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子謙
- 別名：紀朝綱、李戊寅
- 出生日期：1901年2月
- 信仰：中國共產黨黨員
- 名：承章
- 字：子謙
- 乳名：正吉
基本信息,個人經歷,
基本信息
李子謙出身於書香之家，祖父和父親都以坐館授徒為業，因而從幼年起，就受到較為嚴格的教育。在長輩們那種超乎尋常的要求之下，他既熟讀了一般學童學習的《百家姓》、《三字經》、《弟子規》和《朱子家訓》等常規啟蒙讀物，還痛下功夫攻讀了《四書》、《五經》中的許多篇章。在中國傳統的“忠孝義節”思想影響之下，他不僅把先賢們“讀書致用，內而正心修身，外而齊家治國”的格言做為自己的人生奮鬥目標，而且對中華民族歷史上那些“處於臨危之際，能夠捨身成仁，決不背義偷生”的忠貞之士如文天祥、史可法、江天一等十分崇尚，衷心地讚揚這些志士仁人的死是“重於泰山，死得其所，雖死猶榮”，誓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取其賢者而效之”。為了達到這個誓願，他學習非常刻苦，“口誦心維，豈因寒暑而有間；格物窮理，不為精深而灰心。”1920年秋，李子謙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朝邑縣南寨子高等國小，考取了陝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
個人經歷
昔日的同州府，是陝西省一座歷史名城，素被譽為“三秦機輔”、“東府重鎮”，時為關中平原東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早在1924年，即由陝西辛亥名士尚鎮圭、寇勝孚等倡導設立於此的陝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亦是當時關中東部的最高學府，校內的政治氣氛較為活躍。
1919年5月4日，北京愛國學生為抵制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巴黎和會上街遊行，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就在事件發生後的兩三天，即由朝邑籍旅京學子張學翰將訊息傳回母校，在師範學校師生中引起強烈反響，迅速成立學生自治會，組織學生上街演講和遊行，熱情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
等到李子謙跨進師範學校的大門時，五四愛國運動在校內激起的波瀾，從表面上看來，已經是風平浪靜。而運動中所提倡的反帝反封建與科學民主新思想新文化，卻猶如一股強勁的潛流，在學校中涌動迴環。那時候，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陝西旅京學子創辦的刊物《共進》和進步雜誌《嚮導》等，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流傳至學校，在進步學生中相互傳閱。李子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眼光漸由三尺小課桌移向社會大舞台，人生的追求目標也由昔日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轉變為“對外抵制列強侮辱，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反對專制統治，提倡民主自由”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
在一篇題為《欲索回旅順、大連宜以永久之毅力》的文章中，李子謙以滿懷憂患之情寫道：“觀我國現時之大勢，外則列強鷹瞵虎視，內則同胞操戈揚戟。變亂相尋，情甚岌岌。誠為危機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時。”他憤然斥責世界列強的卑劣行徑，是“視吾人如魚肉，恃兵力以要挾，逞野蠻以侵吞，凡可橫施於我國者，無不唯力是視。”“是吾國不共戴天之世仇，思之讓人怒目切齒，憤欲忘生。”他熱情呼籲“我四萬萬同胞，宜振奮精神，淬勵志氣，同心協力，休戚與共。壯國家勢力，做外交之後盾。犧牲現在所有，圖謀將來利益。誓死力爭之心，為國流血之志，一日不可懈怠。”
在《雙十節感言》一文中，李子謙痛斥國內之軍閥，是“恃武力奪大位，置國事於不顧，率領部下，同室操戈。閭閻之塗炭，兵士之慘傷，豈有關心者哉？”譏諷那些達官貴人為“盜虛聲音，自外觀之，衣冠楚楚，威儀抑抑，巍巍乎世界之偉人也！然使之勝大任，籌良策，謀民生之幸福，躋國家於富強，則無一是舉，動錯施非，失時誤事。”
面對當時毫無民主可言的封建軍閥專制統治，子謙在《論個人之權利》的文章中凜然坦言：“國家隸屬於專制體制之下，唯以強權用事，鮮能循夫公理，豈有個人權利可言？而個人之權利不能發揮，將何以去報答社會？”他呼籲“國家之當權者，應盡力提倡個人之權利，使我之生命財產操我手中，若不違背公理，他人不得干涉。”他在文章中以自己豐富的想像描述理想中社會應是“個人的權利受到尊重，個人的長處得以發揮，思想靈敏者竭力發明，必能讓社會日新月異；文思豐富者論古討今，定可明歷史公是公非；善經營者，應讓其按專長挑選職業；欲擇鄰者，可讓他覓其愛與之相處；由是技術精長者可暢其所長；思慮高深者必登峰造極；業愈精者則利愈厚，苦愈大者則報愈豐，孰不樂乎？大家為尋自立，圖個人之幸福；勇往直前，期社會之進步。”
李子謙由於思想進步，待人誠懇和成績優良，在同學們的心目中極有威望，進入師範學校的第二年，便被選進學生自治會。他與張漢泉等學生自治會領導一起，積極組織同學們交流思想談論時局，參加當地的社會公益活動，聲援外埠的民主進步學潮。學校的政治空氣為之一振。
1924年夏收前，因校當局壓制學生的民主建議，省立第二師範學生自治會在校教導主任田恆山的支持下組織同學們舉行罷課鬥爭。校當局對此事惱羞成怒，將李子謙、張漢泉等五名學生會領導成員開除出校。
李子謙的父親是個老學究，對兒子所取得的優良學習成績感到十分欣慰，而對子謙經常參加課外的政治活動卻很反感。這次子謙被師範學校開除，父親心中更是生氣，多天都不理他。後來在親友的勸說之下，父親才同意子謙到西安甲種農業技術學校植棉科繼續學習，但卻在經濟上加以限制。
甲種農業技術學校校長趙葆華是陝西早期的共產黨員，校內政治氣氛活躍。為了能多讀幾本進步書籍，子謙想方設法對本就不多的一伙食進行“剋扣”。即使這樣，還是經常在經濟上發生拮据。因此，在入校後的第二學期，子謙就利用節假日期間經人介紹到國民黨陝西臨時省黨部等地做些抄寫工作，以便掙得些許筆資，用來補充拉下的經濟饑荒。那時，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籌建不久的國民黨陝西臨時省黨部內的主要工作人員魏野疇、劉含初都是共產黨員。李子謙在這裡不僅可以接觸到許多進步書籍，更是直接處於共產黨人的影響之下，感觸他們對時事的議論，聆聽他們對局勢的看法，思想認識較前變得更加深刻。
1925年，一名叫湯德的政客由白水縣調任朝邑縣知事。為了報答上司栽培自己的恩隆，該湯下車伊始，便急不可待地向縣內各商號攤派稅捐六仟大洋，用作孝敬上司的禮物；為了向大荔駐軍頭目麻振武獻媚，該湯還硬是把朝邑縣每月給麻軍的糧秣支應，由原來的四仟大洋激增至一萬二仟大洋。為了搜刮到這些數目，湯德不僅別出心裁地向全縣百姓實行預征，還差派了許多爪牙下鄉催收，若誰稍有不滿情緒或反抗行為，即被繩拴、鞭苔、戴枷、監禁。雖然彼時還處在1925年（民國一十四年），但各項稅捐已預徵到了1928年（民國十七年）。縣內部分紳士也曾爭執抗議，但預征款項終未能免。無力完納的窮苦百姓，更是被逼得賣兒鬻女逃亡上吊。
