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革命，促生產

“抓革命、促生產”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口號之一，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概括性表述，是階級鬥爭擴大化不斷發展起來後形成的一種基本治國理念，同時也是對世界現代化潮流的一種全新回應。“抓革命、促生產”是社會主義發展初期中國必走的一條現實的道路，事實證明這條方針，對於社會主義初級時期一窮二白的新中國的工業、農業、科技、道德思想等諸多方面都有著深遠的建設意義，它的號召使得中國當時科技、國防、工業、農業等在之後的發展中都取得了許多重大的飛躍性成果，如今它對於當前中國的改革進程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意義。

“抓革命、促生產”是毛主席作為領導人以來不變的一個綱領性方針之一，它運用範圍之廣、出現頻率之高在當時沒有幾個辭彙能與之相比。細察其來龍去脈，深究其使用的特點及後果，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抓革命促生產，是閃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光輝的經典哲學理念，抓革命就是消除一切影響生產發展的因素，包括各類思想意識和邪惡人物。好比是莊稼地，抓革命就是清楚一切雜草，只剩下莊家苗。後來的提法就是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十八大後的提法就是講政治、講信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抓革命，促生產
• 人物：毛澤東
• 國家：中國

由來

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近現代中國一系列尖銳複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只有革命才能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基本條件——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統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國——必須靠革命來滿足。近現代中國一系列激進革命有力地清除了中國現代化的障礙。離開了革命，中國的現代化難以想像。總的來說，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對革命的理解和實踐基本上都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並有所發展。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論證了中國革命的客觀性和必然性。他指出，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矛盾，使中國獨立、民主、富強，不能不進行革命。近代中國的各種矛盾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1頁。）；革命就是要衝破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力，“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2頁。）；“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09頁。）。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用一句十分經典的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全部奧秘：“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2頁。）。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曾多次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三大改造“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頁。）。三大改造剛剛完成，他就指出：“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的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係，而在於發展生產”（《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82頁。）。這時，毛澤東對正在進行的革命與將要進行的革命尚保持著清醒認識。他一方面指出仍然需要革命，一方面又指出革命的內容和形式已不同於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8頁。）；“階級消滅以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政治鬥爭，或革命，繼續進行，但性質變了”，“從1958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技術革命方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5頁。）。

1957年反右派鬥爭改變了中共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的理解，逐漸出現向民主革命時期回歸的趨勢，即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革命與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等同，與階級鬥爭等同，並把這種革命當成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1959年，他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時說：“為什麼我國的工業革命能夠最迅速呢？主要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革資產階級的命，進行得比較徹底，盡力肅清資產階級的一切影響，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民眾從各方面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1997年，第899頁。）。但在此時，他的思想還是矛盾的，一方面確定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一方面又指出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要求整風以後要準備把注意力逐漸轉移到搞技術革命。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雖然實際上確立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毛澤東也說離開階級鬥爭就不能說明問題，不講階級、階級鬥爭，就沒勁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32頁。）。但他又指出，“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不要讓階級鬥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254頁。）。1963年初毛澤東在肯定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後，卻又在5月制訂《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後特別要求注意不要因階級鬥爭而影響生產。在一段時間裡，“革命”與“生產”的關係還不像“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明確，兩者尚處於平列的地位，有時側重強調這一面，有時側重強調另一面。但這種矛盾局面很快就因階級鬥爭的擴大化而結束，其標誌就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升級和確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必然會促進生產發展的理念。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針對一些幹部在處理階級鬥爭與生產關係問題上的困惑和顧慮時指出：“要使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有利於生產。‘四清’、‘五反’的結果，一定會有利於增加生產”（《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317頁。）。1963年9月《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的說法是：“階級鬥爭，革命運動，是促進生產發展的動力，是為生產鬥爭服務的。只有解決了階級鬥爭中的問題，正確處理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民眾的生產積極性才能真正地發揮出來，生產才有廣闊發展的餘地”（《農業合作化重要檔案彙編》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735頁。）。1965年國中共中央發出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又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概念，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再次嚴重升級。1965年9月30日，《人民日報》一篇報導的標題正式出現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提法。

是什麼？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抓革命、促生產”開始廣泛而頻繁地出現在報刊和社會生活中（見表1）。

表1 “文化大革命”中幾個年份《人民日報》出現“抓革命、促生產”的次數

年度	標題中出現的次數	正文中出現的次數
1966年	22	238
1967年	160	1267
1968年	87	1231
1969年	112	1323
1976年	57	1015

