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晦生

朱晦生(1904~1948)乳名春官,學名熙祥,字善初。陝西朝邑(今屬陝西大荔)人。13歲時父母相繼逝世,以給人放牛和當學徒謀生。1927年春,陝西正處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時期,朱受國民黨朝邑縣黨部委派,列席了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李志謙指派,在他的家鄉朝邑平羅建立起朝邑第一個農民協會。同年7月,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晦生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04
  • 逝世日期:1948
  • 性別:男
  •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童年,受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大事件,犧牲,

童年

朱晦生,學名熙祥,字善初,1904年2月1日出生於朝邑縣(今大荔縣)平羅朱村。其父朱序馨系清光緒年間貢生,曾在商州任州同。後退坐塾館。晦生自幼隨父讀書,好學上進。他13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家道從此衰落,無力繼續求學,只好以給人家放牛謀生,後又到大荔縣城內念點書局當學徒。18歲時,在澄城縣席家莊國小教書。由於收入微薄,生活難以為繼,每臨學校放假,就去充當“忙工”。
艱苦的生活條件,磨練出朱晦生堅韌不拔的性格。他白天做工或教書,晚上自學。功夫不負有心人,天長日久,他不但學問大有長進,而且還練出一手出眾的毛筆字和熟練的篆刻技術。

受擁

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波及陝西。1924年,許多有識之士,倡導舉辦平民夜校。這時在平羅朱村任教的朱晦生深受影響。同年冬,他在當地辦起一座農民夜校,招收青年農民20多人。他自編教材,自購燈油,還帶領學員去田野中拾柴,生火取暖。這些都受到夜校學員和當地農民的擁戴。後來,這批學員成為當地農民運動的骨幹力量。
1926年冬西安解圍後,共產黨員李子謙受組織派遣,回家鄉朝邑開展工作,著手籌建國民黨縣黨部。由於朱晦生在高明一帶影響較大,追求進步,李子謙便很快結識並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參加黨部的籌建工作。1927年初,朱晦生和黨克儉受李子謙(公開身份是縣黨部常務)委託,以朝邑縣黨部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回朝邑以後,他在家中土地廟前寫下一副對聯:“耕者要有其田、民生完全靠地”,橫額是“勞農神聖”。不久,他被李子謙派回高明發動農民運動。他以原農民夜校學員為骨幹,深入各村向民眾講述革命道理和組織起來的好處,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在平羅朱村建立起朝邑縣第一個村級農民協會。隨後,其它各村也紛紛成立農協,農民運動勢如熾火,迅速擴及全縣。同年四月的一天,朝邑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在縣城內東大操場召開。數千民眾雲集會場。會場上旌旗招展,刀槍林立。大會由朱晦生主持,他登上主席台激動地說:“鄉親們,縣農民協會今天成立了,從此以後有為農民說話的地方了。”全場頓時呼聲雷動。接著,他又介紹了全省農運的情況。要求民眾緊密地團結在農民協會的旗幟之下,組織農民武裝,保衛農民協會。
朝邑縣黨部成立以後,朱晦生負責宣傳工作,多次主持民眾大會。五月初,李大釗在北京遇害的訊息傳到朝邑,朱晦生立即以縣黨部的名義主持召開追悼大會。他慷慨陳詞,歷數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罪惡,高呼口號,發表誓詞,表示一定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為李大釗報仇。會後,他以縣黨部的名義,與縣府交涉,說服縣長將庫存的一些武器送給農協,成立農民武裝,清剿土匪。他還幫助縣南仁義村農協,機智地借駐軍之手,處決了劣紳薛萬寧。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6月,經李子謙、黨文伯介紹,朱晦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年暑期,他受縣黨部委託,在縣職校開辦了一個“三民主義研究會”,給來參加學習的教師講授“中國革命、三大政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等課程。學習結束後,由縣黨部發委任狀,指定每個學員到各村開展工作,並在各國小開設“三民主義”課。
大革命失敗後,朱晦生從國民黨縣黨部撤出。同年9月,朝邑縣共產黨的負責人李子謙被捕,朱晦生失掉了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繫。不久他與張重義、黨文伯等通過吳卜亭又和上級黨組織接上關係,繼續進行活動。他以教書為掩護,在本村開辦農民夜校,向民眾灌輸新思想。他在自編的教材中寫道:“日割台灣,兼併朝鮮。租旅順口,租大連灣。要圖自強,盡數收還。……大革命家,孫公中山,建國方略,計畫完善。專講建設,行易知難……。”由於教材通俗易懂,在民眾中傳播很快。

