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一切衝突的治癒者

解釋

（1）不管什麼樣的矛盾恩怨，只要矛盾雙方不再繼續糾纏，時間久了，矛盾恩怨都會淡化，直到心如止水。

（2）所有的矛盾和衝突隨著時間的流逝都會化解。時間能撫平記憶里的人和褶皺，也能解開生命里的人和癥結。

（3）時間的力量是無窮的 ，什麼東西在時間面前都會慢慢褪色，慢慢沉澱，化為獨特的內涵和獨有的感覺。以前吵過架的朋友 ，幾年後碰見了，只會有親切的感覺，而不會有當初那劍拔弩張的仇恨；隨著時間的流逝，人會成熟，事情會發展變化，人的心胸會更寬闊、思想會更縝密，更有條理，考慮問題的角度方式也會更加合理。一段時間後，回味當初的事情，會覺得過去的一切都很美好，包括那一次次衝突也可以成為難忘的記憶符號。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時間是一切衝突的治癒者
• 外文名稱：Time is the healer of all conflicts
• 作品出處：西奧多·蒙森的話
• 作者：西奧多·蒙森

作者

西奧多·蒙森（1817年——1903年），又譯為特奧多爾·蒙森，德國文學家、歷史學家。

作者簡介

1817年11月30日，西奧多·蒙森出生於什勒斯維希的加登。父親是新教牧師。蒙森生為德國人並生活在德國人之中，卻受著異國的統治。蒙森弟兄三人，他是長兄。孩子們的教育都是在家中由父母進行的，父母十分熱愛文學，推崇學識，希望三個孩子將來都成為出色的古典學者。蒙森進了基爾大學學習法律。1888年時，大學裡講授的主要就是羅馬法，而且授課人是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涅的門徒。薩維涅本人是法理學歷史學派的創始人。蒙森完成了關於羅馬地方行政官的文書與軍事首領以及羅馬行會組織和互助社團的幾篇論文之後，獲得了丹麥政府的獎學金，使他得以在羅馬的考古學院進行了三年研究，蒐集與羅馬法有關的銘文。 　1847年他回到家鄉，發現什勒斯維希正與德國捲入一場政治紛爭。蒙森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立刻熱心加入了爭取德國統一的戰鬥並積極活動，以使德國各邦擺脫異國影響。1848年他擔任在法蘭克福的德國臨時政府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日報》的編輯，參加爭取德國統一的鬥爭。不過當年年底，他又愉快地告別報界，在萊比錫大學獲得了教授民法的位置。不幸的是他並未放棄政治，蒙森因其煽動性語言和參加了1849年薩克森起義而遭迫害(後被判無罪)，失去了在萊比錫大學的職位。1852年他很不情願地接受了蘇黎世大學的一個職位，利用這個機會在瑞士搜尋抄錄了所有的羅馬銘文。這次放逐兩年後結束，他應邀赴普魯士，成了布勒斯勞大學的教師。在那裡他與一位書商的女兒瑪麗·萊默結婚，這個家庭後來擴展到子女16人。 　四年之後，蒙森又接到柏林大學邀請，負責把從不列顛到敘利亞的所有羅馬帝國時代的銘文編成《拉丁銘文大全》。他在柏林度過了全部餘生，成為柏林大學古代史教授、普魯士藝術與科學院終身幹事，並於1873年成為德國歷史博物館董事會成員。 　蒙森的政治生涯並不十分得意，但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支持俾斯麥和德意志帝國，1861年他進入普魯士國會，1881年又成為帝國議會議員，堅決倡導俾斯麥的“文化鬥爭”，以反對羅馬教皇對教育和文學的控制。不過當俾斯麥離開自由主義陣營要加征關稅時，他又堅決反對這些政策，俾斯麥對此大為震驚，遂以誹謗罪對他迫害，但蒙森被判無罪。蒙森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自由主義者，他反對任何侵害科學、文學和藝術的行為，並強烈譴責19世紀80年代迫害閃米特人的運動。 　蒙森對政治徹底失望，對學術卻依然嚮往，他繼續以飽滿的精力勤奮工作直至去世，其作品達九百餘種，以德語、拉丁語、英語寫成。他在1903年 11月1日在柏林郊外的夏洛滕堡死於安睡之中。

