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病

日本病

日本病(Japanese sickness ;Japan's Disease)是日本經濟病徵的簡稱,具體是指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初趕超美國經濟時逐步染上的、嚴重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和體制老化僵化等的病症。它使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從90年代初至今仍未走出泥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日本病
  • 地點:日本
  • 性質:經濟病
  • 時間:90年代
日本病表征,內需不足,資產泡沫持續膨脹,深層原因,初顯症狀,防治策略,走大國發展之路,防治日本病的策略,

日本病表征

日本病的表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內需不足

一是由於內需不足,導致經濟成長長期依賴外部市場,尤其是已開發國家市場,因此在國際上貿易摩擦不斷,本國貨幣升值壓力持續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外資遊資不斷湧入,使本國物價和資產價格水平不斷高漲,從而導致本國的長期競爭力難以提升。

資產泡沫持續膨脹

二是在本國高儲蓄率外資期待本幣升值的背景下,資產價格長期處於超高水平,資產泡沫持續膨脹。資產的泡沫導致本國企業金融機構短期內超常規地繁榮,而泡沫一旦破裂,又反過來導致本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嚴重的破損,從而使這些金融機構貸款不力,背上沉重的呆賬負擔;而政府沒有採取恰當的救市方式,又導致本國金融機構變成殭屍型機構,不能創造貸款、提供流動性,最終使得實體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的泥潭。

深層原因

日本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外部需求,導致內需無法啟動,同時,企業的用工制度、金融機構的管理方式僵化,難以對資產泡沫破裂後的巨觀經濟環境作出應有的調整。

初顯症狀

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日本病”的徵兆。
首先,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日本經濟在其高速發展時期的水平。以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為例,中國的水平在65-70%之間,而日本即便是在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這一比重也未超過30%。再從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看,中國已經達到5-10%的水平,而日本即便在貿易順差急劇增長的1983-1987年間,這一比重最高也不過是4.1%。
其次,中國的資產價格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平。2009年末、2010年初,A股市盈率已達35-40倍左右,這與日本經濟高峰時期最高50倍左右的市盈率已相去不遠;同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也非常高,國內的房價與租金比已經高達30倍以上,許多大城市的住宅售價中位數與家庭收入中位數的比例已達到15倍以上。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投資率儲蓄率,中國的投資率近年來持續維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經濟發展的最快時期,投資率也在39%以下;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已經達到50%以上,而日本卻很少達到這一水平。

防治策略

走大國發展之路

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日本病”的症狀,但還不能說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日本病”,而且,中國也完全可以杜絕“日本病”,這是因為有兩個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比日本患上“日本病”的時期低許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在6000美元左右,而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人均GDP已經高達2萬美元以上(以2005年美元為標準,自1984年以後超過2萬美元),因此,中國經濟調整的空間比之日本經濟要大許多,尤其是中國居民消費和城市化的提升空間,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語。在相對如此之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國完全可以在發展中解決自身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這就好像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完全可以通過適當的調理和建立良好的成長機制將自身的病因根絕。
中國可以根治“日本病”的第二個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國經濟的規模潛力遠遠超過日本。中國的人口規模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數蘊藏著比日本大得多的國內市場,只要我們進行深刻的體制改革,完全可以啟動國內的大市場,走出一條大國發展道路,從而治理“日本病”的病根。大國與小國發展路徑的根本區別,在於大國自身可以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既可以產生大企業,也能夠催生自身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特殊的產業和技術,而這些產業、技術以及大企業能夠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長期動力。
因此,為了根治“日本病”病根,我們必須堅持大國發展道路。

防治日本病的策略

防治日本病的策略,關鍵是解決兩個方面急需改革的問題:
第一是想方設法提高內需。短期來看,這有賴於通過堅定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大規模減稅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國居民消費的上升空間巨大,但是根據筆者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博士生陳實的計算,約束中國消費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緩慢,一旦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夠進入一個持續上升的通道,中國內需上升的空間就將進一步打開,從而能夠從根本上減少對外部市場的需求。與此相關的是我們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不僅能夠帶動短期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上升、內需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可以相對較快地吸收農村剩餘人口,這有利於改變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比重下降的格局。根據筆者和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玲玲、王紅領的測算,當中國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達到8000美元時,也就是再過3年左右的時間,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會進入上升通道,一旦這一格局形成,中國居民消費比例不斷上升的良好局面就會出現。
第二是必須在資本市場上下功夫,不斷擴大這一市場上優良資產的供給,為占GDP比重高達170%(相當於8萬億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資方向,以此化解資產價格不斷上漲的壓力。如果中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市迅速擴張,能夠在未來五六年內通過資產供給擴張的方式,使深滬兩市A、B股的總市值從2009年底的24.39萬億元翻一番,達到50萬億元,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資產價格泡沫的壓力。同時,巨大的資本市場也能夠自如地應對國際跨境資本流入所帶來的衝擊,就好像巨大的湖泊能夠更好地容納洪水的衝擊一樣。到那時,中國的跨境資本流動就可以最終放開,人民幣國際化的美好前景也將成形。
總之,我們必須直面中國經濟總體規模超越日本經濟所帶來的憂思,認真研究“日本病”的形成機理,針對中國經濟中已經初現端倪的“日本病”症狀,加快結構調整及相關的體制改革,通過啟動內需、迅速擴大資本市場上優良資產供給的方式,從根本上消滅病根。當然,杜絕了“日本病”,中國也可能發展出自己的病症,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從經濟結構和體制上進行調整和完善,從而保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最終在人均發展水平上趕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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