目睹家鄉父老遭此悽慘之苦，李子謙心緒難以平靜。在國民黨陝西臨時省黨部內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下，他以《朝邑通訊》為題，於1925年11月27日出版的中共陝西機關刊物《西安評論》第25期上撰文，揭露湯德在朝邑的罪惡行徑，子謙的這篇文章，文筆犀利，語言辛辣，鋒芒直指黑暗的社會制度。文章中，子謙將湯德不擇手段的斂財行為譏諷為“該令之創舉”，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官僚們敢於如此貪橫無忌的原因，是其背後有軍閥做靠山。他們那刮地皮的伎倆，再加上最有力的武人做後盾，真是如虎添翼。”子謙在文章中，誠懇地敦促“陝西之政治當局及關心人民改造社會的仁人志士，應當注意給人民以實力的援助。”他奮筆疾呼家鄉民眾理就“窮極思變，急起自救，同求自身之解放”，滿腔熱情地指出：“朝邑人民之反抗運動將不遠了。”
1926年春，被陝西民眾驅逐出境的豫西軍閥劉振華借直奉軍閥向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之機，第二次興兵禍陝，驅動了8個師的“鎮嵩軍”闖入潼關圍困西安，妄圖重新在陝西作威作福。幸有楊虎城將軍聯合李虎臣等部陝軍，在共產黨和各界民眾的支持下拚死守衛，才使古都西安免去城破屋毀、生靈塗炭的慘劇發生。直到馮玉祥接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在內蒙古五原誓師後，統率國民聯軍入陝援救，才於這年的11月28日解了西安之圍。
在長達8個月之久的反圍城鬥爭中，李子謙積極回響中共西安地委的號召，夜以繼日地宣傳和組織民眾協助守軍運送物資，救護傷員，工作表現得既突出又紮實。
古城西安解圍後，陝西省境內呈現出一片國共合作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大好局面。中共陝西黨組織按照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派遣共產黨員分赴各地幫助建立、鞏固和擴大各縣的國民黨黨部，以便為各地開展農民運動和發展中共組織打好基礎。已是共產黨員的李子謙根據中共西安地委的安排，以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回家鄉朝邑開始國民黨朝邑縣黨部籌建工作。他經過努力首先將朱晦生、黨克儉、馬吉甫和秦子敘等多名知識分子，發展成為國民黨黨員，並在縣城內東大校場北側的馬王廟東院，組建起國民黨朝邑縣黨部，由子謙擔任常務，黨克儉和朱晦生分別擔任組織和宣傳，馬吉甫任文檔。
1927年1月下旬，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西安召開，作為朝邑縣被邀代表，李子謙由於事情纏身難以前往，他便自籌經費，委派朱晦生和黨克儉趕赴西安參加了會議。
李子謙在剛從西安回到朝邑發展馬吉甫、朱晦生、黨克儉等人加入國民黨時，就結合宣講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力宣傳要致力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觀念新思想。為了促進朝邑縣的國民革命運動迅速發展，春節過後，又開始有計畫地組織縣城內兩校的高年級學生劉希堂、劉伯濤、張喜祥、白伯章等和部分青年教師與縣黨部成員一起參加學習。當時學習的書籍有《陳獨秀先生演講錄》、《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列寧主義概論與中國》、《列寧給我們的教訓》及許多宣傳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小冊子。為了大家能夠聽得懂，學的深，子謙還不時地用通俗的語言進行宣講，並穿插著介紹別處如何喚起民眾起來鬥爭的情況。
這一系列活動，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早在大荔這塊土地上的傳播。這不僅為接踵而來的農民運動與學生運動起到了啟蒙和推動作用，也為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來這裡參加學習的絕大多數成員，後來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早在古城西安解圍以前，中共中央就在《目前農運計畫》檔案中，強調陝西發展農運要特別注重“關中道即渭水流域各縣” 。1927年春，中共陝甘區委亦提出“黨到農民中去”的口號，強調“陝西最重要的工作為農民運動” 。李子謙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開始在朝邑組織農民協會，掀起農運熱潮。
由於軍閥連年混戰的滋擾，彼時的朝邑縣境內，政府、駐軍輪番攤派，惡霸地主橫行鄉里，土匪盜賊白日搶劫，平民百姓朝不保夕。雖有三五村莊的百姓也有自發地組織起社團用以防衛，但這些社團很快就被當地的豪紳所掌握，並變成為其守家護院的工具，而窮苦百姓卻因此加重了負擔。在此之前，縣內已經發生了幾次較大的“交農”運動，李子謙與朱晦生、馬吉甫等對縣內各地的情況分析以後，決定集中縣黨部的工作人員先從百姓受苦最重、反抗精神亦強的縣北部開始發動民眾籌建村級農民協會，並響亮地提出“剷除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利歸農會”等口號。經過十多天的努力，首先在鐵鐮山上的平羅朱村建立起了全縣第一個村級農民協會。隨後，附近各村的窮苦百姓們紛紛起來效仿。在李子謙、朱晦生、張重義、馬吉甫等的指導和協助下，朝邑縣境內的農民運動從西向東、由北往南很快形成高潮，3月份建立起第一個區級農民協會，4月底成立了縣農民協會。
正當朝邑縣的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向前發展之時，傳來了革命先軀李大釗被軍閥殺害的噩耗。子謙即以國民黨朝邑縣黨部的名義，在縣城內召開了各界悼念大會，還親自撰擬了“不偷生，不苟生，生憑有膽；為國死，為黨死，死亦光榮”的輓聯，特聘縣內書法名家張性初先生予以書寫。會上群情激昂，各界代表紛紛上台控訴反動軍閥殘害革命志士，妄圖撲滅革命烈火的罪惡行徑。此舉進一步激發了大家爭取國民革命勝利的熱情和決心。
為了推動全縣農民運動深入向前發展，子謙曾先後指導縣內第一個區級農協 大定局農民協會，制定了清算原局紳劉乃斌多年貪占糧款和抵制合陽露井國民黨駐軍團長楊緒的跨縣亂征捐稅等行動計畫；當東高明村農民協會會員李張錫在參加抵制縣內駐軍亂征亂收鬥爭時中彈身亡後，子謙不僅迅速派得力人員趕赴高明村協助大定局農民協會負責人張重義處理善後事宜，還親自面見縣城內駐軍團長，與其據理力爭，最終迫使駐軍方面到場認錯並賠償了命價；當縣南劣紳薛萬寧在村內糾集反動勢力，與當地的農民協會作對，併到縣上尋釁鬧事之時，子謙與朱晦生商量後，進行了仔細安排，巧妙地借駐軍團長耿莊之手，將這個死心塌地的對抗農運之徒予以處置；為了讓農民協會在震懾不法士紳，打擊盜賊土匪，抵制亂收亂派和維持社會治安等方面能發揮較大的作用，子謙和朱晦生等人幾經出面，找朝邑縣縣長和縣駐軍頭目進行交涉，促使他們拿出部分庫存彈藥，對農會會員進行武裝……