大事件

1928年春節前,朱晦生與張重義串聯了20多名進步青年,組成了一個業餘劇團——哀鴻劇社。朱晦生十分活躍,既是劇團總指揮,又是演員、報幕員。為增強演出效果,每次他都要在戲台兩旁寫一幅對聯:“哀鴻遍野嗷嗷待哺,赤地千里民不聊生”。
1928年5月,張重義在南寨子國小領導學生鬧學潮失敗後被緝捕,隻身去了寧夏。朱晦生因受株連被捕。在敵人面前,他據理力爭,大義凜然,屢挫敵人的陰謀。他對探監的同志說:“你們不要變向。假若沒有我了,大家還要象以前那樣繼續幹下去。”不久,敵人找不到證據,只好將他釋放。
1928年夏,陝西各地的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後,國民黨陝西當局瘋狂搜捕鎮壓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東府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朱晦生再次與組織失去聯繫。他於是東出潼關,投親訪友。不久經人介紹,他擔任韓復榘部下20師119團迫擊炮連司務長。後因他精文善寫,又先後調任文書和準尉司書、書記官等職。他一面尋機向士兵宣傳革命思想,一面設法尋找黨的組織。該連有一名青年叫王振漢,在刊物上發表了揭露連隊生活黑暗的文章,被開除軍籍。朱晦生對王振漢十分同情,暗中向王振漢贈送了盤費。1934年,朱晦生回朝邑完婚時,叮嚀地下黨員張正德:“要多交友,慎交友,等待時機,留心找黨組織,避免盲動。”
韓復榘的第三路軍原屬西北軍的一部,其中有不少下級軍官曾在馮玉祥的軍官子弟學校(後改北平育德中學)學習,參加過彭雪楓領導的“育德同學會”〈黨的外圍組織〉。1936年6月,朱晦生聯絡了王志遠等原育德同學會的進步軍官,以換貼交朋友的形式,在濟南秘密成立了抗日救亡團體“志宏堅拔”,意為抗日之志宏大而不可拔。朱晦生在金蘭譜的序言中寫出了結盟的目的:“非抗日無以圖存,非聯共無以抗日。”他們的誓言是:“倘若中日戰爭打起來,誰都不能往後退。帶著自己的隊伍打游擊,就是犧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積極在軍官中聯絡,很快發展到六、七十人,其中大多數為營、團級軍官,還有少量的師職軍官。朱晦生向大家提出:“抗日救國要說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認識了就要有行動。”後經大家同意,“志宏堅拔”改名為“知行學會”。由於朱晦生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待人又誠懇,所以在共同的鬥爭中,他和會員們的友誼不斷加深。儘管在知行學會中,朱晦生的軍銜較低,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威望很高。在他的努力下,該會的不少會員後來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7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得知“知行學會”的情況後,高興地說:“倘若中日戰爭打起來,這一部分力量大可發揮作用。”後來,彭雪楓專程趕到濟南與朱晦生聯繫,朱晦生相約十多名學會骨幹與彭雪楓會面。彭雪楓肯定了知行學會所開展的活動是進步的,對學會以後的工作和活動方式提出了具體意見,使大家很受鼓舞,一致提議把“非聯共無以抗日”改為“非擁共無以抗日”,表示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不久,彭雪楓又派張震與朱晦生談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和游擊戰爭。這次會面,朱晦生給張震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張震向北方局匯報說朱晦生“抗日鬥志激昂,談笑自如。”張震離開濟南時,朱晦生還代表知行學會委託他給中央領導同志帶去一些水果和香菸,並請他表達他對毛主席等領導同志的問候。
七七事變後,大批平津學生湧進山東,韓復榘把這些學生集中起來,開辦了“鄉農學校軍事幹部教練養成所”,朱晦生擔任教育長,王致遠任辦公室主任。他們設法調來一些知行學會會員,擔任教導主任和教官,開展救亡工作。在養成所里,每天晚上,學員們絡繹不絕的找晦生交談,朱晦生總是循循善誘,給以啟發和引導,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學員的學習熱情十分高漲,所內充滿了濃厚的抗日氣氛。
抗戰開始後,朱晦生根據彭雪楓的指示,安排地下黨員趙伊萍等人到聊城協助范築先組建抗日武裝,並派知行學會的郭武林帶領20餘名學員到膠東參加游擊隊。他還通過知行學會籌集了14挺機槍,40箱子彈援助范築先的抗日活動。
