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發言人

新聞發言人(Press Spokesman )新聞發言人是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 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發布人員，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事，約見記者或舉辦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針對有關問題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並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新聞發言人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工作團隊，他們共同收集材料、分析信息、深入了解情況，而且,新聞發言人也需要與其他相關部門保持溝通和合作，以保證所提供的信息的全面性、準確性和權威性。

新聞發言人，是代表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如公司、政府或其他機構）的身份發言，並向記者宣傳情況、回答提問的公共關係人員。許多政府部門和企業都有發言人，而許多職業運動員及藝人常由其經紀人兼任發言人。在中國共產黨建黨89周年到來之際，中共中央11個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於6月30日上午首次集體亮相，接受中外媒體採訪。2013年11月經中央軍委批准，分別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和海軍、空軍、第二炮兵、武警部隊等7個大單位設立軍事新聞發言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聞發布人
• 性質：法人公共關係代表發言人
• 職能：向記者宣傳情況、回答提問
• 俱樂部成立：2005年12月

職責

新聞發言人，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的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布有關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並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

有學者是這樣定義新聞發言人的：“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發布人員，一般是該部門中層以上的負責人。新聞發言人的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的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布有關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並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

為何要設立新聞發言人？在鋪天蓋地的信息面前，如果沒有一個權威的信息來源，雜亂信息容易攪亂人們的思想。實施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利於人們看到權威性的言論，避免小道訊息影響社會公眾正確判斷力。

中國情況

歷史

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我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這是在當時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為了滿足對外宣傳的需要建立起來的。二十年來，這一制度在對外宣傳上有著突出的貢獻，向世人展現了中國的良好形象，為各國媒體提供權威性的信息，讓世界充分了解中國。實踐中，新聞發言人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一級人民政府。

發展

河南、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紛紛推出新聞發言人制度，將這一措施作為政府各類信息向社會公開的視窗，旨在保證政府信息的及時性和權威性。應該說，中國人對於新聞發言人並不陌生，電視裡、報紙上時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或名字。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姜瑜

自2009年，我國各地建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地方政府通過新聞發言人向傳媒，並通過傳媒向公眾介紹政府的政策，通報某個事件的真實情況，說明就某個事件某個問題政府所持的立場和採取的措施，並回答傳媒的提問。這與以往有些地方對公共信息的封閉堵塞、對傳媒所持的迴避做法相比，無疑是開放進步的體現。同時這也是我黨宣傳工作的重新調整，以往的宣傳一直講究內外有別，1983年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滿足中央政府對外宣傳工作的需要。但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之後，外宣和內宣工作在宣傳區域、宣傳對象、宣傳內容上的區別越來越難以界定。同時，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通訊、交通更加便利快捷，資訊更加廣泛。技術的進步大大縮短了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傳統意義上的宣傳領域內外有別的界限在很多方面都變得模糊起來。所以各地區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這種內外宣傳的傳統模式，是在主導性、全面宣傳架構下進行內外兼顧的整合。它立足於實事求是，按新聞規律辦事，全力與世界接軌，以展現中國政府自信、務實、開放、負責的形象。

章啟月(原外交部發言人)

2009年12月29日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2009年度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國新辦主任王晨表示，推進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將是2010年新聞發布制度建設一項重要任務，也將是2010年新聞發布工作的一個亮點。

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中首次明確提出的“要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的制度”。這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進一步推進黨務公開，增強黨務工作透明度的具體要求。

俱樂部

中國新聞發言人俱樂部成立於2005年12月，隸屬人民網，是以服務政府、企業新聞發言人為主體的第三方智庫組織，旨在薈萃政界、企業界、學界、傳媒界權威人士，打造平等、互信、分享、創新的資源型高端互動平台，培育信息交匯、政企合作、輿情應對、理性發言、建章立制、服務社會的搖籃，全面提升中國新聞發言人履職能力，傳播中國理性聲音。

俱樂部主要工作：

1、中國發言人俱樂部沙龍：

國內第一個定期開展企業新聞發言人沙龍的機構，已成功舉辦近20期沙龍。

2.中國發言人俱樂部內訓　總計20多次，包括：中國建設銀行總行70多名省（市）級行長提供2天“新聞發言人”培訓；中國網通集團30多位高管提供1天的“媒體應對”培訓； 東風汽車公司20多位高管提供2天“危機管理與新聞發言人”培訓；為中國銀行全國省級分行領導提供“媒體應對”培訓；金地集團提供“媒體應對”培訓服務； 光大永明2天“品牌宣傳崗位技能”培訓等。

3.中國發言人系列訪談　自2009年3月，人民網啟動“企業新聞發言人系列訪談”至今，已有來自通用汽車、空客中國、華碩電腦、中國銀行、通威集團等近20家知名企業的新聞發言人參與對話訪談。人民網“企業新聞發言人訪談”力求打造一個凸顯企業實力，分享新聞發言人的實踐經驗和感受，展示企業新聞發言人風采的權威平台。

4.中國發言人俱樂部訪談組織過的培訓和峰會　總計30多次，包括： 2004年度“中國企（事）業新聞發言人高級研修班（1-3期） 2005年大型活動製造與傳媒影響力行銷高峰論壇（2005/7/23-24） ……

5.中國發言人俱樂部部分會員所屬機構　中石油、中石化、神華集團、中國移動、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金幣總公司、中國銀聯、中糧集團、通威集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空中客車、春秋航空、清華同方、海爾集團、梅賽德斯-賓士、長城汽車、大眾汽車、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麥當勞、百勝餐飲集團、雀巢中國、可口可樂、沃爾瑪、慈銘體檢、富力地產、星河灣地產集團、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輝瑞投資有限公司、同仁堂集團、上海強生製藥有限公司、國家電網、武鋼集團、江西賽維、玫琳凱、中化集團、長城工業總公司、華爾街英語、聯想集團、中國電信、卓達集團、三一集團、廣州立白、中山日威等。

