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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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城市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結晶。它是作為一個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地理的實體而存在於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歷史上城與市不是同一概念，古典文獻訓曰：“城，以盛民也”。(《說文》)“城，所以守也。”(《墨子·七患》)“市者，買賣之所也。”(《說文》)“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市，恃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風俗通》)前者偏重於軍事，後者偏重於經濟，但都含有人口聚集之意。按古典釋義城市應是帶有軍事防禦性的貿易發達的居民集結社區。其實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銓釋最為清楚，馬克思恩格斯說：“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德意志意識形態》)列寧說；“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列寧全集》19卷264頁)城市基本上是脫離農業的人口聚居地，是某一地區經濟、政治、生活的中心。

城市化是人類歷史前進的方向，城市化不僅僅體現為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遷徙，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化，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類文明愈發展，工業比重愈來愈大，鄉村城市化，城鄉差別將逐漸消失。我們研究城市史，其根本目的即如此。簡言之或近言之，就是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也正因為此，近年來城市史的研究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的進程，愈來愈受人重視，並成為研究的熱點，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也更顯著了。

蘇州是我國古老又著名的城市，早在春秋時吳王闔閭建都於此(公元前514年)，隋開皇九年(589)始名蘇州，歷數千年而不衰，迨至明清蘇州城市發展則進入一個新階段。它已成為沿太湖周邊的江南區域經濟文化的中心，是當時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是上海未開埠前南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全國性的中心城市，“天下財貨莫(不)聚於蘇州。”(鄭若曾《江南經略》)明清商書列出全國四人城市：北京、蘇州、漢口、佛山。蘇州“聚賣交易甚大，極繁華之地。”(吳中孚《商賈便覽》)1675年羅馬尼亞人尼·斯米列斯庫(1636—1708)充任俄羅斯特使遊覽了大半中國，他筆下的蘇州“是中國著名的富裕城市，……是中國任何其他省分聞所未聞也。”(《中國漫記》)流風所習，皆以蘇是瞻。張瀚曰：“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服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松窗夢語》)足見蘇州在全國文化上的地位。

王衛平博士選擇以蘇州為中心的明清城市史研究，是很有眼光的，也是很有意義的。以此為基點可以解開中國城市發展史乃至中國經濟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城市與周邊鄉村關係，城市與商品經濟、商業、商人、市場等一系列問題。

衛平博士在蘇州大學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與訓練，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1993年負笈東渡，師從廣島大學寺地遵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他以《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論文獲取文學博士學位，現在出版的此書是博士論文的擴展與補充，具有較深厚的學術蘊涵。

近年來國內外對城市史(含市鎮史)研究已有一些論著發表、出版，並且具有相當學術水平，在此園地里再有突破確乎不易。衛平調整了視角，選擇一個城市為中心，兼及周邊衛星城(市)、鄉村，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這樣的研究角度、方法是可取的，可以展現個人風格，避免重複。我認為研究城市史必須捐棄孤立單一地研究城市，應該置於縱(時間)橫(空間)發展、演化中去研究；必須把它放在商品經濟和城鄉關係發展中去研究，才能獲得真諦。他十分注意並吸收日本學者治學意識和方法，兼融並蓄，師其所長，注重微觀和考實，中日二國學術均滲透其中，如城市的管理體制、社會事業、意識風習都進行深入檢討，這正是城市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他則作了很好的填補，使吾人明白城市的運作，於學術和現實都是很有價值的，我讀後頗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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