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H·

德國小說家。1871年5月27日生於盧卑克一個富商家庭。曾在柏林費舍爾出版社任職。不久又轉入柏林、慕尼黑大學學習。1893年首次去法國旅行,後去義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往返於慕尼黑與柏林之間。1925年定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同弟弟托馬斯關於擁護還是反對戰爭問題的爭論,幾乎導致手足之情的破裂。

曼,H.曼,H.
德國小說家。1871年5月27日生於盧卑克一個富商家庭。曾在柏林費舍爾出版社任職。不久又轉入柏林、慕尼黑大學學習。1893年首次去法國旅行,後去義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往返於慕尼黑與柏林之間。1925年定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同弟弟托馬斯關於擁護還是反對戰爭問題的爭論,幾乎導致手足之情的破裂。1942年托馬斯在祝賀亨利希71歲壽辰時,終於承認自己過去誤入岐途,哥哥是在為民主、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時,亨利希·曼表示熱烈歡呼。戰後他希望魏瑪共和國採用和平改良的方式革新資本主義社會,為此寫作了大量政論,宣傳自己的民主觀。從1924年起,他十分關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從中看到了實現他的民主理想的希望。1931年被選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主席。隨著納粹的崛起,他對魏瑪共和國的幻想逐漸破滅。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被開除出普魯士作家協會,作品也被付之一炬。流亡期間,同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一起,積極從事反法西斯鬥爭。1935年和貝希爾率領德國作家代表團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1938年在巴黎任“德國人民陣線”主席。1940年前往美國,定居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莫尼卡。1949年被選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藝術科學院主席,並獲國家一等獎金。在即將啟程返回德國之前,於1950年3月12日逝世。
亨利希·曼一生共創作19部長篇小說,55篇中、短篇小說,11部劇本和大量政論、散文。藝術上深受斯丹達爾、福樓拜、法朗士和左拉的影響;思想上從資產階級的叛逆的立場出發,轉向激進民主主義,對資產階級社會持批判態度,最後轉變為從政治和道義方面肯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他於1894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在一個家庭里》,開始顯露批判地描寫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在懶人樂園裡》(1900,又名《一部寫上等人的小說》),以19世紀90年代的柏林為背景,通過一個外省大學生在柏林的浮沉,採用漫畫式的誇張手法,辛辣地諷刺了大都會時髦的文化界和暴發的金融資本家。這是他的第一部社會諷刺小說,在日漸繁華的大都會生活中,發現寄生、墮落和崩潰的萌芽,表現了作者銳利的目光。這部小說同莫泊桑的《俊友》、巴爾扎克的《幻滅》有明顯的相似之處。長篇小說《垃圾教授》(1905)描寫一個綽號“垃圾教授”的中學教師,平時道貌岸然,私下卻與一個下等歌女勾搭,最後弄得身敗名裂。小說副題為《一個暴君的末日》,作者借描寫垃圾教授尖銳地抨擊德國的教育制度,揭露了19世紀末德國資產階級的虛偽與墮落。1930年劇作家楚克邁耶把它改編成電影,更名《藍天使》,30年代曾在歐洲轟動一時。1909年出版長篇小說《小城》,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義大利的一個小山城為背景,反映民主力量與反動勢力的衝突。作者在這部小說里第一次描寫了人民民眾的形象,指出了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乃至在歐洲崛起的可能性。
曼,H.1911至1914年間,完成了他的傑出的長篇小說《臣僕》,最初部分發表在慕尼黑《時代畫報》上,因諷刺德意志帝國而遭審查,直到1918年才得以出版。小說主人公狄得利希·赫斯林是造紙廠老闆的兒子,自幼怯懦殘忍,欺軟怕硬。在強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他的性格是帝國主義階段德國資產階級的典型性格,他是德意志帝國忠順臣僕的典型。小說還通過老布克和費舍爾的形象,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沒落和社會民主黨人的機會主義路線。《臣僕》是《帝國三部曲》的第 1部, 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另外兩部──《窮人》 (1917)和《首腦》(1925)在藝術上薄弱得多。在第 2部中作者描寫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表現工人階級未能阻止戰爭爆發的原因。第 3部描寫德意志帝國的當權者與資本家之間的勾結。
20年代末30年代初,亨利希·曼創作了 4部“共和國小說”,從不同角度描寫了資產階級社會的腐朽沒落,否定現存生活方式。其中的《大事業》(1930)圍繞一件純系子虛的“偉大發明”,描寫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小人物的明爭暗鬥以及資產階級把科學發明用於私利的貪婪心理。《嚴峻的生活》(1932)以偵探小說的手法,寫一個農村少女被騙到大都會的經歷,揭露資產階級的罪惡。在法國流亡期間,他寫成了傑出的長篇歷史小說《亨利四世》 (1935~1938)。全書共分兩部:第1部《國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時代》(1935);第 2部《國王亨利四世的完成》(1938)。小說取材於法國16世紀的宗教戰爭,以教育小說的形式,採用現實主義手法,描寫法王亨利四世順應人民願望統一法國的業績。作者塑造了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領袖形象,與當時正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形成鮮明對比。這部小說以人道主義的思想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歷史小說創作的範例。他的中、短篇小說成就雖然不及長篇那樣卓著,但也有鮮明的藝術個性,優秀的有《皮波·史帕諾》(1905)、《心》(1910)、《柯貝斯》(1925)和《愛情故事》(1953)等。
亨利希·曼的散文與政論在他的創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論左拉》(1915)在當時一片沙文主義的戰爭喧囂聲中,預言了帝國主義戰爭必然失敗的結局,表達了對於民主的信念。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他先後出版了《權力與人》(1919)、《理性的獨裁》(1923)、《七年》(1929)以及《精神與事業》(1931)等政論、散文集。流亡時期又出版了《仇恨集》(1933)、《勇氣集》(1939)和自傳《對一個時代的觀察》(1946)等。這些政論和散文繼承德國啟蒙運動文學批判、戰鬥的傳統,表達了他對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嚮往。在他的11部劇作中,以描寫藝術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地位的《偉大的愛》和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勒格洛斯女士》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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