6.中國發言人俱樂部大型年會

第二屆中國企業發言人年會暨企業輿情引導與聲譽管理高峰論（2011年1月8日）

第二屆中國企業十大新聞發言人暨中國企業新聞發布服務商20強頒獎盛典（2010年6月26日）

2009中國企業發言人與傳媒價值年會暨年度頒獎盛典（2010年1月14日）

首屆中國企業傳播領袖論壇暨中國企業十大新聞發言人頒獎盛典（2009年6月27日）

中外會面

6月30日上午10時整，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舉辦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11位中央有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身著正裝，面帶微笑，依次走上講台。 伴隨著攝像機快門頻密的按動聲，他們向早已等候在這裡的上百名中外記者注目致意，然後分兩排端坐在台上。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王晨用簡潔的開場白，為中外記者一一介紹各位發言人。

11位新聞發言人——中央紀委新聞發言人吳玉良、中央組織部新聞發言人鄧聲明、中央宣傳部新聞發言人李偉、中央統戰部新聞發言人張獻生、中央對外聯絡部新聞發言人李軍、中央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中央外宣辦新聞發言人郭衛民、中央黨校新聞發言人羅宗毅、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聞發言人閆建琪、中央黨史研究室新聞發言人張樹軍、中央檔案館新聞發言人郭嗣平等，輪流為記者介紹了各自部門的工作職能以及開展新聞發布工作的有關情況，隨後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

中央11個部門新聞發言人集體亮相

中央部門多種形式推公開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建立黨委發言人制度’，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舉措，對於進一步推進黨務公開，發展黨內民主，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具有重要意義，也是進一步完善新聞發布制度的一個重大舉措”。見面會上，王晨說。

自2009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務公開和黨務信息發布工作。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逐步推進黨務公開，增強黨組織工作的透明度”。按照中央要求，黨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黨委積極推進和開展黨務信息發布工作，並取得明顯成效。

據悉，目前我國已有11個黨中央的部門和單位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全國31個省（市、區）及近一半的地市都建立了黨委組織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黨中央有關部門採取多種形式介紹黨的建設和發展的有關情況。一方面，各部門積極出席中央外宣辦組織的新聞發布會，自2009年，國家已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等9箇中共中央部門的有關負責人出席發布會；另一方面，一些部門還採用自主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媒體提供新聞材料、接受媒體專訪、在網上登載發布信息等多種形式開展新聞發布活動。

展現執政黨開放開明自信

“中共中央部門的新聞發言人集體亮相，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開放、開明、自信的姿態”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

就在幾天前的2009年6月28日，中央組織部召開黨內統計專題新聞發布會，中組部秘書長鄧聲明首次作為新聞發言人在媒體面前亮相。他坦言：“作為新聞發言人，我對這個工作還是很生疏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幫助、多指點、多理解。”

組織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強，有時候往往“只做不說”或“多做少說”。新聞發言人的設立，可以說是組織部門要主動掀起自己的“蓋頭”來。

緊接著，29日，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李景田在中央外宣辦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介紹中央黨校幹部培訓和理論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30日，中央黨校和中央外宣辦還首次聯合邀請中外記者走進中央黨校，通過參觀校園、觀摩課堂、與黨校教師和學員交流等方式，向外界揭開這一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的最高學府的神秘“面紗”。以多種形式主動介紹黨務信息，回應廣大公眾和國內外媒體的關切，“七一”前夕中央各部門這一系列密集的“動作”，傳遞出中國共產黨推動黨務公開、不斷增強黨務工作透明度的決心。

中央外宣辦舉辦的記者見面會

黨務公開不斷呈現新氣象

自2009年來，中國共產黨的黨務公開不斷呈現愈發開放透明的新氣象：中央紀委在所有中央黨務部門中首次向境外記者敞開大門，邀請境外記者走進中紀委大院參觀；中宣部歷史上首次設立新聞發言人；中央文獻研究室首次開通官方網站，發布重要文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首次舉辦“公眾開放日”……

“設立新聞發言人、建立新聞發布制度，是推進黨務公開、加強黨內民主的一項重要舉措。”蔡霞認為，黨務公開是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基礎。黨的第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中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這就要求各級黨委學會“主動發聲”，把“民眾想了解的”和“需要民眾了解的”重大關切及時作出回應，同時，藉助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多種媒體，實現黨與黨員民眾的良性溝通互動。

“將來還會不會多組織這樣的記者見面會，回答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新聞發言人郭衛民說：“推動黨務公開，增強黨的組織工作透明度是既定的目標，這項工作一定會不斷地往前推進。”

在現場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首席特派員韓詠紅說，相信“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下次還會有機會”。

概述

“新聞發言人”的中國式定義是：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發布人員。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布有關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①相近的美國式定義是“新聞發布官－新聞負責人”，但其英語原文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officer－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chief②直接外化了“公共關係”的目標指向，而中國式定義則沒有突出實際存在的公共關係之訴求。

起源

新聞發言人、新聞發布會在西方國家更是常見。它們一方面是政府控制新聞傳播的手段，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聞界，並通過新聞界和公眾進行溝通的方式。以美國為例，新聞發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總統新聞發言人。19世紀20年代，美國普通民眾獲得了選舉權；30年代，便士報誕生。新聞發言人正是誕生在這樣一個政治改革、經濟成長、傳媒大眾化的年代。安德魯·傑克遜是最早聘用總統新聞發言人的美國總統。但是傑克遜以及後面幾位總統的新聞發言人都是以私人秘書身份出現，不屬於政府系統，政府並不提供資助。直到1857年，麥金利總統上台，他的6名助理才開始領取政府薪水，其中包括負責新聞宣傳的科特柳。白宮的記者招待會和美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密切相關，塔夫脫是第一個安排每周兩次定期記者招待會的總統。從此，雖然有反覆，定期的記者招待會還是維持下來，於是白宮的新聞發言人制度也就相對固定了。新聞發言人成為一種制度普遍在美國各地建立起來，除了政府對新聞傳播控制的需要外，還得益於兩個因素的影響。