1966年6月30日，面對不斷升級的混亂局面，劉少奇和鄧小平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草稿）》。7月2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央發出了這個通知。《通知》號召各級黨委“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時，也要組織一個班子，專門抓生產建設工作”。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其第十四條標題即為“抓革命、促生產”，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這段文字為毛澤東所寫。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3頁。）；“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王力在回憶錄中說，“抓革命，促生產”是修改“十六條”時最後加上的。（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16頁。）。此後，這一口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種報刊、講話和集會上。當時，毛澤東還是注意兼顧運動和生產的。他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要求陳伯達在發言稿中把“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加進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141頁。）。

“抓革命、促生產”因其高度抽象、概括和模糊的特徵，給各種立場和觀點極不相同的人以極大的解釋空間。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不論是動亂勢力還是健康力量，均一致贊同這個口號，卻提出了十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以服務於各種不同的目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動亂局面迅速升級。為維護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人民日報》於9月7日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重申“十六條”的規定，要求“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綱，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9月14日，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必須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1988年，第114頁。）。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由周恩來主持撰寫的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第一句話便指出：“抓革命，促生產，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針，一再強調的方針”，它在各行各業“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工礦企業、農村等“絕對不能停止生產”，“革命”只能在生產以外的業餘時間進行，不能占用生產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決不應該到外地去串聯。但這些觀點隨即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反對。

11月15日、17日，王力等人肯定了造反民眾對這篇社論的批評，又說：我們反對錯誤地將“文化大革命”與生產對立起來，走資派以抓革命促生產壓製革命，打擊革命派，以抓生產為名來抵制“文化大革命”，這是完全錯誤的（參見王力、姚文元等接見全國來京工人代表時的講話（1966年11月15日、17日）。）。11月16日，張春橋在接見造反派民眾時說：“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解放生產力。就是使得人們思想革命化，然後推動我們整個經濟建設向前發展，如果只抓生產不抓革命，那么，我們的生產可能大發展。但是，我們的國家就是改變顏色。我們工廠可以建設起來，在建設的時候是社會主義工廠，但是建設成了，它就變成了修正主義工廠”，“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確的地位，政治是統帥，思想要領先”，“反修運動搞好了，生產也就會搞好的”（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部分工人的講話（1966年11月16日）。）。12月6日，他又對造反派說：“有些人抓著生產來進攻”，“革命搞不好，生產怎么能搞好呢？中國不是要變顏色了嗎？”（張春橋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6年12月6日）。）

12月26日，毛澤東在自己的生日宴會上說：抓革命才能促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第696頁。）。同日，《人民日報》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指出：“毛主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統帥生產、帶動生產。”

進入1967年，隨著“全面奪權”的興起，有關檔案、社論和講話更把“革命”強調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批評說：“有些糊塗人，把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認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礙生產。因此，他們只抓生產，不抓革命。這些同志沒有想一想，種田、織布、煉鋼是為了什麼？是要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搞資本主義？”又指出：“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產就有了很大的發展。革命只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會妨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1月4日，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指責所謂“走資派”以“抓生產”為名壓製革命，反對抓革命，聲稱：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堅決執行毛主席親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只有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產才會有更大發展”，“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的看法，是錯誤的”。2月5日，張春橋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為了繼續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我們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是發展生產力的動力”。7月至9月間，毛澤東在視察華北等地的重要講話中再次號召：“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89頁。）。

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奪取工業戰線的新勝利》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時認為，生產的大好形勢是革命的大好形勢促成的，應該以革命來掛帥，來促生產；抓革命，促生產，首先要抓革命，抓階級鬥爭。4月1日，黨的九大報告說：“‘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第319頁。）。不難看出，“抓革命、促生產”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思想最成熟的高度概括，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點睛之筆。

1974年7月1日，針對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認為生產上不去的最根本原因是革命沒有搞好，要求堅決打擊破壞運動、破壞生產的階級敵人，號召廣大黨團員和工農民眾抓革命、促生產，奪取“批林批孔”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大勝利（參見《中國共產黨編年史（1966—1976）》，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05—2906頁。）。

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階段，“抓革命”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文化大革命”初期，“抓革命”的內容是“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至“全面奪權”；1970年初是“一打三反”運動；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是“批林整風”；1974年“抓革命”又被解釋為“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76年年初有關提法是“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而到11月則變為“抓革命、促生產，痛擊‘四人幫’”。總之，“革命”的敵人層出不窮，越來越多，“革命”因此充滿了“活力”和“動力”。

