要安排小汽車接送，他笑著說：“我還是騎腳踏車方便。”就這樣，他20多年如一日，無論颳風下雨，都堅持騎車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說，你不坐車，別的副廳長咋辦？李宏塔說：“咱這是鍛鍊身體，並不影響別人坐車，幹嘛非要步調一致呢？”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平時，他也從未因私而用過單位的汽車。
一天，廳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問他：“你怎么不騎車呀？”他說：“車子放在樓下被偷走了。乘公共汽車人太多，還是走路舒服。”當地有記者採訪他，他輕言細語地笑著說：“騎車上下班這事太平常了，沒什麼好說的。我父親當年在北京，每天從家裡到人民銀行上班都是步行。”
這與家風的薰陶是分不開的。一次，李宏塔與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去北京開會，下了火車，他們拎著資料去擠公共汽車。社科院的同志調侃說：“我以為跟著個當官的能蹭車呢，敢情還不如我到北京，找個單位就可要輛車。”李宏塔笑笑沒答話。社科院的同志又問道：“那我們回去你爸該用車送我們了吧？”李宏塔說：“趁早別想，他老人家的車我們可不敢‘妄想’。”
採訪中，李宏塔的愛人介紹，擔任領導工作20多年，李宏塔騎壞了4輛腳踏車，穿壞了5件雨衣、7雙膠鞋。隨著年齡增大，2003年他將腳踏車換成了電動車，自己還笑稱是“與時俱進”。
這么多年來，李宏塔的平民意識一直沒有改變，他把騎腳踏車當成了一種體察普通百姓生存狀態的最好方式，他要讓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脫離人民民眾，當一個真正為人民辦事的黨員幹部。
勤儉節約
說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前幾年的一個晚上，曾有記者敲開了李宏塔的家門。踏進門檻，只見一個約8平方的門廳出現在眼前，一張長方餐桌占去了門廳的三分之一，那餐桌用手一撐便有些搖晃。一台老式吊扇在頭上慢條斯理地轉著。家中的床與櫃都是20多年前結婚時買的，儘管有開裂的、脫漆的，他們依然捨不得丟棄。李宏塔說“那都是正經木板做的”。在另一間房裡，刨花木板的組合櫃、寫字檯以及電視、書櫃把房間擠得滿滿當當。一組三人沙發因地方太小被分開放置。李宏塔風趣地說，這樣正合適，談話可以面對面了。由於房子太小，家裡的電視只有20吋。李宏塔幽默地解釋：“我就喜歡小電視，清晰度好。”
安徽省政府1982年對幹部住房標準有過這樣的規定：“地、市和省直廳、局級以及相當於這一級的幹部，每戶建築面積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廳級的李宏塔，1984年卻搬進了55平方米的兩居室，而且是位於樓房的最西邊，冬冷夏熱。他們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這期間，李宏塔調到省民政廳，曾先後4次主持廳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卻從未給自己要過一套房子。廳里許多同志說：“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時，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規矩辦，先民眾、後幹部，而且是“後”到每一次他都沒住上新房。1998年，是國家最後一次福利分房。這一次，李宏塔有過思想鬥爭，可是到分房時，他看到許多年輕同志住房較差，需要改善，狠心放棄了這最後一次機會。
直到2000年，在省里不少同志的“告狀”之下，有關部門給李宏塔補差了一個小套，且是臨街的樓房，人來車往，噪音特別大。李宏塔只好讓兒子去住，他們老兩口仍住原來的房子。
作為廳長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應該如此清貧，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權力稍稍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個級別應該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李宏塔卻固守清貧，而且心甘情願，沒有絲毫其他想法。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釗，為創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從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為活動經費，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兒女上學交不上學費，冬天家中買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釗本人也衣食節儉，經常是一塊大餅、一根大蔥地對付一頓，衣服也近乎寒酸。2005年2月去世的李葆華，家中的簡樸讓人難以置信。房子是70年代的建築，老舊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發坐下就是一個坑。2000年中央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房，他說：“我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而且多次謝絕裝修。這令人敬重的家風，使李宏塔的清貧變得自然而真實，毫無“作秀”之嫌。
“革命傳統代代傳，堅持宗旨為人民。”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對聯，也是他的座右銘。
人物名言
李宏塔信奉的為官之道是：一要幹事，二要乾淨。