一是現代公共關係理論的套用從企業界向政府部門滲透。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工商界對公眾利益的無視激起一些正直的新聞記者的憤慨，掀起了一場揭露企業醜聞的“黑幕揭發運動”。在輿論的譴責面前，工商界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開始檢討自己的行為，注重自身的社會形象。為了改善與新聞媒介以及公眾的關係，企業廣泛地開展公共關係活動。新聞發言人和記者招待會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良好的溝通效果。現代西方政府的行政事務日趨複雜，很難在一切問題上獲得公眾的贊同，常常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指責。在這種情況下，把政府的職能活動視為公共關係活動，有效地開展這種活動，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就能贏得公眾的輿論支持。政府的公共關係活動必須包含公共信息的傳播活動。因此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政府公共關係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致力於向媒體和公民及時提供信息。在公眾中努力塑造良好的形象，獲取公眾的參與和支持，就成為現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據美國全國政府傳播者協會估計，在美國各級政府大約有40000名政府傳播者。

其次，新聞媒介積極爭取知情權的鬥爭也促使了美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美聯社編輯主任協會、廣播電視新聞部主任協會和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在1940年代末共同開展了爭取信息自由和公開記錄的運動。通過不懈的努力，《信息自由法》在1966年頒布，它要求每個聯邦機構公布詳細規章，保證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並規定對拒絕提供情況的決定進行司法審查，對任意拒絕提供訊息的官員實行罰款等手段，來杜絕來自官方機構的拖延和阻撓。另外，《陽光下的政府法》（即“陽光普照法案”）規定，50多個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成員的聯邦部門舉行會議要公開。到了1970年，除了5個州，其餘都立法規定要公開涉及公共事務的記錄和會議。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履行這兩個法案的責任，不得不指定專人對新聞界接觸信息和參加會議的要求作出及時而恰當的反應。從這個角度上說，新聞發言人往往作為調解人，調停政府機構想要在相對保密環境下進行工作的要求與新聞記者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間的衝突。

從西方國家的實踐來看，新聞發言人制度就是一種有限的信息源，作為一種潤滑油，協調政府和媒體以及公眾之間的關係。同時，在此基礎上隱蔽地引導輿論。從傳播學角度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通過議程設定對輿論進行控制。議程設定理論是上個世紀70年代在美國風行起來的一種有關大眾傳播效果的假說。其主要含義是：大眾媒介注意某些問題、忽略另一些問題的做法本身可以影響公眾輿論，人們將傾向於了解大眾媒介注意的那些問題，並採用大眾媒介為各種問題所確定的先後順序來安排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關注程度。傳播學者發現議程設定過程並非如此簡單，傳媒議程背後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力量博弈的關係隨著研究的深入，傳播學。正如羅傑斯教授所劃分的，這一過程包含三個環節，即：傳媒議程的設定、公眾議程的設定、政策議程的設定。在社會生活中，這三個環節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新聞發言人制度體現了政府或政治家從自身的立場出發，根據國家的需要、公眾的需要以及政治運作過程的需要，設定政策議程。以此影響媒體議程，進而設定公眾的議程，其中更多地表現了政策議程對傳媒議程和公眾議程的引導。

職責

有一群特殊的公務員頻頻亮相鎂光燈下，出現在螢屏上，曝光率之高不亞於影視明星，他們就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實際上是專門用於向公眾溝通政府的信息，有針對性地回答社會對於公共管理方面的疑問的專業人員。他們主要負責：

新聞發言人尹成基

準備新聞發布會前的材料，聯繫有關部門；

發布有關新聞，闡述政府的觀點立場；

代表政府或部門回答記者提問；

關注新聞發布後的反響效果。

新聞發言人是一種制度，是對公眾知情權有效履行的途徑之一，是溝通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重要橋樑。

要求

知識要求：作為一名新聞發言人需具有新聞傳播學、心理學、公共關係學等知識，熟悉新聞相關政策與法規、社交禮儀常識。

技能要求：新聞發言人需掌握新聞發言技巧。

經驗要求：新聞發言人一般是該部門中層以上的負責人。

職業素養：擁有良好的氣質形象、人文素養和人格魅力。不僅對新聞具備敏感性，而且對國家的政策、法律、法規有較好把握和理解，對其所在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未來有較深入的研究。

作用

設定新聞發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強權力與大眾的溝通，發言人背倚公共部門而面向社會，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動。 信息公開法規定了政府義務，新聞發言人是主動達成這一願景的法定中介。他們的真正價值就在於儘可能多地掙脫部門束縛，儘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這是新聞發言人必須要選擇的左右之境，它們對應於可能獲致的職業境界。不過也要看到，即便王旭明屢屢製造議題，表現出創新的強烈意志，最後卻依然落入窠臼，只能憑機巧得分，足見此間景況的分裂。

職業現狀

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聞發言人，中國已有15個省級政府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覆蓋了全國近一半的省級行政區。但是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幾乎都是兼職的，國家行政職務系列上還沒有新聞發言人的系列，在正式職位名稱上也沒有這個名字。自2009年來，全國已有幾千人接受過新聞發言人培訓，他們都是所在部門的中層以上幹部。自2009年來，中國只有少數的企業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2005年，國務院要求部分大型國有企業、醫院、學校和金融機構建立健全新聞發言人制度，繼續完善突發事件新聞發布機制。