由於子謙和同志們努力工作，農民協會一時聲威大振，縣內各村之貧苦農民紛紛踴躍參加。不僅村級農協遍布鐮山上下、洛河南北，會員也發展到8984人，朝邑一時成為全陝西省農民運動開展得較有名氣的縣份。
子謙在領導全縣農民運動的同時，也很注意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縣的建立和發展。到1927年的6月後，不僅相繼將朱晦生、張重義、馬吉甫等經過農民運動考驗的骨幹分子發展為共產黨員，並使得朝邑縣的大革命運動初步形成了一個較為有力的領導核心，還將共青團組織引進了南寨子高級國小和東街職業學校，指導和幫助兩校建立了團支部，發展了團員，為後來朝邑學運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1927年7月間，馮玉祥追隨蔣介石態度右轉，指令在陝西主政的參謀長石敬亭清洗共產黨員。於是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壞，日漸高漲的農民運動頻受打擊，剛剛振興的革命形勢逐漸惡化。
針對突現的不利形勢，李子謙在和同志們進行緊急磋商的基礎上，斷然採取了幾項應對措施。一是把前一段在農民運動中已經“紅”了的朱晦生、張重義、馬吉甫、黨文伯等共產黨員撤離縣黨部，疏散到兩宜、南小、烏牛、白龍等地，以教師、學生、政府職員的身份做掩護蔭蔽下來；二是公開宣布，解散縣農民協會。暗中卻主動與農村以防禦盜賊為目的逐漸興起的民間組織 紅槍會（又名紅學會）達成秘密協定，讓各村的農民協會以紅槍會的名義，整體上保存下來，使之仍能在暗中繼續發揮作用；三是把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縣的聯絡中心，由縣城內的國民黨縣黨部轉移到地方偏僻但有馬吉甫擔任公職的國民黨朝邑縣烏牛局。
李子謙在安排好朝邑的事情後，於10月份趕赴西安，向黨的上級組織匯報了朝邑的情況，並聽取了黨組織對新形勢後的工作安排。由於受黨組織委託轉送宣傳品，他在歸途中繞道蒲城縣城。不料，他到達縣城內的預約地點時，碰到的卻是門鎖人空，無奈之下他只好打道先回朝邑。但在出蒲城縣城門時，他卻受到嚴格的盤查，偽裝在點心盒子裡的宣傳品被搜了出來，當場遭到守城門的軍士逮捕。數天以後，子謙又被押送至西安的陸軍監獄。
儘管子謙被捕後無論是在蒲城還是在西安的關押期間，都是用編好的口供來對付當局的審問。但他明白，凡是被關押到這個監獄的人，能活著出去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在他心中已經抱定了一死的主意，並暗中發誓道：“瞎就僅我一個人，絕不出賣組織，連累同志。”所以，無論怎樣拷打和利誘，子謙總是咬緊牙關未改前言，始終未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幸運的是碰到典獄官肖振盈十分崇尚孔孟之道，很是欣賞子謙諳熟《四書》、《五經》，又有一手好字，特別是該肖又十分迷信夢中之應，因而認定子謙的被捕是受了冤枉，肖振盈一面讓子謙替他抄寫佛經多篇，以超度其母的亡魂，一面暗地裡在案卷中做了手腳。子謙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得以活了下來。半年之後，子謙由任西安孤兒院院長的原師範同學李緒田具保獲釋。
由於獄中的殘酷折磨，被釋放後回到家中的李子謙頭蓬足赤衣破衫爛。一時間父親的動怒，妻子的抱怨，鄉鄰的遠疏，豪紳的冷眼接踵而來。但這一切，子謙都默默地忍受了，而最讓他苦惱的是與黨的組織失去了聯繫。雖然後來他經過幾番努力，但不僅未能同上級黨組織聯繫上，就連當初同在朝邑搞農運的朱晦生、張重義、黨文伯等共產黨員，也都因大革命失敗後在本地不能立足而投奔他鄉；暗中聯繫上的，只有一個同樣是與組織失掉聯繫的共產黨員馬吉甫。此後一段時間內，子謙感到十分的苦悶和焦慮，一直到半年以後，在因參加渭華暴動而負傷的共產黨員張漢泉潛回家養病時，他才從這位當初志同道合之老同學的言談中，對全國全省的革命形勢有了一個較為深刻的了解。
李子謙並沒有因為革命處於低潮，便對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他相信革命的高潮總有一天會到來。
在暫時無法獲得黨組織具體指示的情況下，子謙聯繫了馬吉甫等人，利用組織或支持親鄰鄉友成立“孝義會”“節約促進會”與“禁（鴉片）煙會”等形式，促導人民民眾移風易俗，改造不良的生活習慣；運用創辦“農業信用合作社”和“棉花運銷合作社”等民間組織，幫助窮苦百姓發展春耕生產，協助廣大棉農抵禦奸商和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其中的“棉花運銷合作社”組織在安仁鎮周圍發展了六十多個村。
為了不斷充實和加強自己的革命信念，子謙和馬吉甫、張漢泉、張維誠等幾個暫時與黨組織失掉聯繫的共產黨員，不僅經常相互勉勵，還將暗中保存下來的幾本革命書籍，裱糊上《推背圖》和《海上花列傳》字樣的書皮，在各人之間來回傳遞閱讀。
在這一時期，子謙的父親曾托熟人，在縣城內的南寨子高級國小給子謙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但當子謙得知學校安排他講授誣衊共產黨的“赤匪罪惡”課時，便尋找理由毅然推掉了這份待遇頗為優厚的差事，改去地方偏僻待遇低微的南灣村國小教書。
大革命失敗以後，那些在農運中曾經遭到打擊的城鄉封建勢力又紛紛抬頭，他們雖然並未弄清李子謙的共產黨員身份，但對子謙當年領導農民運動致使他們的利益受損一事卻懷恨在心，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對子謙進行報復和迫害。1936年夏收以後，李子謙僅因在與鄉鄰的談話中，涉及到國民黨當局對百姓的征糧太重，便遭當地一寧姓劣紳誣陷，並以“煽動民眾抗糧不繳，對國家前途命運有礙”的罪名，再次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逮捕，押至縣城以內，當堂受到嚴刑拷打。雖然當局由於實在查不出真憑實據而釋放他回家，但他卻因身體倍受摧殘，從此落下了終生未愈的瀉血症。
1937年冬，一路從冀中西犯的侵華日軍，攻占了僅與朝邑縣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濟縣城。到開春以後，竟悍然用大炮向黃河西岸猛烈轟擊，朝邑和平民兩縣房屋倒塌，人畜傷亡，淪亡的危機即在眉尖。為了奮起抗日救亡，將近十年來在朝邑這塊土地上已瀕臨窒息的共產黨活動，又應時得以恢復和發展。李子謙顧不得自己的抱病之身，立即滿腔熱忱地投入到黨的懷抱。
李子謙為人心底坦蕩，不圖虛名。在籌備建立新的共產黨朝邑縣組織過程中，中共沿河地委鑒於李子謙以前在朝邑革命活動中的地位和聲望，擬議讓他仍然承擔黨組織的領導工作。但子謙考慮自己已經體弱多病的實際，若再擔任領導工作，難免會力不從心而貽誤事情，便誠懇地向黨組織表示：“只要能給黨出力，能給抗日事業做貢獻，自己無論乾什麼工作都行。”