1998年，李宏塔走上民政廳“一把手”的工作崗位後，正值民政部提倡開展制定救災預案工作。針對歷年安徽水災頻繁的狀況，李宏塔率先提出了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災預案。之後，他一個縣一個市地跑，狠抓落實，要求寫進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結果預案剛剛做完，就遇到了百年罕見的大水。因為安徽有備而戰，災民安置得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評價。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發生水災，李宏塔連續20多天奔走在災區。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衣服濕了乾，幹了濕，渴了喝幾口礦泉水，餓了啃幾口乾糧，不顧疲勞，起早摸黑。那段時間，他累瘦了，曬黑了，胳膊上的皮膚由紅變黑變“花”，褪了好幾次皮，嗓子說得沙啞了，整個人憔悴了許多。看到李宏塔如此捨命奔波，一位老幹部深情地說：“從宏塔身上，我們看到了革命先驅李大釗先生的革命家風，看到了革命後代的精神風采。”
安徽曾是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省，在總結匯報該項工作中，李宏塔實事求是，提出了稅費改革後農村優撫對象和五保戶優待供養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在寫給省政府的報告中，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老百姓的拳拳之心。他的報告立刻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和民政部的高度重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同志為此簽發了意見。這樣，稅改費中容易忽視的困難群體問題因快速反映得到了有效解決。
省民政部門的同志都知道，李宏塔有三句“名言”：視孤寡老人為父母，視民政對象為親人，視孤殘兒童為子女。
有著強烈平民意識的李宏塔，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基層度過。他秉承了父親的工作作風，下鄉都是輕車簡從，不向有關市、縣打招呼，經常直接讓司機“把車子開到進不去的地方”，然後步行進村入戶，檢查救濟糧的發放情況，要出存摺核對優待撫恤金有沒有到位。他說：“我們多一點辛苦，民眾就少幾分痛苦。”從百姓家裡出來，他再到鄉鎮了解情況，最後到縣市聽匯報。如此一來，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反方向工作法”，在他面前匯報時，絲毫不敢摻水分。
一位同志曾向記者透露，給李宏塔送禮是件最難堪的事。一年春節，這位同志和愛人從老家回來，給李宏塔送去幾樣小吃，李宏塔卻回送了價值數倍的物品讓他帶回家，弄得他再也不好意思給李宏塔“送禮”了。身居領導崗位，李宏塔廉潔自律，數次拒絕基層和一些單位的禮品、禮金，在無法拒絕的情況下，他再上交組織處理。
李宏塔是那種把理想、精神、信念看得很高，而把物質享受看得很低的人。他說：“先輩教育我，要永遠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始終把自己置身於人民民眾中。”當有人問他：“很多人對你的言行舉止有爭議，甚至覺得不可思議，你為什麼不追求‘車子、房子、位子’？”李宏塔誠懇地說：“進入市場經濟以後，很多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變了，其實我做的只是為官的本分，公務員就應該這樣做。”
兩會提案
2013年3月，在京參加“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李宏塔將目光瞄準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李宏塔介紹，截至2012年12月，安徽省新型農村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3350.6萬，接近安徽省人口的50%，其中802.6萬人領取養老金，累計基金結餘84.5億元。
李宏塔認為，中央財政對60周歲以上的城鄉老年居民每人每月補助55元的基礎養老金，不僅低於國家最新的農村扶貧標準，更是遠遠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假設參保居民按每年300元標準繳費，地方政府每年補助30元，連繳15年，個人帳戶累積總額為4950元，個人帳戶養老金為每月只有36元，加上中央財政補助55元的基礎養老金，總的養老金標準為每月91元。這一養老金水平低於國家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的最新扶貧標準，更是遠遠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李宏塔建議從2014年起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進行大幅調整，至少每人每月達到100元，力爭到2020年，達到每人每月200元以上。他還建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建立基礎養老金與物價上漲、城鄉居民最低生活標準、農村最新扶貧標準掛鈎聯動的長效增長機制，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逐年適當調整增加新型農村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基礎金標準，同時進一步健全繳費激勵機制，引導城鄉居民多繳費、長繳費，提高養老金水平，從而真正實現老有所養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