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新聞發言人馬朝旭

風險與回報

作為政府的代言人，新聞發言人的發言是需謹慎的，已經確立的政策和規定可以公布；而尚在制定或修正過程中的政策不能對外公開。真實是新聞發言制度的生命，新聞發言人所提供的信息，都必須是經過核實的。

在2009年，中國還沒有新聞發言人的專門職位，大多數發言人都是部門中層以上的負責人兼任。

趨勢

章啟月(原外交部發言人)

發展路徑：從2003年開始國務院新聞辦啟動了全國範圍內的新聞發言人培訓工作，各地方各部委也紛紛舉辦培訓班，與此同時在企事業界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也開展的如火如荼，學員多為大中型企業老總、負責公關傳播的高層管理人員以及新聞宣傳主管。

轉型機會：新聞發言人不僅能在政府部門服務，同時也可從事公共關係、教育培訓等相關領域的工作。

典範

章啟月：前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現中國駐比利時大使，中國外交部歷史上第三位女發言人，以端莊、沉著、樸實、親切的發言姿態而為業內人士稱道。

發展趨勢

七年之癢

從整體上看，我國的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基本建立起來了，2008年，我國僅中央和省級政府新聞會就達到1700多場，這在世界上也屬罕見。與過去相比，我們的新聞發言人整體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從中國的媒體變局來看，要走的路顯然還很長。

為什麼總引發爭議

他們的一言一行經常成為報紙的頭條，但他們也時常會捲入輿論的漩渦，遭來廣泛的質疑；他們是信息的傳播者，卻也是信息的過濾器。他們有時是消防員救火隊，有時卻是適得其反火上澆油。職業要求他們具有較高的綜合素質，然而他們卻總犯一些低級錯誤。這就是中國的新聞發言人。

有好事者將中國的發言人進行了簡單的歸類。

無可奉告型：雖然是部門或企業的發言人，但往往一問三不知。對政策對狀況都不清楚。本來新聞發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員“訓誡”式的角色定位，通過與記者進行平等對話,能夠起到“潤物細無聲”的傳播效果，但事與願違，很多新聞發言人面對記者的提問都是三緘其口，口頭禪都是“無可奉告”。2010年4月，重慶市政府新聞辦主任表示，如果新聞發言人說“無可奉告”，將追究責任。

大包大攬型：在中國的體制下，新聞發言人知道的東西有限，並非事事清楚，有的發言人錯誤地認為，出了什麼事情自己的任務就是去堵槍眼，去轉移視線，去替人受過，大包大攬，什麼責任都自己扛，有著“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獻精神。但事實上，“犧牲小我”並不能“成就大我”，而往往是一損俱損。有辨識力和媒介素養的公眾，可以區分發言人個人的失誤與其所代表的團體的“口徑”。

照本宣科型：事先準備好台詞，不分場合不分對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視連線抗洪前線，面對主持人關於決口有多大、民眾轉移情況的詢問，江西防總辦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聞，先後介紹了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國家防總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江西省防總副總指揮的重要指示。其間主持人兩次打斷、再三詢問，平其俊依舊對著事先準備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謂以不變應萬變。

自我辯護型：譬如前段時間鬧得轟轟烈烈的霸王洗髮水的“二惡烷”事件，發言人一直強調二惡烷是整個行業都存在的現象，並非“霸王”獨有。而實際上公眾所關心的只是對消費者構成何種危害，他們並不關心行業里的種種“潛規則”。“霸王”的這種表態，忽視了對消費者權益的考慮，只是一味地撇清干係，難怪會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報喜不報憂型：這是大多數單位的習慣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傳的好事就大書特書，而記者一問起負面新聞就面露難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視媒體為大敵，抱怨記者嗅覺敏銳，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惱羞成怒型：當一名記者問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某省政協主席怎么看待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時，這位委員先是說：“很遺憾，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在記者的追問下，他竟反問記者：“為什麼不公布老百姓的財產？那些企業老闆的利潤為什麼不向工人公布？”類似這樣的惱羞成怒如“你是哪個單位的”、“你在替誰說話”，我們也經常聽到。

感情錯位型：有的新聞發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為本，在重大傷亡現場不首先發布人員的傷亡，而是誇誇其談救援人員的英勇行為。還有的發言人面對火災、礦難等重大事故時，喜形於色，大談由於領導重視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沒有表現出起碼的悲天憫人。

總之，越來越多的新聞發言人在發布新聞時也成為新聞的製造者，他們的雷人雷語也被廣泛傳播。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童兵認為，在中國從事新聞發言人是需要勇氣與智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於2008年5月1日實行，許多地方都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但由於缺乏系統的培訓與實踐，新聞發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聞發布也只是形象工程，發言人名單和電話是公布了，但並無後續，甚至新聞發言人成為了某些政府官員拒絕媒體採訪的盾牌。

今天更難當嗎

有專家認為，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新聞發言人知道的永遠不會比網民更多。面對持有廣角鏡、放大鏡和顯微鏡的網民，一些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勢群體”、“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並不這樣認為，“在歐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政府新聞發言人往往被允許列席最高級別的決策會議，對相關信息和決策過程有著清晰和準確的把握。他們一般都具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驗，了解如何與媒體和公眾進行有效溝通。但在我國，新聞發言人往往被定為某個特定的官階或職位，他不一定能夠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聞發言人成為‘信息弱勢群體’，看起來‘不比網民了解的多’，主要是體制的束縛”。

童兵說，“雖然網民有各種渠道蒐集信息，但網民掌握的信息與新聞發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還是有區別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權威的信息來源，新聞發言人掌握的是內情，網路的信息還需要辨別真假，而新聞發言人的信息應該是權威的。從信息的質量上看，他們不是弱勢群體。”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君超認為，網路確實使新聞發言人面臨極大挑戰，而且微博用戶通過互相“關注”、“轉發”、“目標推送”，可以實現“所有人面向所有人”傳播模式下的“協作傳播”，從而挖掘或逼近事實真相。在這種情況下，發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會漏洞百出。