李子謙不僅行如其言，刻苦認真，而且考慮問題做起事來也很細緻周密。一次，黨組織安排他去涇陽縣給馮文彬主持的安吳青訓班送材料。臨行前，他不但將要送的材料鋪平分別縫入被子和腰帶中，還堅持要青訓班派來朝邑聯繫工作的交通員，換掉當時在東府一帶的農村中比較少見而極易惹人注目的八眼布鞋，然後，才和這位同志裝扮成合夥出門打短工的模樣上了路。為了避開沿途國民黨關卡的盤查，李子謙和同伴起早摸黑徒步數百里，一路上繞村鎮，住場房，吃冷饃，喝生水，圓滿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李子謙兩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由於當時革命處於低潮，中共朝邑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而無力顧及營救，全靠親戚朋友湊錢上下奔波左右打點，才使他從獄中獲釋。為此，家中還賣掉部分房產和田地，使得原本底子薄、負擔重的家境變得更為窘迫。屋裡的事，地里的活，皆因無錢顧及幫工，全靠一家人自己去乾，但為了照顧子謙那倍受摧殘的身體，父親、妻子和兄弟等平日還是儘量讓子謙少出力，多休息。今見子謙又不顧抱病之身，整日沒黑沒明地在外邊跑，甚至幾天還不見人，家人口中不免露有微詞。子謙覺察到這個情況後，一方面努力去乾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與家務，一方面苦口婆心地給家人講抗日救亡的道理。家人原是怕他再在外邊惹出麻煩，聽他解釋後心中才算是有了底。特別是老父親本就深明大義，現在更是為兒子一心為國家為民族抵禦外侮的精神所感動，便當著全家人的面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子謙的身體不好，屋裡屋外的活就讓他少乾點，讓他多做些抗日工作，去為國為民盡忠吧。你們在這事上要包容一些，多乾點家務和農活，就算是為父盡孝了。”
有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子謙工作起來勁頭更大了。1938年秋，中共朝邑縣委安排李子謙和馬子鑒、衛鑫、於君志四人到延安抗大參加學習。子謙接到通知後毫未推辭，咬牙忍受著疾病的折磨，跋山涉水直奔心中的革命聖地而去。
經過延安抗大培訓後的李子謙，無論是思想認識還是政策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他在1939年秋回到朝邑時，正逢中共朝邑縣委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決定在縣北部人市兩旺的安仁鎮，開辦一個商鋪，作為黨開展工作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委託子謙和馬吉甫、馬子鑒、張殿臣等具體籌辦。在新聯絡點開辦以前，子謙和大家一起，對中共朝邑縣工委原來於縣城內開設的秘密聯絡點 七七書報社，在開辦後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即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而被強行封閉一事，進行了仔細討論，在分析過程中，子謙提出該書社的股東朱晦生和張重義，都是大革命時期已在朝邑“紅”了的人物，勢必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與懷疑。為此，他大膽提出在新聯絡點開辦時，可在安仁鎮周圍或稍遠地方，聘請幾個平日裡思想較為民主、作風沉穩又能在朝邑政界講得起話的地方鄉紳或政府職員，參加到股東會中，並要讓這些人能得到實際利益。只要我們在平時工作中加以注意，這樣做不僅不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影響，還能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意見反映到縣委以後，立即得到贊同，認為子謙的提議很符合黨的統戰政策，只要工作做得好，將會給我們的聯絡點增加一層保護色。此後，子謙等幾經努力，聘請了國民黨烏牛鄉鄉長馬愛亭、縣政府財政科的余伯哲、鹽池窪鹽場經理王叔才、安仁鎮藥店掌柜劉志強和地方富戶王洪伸等參加了股東會。由於共產黨員馬子鑒既會經營，且是馬愛亭的胞弟，特被安排為商號經理，張殿臣為股東代表。子謙和馬吉甫因為過去都鬧過農運，只是暗中負責黨內聯絡的事，未擔任公開職務，大家又給商號起了一個最普通和不帶任何色彩的名字 利群實業社。
由於子謙能深刻理解和正確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利群實業社開張以後，黨內黨外的事情都辦得非常順利。不久，又通過馬愛亭的關係，給利群實業社爭取到代辦郵政的業務，這是為黨組織南下北上越關過卡遞情報提供了便利條件。這個聯絡點一直堅持到1949年3月朝邑取得解放，且從未引起過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與懷疑。
為了打破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的經濟封鎖，中共中央從1940年起號召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這年秋，在邊區機關生產科工作的原朝邑縣工委書記張重義趕回家鄉，與中共朝邑縣委商議後，決定由縣委組織黨員為陝甘寧邊區籌送棉籽、土布和醫藥等物資。
當時正處在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時期，地處國民黨統治區的朝邑共產黨組織和黨員，已因時局的艱危而按照上級安排轉入“蔭蔽待機”的狀態。但子謙和馬吉甫、馬子鑒、張殿臣等接到縣委的安排後，並未因革命條件異常艱危而裹步不前。他們不僅積極設法籌措資金，假借做生意為名，在縣北部分地設點，以市價收購棉籽和土布，還買來10多台軋花機在安仁及周圍各村以給人軋花換取棉籽。在兩三個月時間中，共籌措棉籽20多萬斤和部分土布、醫藥等物資，並設法安全運往延安。
此後，子謙由於瀉血症等疾病的折磨，身體比以前更為孱弱了，特別是原有的眼疾更加嚴重，視力大為下降，難以出外參加革命活動。但他仍然設法讓家人約請老友馬吉甫等前來家中，敘談本地和外面的時事、政治等情況。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不斷高漲，1948年10月中共平朝工委根據彭德懷司令員關於“策應西野大軍進行荔北戰役”的指示，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黨朝邑縣保警大隊，常備大隊及縣北六個鄉的鄉保舉行的武裝起義。由於子謙行走困難，黨組織事先未曾安排他參與這次活動。子謙在起義的前夜知道情況以後，頓時激動得難以入睡。第二天天還未明，他便忍受著病體的折磨，叫醒胞弟李子正，一同趕往五六里路以外的安仁鎮。一進東門，就用連夜準備好的粉筆在沿街兩面的店鋪板門上，書寫“打倒國民黨，歡迎共產黨！”和“打倒蔣介石，歡迎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等標語和口號。
朝邑起義的成功舉行，象是給子謙的身體注入了興奮劑。中午，他讓胞弟子正先回家去，自己堅持把南街一路寫完。然後，又留在安仁鄉起義後的指揮部，幫忙書寫標語和出黑板報，把黨的政策及時公布給民眾。晚上，子謙也不回家，就借宿在過去曾幫過工的同村人張相樂在鎮上開設的線鋪子中。一直到10月中旬形勢發生變化，西北野戰軍各縱隊與參加朝邑武裝起義的部隊北撤之後，才根據黨組織的決定返回家中。
1949年3月朝邑縣解放後，年近半百的李子謙曾多次到縣委要求黨組織給自己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縣委考慮到他多年來已積勞成疾，勸其在家中先行養病和休息。1950年7月21日，子謙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