文學歷程

一位老人，留著銀灰色披肩長發，一張寬大、靈活的嘴，一座鋒利的鷹鉤鼻，一對閃亮的黑眼睛，即使隔著厚厚的鏡片依然爍爍發光，這就是西奧多·蒙森，外表像一位詩人。年輕時他的確同他弟弟和德國詩人西奧多·斯托姆合出過一本詩集：《三友詩集》(1843年)。 　這部詩集預示了《羅馬史》這部使蒙森名聲大振的中心作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使蒙森著手寫作到凱撒之死為止的羅馬史的機會十分偶然。1848年蒙森在萊比錫大學作了一次公開講演，在場的兩位出版商請這位年輕的歷史學家為他們的一套叢書寫一本羅馬史，要求他在書中只講故事，只寫結果，而不作任何處理，要把出色的學術融合到敘述文字中去，以吸引廣大讀者。蒙森取得了輝煌成功：他挑選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寫成了這部三卷本的早期羅馬史，書中形象豐富，既生動又值得記憶。變幻跌宕的戰事，優美如畫的描繪，晚年陷入精神失常而苦悶之至的該約·馬略，遲疑不決的龐培將軍，在阿爾卑斯山以及在扎馬抗擊大西庇阿的漢尼拔，讀者心中的羅馬史充滿了這眾多形象。蒙森熟練的語言技巧，配以充滿自信的學術知識，使羅馬生動地躍動於讀者面前。 　使過去重現的，也許還有他“充滿嘲諷的固執”、明確的德意志愛國主義以及政治熱情。在晚年，這位歷史學家拒絕對《羅馬史》作任何修改，儘管他已經改動了其中某些結論。他認為最初的三卷本在藝術上是一個整體，後來的歷史事實可以改變他的結論，但作品的才華和激情卻完全依賴最初的創造性活動。他嘗試擴充《羅馬史》的內容，將羅馬帝國的衰亡也包括進去，但未獲成功。他無法同情或理解那些帝王，因此也無法刻畫他們。他也未能往洋溢著活生生的人性的早期作品中加入一卷晚些時候完成的《從凱撒到戴克里先的羅馬帝國各省》(1885年)。雖然蒙森的學術能力和科學方法依然和從前一樣強健有力，但他的藝術表現手法卻已經衰落了。 　蒙森的天才並未隨《羅馬史》的出版而告終結。的確，這部著作並非其第一部，亦非其學術造詣的典範。早在1847年他從義大利回國時，同行們就承認他具有精湛的歷史研究技巧，包括古代史學家必備的專門技能。他在羅馬、那不勒斯以及全義大利蒐集到的銘文，還有憑他勤奮學習所掌握的各種義大利方言的知識所進行的研究成果，這些全都出版了。蒙森的能力並不僅限於發現和分析。他將學到的一切都付諸出版，為學術界的同行提供幫助。他作為學者的地位為人認可，也正是基於他對真知所盡的這種責任。《羅馬史》極為明顯地表現了他的種種特點：綜合能力，堅定的信念，即一切歷史，包括羅馬法的歷史，都充滿著人的生活。這些特點在他大部分學術探討中也同樣醒目。 　蒙森1847年剛從義大利回國時，蒐集羅馬帝國的全部銘文的計畫幾乎只是一個夢想，隨後成了一個遙遠的計畫，當柏林大學1858年給了他一個位置、一份薪水並責成他組織人力蒐集羅馬帝國的全部銘文時，這些便最終成了現實。這項榮譽並不有賴於他成功地寫出了那本廣受喜愛的歷史書，而有賴於他公認的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家的能力。嗣後二十五年間，他一直負責這項浩大的工程，派出了一批批年輕的歷史學者前往英國、西班牙、德國以及東方，要求他們必須親眼見到銘文然後再將它們分類收錄。在蒙森領導下編成的這部四十卷巨著中，許多卷冊就是他本人編的，全部四十卷都經他嚴格審訂。這項工程得到了普魯士政府的經濟資助。