也有專家認為，發言人代表某一國家、集團、部門、企業的利益，他們的“腦袋並不完全長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認為，這並不是說，發言人完全沒有自我發揮的空間。恰恰相反，發言人如果在每一場發布會前，都能明確這樣一個觀點，即召開發布會的目的不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那么，在確立“口徑”、發布信息時就會實事求是，使發布會取得較為理想的傳播效果，受到公眾的歡迎，這其實也是最大程度地維護了其所代表的部門利益。

在正常的情況下，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發言人也做得不錯，但一旦遇到危機和突發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樣。史安斌認為好的新聞發言人應該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忠實說，迅速說，首先說”。另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尋求部門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的平衡點，製造社會共識，而不是引發官民對立。

有的發言人認為說什麼不說什麼並不由自己決定。但新聞發言人雖然改變不了事實，卻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說，不清楚的慎說，沒有把握的不亂說，必須說的好好說”，作為溝通政府與公眾的橋樑，新聞發言人在避免對立、減少摩擦、消除誤解、傳遞誠意方面是大有作為的。

童兵認為，能否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檢驗一個新聞發言人是否真誠的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標桿。有時善意的謊言也是謊言。同時作為一個新聞發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發布的對象是誰，表面上看是記者，其實記者是代表民眾來發問的，對於發言人而言，記者的提問沒有刁鑽和不刁鑽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聞也沒有負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觀發生的。一些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居然公布希么記者的黑名單，完全是不明智的舉動。不要低估客群的理解力，不要迴避明顯的焦點和問題，如果一般民眾可以看出來的問題，發言人應該更熟悉更明白。

依然是稀缺資源

人民網成立了一個新聞發言人俱樂部。負責人杜登斌告訴記者，相對於政府的新聞發言人來講，企業更需要自己的發言人，因為對於政府的一些報導還容易統一，但對於處於危機中的企業來說，一著不慎就是滿盤皆輸。2009年3月以來，雙匯集團因為瘦肉精的問題遭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此時人們才發現，這么龐大的公司長期以來竟然沒有一個正式的新聞發言人。

據美國全國政府傳播者協會估計，美國各級政府大約有4萬名新聞發言人，同時稍有規模的企業都會設立專職的新聞發言人，即使是十來個人的小企業也會有兼職的新聞發言人。據杜登斌他們調查，380多家跨國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達到了80%，而在國內，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業發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對於民營企業，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不足1/5。這樣一旦出現了危機事件，臨時抱佛腳，顯然就只能疲於應付了。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評認為，在涉及大型國企的公共批評事件中，所涉機構的表現都不及格。

目前我國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大體上有三種來源：一是主管領導，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聞發言人的必須是該部門的“二把手”；二是秘書長和辦公廳主任的“總管式”人物；三是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其中第二類人選是各級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最主要的來源。選擇以上三類人員從總體上說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基本能夠滿足現階段對新聞發言人的要求。但從長遠看，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這三類人員大都是官員出身，鮮有媒體的實際工作經驗，往往剛剛培訓出來，幹了沒兩年，就提拔了，轉崗了，這樣又要從零開始。

這些年新聞發言人的培訓非常多，經常是培訓到哪裡，哪裡的新聞發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來。可是在中國他們依然是稀缺資源。值得憂慮的是，有許多的書籍、有許多的講座傳播的都是新聞發言人的應對之策、推諉之術，王君超認為如果說發布會有軍規的話，那么最大的一條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發布會的社會效果，永遠只服從於一個原則，那就是：尊重事實，告知真相。一場虛假的言不由衷的發布會，無論包裝得如何堂皇，無論取得如何立竿見影的瞬間效果，都只能是浮雲。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公安部的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自己的職業。的確，作為新聞發言人，應該為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感到驕傲，這是一個能夠讓信息更加透明，讓公眾了解到更多真相的工作。

2009年8月3日，中央印發了《關於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強調了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問題。如果說2003年非典危機是中國政府新聞發布制度建設的起點，那么2011年應成為中國政府新聞制度建設的重要拐點。

影響

在新聞發言人成為當前時代流行術語的今天，無論是打開電視還是翻開報紙，新聞發言人的言行隨處可見。新聞發言人的優秀與否，在21世紀信息飛速發展的今天，在媒體越來越有滲透力的今天，已經對現代企業運作模式和社會各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

2000年底，史克公司在應對其明星產品康泰克的“PPA”事件時，該公司在與政府部門溝通信息後，就迅速把所有相關產品下架，並及時公布信息。由於企業新聞發言人反應迅速、過程透明、把消費者健康放在首位，當康泰克新產品復出時，很快就贏得了消費者的信任。

與之相反，2006年的SK-II化妝品“重金屬超標”危機與2009年蒙牛“OMP”公關危機中，相關公司的反應遲緩與反應過程的不透明則是造成公眾不滿的主要原因。

黨委三關

發言人的形象就是黨委的公共形象，發言人的發言效果直接關係黨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這樣的獨特責任與使命，注定讓黨委新聞發言人這個角色不好當，至少要過好這樣三關。

語言風格關

立場是黨委的，語言是自己的。發言人若不能把黨務信息很好地轉化成自己的語言，就注定難以勝任這個職位。這勢必考量著發言人的智慧和膽量。許多信息政策性、敏感性很強，又規範性有餘、生動性不足。轉化不好就面臨著表述錯誤的風險，照本宣科則會讓人聽著味同嚼蠟。