李子謙是工作在大朝地區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的創始人，也是大革命時期朝邑農民運動的最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為了革命的勝利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他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牢和鐐銬，大義凜然、機智勇敢；他在身體飽受國民黨當局摧殘的情況下，仍能以超人的毅力向著黨所指引的方向不斷地邁進。儘管他這邁進的步伐是艱難的，沉重的，但卻是堅定的，昂然的和始終的。
李子謙雖然離開我們已有半個多世紀，但家鄉的人們仍然深深地懷念著他。
1919年5月4日，北京愛國學生為抵制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巴黎和會上街遊行，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就在事件發生後的兩三天，即由朝邑籍旅京學子張學翰將訊息傳回母校，在師範學校師生中引起強烈反響，迅速成立學生自治會，組織學生上街演講和遊行，熱情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
等到李子謙跨進師範學校的大門時，五四愛國運動在校內激起的波瀾，從表面上看來，已經是風平浪靜。而運動中所提倡的反帝反封建與科學民主新思想新文化，卻猶如一股強勁的潛流，在學校中涌動迴環。那時候，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陝西旅京學子創辦的刊物《共進》和進步雜誌《嚮導》等，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流傳至學校，在進步學生中相互傳閱。李子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眼光漸由三尺小課桌移向社會大舞台，人生的追求目標也由昔日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轉變為“對外抵制列強侮辱，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反對專制統治，提倡民主自由”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
在一篇題為《欲索回旅順、大連宜以永久之毅力》的文章中，李子謙以滿懷憂患之情寫道：“觀我國現時之大勢，外則列強鷹瞵虎視，內則同胞操戈揚戟。變亂相尋，情甚岌岌。誠為危機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時。”他憤然斥責世界列強的卑劣行徑，是“視吾人如魚肉，恃兵力以要挾，逞野蠻以侵吞，凡可橫施於我國者，無不唯力是視。”“是吾國不共戴天之世仇，思之讓人怒目切齒，憤欲忘生。”他熱情呼籲“我四萬萬同胞，宜振奮精神，淬勵志氣，同心協力，休戚與共。壯國家勢力，做外交之後盾。犧牲現在所有，圖謀將來利益。誓死力爭之心，為國流血之志，一日不可懈怠。”
在《雙十節感言》一文中，李子謙痛斥國內之軍閥，是“恃武力奪大位，置國事於不顧，率領部下，同室操戈。閭閻之塗炭，兵士之慘傷，豈有關心者哉？”譏諷那些達官貴人為“盜虛聲音，自外觀之，衣冠楚楚，威儀抑抑，巍巍乎世界之偉人也！然使之勝大任，籌良策，謀民生之幸福，躋國家於富強，則無一是舉，動錯施非，失時誤事。”
面對當時毫無民主可言的封建軍閥專制統治，子謙在《論個人之權利》的文章中凜然坦言：“國家隸屬於專制體制之下，唯以強權用事，鮮能循夫公理，豈有個人權利可言？而個人之權利不能發揮，將何以去報答社會？”他呼籲“國家之當權者，應盡力提倡個人之權利，使我之生命財產操我手中，若不違背公理，他人不得干涉。”他在文章中以自己豐富的想像描述理想中社會應是“個人的權利受到尊重，個人的長處得以發揮，思想靈敏者竭力發明，必能讓社會日新月異；文思豐富者論古討今，定可明歷史公是公非；善經營者，應讓其按專長挑選職業；欲擇鄰者，可讓他覓其愛與之相處；由是技術精長者可暢其所長；思慮高深者必登峰造極；業愈精者則利愈厚，苦愈大者則報愈豐，孰不樂乎？大家為尋自立，圖個人之幸福；勇往直前，期社會之進步。”
李子謙由於思想進步，待人誠懇和成績優良，在同學們的心目中極有威望，進入師範學校的第二年，便被選進學生自治會。他與張漢泉等學生自治會領導一起，積極組織同學們交流思想談論時局，參加當地的社會公益活動，聲援外埠的民主進步學潮。學校的政治空氣為之一振。
1924年夏收前，因校當局壓制學生的民主建議，省立第二師範學生自治會在校教導主任田恆山的支持下組織同學們舉行罷課鬥爭。校當局對此事惱羞成怒，將李子謙、張漢泉等五名學生會領導成員開除出校。
李子謙的父親是個老學究，對兒子所取得的優良學習成績感到十分欣慰，而對子謙經常參加課外的政治活動卻很反感。這次子謙被師範學校開除，父親心中更是生氣，多天都不理他。後來在親友的勸說之下，父親才同意子謙到西安甲種農業技術學校植棉科繼續學習，但卻在經濟上加以限制。
甲種農業技術學校校長趙葆華是陝西早期的共產黨員，校內政治氣氛活躍。為了能多讀幾本進步書籍，子謙想方設法對本就不多的一伙食進行“剋扣”。即使這樣，還是經常在經濟上發生拮据。因此，在入校後的第二學期，子謙就利用節假日期間經人介紹到國民黨陝西臨時省黨部等地做些抄寫工作，以便掙得些許筆資，用來補充拉下的經濟饑荒。那時，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籌建不久的國民黨陝西臨時省黨部內的主要工作人員魏野疇、劉含初都是共產黨員。李子謙在這裡不僅可以接觸到許多進步書籍，更是直接處於共產黨人的影響之下，感觸他們對時事的議論，聆聽他們對局勢的看法，思想認識較前變得更加深刻。
1925年，一名叫湯德的政客由白水縣調任朝邑縣知事。為了報答上司栽培自己的恩隆，該湯下車伊始，便急不可待地向縣內各商號攤派稅捐六仟大洋，用作孝敬上司的禮物；為了向大荔駐軍頭目麻振武獻媚，該湯還硬是把朝邑縣每月給麻軍的糧秣支應，由原來的四仟大洋激增至一萬二仟大洋。為了搜刮到這些數目，湯德不僅別出心裁地向全縣百姓實行預征，還差派了許多爪牙下鄉催收，若誰稍有不滿情緒或反抗行為，即被繩拴、鞭苔、戴枷、監禁。雖然彼時還處在1925年（民國一十四年），但各項稅捐已預徵到了1928年（民國十七年）。縣內部分紳士也曾爭執抗議，但預征款項終未能免。無力完納的窮苦百姓，更是被逼得賣兒鬻女逃亡上吊。
目睹家鄉父老遭此悽慘之苦，李子謙心緒難以平靜。在國民黨陝西臨時省黨部內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下，他以《朝邑通訊》為題，於1925年11月27日出版的中共陝西機關刊物《西安評論》第25期上撰文，揭露湯德在朝邑的罪惡行徑，子謙的這篇文章，文筆犀利，語言辛辣，鋒芒直指黑暗的社會制度。文章中，子謙將湯德不擇手段的斂財行為譏諷為“該令之創舉”，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官僚們敢於如此貪橫無忌的原因，是其背後有軍閥做靠山。他們那刮地皮的伎倆，再加上最有力的武人做後盾，真是如虎添翼。”子謙在文章中，誠懇地敦促“陝西之政治當局及關心人民改造社會的仁人志士，應當注意給人民以實力的援助。”他奮筆疾呼家鄉民眾理就“窮極思變，急起自救，同求自身之解放”，滿腔熱情地指出：“朝邑人民之反抗運動將不遠了。”