隨著“抓革命”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其荒謬本質越來越清晰地表現出來。1975年，根據鄧小平指示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說：“我們一些同志至今還是用形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只講政治，不講經濟，只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已經證明，“抓革命”並沒有促進生產，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十年內亂中，有多少迫害、暴力、報復、陰謀、陷害、妒忌、虛偽、欺騙，假“抓革命”之名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以往的革命使人覺醒、振奮、崇高和獻身，而“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卻使人蒙昧、癲狂、麻木、虛偽和投機。歷史上曾有人深情地歌頌說：革命，你恢復了多少美麗！而面對“文化大革命”，人們只能說：“革命”，你復活了多少醜惡！正是在不絕於耳的“抓革命”聲中，中國偏離了現代化的正確方向。

革命統帥生產

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與革命同樣具有顯赫地位的還有政治。實際上，在革命戰爭時期及執政初期，在階級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時，兩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內容，界限比較模糊。對於政治的理解，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基本上繼承了馬列主義的觀點，這就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等等。由於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特殊性，中共在實踐中更為突出地強調了政治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特彆強調政治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79頁。），“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冊，第1479頁。），“有了正確的政治觀點，從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統帥了業務”就“勢如破竹了”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87頁。，“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52—53頁。）。

另一方面，毛澤東也肯定了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的特殊性，“將來政治這個名詞還是會有的，但是內容變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52頁。）。他認為，過渡時期結束並徹底消滅階級後，在國內“人和人之間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和革命一定還是會有的”，“但是鬥爭和革命的性質和過去不同，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人民內部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社會制度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科學技術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53頁。）。

在把階級鬥爭確立為主要矛盾後，如同革命的內容逐漸回歸階級鬥爭一樣，對政治的理解也越來越多地注入了階級鬥爭因素，突出政治就演變為抓階級鬥爭亦即“抓革命”。早在1959年10月就已出現了“以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綱”，“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產”之類的提法（《農業合作化重要檔案彙編》下冊，第259頁。）。

到“文化大革命”發動前，政治統帥一切已發展為階級鬥爭統帥一切。1966年初，《紅旗》雜誌在題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元旦社論中強調，政治“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離開了階級鬥爭，就無所謂政治；突出政治，就是要在各條戰線抓階級鬥爭，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貫徹和執行黨的階級路線。2月3日，《解放軍報》在《永遠突出政治》的社論中說：“我們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大抓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綱”；“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搞不搞階級鬥爭的大問題，是堅持革命還是不堅持革命的大問題，是關係社會主義社會前進還是倒退的大問題”（《解放軍報》社論：《永遠突出政治》，《解放軍報》1966年2月3日。）。諸如此類的說法完全把政治與階級鬥爭、革命等同起來，為此後各種宣傳活動定下基調。如此頻繁、廣泛地使用這些概念，是當時階級鬥爭不斷升級的需要，反映了強力推行和實踐一種治國理念。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政治、“政治掛帥”使用的頻率有所增加，且被進一步解釋為“政治掛帥就是革命掛帥”，“抓革命、促生產從來是講政治掛帥的”（戚本禹在接見各地來京工人代表時的講話（1966年11月15日）。）。1969年黨的九大報告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築的革命……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么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這並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320頁。）。在認為完成了“全面奪權”的任務後，中央幾大報刊連續發表《政治統帥經濟，革命統帥生產》《永遠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正確處理抓革命、促生產中的幾個關係》《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道路》等一系列文章，強調政治掛帥，批判“唯生產力論”。

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與革命雖然基本上是同義詞，但在某些情況下，因“抓革命”往往是“繼續革命”的同義語，處於更高的層次。而“政治”由於往往是與“業務”、“專業”等對應而使用在一些具體場合，因而使用的範圍更廣、次數更多（見表2）。

表2 “文化大革命”中幾個年份《人民日報》中出現“政治”一詞的次數

年度	標題中出現次數	正文中出現次數
1966年	261	2872
1967年	128	2864
1968年	190	3207
1969年	257	3172
1970年	147	2850
1972年	140	2874
1976年	101	3457

革命概念

“抓革命、促生產”的理論和實踐是錯誤的，但它絕不能成為否定、貶低革命的理由。

革命在歷史上曾起過非常偉大的作用。相對於產生它的條件來說，革命以及往往與它相伴的暴力和戰爭是必要的、正義的。非如此，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勢力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亦無從談起。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對革命的內容、性質、形式、產生原因及歷史意義等作出了一系列經典論述，提供了理解這個問題的科學立場和方法，如“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頁。）；“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頁。）；“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5頁。）。革命不是外力強加的，革命者也不是天生的，“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聯繫著的；這些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87頁。）。“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革命的原因應“從每個經歷了動盪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83頁。）。“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民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秩序的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01—602頁。）。