釋疑解惑關

在這個透明化時代，黨委新聞發言人同樣會面臨公眾的信息質詢，必須對一些熱點敏感新聞事件作出回答。“無可奉告”可能會激起輿論反彈，“王顧左右而言他”可能會引發更多質疑，“踢皮球”則會讓人認為這是黨的不良作風折射，終究於黨委形象不利，倘若用“躲貓貓”辦法恐怕只會引起公憤。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釋疑解惑，也表明黨委信息公開和接受公眾民眾監督的決心有多大。

新聞發言人范麗青

危機公關

對於黨委新聞發言人來說，這種危機公關並不僅僅意味著與媒體保持良好的關係，也不是要去當好滅火隊長，而是要熟諳傳播規律，具備相當傳播素養。如此，發言人才能和媒體實現平等對話，並最終達到既堅守各自立場又各取所需。

必要條件

新聞發言人：必須擁有高媒商

環球時報：高智商、情商、媒商是官員基本素質

隨著新媒體興起和社會輿論多元化發展，政府的執政環境發生深刻變化。而決策透明度的增加，公民民主參與意識的增強，又加大了政府的輿論壓力。因此，對領導幹部來說，如何適應這種新形勢，學會和媒體，包括新媒體打交道，即儘快提升智商、情商和媒商。
一個人的能力素養由多方面構成。2009年裡，有一種說法，一個成功的人，除了具備我們熟知的智商和情商外，還要具備一定的媒商。這裡的媒商就是媒介素養，它是現代社會公民素質的一部分，更應是官員能力素養構成的重要部分。
自2009年來，屢屢出現的“雷人官話”現象，折射出部分官員媒介素養缺失、執政理念失范。“雷人官話”被媒體廣為傳播後，讓一些幹部產生了“媒體恐懼症”，生怕禍從口出，或“三緘其口”，或“退避三舍”。這與其說是謹慎，不如說是不自信。這種不自信，從根本來說，還是官員缺乏必要的媒介素養所致。
不能否認，由於一些媒體記者的不專業，對報導對象的言論，根據需要剪裁，刻意炒作不當言論，導致報導對象的言論脫離特定語境，給當事人造成傷害。但一些官員由此將自己言論失當、能力不濟的責任一股腦地推給媒體，既不客觀，也於事無補。語言是思維的外殼，言為心聲，言語不當，除口誤外，主要是認識上存在誤區、表達上不講策略、行為上不夠成熟所致。
一些官員面對媒體不會說話，是因為對媒體的特點、功能認識有誤區。他們慣於管控媒體，不能平視媒體。“應對”媒體本身的看法，或多或少帶有一種敵意，這反映出對媒體認識的錯位。媒體是傳播平台，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可“鼓”，也可“呼”，喜歡言之有物的話。在新媒體時代，微博等草根媒體的生命力越來越強，對傳統媒體帶來衝擊的同時，也能產生巨大的輿論能量。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不適應、不習慣是必然的，受傷害也不意外。
一個會對媒體說話的官員，懂得語言傳播策略，熟知信息的傳播過程，了解媒介的訴求與傳播機制，會說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話；其次，對所發布的信息負有把關責任，既要滿足媒體和公眾的需求，又要對信息進行判斷、選擇，說適當的話；再次，要考慮客群的接受心理，懂得分場合說話。如果言論嚴重偏離民眾的生活認知與感受，自然無法讓公眾接受，甚至被“頂回去”。一個會說話的領導，不僅眼裡要有媒體，更要有民眾。這樣說話，才有對象意識。了解民眾的情緒和想法，是會說話的前提。
十八大之後，新一代領導人率先垂範，要求轉作風，改文風。面對媒體，官員必須說實話，更要會說話。說實話，就是不說空話、少說套話、忌說假話；會說話則要掌握分寸、熟悉規律、把握語言策略。總之，在新媒體時代里，媒商將是一個成功領導幹部的基本素質之一。

如何擁有高媒商----新聞發言五度原則

媒商，是指“媒體智慧”，英文為“Media Quotient”，指企業高層或政府官員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智商讓你具備做事的能力，情商讓你具備做人的能力，而媒商則是讓你具備做公眾人物的能力。媒商這個概念由危機公關專家游昌喬先生於2006年率先提出，並由此總結了“新聞發言五度原則”，又稱“媒商---新聞發言五度原則”，或“媒商五度原則”。

游昌喬先生所提出的“媒商--新聞發言五度原則”具體指：

一、高度：

作為公眾人物，必須在以下兩點有認識上的高度：
1.公眾人物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理應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公眾人物要么掌握公共權力，要么擁有大筆財富，要么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要么享有良好的社會聲譽，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在社會上產生較大的反應，直接影響到公共事務，因此公眾人物必須要理解並接受公眾對他們提出的高於普通人的道德和行為標準。與他們有關的新聞報導和輿論，就不僅僅是在於滿足公眾的好奇心和知情權，而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需要。公眾人物善待公眾、善待社會，接受媒體監督，是應盡的義務。
2.引導社會輿論、實現社會正義是媒體的責任。媒體作為公器，有其獨立性和公信力，媒體有義務告訴公眾事實真相，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曾指出，民眾需要藉助媒體提供的信息來了解公眾人物們究竟在做些什麼，因此，媒體必須能夠自由地“徹查公眾人物的品行和作為"。
據《法制日報》2002年12月19日報導，原中國足球隊隊員范志毅因上海《東方體育日報》登載他涉嫌賭球的報導，狀告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侵犯名譽權一案，由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對范志毅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一審法院的部分判決內容如下：“2002年是中國國家足球隊第一次打進世界盃，國足在世界盃上的表現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范志毅系中國著名球星，自然是社會公眾人物，此期間關於國足和范志毅的任何訊息，都將引起社會公眾和傳媒的廣泛興趣和普遍關注……其訊息來源並非主觀臆造，從文章的結構和內容上看，旨在連續調查賭球傳聞的真實性。即使范志毅認為報導指名道姓有損其名譽，但在媒體行使輿論監督的過程中，作為公眾人物的范志毅，對於可能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忍受。從表面上看，報導涉及的是范志毅個人的私事，但這一私事與社會公眾關注世界盃、關心中國足球相聯繫時，這一私事就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屬於社會公眾利益的一部分，當然可以成為新聞報導的內容。新聞媒體對社會關注的焦點進行調查，行使報導與輿論監督的權利，以期給社會公眾一個明確的說法，並無不當。"
這個判決書值得所有公眾人物熟讀之，熟思之。第一，媒體永遠是對的；第二，如果媒體錯了，請參照第一條。因為媒體代表著公眾，媒體的背後是公眾的知情權。而代表公眾，是道德的至高點，無人能夠侵犯。

