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國際學術界圍繞文明如何興起這一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對於當今西方世界為何如此強大這樣的問題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些被冠以“大歷史”（big history）的問題自然也會引起國人的興趣，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古老文明的誕生地，曾經輝煌過，強大過，但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卻日漸式微，令人遺憾地衰落了。
經過最近30多年的追趕，中國的經濟總量目前已躍居全球第二，這讓不少國人感到歡欣鼓舞。於是，幻想民族復興，再次躋身強國之列，似乎成為這個時代的集體夢想。但在實現這種強國夢之前，首先要澄清一些基本問題：經濟總量和文明程度是怎樣的一種傳遞關係？物質上的富足是否可以轉換成為文明的內容？越富裕就越文明嗎？
最近，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學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新書《文明的衡量：社會發展如何決定國家的命運》（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為我們思考上述問題提供了養分。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以一種全新的角度解釋西方文明的興起，採用定量的方法衡量不同社會的長期表現。為比較不同時代和地點的社會，莫里斯構築起一套社會發展指數，進而對上個冰川世紀結束以來1.5萬年的東西方國家進行全方位掃描，時間跨度之大令人震撼，這不難理解，因為莫里斯本人就是一位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文明的衡量
- 外文名：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 作者：莫里斯著
- 國籍：[美]
《文明的衡量》
[美]莫里斯著
從方法上看，莫里斯的靈感其實源於聯合國的人文發展指數（HDI），只是做了些調整。莫里斯認為可以從四個維度衡量社會發展和文明程度，即人均能源捕獲量、社會組織能力、信息技術和作戰能力，同時需要結合考古的、歷史的和現有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
在莫里斯看來，上述四個維度能夠很好衡量文明的水平和演進，因而極其重要。例如，能源捕獲和信息技術被認為是一個社會能否獲得現代性的唯一途徑。莫里斯還特彆強調社會發展的意義，認為社會發展是一個社會綜合運用物質條件和智力水平將“事情辦妥的能力”。公元前4000年前出現的灌溉系統以及之後出現的航海技術都是社會發展的早期形態。當然，莫里斯並不是一味的地理決定論者，在他看來，地理因素決定了社會如何發展，而社會發展的結果同時又賦予了地理新的意義。
《文明的衡量》圍繞過去上萬年全球文明重心的遷移，以及東西方輪流主宰這個世界等重大問題展開討論，對決定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的諸因素進行了定量描述，以此掌握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演進，獲得了一些令人吃驚的結論。作者雄心勃勃地試圖平息世界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如莫里斯斷言，自從上次冰河時代結束至今的90%的時間，這個世界最發達的地區其實一直位於歐亞大陸的西端。這顯然與許多歷史學家普遍接受的發展脈絡相左，因為後者認為，在大約1200年的時間裡，即從公元550年至1750年，東亞地區一直是這個地球上最發達的區域。僅僅在18世紀後期，當歐洲西北部的人開始使用化石燃料之後，西方才一躍而起，成為文明的領頭羊，繼而開始統治這個世界的。
莫里斯這本專論文明的書，對於擁有古老文明的中國會有什麼啟發呢？有學者測算，即使本世紀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中國的人均指標與發達世界相比仍相距甚遠。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軟實力”仍遠遠落後於美國等西方強國。軟實力被廣泛認為是決定文明強弱的關鍵因素，主要由科技創新能力打造。由於創新能力非一日之功，涉及到虛虛實實等諸多環節，因此，中美由軟實力決定的文明差距恐怕還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對此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在那些關注大歷史的人看來，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就儘管舉世矚目，但不可盲目驕傲。一方面，30年的時間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著實太過短暫，而以文明演進的角度，幾十年的光景也不過白駒過隙；另一方面，如果檢討和反思我們過去30多年的發展模式，如過度消耗資源，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等等，那么，這種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式的發展模式不要說再持續百年，即使再維持10年估計都夠嗆，指望這樣的發展模式孵化出未來中華文明的形態恐怕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儘管短期內物質財富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可以改善，但文明的“生產”卻未必能夠與此同步。雖然中國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說，但現實表明，倉廩實人們未必知禮節，衣食足也未必知榮辱，否則我們便無法解釋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不文明現象。如中國式過馬路，這幾乎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註腳：缺乏普世性，難以被他國複製和輸出，甚至連我們自己都不好意思抬上桌面。或許這些現象在那些專事大事件的歷史學家眼中太過於瑣碎，不值一提，但細想起來這些現象的背後其實都隱藏著與文明相關的宏旨，有誰可否認他們不是文明的刻度？
我們知道，文明其實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持續發展的高度結晶和濃縮物，既有無形的如文化領域的內容，也包括有形的如物質方面的積累。文明的傳播自然離不開物質的載體。儘管物質財富的積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文明的傳播，但就當今世界而言，文明要具影響力和滲透力，要能傳播，還必須首先具有被最廣泛意義上的民眾樂於接受的屬性。越是先進的文明，這一點表現得愈是突出。
或許莫里斯等學者可以關注和研究一下當今中國的情形：一個古老文明遭到“文革”重創，元氣大傷，在物質財富逐漸增加的同時，如何儘快恢復自身的優秀文化傳統，打造出具有競爭力的文明新形態。精神層面改善和物質財富方面的積累出現了不同步的情形，這種不一致會產生什麼後果？我們目前的文明形態是否會損害物質財富的成長？這些都是我們需要亟待澄清和解決的問題。
莫里斯預測，21世紀全球勢力和財富將由西方轉移到東方，非常類似於19世紀東方向西方轉移的情形。然而，預測畢竟不是事實，如何不讓預測成為一種難以解釋的悖論，就如同20世紀以來許多學者都認為18世紀的中國最有可能發生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一樣，但願未來世紀的人們在提煉中國本世紀的文明演進時，不再遭遇那些“本該出現卻未出現”的費解情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