革命是偉大的社會變革，是突變、飛躍、質變、吶喊、抗爭、進步、正義、崇高、理想、高尚、獻身、純潔、熱情、無私、奮鬥、發展、光明。它如同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所展現的，是大海的怒濤、沸騰的熱血、鏗鏘的號角、澎湃的激情、猛烈的咆哮。它是近現代中國乃至世界百多年來最激動人心的字眼和口號之一。妥協、中庸、溫和、緩進、改良等等之所以未成為這段歷史的主流，並非人們的好惡所定，而是歷史條件使然。

但是，在熱情謳歌革命的時候，有三個問題是必須牢記的。

第一，革命的產生是有條件的。“任何革命（與改良不同）本身都意味著危機，而且是極其深刻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論歷史唯物主義》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2298頁。）；“危機是政治變革的最強有力的槓桿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論歷史唯物主義》下冊，第2297頁。）；“沒有革命形勢，就不可能有革命，但並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將引起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論歷史唯物主義》下冊，第2301頁。）；“革命是不能‘製造’的”（《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58頁。），“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單和協定進行的，只有當千千萬萬的人認為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會爆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論歷史唯物主義》下冊，第2302頁。）。沒有具體而成熟的條件，革命將無從產生。主觀臆造的革命與民粹主義的躁動，必將陷於荒唐與無稽，甚至造成巨大的社會動盪和破壞。還應注意的是，革命的條件也是歷史的，它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內容和形式。

第二，革命不是目的，是手段。革命推翻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最終解放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是，由於革命的巨大慣性，由於對經典作家一些論述的絕對化理解和教條主義態度，由於未能及時完成由革命到執政的轉變，也由於一些假革命者別有用心的歪曲，致使手段變成了目的，甚至變成了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當“為革命而生產”、“為革命而學習”、“為革命而種田”、“革命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已成為不證自明的真理時，當人們困惑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之類說教時，當泛革命化和泛政治化瀰漫全社會時，革命也就從一種手段變成目的本身，民主自然淪為手段，法製成為奢侈品。但此時，革命也就不再是馬克思主義原來意義上的革命了。

第三，區分革命的本義和轉義、狹義和廣義。狹義、本義上的革命，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政治革命，即在階級對抗條件下的政治革命，也就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頁。）。廣義、轉義或引申意義上的革命，在不同層面十分廣泛地運用於哲學、經濟學、政治、科學技術及文化等諸多方面，其基本含義是質變、飛躍、根本性或重大的變革。它可以指技術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革命精神、革命理想以及“改革是一場革命”等，而不再特指階級鬥爭，更不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雖然毛澤東對革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偏愛，但他也曾正確地對此進行過區分，“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但也不能說這不是社會革命。因為一種生產關係代替另一種生產關係，就是質的飛躍，就是社會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942頁。）。

對“革命”這個在現實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廣泛使用的概念，如果不加區別地混淆使用，必然造成極大混亂。同是“革命”一詞，“一個時候用的是它的原義，一個時候用的是它的轉義，從轉義上加以論證的一個命題，然後一下又跳回到原義上去運用，就會在思想理論上和實際行動上引起混亂”，所以“嚴格地指出它的原義是什麼，應該在什麼範圍內使用，它的廣義、轉義又該怎樣理解，把不同的含義加以區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龔育之：《關於“繼續革命”的幾個問題》，《教學與研究》1981年第6期。）。但隨著20世紀50年代後期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發展，這種區分變得十分模糊。當“文化大革命”中“抓革命、促生產”以及諸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一類口號在整個社會泛濫之際，這種區分更被人為取消。同樣，“政治”一詞的使用也存在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最大惡果之一，是以最革命的形式，玷污了革命、政治、道德、崇高、理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它使革命蒙羞，使政治受辱，使人們談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人們甚至難以理直氣壯地為它們辯護。一時間，似乎一切都變了：從繼續革命到告別革命、從泛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從革命年代到拜金年代、從政治全能到政治冷漠、從泛道德主義到道德虛無主義、從理想主義到物質主義、從英雄主義到犬儒主義、從艱苦奮鬥到及時行樂、從精神萬能到金錢萬能、從道德至上到利益至上、從無私奉獻到追官逐利、從激情燃燒到物慾橫流、從禁慾主義到縱慾主義、從理想到世俗、從形而上到形而下……這當然不是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主流，而是一種極端對另一種極端的懲罰和反彈。