二、態度：

人們會原諒一個犯錯誤的孩子，但不會原諒一個不認識錯誤的孩子。每個公眾人物，在面對媒體時，始終得記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是態度，第二是態度，第三還是態度。
1998年1月17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向陪審團秘密作證時，斷然否認了是否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有染的詢問。但隨著調查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柯林頓在撒謊。8月17日晚10時整，柯林頓在白宮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就自己在萊溫斯基性醜聞案中誤導美國人民而向全國人民道歉，並對所發生的事情負全部責任。柯林頓道歉之後，妻子希拉蕊原諒了他，並得到了美國百姓對他的同情，民眾對他的支持度上升了6個百分點。1999年2月13日，柯林頓在白宮再次發表道歉聲明，他說：“對自己引發這些事件的所作所為和因此而給國會和美國人民增加的沉重負擔，我是如此深深地感到抱歉。"
美國人最終原諒了這個緋聞總統。他道歉了，證明他“反省錯誤"了。他們覺得，寧可要一個有缺陷的人性化的總統，也不要一個沒有人情味的國家領袖。
說回到唐駿，為何就不能為年輕時所犯的錯誤向大家道個歉？你只要認識到你之前的錯誤，你就依然是我們心中的英雄。但你卻讓我們所有人失望了。

三、風度：

保持低調謙遜，不要忘本，任何時候都不要得意忘形。上帝欲讓其滅亡，必會先讓其瘋狂。郭德綱之所以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最根本還是忘了根本。趙本山自走紅以來，自己成為全國人民春晚最期待的人物，而其本山傳媒也風生水起，實際上，他所經歷的是是非非也是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從范偉與他分道揚鑣，再到“炮轟央視"，再到“春晚後台打小瀋陽耳光"，再到“涉黑"傳聞，每次事件都引發了媒體與大眾的高度關注。但是在危機公關方面，趙本山的確修煉不凡。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趙本山深悟，低調謙遜才是最佳王者之道。“要知道自己是打哪兒來的"、“我就是一農民，咱不能忘本"。無論在哪種場合，趙本山都告誡弟子“人紅不能迷失"，而正是這種自始至終的清醒，讓這朵黑土地上的奇葩近二十年長開不敗。與郭德綱的“無德"相較之下，被指責為忘恩負義的周立波便有風度得多。與大哥關棟天翻臉後，周立波在公開場合向公眾表達了歉意，還坦言自己是小孩子脾氣，“即使不合作了，也是好朋友。"。周立波曾將自己與郭德綱比為咖啡與大蒜，這樣看來，咖啡與大蒜差別還是蠻大的呢。

四、氣度：

得饒人處且饒人。寬容是寬容者的通行證，狹隘是狹隘者的墓志銘。2005年9月，崔永元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時說：“我們台一個主持人在做談話節目，採訪一位藝術家，這個藝術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現場號召大家向他學習。這個主持人出來後卻說‘這傻×今天真配合’"。這件事情再度激發起崔永元的憤世嫉俗：“有些人根本不配當主持人，他們沒有這樣的人格。但是觀眾看不到這些。後來，我在看這個節目時，那個主持人在哭，我就想嘔吐。真噁心，太噁心了！"很多人都將《藝術人生》的主持人朱軍對號入座。但朱軍在接受採訪時一句話否認了這個猜測：“小崔肯定不是在說我，因為我肯定沒說過那樣的話"！他說，自己做人有一個原則，那就是絕不在背後對人評頭論足，“假如有話我肯定當面說"。問他和小崔是否有“梁子"，朱軍一臉無辜地回答：“我們關係挺好的呀，他還上了好幾次我的節目呢！對了，他第一次承認自己得了抑鬱症就是在《藝術人生》里，下了台我還特感動地跟他說：‘謝謝你對我的信任’"！朱軍說，小崔私底下到底是怎么一個人，“我跟他沒太深的接觸，說不好"。但是作為一個媒體人，朱軍對小崔的感情是兩個字——“欽佩"。
朱軍這個三段論式的回答真夠老辣的，至少沒讓小崔跳起來繼續舌戰到底，將一場信譽危機，化解於無形。

