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投筆從戎，報效國家,從軍生涯,晚年十叔,
投筆從戎，報效國家
李友尚自小聰穎好學。青少年時代，正值中國被軍閥統治、受列強欺凌，生靈塗炭，民怨沸騰；孫中山為建立民主共和國，領導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革命鬥爭。1925年李友尚於省立羅定中學畢業。此時有中學畢業文化程度的人不多，而他又是中學的高材生，因此如果他選擇當教師或從政，皆非難事。但在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及長兄的帶動下，他立志投筆從戎，報效國家。同年秋，適逢黃埔軍校招生，他前往廣州報考，獲錄取編入第四期步科第二團第二連。他實現了投軍的願望，很珍惜在軍校的學校機會，奮發努力，掌握了系統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為以後指揮作戰與培訓軍事人才打下了基礎。
從軍生涯
1925年7月，廣州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國民黨軍各派系部隊統一編為國民革命軍。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北伐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革命軍以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及統一中國為目的的革命戰爭。參加北伐的粵系部隊，包括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第十師、第十二師等。同年秋，李友尚從黃埔軍校畢業，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任排長，隨即參加北伐。北伐軍打敗了吳佩孚、孫傳芳部，收復了武漢、福建、江西。第四軍戰功尤著，被譽為“鐵軍”。同年冬，李尚友所在的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原先的第十師編入第十一軍的第十師和第二十四師，李尚有歸屬第十一軍第十師。
1928年春，第十師調往海南島。當時該島土匪遍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已升任連長的李友尚率部參加剿匪。經過10個月的清剿，該師終於肅清了瓊島的土匪。1929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軍隊編遣會議後，第十師初編為獨立第二旅，不久又編為第六十師。李友尚晉級為第六十師一二0旅少校參謀，後調任特務營營長、第六團第一營營長、第一八0旅三六0團第一營營長。
由於軍隊編遣問題，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矛盾激化。晉系軍閻錫山、西北系軍馮玉祥、桂系軍李宗仁結成反蔣介石聯盟，1930年5月出兵70萬反蔣，蔣介石亦調集幾十萬大軍迎戰，爆發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軍閥混戰——蔣馮閻桂中原大戰。李友尚隨第六十師先後在隴海路與津浦路一帶參加對馮軍、閻軍作戰。8月攻下濟南後，蔣介石以第六十、六十一師參加此次內戰有功，特給予嘉獎，以這兩個師為基礎成立第十九路軍，蔣光鼐升任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為第十九路軍軍長。該軍還得到100萬元犒賞。李友尚任第十九路軍中校營長，1931年隨該軍調往江西參加對紅軍作戰。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略了中國東北三省後，為加快滅亡中國的步伐，在上海挑釁，妄圖占領中國第一大工商業城市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軍向駐守於上海閘北區的十九路軍大舉進攻。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威震中外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因而爆發。李友尚率部投入激烈的對敵戰鬥，全營官兵，同仇敵愾，英勇殺敵；他身先士卒，奮不顧身，被敵彈擊中負傷。十九路軍經過33天浴血奮戰，以落後的武器粉碎了日軍動用飛機、大炮、坦克、軍艦等先進裝備的5路瘋狂進攻，迫使其三易主帥，三次增兵，死傷萬餘人，始終未能攻占上海。十九路軍的抗戰沉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戰士氣。而與此同時，蔣介石、南京政府卻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淞滬停戰後，被蔣介石強行調往福建的十九路軍聯合各派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成立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軍，仍保留十九路軍番號。李友尚毫不猶豫地參加此次事變，成為人民革命軍的營長。由於蔣介石調動陸海空三軍幾十萬人鎮壓“閩變”，並收買了十九路軍個別高級軍官，“閩變”失敗。1934年1月，十九路軍遭拆散改編、取消番號，連級以上軍官全部撤換，被迫離開。有的另謀其他職業。李友尚當時才二十幾歲，從軍僅數載，決不願半途而廢，遂投奔黃埔第一期校友唐雲山當師長的第九十三師，繼續擔任營長，後升任第九十三師二七七團上校團長。1938年，他率部先後參加抗日的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