絕對化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與政治具有如此顯赫的地位，除了階級鬥爭擴大化方面的原因外，還有更為深刻的基礎性原因，這就是在落後國家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強大反作用。

依靠“反作用”奪取政權。與已開發國家相比，落後國家特別是起點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有著十分鮮明的特徵。這不是一個在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基礎上的自發、自然推進的過程，而是一個人們積極主動和自覺選擇甚至具有某種強制性的過程。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的過程中，政黨、意識形態、軍隊等曾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對此，毛澤東曾有過許多精闢的論述。例如“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先要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的規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860、875、860頁。；等等。）

依靠“反作用”推動現代化進程。取得國家政權後，實行趕超戰略的落後國家在其現代化初期，政治與經濟的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國家、政黨、政權、政治、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明顯大於經濟因素的作用，成為推進現代化的主導力量。當然，它也是以一定生產力為基礎的。已開發國家中那些往往交給市場的重要功能（如激勵、動員、約束、導向等），在不已開發國家中大都由政府承擔，經濟力量的不足往往由強勢國家、政府和政黨的力量來彌補。經濟越落後，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反作用就越明顯，越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人力資源優勢，這已成為世界近現代史上具有相當普遍性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和二戰後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基本上都以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和政黨作為推動現代化的強大槓桿，以強政府、強政黨和強意識形態來實行強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控制，以推動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表現了對政府主導的高度依賴。在一段時間裡形成了某種強政治、弱經濟，強政府、弱社會的局面，反作用的力量十分突出。強有力的政治動員、思想教育等已內化為體制和運行機制中的重要因素。經濟上的軟約束與政治上的強力干預，形成整個社會的一體兩面。此時的政治所強調的重點是高度的集中和統一而不是廣泛的民主和自由，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所需要的。政治與經濟的這種不平衡，是二者同步的一種特殊形式，唯其如此，才能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政治與經濟、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這種特殊關聯，是馬克思主義上層建築反作用理論的具體表現，這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反作用”與激勵機制在單一公有制和計畫經濟體制中，企業與個人缺乏自主權，工作績效與收益缺少緊密關聯，競爭意識淡薄、缺乏內在動力和激勵機制是一個普遍問題。在發展的這一階段，也只能實行相對平均的分配政策，而不特彆強調物質利益的作用。激勵機制結構中，與缺乏競爭同時存在的，是政治動員、思想教育和道德覺悟的作用占有相當比重，而這正是一個有著長期革命傳統和軍事共產主義傳統的國家和政黨所獨有的優勢。“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後兩者都是精神作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904頁。），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來提高人們的無產階級覺悟”（《解放軍報》社論：《永遠突出政治》，《解放軍報》1966年2月3日。）。

中國工業化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功，突出了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抓政治、抓革命（廣義上的政治和革命）、促生產，並使之成為發展的基本邏輯和內生需求，一種特別重視上層建築反作用的發展結構。上層建築的巨大而有效的反作用，既凸顯了這種發展模式的獨特優勢，提供了某種歷史飛躍的條件，也潛藏著把反作用絕對化、過度依賴上層建築的反作用等慣性和危險。它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即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不再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是上層建築，進而發展為上層建築萬能論、精神萬能論乃至革命萬能論。

但是，如果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上沒有大的偏差，即使出現某種程度的將政治反作用絕對化的局勢，尚不至引起嚴重後果。而一旦在主要矛盾問題認識上失足，就必然會從依靠上層建築推動經濟建設發展為用階級鬥爭推動經濟建設，堅信經濟建設離不開階級鬥爭。由於習慣於把一切事關發展大局的問題——以後甚至發展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當作政治問題，人們不得不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各種非政治的問題。在把階級鬥爭確立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後，所有這些問題也都被塗抹上階級鬥爭的色彩，革命隨之具有萬能的意義和能量，“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或“抓革命、促生產”就難以避免。

異化的革命

不論是“繼續革命”還是“抓革命”，其主要矛頭所向：一是當代社會主義的改革，一是社會主義的異化現象。

如果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對象的認識，還止於傳統的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右派分子或境外的敵對勢力等，那么這種擴大化可能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的擴大化大體相當。問題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傳統的階級敵人名單後又增加了一連串新的名字。正是這方面的內容構成了“繼續革命”的主要對象，使擴大化愈演愈烈，並使“抓革命”成為社會主義須臾不可或缺的法寶。這些內容深刻地反映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些深刻矛盾。