五、尺度：

不要過激反應，不要自我糾結。不要給大家任何理由讓自己成為話題，更不要讓自己成為關注的焦點。因為只要你在話題中心，就會繼續遭受傷害。
郎鹹平，“郎監管"、“鬥士"、“教父"；“流氓教授"、“三無教授"……褒貶不一。郎鹹平則自認是《皇帝的新裝》裡面那個敢於說真話的孩子。當郎鹹平把針對被質疑企業的財務數據分析結果不斷向媒體批露，從而造成這些企業在輿論上的被動和股市上的下跌時，對所有被質疑企業而言，這無疑是一場危機。實際上，郎鹹平當年在揮劍直指顧雛軍時，同時還有海爾的張瑞敏、TCL的李東生。但是這三位企業的當家人卻採取了不同的危機公關招數。
1.張瑞敏的吸星大法。吸星大法的絕竅在於無論對方使多兇猛的力，用多怪異的招，都被自己無聲無息地吸納了。就海爾MBO事件，郎鹹平“四問海爾管理層"，認為海爾避開地方政府“看管"，海爾在玩MBO貓鼠遊戲。對此海爾是除了略微解釋一下“持股會"之外，態度非常明確，我做我的企業，把企業搞好了，業績說明一切。這種態度無疑是明智的。畢竟海爾無論是集團積極上市，還是內部改革改制方面，都不允許有半點閃失。因此張瑞敏採用吸星大法，沉默是金，不做應對，聲稱“我們只管低頭做事，事情做好了，自然一切都好了。"
2.李東生的太極拳。太極拳的精要在於以柔克剛，以陰制陽。郎鹹平認為TCL創業的22年，李東生由幾乎身無分文演變到身價近12億元，成為TCL改革的最大受益者。TCL發展的過程實際是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被炮轟之後，TCL集團則向媒體發來6點意見質疑郎鹹平的報告。不過，TCL集團明確表示，這些意見是董秘陳華明個人的，不代表公司，公司董事長李東生也不對此回應。與此同時，TCL積極與郎鹹平、機構投資者及媒體積極地進行溝通，使信息更加充分和透明，甚至TCL的董秘還跟郎鹹平在電視上做“秀"——互送書籍，共同做節目，惺惺相惜。TCL的太極術可謂出神入化，最後終於避開了郎的鋒芒。
3.顧雛軍的降龍十八掌。降龍十八掌的要義在於對對手絕不手軟，攻勢凌歷，招招欲置對手於此地。可惜用此招來應對獨立學者造成的輿論危機，卻是災難性的後果。正如前文所述，在資本市場一直上演好萊圬巨片的顧雛軍，尤其在改善了與媒體關係之後，一直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狀。針對郎鹹平的質疑可謂“士可殺，不可辱"，與郎鹹平非要來個魚死網破不可，但卻弄巧成拙，置企業和自身於風尖浪口，成了人民戰爭的靶子。雖然後來顧雛軍幡然省悟，不再口無遮攔但為時已晚，早已遍體鱗傷。

新聞發言人介紹和解釋中國相關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外交部發言人負責介紹中國政策和有關立場並回答記者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言人負責介紹中國國防政策和軍事動態以及回應軍事熱點並回答記者提問

結局

首期發言人多已靜音

堅持了8年，作為曾經的首期部委新聞發言人，王勇平黯然離職，將遠赴波蘭。

調查顯示，2003年首期中國新聞發言人，如今大多都已離開新聞發言人崗位。面對是否最短命職業的疑問，曾對離職“欲哭無淚”的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反問，新聞發言人該頂雷嗎？

很難“光榮”退休的崗位

帶著“奇蹟”、“我反正信了”等“名言”，在經歷8年平淡的職業生涯和25天的躥紅之後，鐵道部新聞原發言人王勇平卸任了。

17日，打開鐵道部官網，王勇平接受採訪的視頻還在網站醒目位置。

作為2003年從首期中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走出的部委發言人，王勇平在位8年已屬不易。

曾發文批評過王勇平在事故發布會上表現的王旭明雖不承認這個職業“短命”，但在當時年齡大多30-45歲的這批發言人中，多數人沒有在這個崗位上“光榮”退休。

對比2011年和2003年各部委新聞發言人名單，當初這支100多人的首期如今已經所剩無幾。章啟月、孔泉等人們熟知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已赴任駐外大使，而曾以“媒體無知論”、“沒錢別上學”等言論而著稱的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則在2008年悄然離任。

在17日的微博中，王旭明仍在追問：若說懲罰，應該更高級別領導出席發布會或講話，而不出席、不講話，該不該罰？不能讓不講話、少講話或永遠講正確廢話的人永遠占便宜得利益，那是社會的倒退！

領導不認可發言人不好做

在2009年裡，在故宮哥窯事件、郭美美事件中，新聞發言人的表現始終難以讓公眾滿意，王勇平在事故發布會上的“官話”更讓百姓詬病。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新聞發言人仍難擺脫官員“背景”，與國外職業新聞發言人並不相同。

甚至在2004年，就有媒體報導說，部委新聞發言人電話一半難以撥通，“無可奉告”、“領導”工作繁忙等語句層出不窮。這與國新辦要求的“任何時候面對媒體”相距甚遠。

王旭明坦言，新聞發言人是政府和百姓溝通的橋樑，也許最終還是服務於領導的，領導不認可，新聞發言人不好做。

“你會遇到這種情況，比如說你工作沒做好，你讓新聞發言人去堵槍眼；比如官員不願意公布信息給公眾，這種情況就靠新聞發言人，就靠嘴去說，那效果就非常有限。”

他還舉例說，2009年許多新聞發布會，說了半天，裡面沒有新聞。因為新聞發布會的發布，決定權不在新聞發言人，而是在領導。

公信力缺失能賴發言人嗎？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繼2003年推行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之後，2011年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正向省、市、縣等各級行政機關推廣。

但有評論指出，中國輿論的開放進程，比發言人制度的進步要快很多。發言人能夠提供的信息，總是趕不上輿論的要求。發言人的“官腔”也最容易導致與民間輿論的對立。有時發言人的表態不僅無助於危機公關，反而火上澆油。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伍新明認為，新聞發言人屢屢受到公眾指責的原因並非簡單的個人原因，而是官方公信力的缺失。“如果政府工作本身存在問題，那新聞發言人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改變當前新聞發言人考評機制來自上級，而不是公眾的話，新聞發言人的表現就很難讓百姓滿意。

對於王勇平的離職，王旭明更加關注這一職業的權益。“我想問新聞發言人的職責和許可權是什麼，新聞發言人該頂雷嗎？怎么頂？”他說，如果準備不充分的發布會讓新聞發言人去面對公眾，事後的責任也要新聞發言人來受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