正是蒙森編輯的這套《拉丁銘文大全》(1863年——1902年)，才為他寫作羅馬帝國行省提供了原始材料。 　與此同時，他還組織了另外三項計畫。1873年，他應邀加入德意志歷史博物館的董事會，那是1818年由普魯士政治家、愛國者卡爾·馮·斯泰因男爵組織的，目的是收集包括從羅馬帝國的有效統治消失起直到印刷術發明時的所有的德國歷史資料。1870年之前這項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難，正需要蒙森的堅強意志將研究繼續下去，並且調和一下董事會玩弄詭計的傾 　1890年他協助建立了一個組織，出版了一份報紙，設立了一個博物館，該館全力研究德意志疆界，或者說是從萊茵河到多瑙河的羅馬疆界。1892年，他試圖利用自己堅實的國際影響將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院組織起來，編寫一部每一個拉丁詞至6世紀止的歷史，這項計畫只完成了一半。儘管他夢想的國際合作在當時未能實現，但他的努力為成立國際科學院聯合會鋪平了道路。該會於1901年在巴黎成立，並使後來合作研究的努力得以成功。 　蒙森一面致力於這些歷史學的合作項目，一面又繼續寫出自己的研究成果。1860年，他出版了《羅馬錢幣史》，追溯了各類錢幣的流通和使用年限、鑄幣權，以及各種貿易與金融問題。他幫助創立了《錢幣學》雜誌，並資助了另一個合作項目：《錢幣大全》，收集各種錢幣上的銘文。去世前不久，他還在研究著手蒐集紙莎草銘文的可能性。 　他晚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是那些完成他學術生涯開始時就為自己定下目標的著作：三卷本的《羅馬公法》(1871年——1888年)，《羅馬刑法》(1899年)。《羅馬公法》是羅馬人從未付諸文字的羅馬憲法的成文形式。這部著作詳細考察了羅馬政府的每一部門，並用權威論斷和銘文來證實他的描述。蒙森以充分的證據作出結論，認為奧古斯都在其任期內建立的並不是一個新形式的帝政政府，而是一個建立在舊框架中的新地方行政，而這舊框架則建立在最高元首與元老院之間權力平衡之上。他將羅馬帝國從帝政向帝國的轉化描述為一場進化而非革命。他最後一項主要工作：羅馬刑法研究，是他在從羅馬人民角度理解羅馬公法而建築的大廈上完成的最後一塊磚石。 　蒙森被認為是19世紀最著名的德國歷史學家，他的獨特貢獻就是他有能力將一絲不苟的學術態度與豐富多彩的寫作方法結合起來。這一天才，加上他對追尋真理的徹底獻身精神、不屈的意志、對最最微小的細節的掌握、將每一細節放到合適位置以幫助理解總體的能力以及他堅定不移的信念：一切法律、一切歷史都依賴於其人的內容——所有這一切都使蒙森不僅成為偉大的歷史學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學者，瑞典文學院決定挑選他來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其正確性不僅已為他那部《羅馬史》經久不滅的價值所證明，而且也因為蒙森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的典範。儘管他的許多較為偏執的見解已為後來歷史研究的證明所推翻，他那融會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能力以及他對知識總體而非專門知識的信仰，也為後世學者和作家證明是正確的。