1926年春，被陝西民眾驅逐出境的豫西軍閥劉振華借直奉軍閥向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之機，第二次興兵禍陝，驅動了8個師的“鎮嵩軍”闖入潼關圍困西安，妄圖重新在陝西作威作福。幸有楊虎城將軍聯合李虎臣等部陝軍，在共產黨和各界民眾的支持下拚死守衛，才使古都西安免去城破屋毀、生靈塗炭的慘劇發生。直到馮玉祥接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在內蒙古五原誓師後，統率國民聯軍入陝援救，才於這年的11月28日解了西安之圍。
在長達8個月之久的反圍城鬥爭中，李子謙積極回響中共西安地委的號召，夜以繼日地宣傳和組織民眾協助守軍運送物資，救護傷員，工作表現得既突出又紮實。
古城西安解圍後，陝西省境內呈現出一片國共合作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大好局面。中共陝西黨組織按照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派遣共產黨員分赴各地幫助建立、鞏固和擴大各縣的國民黨黨部，以便為各地開展農民運動和發展中共組織打好基礎。已是共產黨員的李子謙根據中共西安地委的安排，以公開的國民黨員身份回家鄉朝邑開始國民黨朝邑縣黨部籌建工作。他經過努力首先將朱晦生、黨克儉、馬吉甫和秦子敘等多名知識分子，發展成為國民黨黨員，並在縣城內東大校場北側的馬王廟東院，組建起國民黨朝邑縣黨部，由子謙擔任常務，黨克儉和朱晦生分別擔任組織和宣傳，馬吉甫任文檔。
1927年1月下旬，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西安召開，作為朝邑縣被邀代表，李子謙由於事情纏身難以前往，他便自籌經費，委派朱晦生和黨克儉趕赴西安參加了會議。
李子謙在剛從西安回到朝邑發展馬吉甫、朱晦生、黨克儉等人加入國民黨時，就結合宣講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大力宣傳要致力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沒有壓迫和剝削，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觀念新思想。為了促進朝邑縣的國民革命運動迅速發展，春節過後，又開始有計畫地組織縣城內兩校的高年級學生劉希堂、劉伯濤、張喜祥、白伯章等和部分青年教師與縣黨部成員一起參加學習。當時學習的書籍有《陳獨秀先生演講錄》、《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列寧主義概論與中國》、《列寧給我們的教訓》及許多宣傳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小冊子。為了大家能夠聽得懂，學的深，子謙還不時地用通俗的語言進行宣講，並穿插著介紹別處如何喚起民眾起來鬥爭的情況。
這一系列活動，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早在大荔這塊土地上的傳播。這不僅為接踵而來的農民運動與學生運動起到了啟蒙和推動作用，也為中國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來這裡參加學習的絕大多數成員，後來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早在古城西安解圍以前，中共中央就在《目前農運計畫》檔案中，強調陝西發展農運要特別注重“關中道即渭水流域各縣” 。1927年春，中共陝甘區委亦提出“黨到農民中去”的口號，強調“陝西最重要的工作為農民運動” 。李子謙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開始在朝邑組織農民協會，掀起農運熱潮。
由於軍閥連年混戰的滋擾，彼時的朝邑縣境內，政府、駐軍輪番攤派，惡霸地主橫行鄉里，土匪盜賊白日搶劫，平民百姓朝不保夕。雖有三五村莊的百姓也有自發地組織起社團用以防衛，但這些社團很快就被當地的豪紳所掌握，並變成為其守家護院的工具，而窮苦百姓卻因此加重了負擔。在此之前，縣內已經發生了幾次較大的“交農”運動，李子謙與朱晦生、馬吉甫等對縣內各地的情況分析以後，決定集中縣黨部的工作人員先從百姓受苦最重、反抗精神亦強的縣北部開始發動民眾籌建村級農民協會，並響亮地提出“剷除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利歸農會”等口號。經過十多天的努力，首先在鐵鐮山上的平羅朱村建立起了全縣第一個村級農民協會。隨後，附近各村的窮苦百姓們紛紛起來效仿。在李子謙、朱晦生、張重義、馬吉甫等的指導和協助下，朝邑縣境內的農民運動從西向東、由北往南很快形成高潮，3月份建立起第一個區級農民協會，4月底成立了縣農民協會。
正當朝邑縣的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向前發展之時，傳來了革命先軀李大釗被軍閥殺害的噩耗。子謙即以國民黨朝邑縣黨部的名義，在縣城內召開了各界悼念大會，還親自撰擬了“不偷生，不苟生，生憑有膽；為國死，為黨死，死亦光榮”的輓聯，特聘縣內書法名家張性初先生予以書寫。會上群情激昂，各界代表紛紛上台控訴反動軍閥殘害革命志士，妄圖撲滅革命烈火的罪惡行徑。此舉進一步激發了大家爭取國民革命勝利的熱情和決心。
為了推動全縣農民運動深入向前發展，子謙曾先後指導縣內第一個區級農協 大定局農民協會，制定了清算原局紳劉乃斌多年貪占糧款和抵制合陽露井國民黨駐軍團長楊緒的跨縣亂征捐稅等行動計畫；當東高明村農民協會會員李張錫在參加抵制縣內駐軍亂征亂收鬥爭時中彈身亡後，子謙不僅迅速派得力人員趕赴高明村協助大定局農民協會負責人張重義處理善後事宜，還親自面見縣城內駐軍團長，與其據理力爭，最終迫使駐軍方面到場認錯並賠償了命價；當縣南劣紳薛萬寧在村內糾集反動勢力，與當地的農民協會作對，併到縣上尋釁鬧事之時，子謙與朱晦生商量後，進行了仔細安排，巧妙地借駐軍團長耿莊之手，將這個死心塌地的對抗農運之徒予以處置；為了讓農民協會在震懾不法士紳，打擊盜賊土匪，抵制亂收亂派和維持社會治安等方面能發揮較大的作用，子謙和朱晦生等人幾經出面，找朝邑縣縣長和縣駐軍頭目進行交涉，促使他們拿出部分庫存彈藥，對農會會員進行武裝……
由於子謙和同志們努力工作，農民協會一時聲威大振，縣內各村之貧苦農民紛紛踴躍參加。不僅村級農協遍布鐮山上下、洛河南北，會員也發展到8984人，朝邑一時成為全陝西省農民運動開展得較有名氣的縣份。
子謙在領導全縣農民運動的同時，也很注意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縣的建立和發展。到1927年的6月後，不僅相繼將朱晦生、張重義、馬吉甫等經過農民運動考驗的骨幹分子發展為共產黨員，並使得朝邑縣的大革命運動初步形成了一個較為有力的領導核心，還將共青團組織引進了南寨子高級國小和東街職業學校，指導和幫助兩校建立了團支部，發展了團員，為後來朝邑學運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1927年7月間，馮玉祥追隨蔣介石態度右轉，指令在陝西主政的參謀長石敬亭清洗共產黨員。於是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遭到破壞，日漸高漲的農民運動頻受打擊，剛剛振興的革命形勢逐漸惡化。