社會主義國家和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本能地包含著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超越。在中國，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又增加了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1953年以前的史達林模式和1953年後改革中的蘇聯模式）的雙重超越。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超越偏離了正確方向，它不僅對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持否定態度，甚至連史達林模式中一些有別於經典作家構想的內容都難以接受，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帶有某些空想色彩、在某些方面更為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

在這種社會主義觀的觀照下，階級鬥爭對象超出了傳統範圍，一些新的因素不斷增加，如“物質刺激”、包產到戶、“利潤掛帥”、“小生產”、“投機倒把”、貪污盜竊、收入差距、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官僚主義、特權階層、“資產階級法權”、“和平共處”、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事物以及圍繞這些問題在黨內產生的分歧等。其中，有一些問題是社會主義階段本來就存在的矛盾，有一些問題則是用傳統社會主義觀看待社會主義改革的結果，有一些問題則是社會主義階段難以避免的官僚、特權等異化現象。這些問題大多數並不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因超出了傳統社會主義觀念而被視為資本主義或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

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商品經濟的活躍和價值規律作用範圍的擴大，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些對發展生產力具有明顯效益的方法（如獎金、包產到戶甚至計件工資等）被認為是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物質刺激”和“單幹”。1959年，毛澤東就對蘇聯當時改革中重視物質利益的許多作法提出批評，認為“要把全國人民的幹勁長期保持下去。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902頁。。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把修正主義路線概括為“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6頁。）；認定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經濟範疇中存在“資產階級法權”，社會主義還會不斷產生資產階級，黨內會產生其代理人，直至形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因為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13頁。）；認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差別、城鄉差別、收入差距等都存在著產生階級差別的可能，“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66頁。）；生產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引起了憂慮，因為富裕可能產生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因為窮，就要乾，要革命，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902頁。。這就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悖論：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使人民富起來，但富起來後，又有革命意志衰退，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是一個困擾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悖論。由於缺乏抑制官僚主義的歷史文化與體制資源，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所必然產生的嚴格等級制和屢治不愈的官僚主義、特權現象等，也被當成階級鬥爭的對象或原因，斷言“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265—266頁。）。這也是一個具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托洛茨基、吉拉斯等有關“官僚集團”、“新階級”的論述與“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階層”的相通之處，以及此後世界範圍內諸多左翼知識分子對蘇聯特權階級的批判便是證明。

不難看出，“繼續革命”或“抓革命”的主要對象，已不再是舊社會的遺留，而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產物，是用傳統社會主義觀點看待當代社會主義及其改革的產物。由於越來越看重這些所謂新的“階級鬥爭”因素，階級鬥爭擴大化便不斷獲得新的“動力”，革命的對象越多，時間越長久，“抓革命、促生產”便具有了恆久的意義。這種社會主義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概括和表述為：“我們發展生產的辦法，同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一不靠強制，二不靠物質刺激，而是靠毛澤東思想掛帥，靠政治思想工作，靠人的思想革命化。人們的政治思想面貌改變了，精神的力量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6日。）；“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究竟怎么建設？蘇聯就是搞機械化，搞物質刺激，搞來搞去，搞了個修正主義。毛主席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機械化”，“如果我們不搞革命化，那么我們國家同樣也要走蘇聯的道路”。“把革命化搞好，生產才能發展。所以要‘抓革命、促生產’” 戚本禹在接見各地來京工人代表時的講話（1966年11月15日）。。所謂“用革命統帥生產，帶動生產”（《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6日。），一是用“革命”來保證生產的正確方向，一是用“革命”給生產提供強大的動力。這兩方面的作用便是“抓革命、促生產”方針的精髓。

這些認識和擔心當然是錯誤的，但它卻是社會主義由傳統進入現代的過程中難以避免的陣痛，並以一種歪曲的形式典型地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兩難困境。或者說，它是用一種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模式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和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的頑強抵抗。

錯誤回應

“抓革命、促生產”、“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富則變修”之類的理論和實踐固然是錯誤的，但並非無的放矢。它們實際上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乃至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無法避免的普遍問題，或者說是對現代化困境或悖論的一種經驗式的錯誤回答。現代化的動力是什麼？現代化追求什麼？什麼樣的現代化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在物質繁榮之外是否還應有更高的價值和道德追求？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區分目標和手段、革命（廣義上的）與生產、政治與業務、物質與精神、物質目標與人文目標、效率與公平、科學與人文、市場與道德、形而上與形而下、道與術，等等。按照這樣的思路，諸如此類的內容與風靡西方理論界的一對範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似乎有一些相通之處。