諾貝爾獎

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瑞典學院常務秘書C·D·威爾遜： 　諾貝爾獎評獎條例的第二條規定，“文學”不僅應包括純文學，而且應該包括“在形式和內容上體現了文學價值的其它著作”。這條規定使諾貝爾文學獎同樣可以授予哲學家、宗教著作家、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前提是他們的著作既在文字表達上具有藝術特色，又在內容上體現出高度的價值。

瑞典學院今年在許多被提名的著名人物中作出了選擇，決定把這項獎勵授予歷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他得到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的18位會員的推薦，他們一致推舉這位最傑出的學者作為此獎的候選人。 一份為慶祝蒙森80歲生日、由贊格邁斯特編寫的著作目錄列舉了他920種著作。蒙森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編纂《拉丁銘文大全》(1867年——1959年)。此項浩大的工程儘管有眾多學生的協助，全書15卷中的幾卷仍然是蒙森獨立完成的。此外，他為了全書的組織工作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學術方面，蒙森是一位卓越的學者，在羅馬法、銘文學、錢幣學、羅馬編年史和羅馬通史方面作了獨創性的、出色的研究。即使對他抱有偏見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可以以無可爭辯的權威談論愛亞皮吉的一篇碑銘、阿庇烏斯·凱庫斯生活中的一個片斷或迦太基的農業。受過教育的公眾對他的了解主要是通過他的《羅馬史》(1854——55，1885)而獲得的，正是這部巨著促使瑞典學院將諾貝爾獎授予他。 　這部著作的撰寫工作開始於1854年，第4卷雖未出版，但他於1885年卻寫出了第5卷。這是一部記敘羅馬帝國各行省歷史的卓越著作，由於這個時代與我們的時代相距較近，其中的記敘在許多方面符合諾貝爾獎評獎條例的規定並可以作為評價全書以及作者的出發點。蒙森的《羅馬史》已經被譯成多種文字，它不僅以其深厚而廣博的學術功底見長，而且敘述風格活潑生動。作者把駕馭浩瀚材料的能力與富於時代感的判斷、精確的方法、充滿活力的文風結合得天衣無縫，而富於藝術性的行文又使敘述如此精彩而具體。蒙森懂得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對大量人物的褒貶適當。他那淵博的知識、傑出的組織能力、建築在直覺上的想像以及將各種事件和事實用生動的畫面描繪出來的能力的確令人驚嘆。正是他的直覺和創造性才華填平了歷史學家與詩人之間的鴻溝。蒙森在《羅馬史》第5卷中曾寫道，想像力不僅是詩，而且是歷史的母親。的確，二者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的超然的客觀性使人想起歌德寧靜的偉大，而英國將歷史學家麥考萊葬於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詩人墓地也完全是正確的。 　在許多章節中，蒙森描繪了羅馬人的性格，表現了羅馬人對國家的忠誠就像兒子對父親的服從那樣。他以精湛的技巧展示了羅馬由一個弱小的地區發展成世界大國的宏偉畫卷；描寫了隨著帝國的強大產生的新問題以及舊的頑固勢力的反抗，公民會議的主權如何由於蠱惑家強行貫徹自己的意志而變成一種幻想，開始時公正而嚴明地處理公眾事務的元老院如何由於舊的貴族寡頭政治的興起而由一個具有獨立意志的機構變成獲取私利的場所；展現了不顧國家利益的資本主義如何在政治投機中濫用自己的權力以及自由農民的流失如何導致全國災難性的後果。蒙森還描寫了執政官的頻繁更換如何影響了對戰爭的統一穩定的指揮，從而導致軍事戰線的延長，而與此同時將軍們卻愈來愈獨立；凱撒主義由於行政管理無法滿足帝國的現實需要而在許多方面勢在必行，這種極權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比寡頭政治對人的統治較為溫和。在這位歷史學家毫不妥協的目光下，曾顯赫一時的虛假繁榮像煙霧一樣消失了，蒙森從這段歷史中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像他所讚賞的凱撒一樣，他也有一副現實需要的頭腦，而想像的自由使他對這位高盧的征服者作出了高度評價。 　一些評論家指出，蒙森雖然才華出眾，但出於主觀的激情，在敘述中有時卻有失公正，特別是在涉及那些渴望自由的凱撒的反對派以及在困難時刻搖擺於二者之間的人時更是如此。這種指責在整體上也許並無不之處，它針對的是蒙森對天才作用——即使他們往往與法律背道而馳——的讚揚以及他的下列觀點：在歷史上，大背叛的時代絕不容許三頭政治；一位革命者應當是目光遠大、值得欽佩的政治家。但是另一方面應當強調，蒙森從不美化殘暴力量，相反卻讚頌那些為了田家的崇高日的而獻身的人。我們應當注意到他那堅定的信念： “讚美已被罪惡的天才所敗壞，被用來反對歷史的神聖精神。”