針對突現的不利形勢，李子謙在和同志們進行緊急磋商的基礎上，斷然採取了幾項應對措施。一是把前一段在農民運動中已經“紅”了的朱晦生、張重義、馬吉甫、黨文伯等共產黨員撤離縣黨部，疏散到兩宜、南小、烏牛、白龍等地，以教師、學生、政府職員的身份做掩護蔭蔽下來；二是公開宣布，解散縣農民協會。暗中卻主動與農村以防禦盜賊為目的逐漸興起的民間組織 紅槍會（又名紅學會）達成秘密協定，讓各村的農民協會以紅槍會的名義，整體上保存下來，使之仍能在暗中繼續發揮作用；三是把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縣的聯絡中心，由縣城內的國民黨縣黨部轉移到地方偏僻但有馬吉甫擔任公職的國民黨朝邑縣烏牛局。
李子謙在安排好朝邑的事情後，於10月份趕赴西安，向黨的上級組織匯報了朝邑的情況，並聽取了黨組織對新形勢後的工作安排。由於受黨組織委託轉送宣傳品，他在歸途中繞道蒲城縣城。不料，他到達縣城內的預約地點時，碰到的卻是門鎖人空，無奈之下他只好打道先回朝邑。但在出蒲城縣城門時，他卻受到嚴格的盤查，偽裝在點心盒子裡的宣傳品被搜了出來，當場遭到守城門的軍士逮捕。數天以後，子謙又被押送至西安的陸軍監獄。
儘管子謙被捕後無論是在蒲城還是在西安的關押期間，都是用編好的口供來對付當局的審問。但他明白，凡是被關押到這個監獄的人，能活著出去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在他心中已經抱定了一死的主意，並暗中發誓道：“瞎就僅我一個人，絕不出賣組織，連累同志。”所以，無論怎樣拷打和利誘，子謙總是咬緊牙關未改前言，始終未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幸運的是碰到典獄官肖振盈十分崇尚孔孟之道，很是欣賞子謙諳熟《四書》、《五經》，又有一手好字，特別是該肖又十分迷信夢中之應，因而認定子謙的被捕是受了冤枉，肖振盈一面讓子謙替他抄寫佛經多篇，以超度其母的亡魂，一面暗地裡在案卷中做了手腳。子謙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得以活了下來。半年之後，子謙由任西安孤兒院院長的原師範同學李緒田具保獲釋。
由於獄中的殘酷折磨，被釋放後回到家中的李子謙頭蓬足赤衣破衫爛。一時間父親的動怒，妻子的抱怨，鄉鄰的遠疏，豪紳的冷眼接踵而來。但這一切，子謙都默默地忍受了，而最讓他苦惱的是與黨的組織失去了聯繫。雖然後來他經過幾番努力，但不僅未能同上級黨組織聯繫上，就連當初同在朝邑搞農運的朱晦生、張重義、黨文伯等共產黨員，也都因大革命失敗後在本地不能立足而投奔他鄉；暗中聯繫上的，只有一個同樣是與組織失掉聯繫的共產黨員馬吉甫。此後一段時間內，子謙感到十分的苦悶和焦慮，一直到半年以後，在因參加渭華暴動而負傷的共產黨員張漢泉潛回家養病時，他才從這位當初志同道合之老同學的言談中，對全國全省的革命形勢有了一個較為深刻的了解。
李子謙並沒有因為革命處於低潮，便對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他相信革命的高潮總有一天會到來。
在暫時無法獲得黨組織具體指示的情況下，子謙聯繫了馬吉甫等人，利用組織或支持親鄰鄉友成立“孝義會”“節約促進會”與“禁（鴉片）煙會”等形式，促導人民民眾移風易俗，改造不良的生活習慣；運用創辦“農業信用合作社”和“棉花運銷合作社”等民間組織，幫助窮苦百姓發展春耕生產，協助廣大棉農抵禦奸商和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其中的“棉花運銷合作社”組織在安仁鎮周圍發展了六十多個村。
為了不斷充實和加強自己的革命信念，子謙和馬吉甫、張漢泉、張維誠等幾個暫時與黨組織失掉聯繫的共產黨員，不僅經常相互勉勵，還將暗中保存下來的幾本革命書籍，裱糊上《推背圖》和《海上花列傳》字樣的書皮，在各人之間來回傳遞閱讀。
在這一時期，子謙的父親曾托熟人，在縣城內的南寨子高級國小給子謙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但當子謙得知學校安排他講授誣衊共產黨的“赤匪罪惡”課時，便尋找理由毅然推掉了這份待遇頗為優厚的差事，改去地方偏僻待遇低微的南灣村國小教書。
大革命失敗以後，那些在農運中曾經遭到打擊的城鄉封建勢力又紛紛抬頭，他們雖然並未弄清李子謙的共產黨員身份，但對子謙當年領導農民運動致使他們的利益受損一事卻懷恨在心，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對子謙進行報復和迫害。1936年夏收以後，李子謙僅因在與鄉鄰的談話中，涉及到國民黨當局對百姓的征糧太重，便遭當地一寧姓劣紳誣陷，並以“煽動民眾抗糧不繳，對國家前途命運有礙”的罪名，再次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逮捕，押至縣城以內，當堂受到嚴刑拷打。雖然當局由於實在查不出真憑實據而釋放他回家，但他卻因身體倍受摧殘，從此落下了終生未愈的瀉血症。
1937年冬，一路從冀中西犯的侵華日軍，攻占了僅與朝邑縣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濟縣城。到開春以後，竟悍然用大炮向黃河西岸猛烈轟擊，朝邑和平民兩縣房屋倒塌，人畜傷亡，淪亡的危機即在眉尖。為了奮起抗日救亡，將近十年來在朝邑這塊土地上已瀕臨窒息的共產黨活動，又應時得以恢復和發展。李子謙顧不得自己的抱病之身，立即滿腔熱忱地投入到黨的懷抱。
李子謙為人心底坦蕩，不圖虛名。在籌備建立新的共產黨朝邑縣組織過程中，中共沿河地委鑒於李子謙以前在朝邑革命活動中的地位和聲望，擬議讓他仍然承擔黨組織的領導工作。但子謙考慮自己已經體弱多病的實際，若再擔任領導工作，難免會力不從心而貽誤事情，便誠懇地向黨組織表示：“只要能給黨出力，能給抗日事業做貢獻，自己無論乾什麼工作都行。”
李子謙不僅行如其言，刻苦認真，而且考慮問題做起事來也很細緻周密。一次，黨組織安排他去涇陽縣給馮文彬主持的安吳青訓班送材料。臨行前，他不但將要送的材料鋪平分別縫入被子和腰帶中，還堅持要青訓班派來朝邑聯繫工作的交通員，換掉當時在東府一帶的農村中比較少見而極易惹人注目的八眼布鞋，然後，才和這位同志裝扮成合夥出門打短工的模樣上了路。為了避開沿途國民黨關卡的盤查，李子謙和同伴起早摸黑徒步數百里，一路上繞村鎮，住場房，吃冷饃，喝生水，圓滿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李子謙兩次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由於當時革命處於低潮，中共朝邑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而無力顧及營救，全靠親戚朋友湊錢上下奔波左右打點，才使他從獄中獲釋。為此，家中還賣掉部分房產和田地，使得原本底子薄、負擔重的家境變得更為窘迫。屋裡的事，地里的活，皆因無錢顧及幫工，全靠一家人自己去乾，但為了照顧子謙那倍受摧殘的身體，父親、妻子和兄弟等平日還是儘量讓子謙少出力，多休息。今見子謙又不顧抱病之身，整日沒黑沒明地在外邊跑，甚至幾天還不見人，家人口中不免露有微詞。子謙覺察到這個情況後，一方面努力去乾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與家務，一方面苦口婆心地給家人講抗日救亡的道理。家人原是怕他再在外邊惹出麻煩，聽他解釋後心中才算是有了底。特別是老父親本就深明大義，現在更是為兒子一心為國家為民族抵禦外侮的精神所感動，便當著全家人的面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子謙的身體不好，屋裡屋外的活就讓他少乾點，讓他多做些抗日工作，去為國為民盡忠吧。你們在這事上要包容一些，多乾點家務和農活，就算是為父盡孝了。”