馬克思曾談到困擾人類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普遍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機器的神奇力量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變成了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人類愈益控制自然，也就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和自身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5頁。）。馬克思認為，這個矛盾應通過工人階級的社會革命解決。但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表明，這個矛盾在不同社會形態中有不同的性質和表現形式，社會主義革命或階級鬥爭並不能徹底解決這個矛盾。它可能是一個伴隨現代化進程始終的悖論、兩難或困境，人類正是在不斷突破這個困境的永恆努力中走向未來的。

馬克思之後，西方一些思想家以他們的方式推進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19世紀後半葉，馬克斯·韋伯繼承古希臘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把現代化的過程等同於理性化的過程，並把理性區分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他看到了二者內在的緊張關係，指出一方的過分伸張和膨脹必將導致另一方的萎縮和壓抑，社會將因此失衡和異化。百餘年來，對現代性的批判貫穿著整個西方世界的發展過程。不論對這些概念的理解、解釋如何龐雜、矛盾甚至在多大程度上脫離韋伯的本意，但把工具理性理解為著重考慮手段對於達到目的的能力、價值，強調功利、效用最大化，把價值理性理解為強調（終極）目的、意義和人文價值，以及因兩者未能平衡而形成的內在緊張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共識。

在資本主義數百年的發展中，以啟蒙精神和科學技術為基礎，在對效率最大化的追求中確立的工具理性霸權，已逐漸成為支配和控制人的異己力量，物質和金錢成為人們狂熱追求的目標，手段成為目的本身乃至束縛人的枷鎖。工具理性獨大所造成的種種弊端，使社會主義、保守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思想家都不約而同地展開了對它的討伐。其中，尤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重鎮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最為激進。馬爾庫塞指出，以科學技術為代表的工具理性已經成為發展的目的本身和社會的統治者，變成物化、異化的重要工具。在工具理性狂飆突進、一枝獨秀的背景下，古典理性的整體和諧漸行漸遠，近代啟蒙理性對人性的終極關懷蒼白無力，技術的進步被等同於文明的進步和目標，崇尚功利和效用的工具理性在大大提高生產力的同時，把人和社會異化為“單向度的人”和“單向度的社會”（參見〔美〕赫伯特·馬爾庫塞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哈貝馬斯把這種批判進一步發展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總體批判，希望在批判中開闢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

對西方學者的這些分析和結論，當然可以存疑和爭論，但不應忽視其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一些方法。當我們看到他們對諸如“科技全能主義”、“技術樂觀主義”、“經濟全能主義”、“市場全能主義”等的無情批判時，總能隱約地感到我們當年對革命和政治極端推崇的影像。

把“抓革命”、“突出政治”等所針對的問題與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理性批判等同或簡單聯繫是可笑甚至危險的，但無視其某種深層的關聯似乎也有些絕對。這正如古代東西方隔絕時，不同文化都曾以不同形式、不同語言表述過對物質與精神、主體與客體、存在與思維的認知一樣，這僅僅是因為人類必須面對一些共同的最基本問題。

西方的兩種理性與中國的革命（廣義）與生產、政治與業務等等，同樣是對現代化進程中一些根本問題的回應——不論這種回應正確抑或錯誤。由於東西方歷史文化傳統的差異，東西方現代化路徑和程度的不同，以及近代以來中國革命激進主義傳統的深刻影響，對這些基本問題的思考與實踐不能不出現明顯區別。

廣義上的革命，就其所涉及的發展動力、方向、目標、手段、道德目標、價值追求等方面而言，在某些方面與價值理性有一些相通之處，它以一種特有的方式激進地、不懈地抵制工具理性的霸權，儘管往往存在偏頗甚至錯誤。從一定意義上似乎可以說，20世紀60年代迅速發展起來的對革命的迷信和對政治的崇拜，就是用一種具有鮮明中國文化傳統和革命傳統的方式、思路、語言，對中國乃至世界現代化中一系列兩難或悖論困境的一種直覺的、經驗的、錯誤的回應，如對富裕之後道德墮落的憂慮，對貧富分化的警惕，對高尚道德的嚮往，對高效政府主導現代化所無法避免的特權、官僚主義的頑強抵抗，對軍事共產主義中平等、純潔的眷戀，在越來越世俗化的世界中對精神家園的深情呼喚，對公平、公正的渴求，對純潔、強大的現代化動力的探尋，等等。但是，由於在追求一個偉大目標時把手段（革命、政治）當成一切，目標反而模糊了，甚至被不自覺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成為一切，人就成為革命的工具，民主成為手段，法律成為擺設，富裕是必須警惕的，貧窮成為美德的源泉，人類的未來可能因為生活的富足而充滿階級鬥爭，“抓革命、促生產”將永無止境……這種異化的“革命”最終將吞噬它的主體和整個社會。