1938年春,朱晦生聽到家鄉的共產黨組織已經恢復,遂以探親為名,風塵僕僕地趕回朝邑,與縣工委取得了聯繫,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此後,為了進一步充實自己,以利於更好地為黨工作,他又參加了安吳青訓班。學習結束後,他又協助朝邑縣工委在縣城內創辦了“七七書報社”做為抗日的宣傳陣地和黨的秘密聯絡點。他以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第十二軍第二十師少校副官處長的公開身份,一面為報社籌集經費,一面與縣政府、縣黨部及當地駐軍交涉,使書報社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時,他與妻子王奮生分別擔任報社股東和負責人。從此,許多黨內刊物及進步抗日書報,源源不斷地從書報社分發到朝邑各地,為推動抗日宣傳活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38年10月,經王志遠等人推薦,朱晦生擔任了第三集團軍司令孫桐萱的隨從秘書,為孫桐萱處理信件、電報,並起草文搞。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積極做孫桐萱的統戰工作。在他的影響下,孫桐萱贊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擁護國共合作,工作很快打開了局面。1938年冬,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彭雪楓派人到鄭州籌集棉軍服和武器彈藥,經朱晦生、王志遠與孫桐萱聯繫,得到孫部大力支持,為游擊隊解決了一個團的過冬用品。次年仲夏,彭雪楓又派劉貫一到第三集團軍募捐,孫桐萱聽了朱晦生的介紹,在家中設宴招待了劉貫一,並以5000元現款相助。朱晦生還通過知行學會,發動進步軍官為游擊隊籌集了2500元現款、200餘支長短槍和20000發子彈。
同時,朱晦生積極幫助進步青年參加革命隊伍。在第三集團軍負責黃河防線時,常常遇到淪陷區流亡青年,朱晦生對他們進行耐心的教育,動員他們投身抗戰工作,對於思想基礎較好的,朱晦生把他們通過內線,秘密地送往豫皖蘇抗日根據地。流亡青年中有一技之長的,朱晦生通過各種途徑給以安排,儘量做到人盡其才。如懂日語的,安排他們審問日軍戰俘;懂文藝的,送他們去桐萱中學搞抗日宣傳。
朱晦生的活動引起了特務的注意。1940年夏,重慶派一名少將特派員,以視察黨務為名,到鄭州對朱晦進行秘密偵察;國民黨蘇魯豫皖黨政分會主任湯恩伯也曾電令孫桐萱立即將朱晦生押送分會,孫桐萱不軟不硬地將湯頂了回去。在這險惡的環境中,朱晦生隨機應變,多次化險為夷。
朱晦生酷愛學習,無論是環境多么艱險,工作多么忙碌,他總是擠時間讀書,並堅持做筆記。1941年,孫桐萱去重慶晉見蔣介石,朱晦生隨同前往。馮玉祥的副官送他一部《資本論》,他非常高興,戴著1200度的近視鏡徹夜閱讀。他平日生活艱苦,從不吸菸喝酒,但買書卻出手大方。他從渝返回時,帶了整整兩箱子書。1943年,他還獲得了世界語的高小畢業證書。朱晦生從未間斷書法的練習,他師法魏碑,筆力遒勁。他的篆刻技術又得力於書法,雄渾厚朴,日益漸精。他曾用木、石甚至肥皂,多次仿製敵人各種證件上的印鑑,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在敵人的關卡上通行無阻。
孫桐萱的抗日行動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敵視,1943年3月,孫被撤職,軟禁於重慶。朱晦生以老部下的身份去重慶探望。這期間,他經內線介紹,曾秘密地到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董必武聽了朱晦生的匯報後,指示他堅持“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的方針,就近與黨組織聯繫,接受任務,開展工作。回到河南後,朱晦生根據董必武的這一指示精神,決定到湯恩伯在蘇魯豫皖辦的“將校訓練班”受訓,以利於更進一步鑽進敵人的心臟,更好地為黨工作。當時許多同志和朋友因湯恩伯曾電令拘捕他,十分擔心此去猶如羊落虎口,力勸他不要去冒險。朱晦生卻鎮定自若地對大家說:“湯恩伯不是懷疑我是共產黨么?現在我自己來了,看他怎么辦?他沒有什麼證據,這樣做反而會消除他的懷疑”。事實證明朱晦生的分析是正確的,他大智大勇,膽略非凡,隻身深入虎穴,使湯恩伯打消了對他的懷疑。受訓以後,朱晦生進入了國民黨蘇魯豫皖敵後工作研究室,任第一組中校副組長。在這個特務組織中,朱晦生了解到國民黨許多內幕,他把這些情報,通過內線及時地報告給根據地黨組織。
