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壟斷

圖書信息

作者：[美]Ben H. Bagdikian 著鄧建國張詩耘楊保達呂強龍李笑楠譯

圖書詳細信息：
ISBN：9787302311379
定價：30元
印次：1-1
裝幀：平裝
印刷日期：2013-1-18

圖書簡介

作為21世紀具有重要影響的媒體書，自從1983年出版第一個版本後，本書歷經六個版本的更新提煉。作者分析了五個巨型媒體集團——時代華納、迪斯尼、新聞集團、貝塔斯曼和維亞康姆公司（原CBS），試圖揭示媒體通過快速聚集，從而製造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真相。

圖書前言

作為普羅維登斯市（Providence,R.I.）的一個年輕記者，我過去常常順路到瑪麗（Mary）和道格拉斯·達納（Douglas Dana）開的那家二手書店的裡屋喝茶。道格拉斯是個面色紅潤的蘇格蘭人，每次看到我，他都會取出他新發現的初版書給我看，同時瑪麗則會預言道格拉斯將會保留這些書，永遠不賣。一個禮拜六的下午，道格拉斯像往常一樣給我看了一本書，這本書給我後來的報導生涯帶來了重大影響。那是馬里恩·登曼·法蘭克福（Marion Denman Frankfurter）和加德納·傑克遜（Gardner Jackson）編著的《薩科和萬澤蒂的信》(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我以前是聽說過“薩科—萬澤蒂事件”的。我7歲那年，薩科和萬澤蒂2人在波士頓的查爾斯監獄被以電刑處死。我當時除了知道這兩名義大利人是謀殺犯，以及監獄電椅接通電源時會出現一股強烈的電流——此時遠在15英里外的我的家鄉斯通哈姆（Stoneham）以及曼徹斯特東部所有地區電燈都會閃爍不定——以外我一無所知。當時年幼的我沒有任何理由去質疑他們的罪名，我甚至都沒有7歲小孩應該做的那樣對死刑心存疑惑。但當時我卻對這樣一個現象感到震驚：這兩名罪犯的死刑給成千上萬的家庭帶來陰影。
這就是道格拉斯·達納給我看那本書以前，我對薩科和萬澤蒂的全部印象。那是一本裝幀良好、印刷清晰的硬皮書。在草草翻閱後，我發現書中反覆出現一個叫愛麗絲·斯通·布萊克韋爾（Alice Stone Blackwell）的人。愛麗絲是一位女權主義編輯和作家，是露西·斯通（Lucy Stone）的女兒。從書中不難看出，愛麗絲與兩名罪犯是朋友。愛麗絲也是我母親的朋友，我曾讀到過一首我母親寫給愛麗絲的詩，這激起了我對愛麗絲的興趣，道格拉斯·達納也只得無可奈何地把書賣給了我。
閱讀薩科和萬澤蒂的信件導致我後來連續7年都將業餘時間花在了對該事件的採訪報導上。為薩科和萬澤蒂被錯誤地定罪和處死的兇殺案找到一個最終答案成為我的心頭之癢。通過閱讀，我明白了罪犯被施以電刑時，刑房內所有的燈並不都會閃爍不定，以前的說法全是編造的。我閱讀了數不清的審判筆錄、判決後的書面證詞、抗訴書、官方報導、對在世的案件負責人的採訪以及眾多在60多年後仍然涉及該案的書籍，從這些閱讀中，我加深了自己對報紙的社會角色的理解。
1920年，鞋匠薩科和魚販萬澤蒂被控殺害出納員和他的助手，在麻薩諸塞州南布雷茵特里鎮（South Braintree）被捕。那是一樁發生在人行道上的殘忍謀殺案。在光天化日之下，5名男子對兩個人實施殺害後驅車逃之夭夭。來自義大利的移民薩科和萬澤蒂都是無政府主義者。逮捕發生時，美國全國都處於一種狂熱中。數年前產生的對俄國革命的恐懼，對於所有“外國人”的普遍偏見以及公眾對於無政府主義者的無知給這種狂熱火上加油。美國法務部長A.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也是狂人掀起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利用法務部攻擊所有激進分子，製造了被稱為“帕爾默襲擊”的大規模逮捕，這些逮捕幾乎發展成一種全國性的運動。
儘管有壓倒性證據證明司法公正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但絕大多數媒體都支持“帕爾默襲擊”，並對將薩科和萬澤蒂定罪饒有興趣。從某種程度上講，媒體是一面鏡子，因此能解釋為什麼它既體現了又推動了當時席捲全美的那種歇斯底里情緒。但考慮到媒體數量眾多並且立場多樣，它應該能起到平衡的作用，應該能在報導和評論中體現理性和觀點的多元化。然而，當時的媒體並未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直到1927年薩科和萬澤蒂即將被執行電刑之時，多數嚴肅媒體才改變了自己立場。記者們發現州政府欺騙民眾壓制了案件證據；編輯們對案件出現了重大誤判這一點確信不疑。但一切都已為時過晚，當時事態已經發展到，為了維護麻薩諸塞州的聲譽，必須處死兩名罪犯。州政府態度堅硬，拒絕改判，因為用該案中令人欽佩的律師赫伯特·埃爾曼(Herbert Ehrmann）的話來講，改判將會“表明我們的社會秩序存在問題”。
