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善治是各國政府始終追求的目標。做到善治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政府治理主體的選拔應當依照嚴格的法律程式；政府治理中政策的出台應以符合全體人民利益為出發點；政府治理行為應當遵循法定、科學、民主的程式和方法；充分發揮政府監督機制的作用。本文對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進行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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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善治是各國政府的共同目標
追求善治是各國政府的共同目標，各國政府都在不斷尋求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我國政府也不例外，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治理變革的主要方向是從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治理改革的重點內容是生態平衡、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社會和諧、官員廉潔、政府創新、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1]時至今日，這些變革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於受到兩千多年傳統官僚機制的影響，實現“善治”的目標似乎還很漫長，在實踐中還存在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在此，筆者就此問題和大家進行探討。
政府治理的目標
目標是每個組織、團體和個人行為的方向，沒有目標的行為是盲目的行為，是注定走向失敗的。因此，任何組織的成功都離不開正確的目標。善治是政府治理始終追求的目標。何為善治？有學者稱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過程。在此，我們不妨與企業利益最大化做一比較。企業要想取得利益最大化，就必須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高的報酬。而這一切都來自於產品的銷售，只有生產出的產品得到消費者的青睞，企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那么，產品如何才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呢？其核心在於產品的服務必須以顧客為中心，顧客的需要就是產品發展的目標。同樣，政府要想達到真正的善治，也必須以其服務的客戶為出發點，一切以公眾利益至上，公眾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政府目標的最最佳化。因此，政府部門也應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一切以服務的大眾為中心，真正做到民主化的政府管理。
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民主意味著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堅持民主化治理模式，要求政府治理行為應當保障人民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中享有同等的權利與公平的利益分配。[2]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治理的主體應當是選民依照法律程式選出的合法的國家政府管理者，應當代表人民，體現廣大民眾的意志。然而由於我國公務員制度建立時間短，在政府人員的選拔制度上還存在很多不足，個別公務員以權謀私，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因此，加強公務員入口管理機制十分必要。只有這樣才能為公務員隊伍中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讓公務員系統煥發活力，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服務大眾。當下，公務員逢進必考的制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還有部分省市開展政府官員公開競聘上崗機制，讓人們看到了政府人員選拔的透明化、規範化和科學化。
（2）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制定的任何公共政策都應以符合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但一些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不是以全體人民利益為出發點，而是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他們要么是出於個人私利慾望的膨脹，要么是做一些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作為日後的晉升籌碼。現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號響徹全國，到處掀起了“政績工程”的高潮。建設固然是好事，但是這些建設到底花了多少錢，花得值不值，是從什麼渠道以什麼名目來的，老百姓能否承受得起，卻極少有人問津。考察政績不計成本的後果很嚴重，“這本來是政治領域內的一個方法性失誤，卻實實在在地導致了經濟上的損失。它使我們的判斷脫離了現實，脫離了民眾。它使一部分地方領導幹部的‘政績’，變成了國家的‘政治債務’，因為他們實際上是靠預支了政權的威信，來博取個人‘政績’的。這樣的赫赫功勞越多，由他們造成的‘國債就越多’，最後終將釀成不可挽回的信用危機”。[3]