1945年9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重兵進犯華東解放區,企圖打通津浦路,進軍華北、東北。第19集團軍前進指揮部任中校軍需科長的朱晦生隨軍進駐滕縣。
為了回擊國民黨軍隊的進犯,新四軍發起津浦路戰役。戰前,朱晦生接到內線通知,奉命秘密地趕到臨河新四軍部匯報情況。他就敵前進指揮部的情況向陳毅軍長做了通宵匯報,然後又根據陳毅的指示,返回滕縣,和打入97軍的地下黨員,蒐集該部連以上駐地的工事、火力配備、口令旗語、燈光信號及地圖密碼,當晚又趕往臨河匯報,受到陳毅軍長的稱讚。12月中旬,新四軍發起全面反擊,一舉收復了滕縣及臨城外圍各據點,俘敵萬餘人。朱晦生也一起被俘,一起押往解放區,後又一同釋放。當他身著新四軍灰布軍裝來到徐州時,地下黨的同志都大吃一驚。朱晦生笑著說:“這樣才能很好地保護自己,要知道我是被新四軍釋放回來的。”同志們立即在九州飯店設宴,為朱晦生壓驚,還請來好些國民黨軍官作陪。
不久,由於國民黨整編軍隊,朱晦生被編入第十四編餘軍官總隊。他利用軍官總隊管理鬆散的機會,重點在鄭州和開封開展地下工作。他同時領導兩支武裝力量,一支是隱蔽在國民黨軍隊內部的原知行學會的會員,有的已打入重要的軍事部門,一支是一批拿筆桿子的知識分子,控制著鄭州、開封等地的一些民辦報紙和官辦報紙的副刊版。並以此一面配合正面戰場上的軍事鬥爭,一面推動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汴鄭黨的地下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國民黨向大別山及蘇皖邊區調兵遣將,妄圖大舉進攻解放區。朱晦生根據中共上級黨的指示,分別派人打入隴海、平漢鐵路駐鄭州辦事處,掌握了鄭州至信陽和鄭州至徐州間的國民黨軍隊和軍械物資調運情況。並把這些情報及時地傳送到黨的有關組織。
1946年6月,中共華中分局決定在開封成立中共汴鄭工委,統一領導這一地區的地下鬥爭。朱晦生任工委委員、軍事部長,主要負責瓦解國民黨軍隊和蒐集情報工作。解放戰爭爆發以後,為聯繫方便,汴鄭工委改由晉冀魯豫中央局領導,軍運工作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68軍及81師。81師原屬第三集團軍,有朱晦生長期工作建立的基礎。68軍原系西北軍,軍長劉汝珍在蘇聯學軍事時和劉伯承是同學,副軍長即是王志遠。地下黨組織決定朱晦生深入虎穴,將劉伯承的一封信交給劉汝珍,並告訴他應以國家利益為重,多考慮個人前途,不要做打內戰的犧牲品。當時,我軍尚處於戰略防禦階段,因而劉汝珍態度暖昧,只表示願意和共產黨交個朋友。朱晦生毫不放鬆,深入做基層工作,不久即爭取一個團起義,餘部在1949年渡江戰役中主動向我方投誠。
朱晦生對自己的親屬要求十分嚴格。他每次回家探親,從不帶吃穿享用之物,而是帶回許多進步書籍。他和王奮生結婚以後,全力鼓勵王奮生去上學讀書。王奮生在朱晦生的教育和影響下,思想不斷進步,後來參加了安吳青訓班學習,1938年後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7年,王奮生攜女兒來河南朱晦生處,朱晦生立即約法三章,要他們在同志來時主動離開場合,還耐心地教育剛懂事的女兒,不要隨便到外邊說家中來了什麼人。
一次,內弟王觀林告訴朱晦生說自己想乾一番偉大事業。朱晦生聽了以後語重心長地說:“什麼叫偉大事業?偉大事業莫過於為人民做事情”。他還對王觀林說:“舊的說法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現在不同了,是好男要當兵,要為人民去當兵打仗”。朱晦生介紹王觀林到豫皖蘇解放區參了軍,臨行時,送給王觀林的禮物就是兩本書,《卡爾·馬克思》、《李有材板話》。後來,朱晦生在解放區見到了王觀林,第一句話就問:“你參加了組織沒有?”聽說王觀林還未入黨,便嚴肅地說;“觀林,你應該關心自己的政治生命,穿著人民軍隊的衣服,就要一個心眼為人民出力,要記住啊!”分手時,朱晦生送給王觀林一條毛巾,寓意深長地說:“革命征途還遠,擦擦汗!”
1948年1月,朱晦生奉命護送教育家任崇高到豫皖蘇解放區創辦大學。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克服重重困難,機智地通過層層關卡。最後兩天裡,兩個人只分吃了一個饃,憑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心和不屈不饒的革命意志,終於到達了目的地。當領導和同志們讚揚他時,朱晦生說:“幹革命就不怕犧牲,我們共產黨人要時刻準備著。如果為革命而死,那應該是一件痛快的事。”