有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子謙工作起來勁頭更大了。1938年秋，中共朝邑縣委安排李子謙和馬子鑒、衛鑫、於君志四人到延安抗大參加學習。子謙接到通知後毫未推辭，咬牙忍受著疾病的折磨，跋山涉水直奔心中的革命聖地而去。
經過延安抗大培訓後的李子謙，無論是思想認識還是政策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他在1939年秋回到朝邑時，正逢中共朝邑縣委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決定在縣北部人市兩旺的安仁鎮，開辦一個商鋪，作為黨開展工作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委託子謙和馬吉甫、馬子鑒、張殿臣等具體籌辦。在新聯絡點開辦以前，子謙和大家一起，對中共朝邑縣工委原來於縣城內開設的秘密聯絡點 七七書報社，在開辦後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即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而被強行封閉一事，進行了仔細討論，在分析過程中，子謙提出該書社的股東朱晦生和張重義，都是大革命時期已在朝邑“紅”了的人物，勢必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與懷疑。為此，他大膽提出在新聯絡點開辦時，可在安仁鎮周圍或稍遠地方，聘請幾個平日裡思想較為民主、作風沉穩又能在朝邑政界講得起話的地方鄉紳或政府職員，參加到股東會中，並要讓這些人能得到實際利益。只要我們在平時工作中加以注意，這樣做不僅不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影響，還能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意見反映到縣委以後，立即得到贊同，認為子謙的提議很符合黨的統戰政策，只要工作做得好，將會給我們的聯絡點增加一層保護色。此後，子謙等幾經努力，聘請了國民黨烏牛鄉鄉長馬愛亭、縣政府財政科的余伯哲、鹽池窪鹽場經理王叔才、安仁鎮藥店掌柜劉志強和地方富戶王洪伸等參加了股東會。由於共產黨員馬子鑒既會經營，且是馬愛亭的胞弟，特被安排為商號經理，張殿臣為股東代表。子謙和馬吉甫因為過去都鬧過農運，只是暗中負責黨內聯絡的事，未擔任公開職務，大家又給商號起了一個最普通和不帶任何色彩的名字 利群實業社。
由於子謙能深刻理解和正確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利群實業社開張以後，黨內黨外的事情都辦得非常順利。不久，又通過馬愛亭的關係，給利群實業社爭取到代辦郵政的業務，這是為黨組織南下北上越關過卡遞情報提供了便利條件。這個聯絡點一直堅持到1949年3月朝邑取得解放，且從未引起過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與懷疑。
為了打破國民黨當局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的經濟封鎖，中共中央從1940年起號召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這年秋，在邊區機關生產科工作的原朝邑縣工委書記張重義趕回家鄉，與中共朝邑縣委商議後，決定由縣委組織黨員為陝甘寧邊區籌送棉籽、土布和醫藥等物資。
當時正處在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時期，地處國民黨統治區的朝邑共產黨組織和黨員，已因時局的艱危而按照上級安排轉入“蔭蔽待機”的狀態。但子謙和馬吉甫、馬子鑒、張殿臣等接到縣委的安排後，並未因革命條件異常艱危而裹步不前。他們不僅積極設法籌措資金，假借做生意為名，在縣北部分地設點，以市價收購棉籽和土布，還買來10多台軋花機在安仁及周圍各村以給人軋花換取棉籽。在兩三個月時間中，共籌措棉籽20多萬斤和部分土布、醫藥等物資，並設法安全運往延安。
此後，子謙由於瀉血症等疾病的折磨，身體比以前更為孱弱了，特別是原有的眼疾更加嚴重，視力大為下降，難以出外參加革命活動。但他仍然設法讓家人約請老友馬吉甫等前來家中，敘談本地和外面的時事、政治等情況。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不斷高漲，1948年10月中共平朝工委根據彭德懷司令員關於“策應西野大軍進行荔北戰役”的指示，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黨朝邑縣保警大隊，常備大隊及縣北六個鄉的鄉保舉行的武裝起義。由於子謙行走困難，黨組織事先未曾安排他參與這次活動。子謙在起義的前夜知道情況以後，頓時激動得難以入睡。第二天天還未明，他便忍受著病體的折磨，叫醒胞弟李子正，一同趕往五六里路以外的安仁鎮。一進東門，就用連夜準備好的粉筆在沿街兩面的店鋪板門上，書寫“打倒國民黨，歡迎共產黨！”和“打倒蔣介石，歡迎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等標語和口號。
朝邑起義的成功舉行，象是給子謙的身體注入了興奮劑。中午，他讓胞弟子正先回家去，自己堅持把南街一路寫完。然後，又留在安仁鄉起義後的指揮部，幫忙書寫標語和出黑板報，把黨的政策及時公布給民眾。晚上，子謙也不回家，就借宿在過去曾幫過工的同村人張相樂在鎮上開設的線鋪子中。一直到10月中旬形勢發生變化，西北野戰軍各縱隊與參加朝邑武裝起義的部隊北撤之後，才根據黨組織的決定返回家中。
1949年3月朝邑縣解放後，年近半百的李子謙曾多次到縣委要求黨組織給自己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縣委考慮到他多年來已積勞成疾，勸其在家中先行養病和休息。1950年7月21日，子謙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
李子謙是工作在大朝地區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是共產黨組織在朝邑的創始人，也是大革命時期朝邑農民運動的最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為了革命的勝利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他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牢和鐐銬，大義凜然、機智勇敢；他在身體飽受國民黨當局摧殘的情況下，仍能以超人的毅力向著黨所指引的方向不斷地邁進。儘管他這邁進的步伐是艱難的，沉重的，但卻是堅定的，昂然的和始終的。
李子謙雖然離開我們已有半個多世紀，但家鄉的人們仍然深深地懷念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