此外，人們指出，蒙森在這部著作中使用了一些與古代條件不甚協調的現代術語(如容克地主、羅馬騎士、秘密社團、僱傭兵、將軍、憲兵等等)，但是這種突出不同時代歷史現象之間的相似之處的方法並非蒙森想像力的創造，而是他所借鑑的處理各歷史時期相同點的一種方法。這部著作由於作者加進了許多敘述的成分而增添了清新的色彩。在這方面蒙森並不是一位歷史唯物主義者，他高度評價古羅馬歷史學家波里皮烏斯，卻批評他忽視了人的倫理力量，遵循一種過於機械的“世界觀”；關於C·格拉古，那位充滿激情的革命家，他有時讚揚他的膽略，有時則批評他的方法。他說，一個國家沒有強有力的統治者只是建築在沙灘上，被治理者是靠共同的道德觀而凝聚在一起的，對他來說，健康的家庭生活是民族的核心。他猛烈地譴責羅馬的奴隸制度，認為一個具有活力的國家的人民在道德力量的鼓舞下可以度過災難。當人們看到古代雅典的自由恰恰是從波斯人毀滅阿克羅波利斯的烈焰中誕生的，今天義大利的統一是從羅馬人點燃的高盧戰火中產生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會明白，蒙森的這些話包含著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真理。 　蒙森以熟練、生動、博學、有時帶些諷刺的筆觸描寫了羅馬的內政和外交、宗教、文學法律、財政和風俗民情，這種描寫是宏偉壯麗的。沒有哪位讀者會忘記他對特拉西米諾湖、坎尼、阿勒里亞和法薩盧斯戰役的描寫。他對人物性格的刻畫也是極其生動的，通過他精煉而清晰的筆法，我們看到了“政治縱火犯”C·格拉古、看到了“當瘋狂變成權力，為了逃避領導責任而跳入深淵”的馬略的最後時刻。特別是蘇拉、蒙森心中羅馬歷史中的理想人物偉大的尤利烏斯·凱撒以及漢尼拔、扎馬戰役的勝利者西比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形象給人以難忘的印象，他對他們無可比擬的描寫已經成為經典。諸如此類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勝枚舉，這位大師用他的筆清晰地描繪了他們的生平事跡。 　關於這些形象，歷史學家特賴奇克曾說，《羅馬史》是19世紀最偉大的歷史著作，蒙森筆下的凱撒和漢尼拔將激起每一個年輕人，每一位年輕士兵的熱情。 　在蒙森身上我們看到了各種才華的聚合，他知識淵博，是一位頭腦清醒的史料分析家，但他也會作出充滿激情的判斷。他既以細緻的筆法和廣博的學識敘述了政府的內部工作和複雜的經濟事務，又極其精彩地描寫了戰鬥場面和人物性格。也許他首先是一位藝術家，他的《羅馬史》是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作為文明的燦爛花朵，文學在諾貝爾的遺願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蒙森在這方面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當他把《羅馬史》的第一卷交付給出版商時，他寫道：“這項工作是艱辛的”，在他進行此項工作的5周年之際，他感嘆學術海洋之浩瀚。但是，在他畢生的工作中，不論他付出了多么艱辛的勞動，他創造了一種可以與任何一部藝術作品相媲美的自然的形式。讀者可以在其中放心大膽地遨遊。這部偉大的著作無可辯駁地擺在我們面前。阿克頓勳爵在劍橋大學的就職演說中稱讚蒙森是當代最偉大的作家，從這個觀點來看，蒙森被授予一項特別的文學大獎是當之無愧的。現在，《羅馬史》的最新德文版本已經出版，全文沒有任何改動。它帶來一股清新的風，像一塊紀念碑，雖然沒有大理石的柔美，卻閃爍著青銅般的光輝。大師的手筆，一位詩人的手筆到處可見。的確，蒙森在青年時代曾寫過詩，1843年出版的《三友歌集》便是證明。他本來也許會成為文藝女神的寵兒，如果不是環境改變了他的命運的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書本和散文/不能使每一個花蕾成長為一朵玫瑰”。歷史學家蒙森是特奧多爾·施托姆的朋友，默里克的崇拜者，早在青年時代便翻譯過義大利詩人卡爾杜齊和吉亞科薩的作品。 　藝術與科學常常有一種使從事它的人變得年輕的力量。蒙森作為學者和藝術家，85歲時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年輕。即使在1895年，年邁的他仍然對普魯士科學院作出了極有價值的貢獻。 　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記述了一位青年人對文藝女神啟示的聆聽，蒙森雖然是一位老前輩，但他仍燃燒著青春的火焰，而人們在讀他的《羅馬史》時絕不可忘記，克萊奧是文藝女神之一。這部純粹的歷史文獻喚醒了我們青年時代的熱情，給我們的思想傾注了力量，當我們年長時重新閱讀它，仍然能夠學到許多東西。而這便是與偉大的藝術結合起來的史學研究的力量之所在。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今天通過艾里克·古斯塔夫·吉耶爾向特奧多爾·蒙森表示敬意。