1939年，日軍在廣西欽州灣登入，企圖切斷中國與越南的運輸通道，同時建立一塊便利日軍南進的根據地，故11月開始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在廣西境內進行戰鬥，稱為桂南會戰。同年12月開始，國民黨軍對日軍發動一場以牽制、消耗日軍為目的的“冬季攻勢作戰”。李友尚奉命率本團參加此兩次戰役。一天，他所在的第六軍軍部被日軍進攻，軍部警衛部隊寡不敵眾，戰況十分危急。他率部火速趕至，占領有利地形，以密集火力猛烈攻擊日軍。這及時而勇猛的救兵使警衛部隊士氣大振，合力夾擊日軍，致使日軍腹背受挫，棄屍累累，狼狽敗退。“李友尚勇敢善戰，帶兵解救了軍部”，成為當年在廣西謀生的羅定籍人士流傳一時的佳話。他因而深得該軍軍長甘麗初的賞識。
1940年4月，李友尚所在的第九十三師奉命調到廣西靈山縣，歸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指揮。該集團軍總司令蔡廷鍇認為第九十三師實力充足。蔡總司令曾檢閱李友尚團。據《蔡廷鍇自傳》一書記載，蔡廷鍇的評價是：“該團精神甚好”。由此可見，李友尚帶兵有方。
1942年1月，日軍向駐守緬甸的英軍發動進攻，英軍敗退，緬甸首都仰光被占，英軍要求中國軍隊儘快入緬參戰。國民黨軍隊遂組建遠征軍。第六軍被編入遠征軍序列，李友尚奉命率領一個加強團進入緬甸頑強抗擊日軍。1943年，第六軍調回國內。他調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桂林）第六分校教官、軍官教育隊少將隊長，主管培訓初級軍官的工作。
日軍攻占衡陽後，以打通湘桂、桂越兩條交通線和破壞中國西南空軍基地為目的，於1944年9月發動桂柳會戰。駐守廣西全州要地的國民黨第九十三軍與日軍一接觸後未經激戰，即擅自撤退，並把帶不走的武器彈藥和糧食全部銷毀。事後該軍中將軍長陳牧農被處決，甘麗初繼任第九十三軍中將軍長。李友尚調升該軍新編第八師少將副師長，隨部隊參加桂柳會戰。官兵們奮勇抗擊沿湘桂路進犯的日軍先頭部隊，在桂林以南的蘇橋及沿湘桂路抵抗日軍，又於桂林以西四合村義寧間占領陣地，加固防禦工事拒敵南進。
1946年，他被選送進入當時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深造，編入將官班乙級第二期。自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的軍隊逐步實行擔任師級以上的參謀長必須是陸軍大學畢業學員的制度，目的是統一戰術思想及作戰指揮業務，加強各方面的作戰聯繫，尤其是對參謀本部的聯繫。1947年秋李友尚於陸軍大學畢業後，晉升為整編第九十六軍少將參謀長，兼整編第四十五師參謀長。他獲得此職可謂升遷迅速。在當時，陸軍大學畢業的軍人比一般軍校的畢業生升遷較快，而有黃埔軍校和陸軍大學雙學歷的軍人，被人們稱為“黃大”，尤受重用，故升遷尤速。其它有保定軍校和陸軍大學雙學歷的“保大”，和有一般軍校和陸軍大學雙學歷的“雜大”畢業生，升遷速度均不及“黃大”。
1948年4月山東濰縣戰役中，他與該軍軍長陳金城、該軍副參謀長兼政工處長萬凌濤等軍官被人民解放軍俘虜。他們一到了戰俘管理所，管理人員就宣布保證他們的人格、生活、健康，包括定期檢查身體，有病及時治療等，嚴禁體罰和侮辱的行為，從各方面給予人道主義的待遇。人民解放軍對戰俘上述的“三保證”及耐心細緻的思想教育，有效地促使戰俘的思想發生轉變。1949年春，李友尚獲釋放。國民黨軍隊團級以上戰俘最快的一般是在1959年特赦釋放。他提前獲釋的直接原因，是他在戰俘管理所的現實政治表現良好，而主要原因則可能與他的歷史背景有關。他原是十九路軍的中級指揮官。十九路軍在福建曾與紅軍議和併合作，1933年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同年他本人參加了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被人民解放軍俘虜的第七兵團司令官、原十九路軍將領區壽年亦於1950年初提前獲釋。
將離開戰俘管理所時，李友尚聞國共兩黨軍隊大決戰第一戰役遼瀋戰役已於1948年11月上旬結束。其後，他見到一批淮海戰役被俘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得知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敗得更慘，除一部分起義投誠外，其餘精銳部隊五個兵團、數十萬大軍，被解放軍全部殲滅。他從山東回鄉途經廣州時，大決戰最後一戰平津戰役國民黨軍又以損失慘重而收場的訊息傳來。此時，國民黨部隊大勢已去，原有八百萬大軍僅存不足三分之一，戰鬥力弱、士氣低下。余漢謀時任國民黨廣州綏靖公署上將主任，擬推薦李友尚任某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但他對仕途無興趣，決意回羅定與家人團聚。
解放軍乘勝追擊殘存的國民黨軍，人民游擊武裝不斷發展壯大，解放區迅速擴展。1949年新春，解放軍粵中縱隊第四支隊及該縱隊的獨立團進抵羅定。2月，該支隊第十四團和羅定縣人民政府在羅鏡鎮成立。不久，該支隊在連州圩擊潰了國民黨省保警兩個團與縣警隊。羅定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已成為該支隊的游擊區，縣人民政府組織了區鄉政權和民兵。龜縮一隅的羅定國民黨當局及其軍隊陷於四面楚歌之境。4月，出任廣東第二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的譚啟秀力邀李友尚任該區保全副司令，他亦婉言謝絕。由於他與譚啟秀是十九路軍的袍澤，又是同鄉，出於個人感情的考慮，他答應做譚啟秀的私人助手。在此期間，他曾勸說譚啟秀釋放其部隊在羅定扣押的中共地下黨員，包括負責人之一的徐某。徐某等因而獲釋。幾個月後，他便離職遷居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