犧牲

由於劉鄧大軍強渡黃河南下,河南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乘勢而來的敵人更加瘋狂地搜捕和鎮壓革命力量。“天快亮,更黑暗”。汴鄭工委由於處境險惡,按上級指示撤至解放區。朱晦生同志為了迎接解放,仍然單獨留在開封,堅持地下工作。他一面積極做國民黨軍隊內的統戰工作,一面從各方收集敵人的情報。1948年春節前後,朱晦生曾兩次冒著生命危險到解放區匯報情況,為開封的早日解放做著準備工作。清明節時,朱晦生又不顧危險帶著收集到的情報,第三次到駐沈丘縣直河頭的豫皖蘇區黨組織匯報,在返回途中失蹤。黨組織得知情況後,曾派多人尋找,但卻杳如黃鶴,沒有下落。
朱晦生同志稱得上是一個敢打碎舊世界,勇於創造新日月的鬥士。然而,在旭日就要升起,曙光即將來臨之際,他卻離開我們去了。既不是在槍林彈雨氣勢磅礴的戰鬥中,也不是在刀槍林立英勇悲壯的刑場上。就象他往常任勞任怨埋頭為黨工作那樣,默默無聲地去了,以至於過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人們的思想上,仍然難以接受這個已成為事實的現實。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國家民政部批准,追認朱晦生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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