在美國，我們依靠大眾媒體來預警“社會秩序中存在的問題”。1921年薩科和萬澤蒂被判決時，儘管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我們的社會秩序存在問題，報紙卻沒能及時發出相應的信號。直到1927年兩人被處決時，絕大部分媒體才改變立場。儘管這一改變來得太晚，沒能挽救薩科和萬澤蒂的生命，但這一教訓對新聞媒體而言卻有著重要意義。
在我後來的記者生涯中，同樣的事情曾再次上演。新聞媒體固然不是一個單一的龐大整體，也不可能僵化於一系列永恆不變的標準之中，但它們卻具有內在的偏見，這種偏見能保護企業權力，從而削弱公眾對那些塑造了美國圖景的各種力量的理解能力。這些偏見有利於維持現狀，就好像在
薩科—萬澤蒂事件中起作用的那些偏見一樣，它們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根本性的變化。1950年代，當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議員獲得蠱惑人心的力量時，他做了與米切爾·帕爾默相同的事。如同30年前那樣，麥卡錫得到了絕大多數報紙的熱心支持。儘管為了力挺麥卡錫，當時的報社將不得不放棄“忠實記錄”和批判性判斷的紀律要求。最後它們真的放棄了。
在20世紀5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之時，我以外部記者的身份探班其他媒體以獲得一些新聞邊角料時，不管在南方還是在北方，大多數高質量的地方性報紙都會告訴我在它們“有色人種居住的區域”沒有什麼嚴重的問題。但事實是，在一個又一個城市中都相繼爆發了種族衝突事件，這些事件甚至讓當地媒體都覺得突如其來。
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在報導社會結構性貧困時，在一些最好的報紙的新聞編輯室里我再次聽到同樣的話：沒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但幾年之後，我們都很清楚，美國不僅存在結構性貧困問題，而且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
但是，當我同樣向以上那些報紙問及騙取社會福利的人、低級的政治騙術或者任何公共機構的瀆職時，它們則向我展示了報社圖書館中堆積的各種相關剪報，以證明它們一直在關注這些動向。
由此可見，媒體中似乎存在這樣一個雙重標準：對公共機構未履行職責非常敏感，但對私人領域同樣重要的不作為，尤其是對會影響到企業界的新聞反應遲鈍。這種制度性的偏見不僅是保護了工商業系統，它更剝奪了公眾了解現實世界的機會。
我們對現實的印象並非僅形成於某一次對於現實的披露，而應歸功於大眾媒體提供的若干毫不起眼的碎片，這些社會圖景的碎片日積月累拼接出一個現實。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動態的和不斷累積的，並且，只要還存在一個決定哪些現實碎片重要哪些不重要的公正模式，我們的世界觀就會不斷自動調整。但是，如果這些碎片中的重要一類被過濾掉了，或者說僅只是模糊地被包括在其中，那么我們對社會和政治世界的理解就會出現偏差。終極的人類智慧——對於因果關係的洞察能力——就將遭到損害，因為洞察因果依賴於事件發生的時序和重要程度。如果無法明了因果關係中的每個環節，我們的力量和缺陷來源於何處就會變得不確定。引導我們社會行動的觀念有所缺失，錯誤就會在數十年內不斷重複。
我的個人交往、職業經歷和研究告訴我，記者、作家、藝術家和製作人從個體上而言，都能製造出現實世界的圖景，這個圖景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監測“社會秩序存在的問題”。但是，為了能展示這幅多樣化的圖景，他們必須在主流機構中工作，而這些主流機構也必須是多樣化的。但作為影響我們對現實世界看法的最主要的機構——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圖書和電影——越來越淪為大眾媒介偏見持續受益者的私人財產，因此撰文探討這一點在我看來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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