外界評論

蒙森入選獲諾貝爾文學獎在當時未受到激烈批評，後世也未對此提出質疑。關於《羅馬史》的意見紛爭早已全部公之於眾，直到德意志帝國與西方的衝突十分明顯之後，這種意見紛紜之狀才重新出現。 　這部多卷巨著出版之後，公眾表示歡迎，學者高度讚譽其淵博的學識。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中，有指責蒙森失之偏頗的，有指控說他的偏愛暗含對現代凱撒們的鼓勵的。蒙森將裘力斯·凱撒寫成共和制羅馬後期的中心人物，將美化凱撒的對手、特別是西塞羅和謀殺者們的傳統說法完全顛倒過來了。這種騎士般獻殷勤的重新評價，即使證據充足、分析合理，還是使那些自己的假設遭到擯棄的歷史學家們大為不快。有些學者反對用細緻描繪人物的方法取代傳統歷史作品的那種客觀的尊嚴。蒙森藝術的崇拜者威廉·沃德·法勒認為蒙森所用的語言和所作的評判有力而且生動，幾乎使批評者無從下手，並且已在實際上影響了後來的羅馬史研究者。可就連他在1909年出版的一部回憶錄中一面稱讚蒙森的才能時，一面又溫和地責備蒙森“具有一種幾乎是危險的天賦：歷史的想像力這一天賦有時的確使他誤入歧途”。 　與稍晚時期一位名叫安托瓦涅·吉揚的歷史學家對蒙森的攻擊相比，上述批評幾乎無足輕重。吉揚於1915年毫不留情地給蒙森貼上了“最堅定地相信‘強權高於真理’的鼓吹者之一”的標籤，並指責他“造成了對基督教人類生活觀的反動”。吉揚說蒙森開創了一門新的科學——種族心理學——的先河，試圖“說明德意志種族優於其他一切種族”。這一極為激烈的批評蒙上了德法戰爭的色彩，由於當時蒙森早已去世而一直未受到反駁。不過，對早些時候人們指責他是“凱撒主義”先鋒的說法，蒙森的確作出過一些反應。他聲稱他之所以讚揚凱撒，是因為當時的羅馬共和國業已腐朽，而解放羅馬公民的責任只能由一個強大的、即便尚不十全十美的政府來擔當。如果換一個環境，凱撒也許就被蒙森說成是暴君了。 　這些批評是在1902年諾貝爾獎授獎儀式之後很久才發表的。蒙森在法律、文字學、錢幣學以及考古學方面博大淵深的學識使對《羅馬史》的批評失去了鋒銳。1902年出現的唯一激烈評論是針對文學院而發的。幸運的是，文學院已預見到會有此類指責，早已採取行動為自己的決定辯護。這次授獎告訴人們，瑞典文學院在挑選獲獎者時是從廣義上去理解“文學”的，而且是從一作者的全部作品出發，而不僅限於前一年所發表的作品。

其他名言

時間檢驗著一切事物的真偽。-----——塔瑟【法】

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速度,時間就是力量. ——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