（3）政府治理行為應當遵循法定的、科學的、民主的程式和方法。在當代社會，政府治理的形態總體上呈現親市場、強調公民社會的作用，強調公私夥伴關係，強化誘導、激勵機制與弱化權力作用的趨勢。因此，政府在治理工具的選擇上應該與此相適應。例如在社會事務的治理過程中，應強化信息溝通機制和行政指導。行政指導乃是政府為了達到行政的目的，採用建議、指導、指示、希望、勸戒等非權力手段，使公民接受其意見，得到公民的同意或者協助。行政指導的核心是向公民傳遞某種信息，通過信息的溝通，勸導公民作為或者不作為。[4]
（4）政府行為選擇應當是科學的而非盲目的行為。在市場經濟的時代，各國均強調和重視市場機制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的作用，主張把公共服務儘量交由市場機制來處理，而非人為的主觀臆斷。
（5）政府在治理方法的選取上也可進一步改進。隨著電子技術尤其是網際網路的產生和發展，世界各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積極利用網際網路平台，促進電子政府的建設。電子政府建設是一項利用技術手段來改革傳統行政管理方式和程式。[5]
（6）充分發揮政府監督機制的作用。香港，上世紀70年代曾是世界上貪污腐敗最為嚴重的地方之一，如今卻成了舉世公認的廉潔之地。那是因為他們有一套嚴格的監督機制，對任何官員的腐敗行為都不放過，即使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小題大做”一番，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專員郭文偉的話來說即：“零度容忍，無論是大貪還是小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處理。”如此“小題大做”才能長保廉潔，把“大案要案”消滅在萌芽狀態。
（1）政府治理的主體應當是選民依照法律程式選出的合法的國家政府管理者，應當代表人民，體現廣大民眾的意志。然而由於我國公務員制度建立時間短，在政府人員的選拔制度上還存在很多不足，個別公務員以權謀私，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因此，加強公務員入口管理機制十分必要。只有這樣才能為公務員隊伍中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讓公務員系統煥發活力，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服務大眾。當下，公務員逢進必考的制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還有部分省市開展政府官員公開競聘上崗機制，讓人們看到了政府人員選拔的透明化、規範化和科學化。
（2）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制定的任何公共政策都應以符合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但一些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不是以全體人民利益為出發點，而是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他們要么是出於個人私利慾望的膨脹，要么是做一些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作為日後的晉升籌碼。現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號響徹全國，到處掀起了“政績工程”的高潮。建設固然是好事，但是這些建設到底花了多少錢，花得值不值，是從什麼渠道以什麼名目來的，老百姓能否承受得起，卻極少有人問津。考察政績不計成本的後果很嚴重，“這本來是政治領域內的一個方法性失誤，卻實實在在地導致了經濟上的損失。它使我們的判斷脫離了現實，脫離了民眾。它使一部分地方領導幹部的‘政績’，變成了國家的‘政治債務’，因為他們實際上是靠預支了政權的威信，來博取個人‘政績’的。這樣的赫赫功勞越多，由他們造成的‘國債就越多’，最後終將釀成不可挽回的信用危機”。[3]
（3）政府治理行為應當遵循法定的、科學的、民主的程式和方法。在當代社會，政府治理的形態總體上呈現親市場、強調公民社會的作用，強調公私夥伴關係，強化誘導、激勵機制與弱化權力作用的趨勢。因此，政府在治理工具的選擇上應該與此相適應。例如在社會事務的治理過程中，應強化信息溝通機制和行政指導。行政指導乃是政府為了達到行政的目的，採用建議、指導、指示、希望、勸戒等非權力手段，使公民接受其意見，得到公民的同意或者協助。行政指導的核心是向公民傳遞某種信息，通過信息的溝通，勸導公民作為或者不作為。[4]
（4）政府行為選擇應當是科學的而非盲目的行為。在市場經濟的時代，各國均強調和重視市場機制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的作用，主張把公共服務儘量交由市場機制來處理，而非人為的主觀臆斷。
（5）政府在治理方法的選取上也可進一步改進。隨著電子技術尤其是網際網路的產生和發展，世界各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積極利用網際網路平台，促進電子政府的建設。電子政府建設是一項利用技術手段來改革傳統行政管理方式和程式。[5]
（6）充分發揮政府監督機制的作用。香港，上世紀70年代曾是世界上貪污腐敗最為嚴重的地方之一，如今卻成了舉世公認的廉潔之地。那是因為他們有一套嚴格的監督機制，對任何官員的腐敗行為都不放過，即使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小題大做”一番，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專員郭文偉的話來說即：“零度容忍，無論是大貪還是小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處理。”如此“小題大做”才能長保廉潔，把“大案要案”消滅在萌芽狀態。
結語
政府治理是一個永恆的話題，我國的政府治理還存在許多問題，有待於更多學者、政府人員、廣大民眾積極探討和參與，使我國的政府治理越來越民主化，充分體現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