“抓革命、促生產”必須否定，但它所針對的一些問題仍然值得注意。現代化的悖論在考驗著我們的智慧，要求我們在目的和手段、發展和代價面前，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

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把它定義為“第二次革命”，這一說法隨即成為國人共識。胡錦濤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再次把改革開放稱為“新的偉大革命”。當然，此革命非彼“革命”。這場革命的對象，一是傳統社會主義，一是“繼續革命”即“抓革命”。它雖不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就其範圍、廣度、深度和性質來說，非革命不足以說明，“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0頁。）。在一定意義上，中國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要義就是“抓改革，促發展”。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我們面對諸如“中國速度”、“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震撼”、“經濟奇蹟”等美譽時，必須清醒地看到面臨的諸多新挑戰。中國的漸進改革經歷了前期的大推進並取得巨大成就後，由於其自身的發展邏輯，已進入無法逾越的攻堅階段。這種先易後難、逐步過渡的改革，本身就意味著隨著改革的深入，諸多難題的累積也將使前進阻力不斷增加，亦即“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第一次現代化的任務尚未完成，第二次現代化的浪潮已經撲面而來，這種混合式的現代化既提供了機遇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改革初期一些舉措已成為新一輪改革的對象，一些共識又被新的思想解放所突破；改革對象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改革動力非往昔可比；改革初期改革與保守的區分，多半已被不同利益訴求取代，利益分化所造成的改革共識減少增加了統一思想的難度；等等。改革進程中出現的道德滑坡、誠信缺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改革動力弱化、官場腐敗、權力崇拜、市場畸形、城鄉差別、利益分化、深入社會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不斷發展起來的利益集團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和牽制等，這些都嚴重地威脅著改革的道德高度和正義形象。還有諸如穩定與發展，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公平與效率、強勢政府與民眾監督、市場原則與社會原則、一些領域的市場化不足與一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和商業化等一系列兩難選擇，也在考驗著我們繼續推進改革的智慧和魄力。

我們要繼續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計畫體制的建立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都是在政府的強力主導和干預下開始和進行的。所有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都強調了強勢政府對改革的意義。這是中國發展的優勢，但也留下了發展的軟肋。依賴強勢政府權力和權威實現的社會轉型在取得巨大績效的同時，也不得不面臨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沒有對權力的有效限制與監督，這種成本同樣高得無法承受，一切有關道德重建、消除腐敗、規範市場、公平正義的討論也都勢必不得要領。這正如一旦確立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後，一切有關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發揚民主的號召都會大打折扣一樣。如果進一步的改革不能明晰權力與市場的界限，不能約束權力向市場的擴張，不能阻止更為可怕的沒有邊界的市場和沒有邊界的權力的結合，不能消除官本位體制背景下權力的驕橫和權力通吃的貪婪，那就只能期待更深入地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

面對這些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躲不開、繞不過的體制機制障礙，我們更要高舉“抓改革、促發展”的大旗，不斷為改革注入新動力。為使改革不致成為時髦的套話、空話，必須凸顯改革所具有的革命意義，這就要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為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尋找新思路、新共識；面對改革所面臨的種種矛盾和難題，必須摒棄“繼續革命”的思路，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以任何藉口恢復“以階級鬥爭為綱”或重演“文化大革命”都會破壞社會穩定，都是災難和倒退；區分手段與目標，要汲取以往在“革命”與生產關係上混淆目的與手段的教訓，如同摒棄“革命全能主義”、“政治全能主義”一樣，摒棄“市場全能主義”、“經濟全能主義”和“科技全能主義”，在市場與發展中區分手段與目標，平衡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中，強調發展的人文目標和價值理性，高舉理想主義的旗幟，使改革具有鮮明的價值追求和價值高度。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鑒於政治體制改革在當下改革中的突出意義，鑒於許多問題在改革的今天已很難界定為單純的經濟問題，鑒於任何牽動全局的“頂層設計”都具有政治的意義，我們今天還是要強調重視政治的作用（當然，這不是“突出政治”中的那種“政治”），強調上層建築反作用的意義，為進一步改革確立保證其成功的政治框架和價值體系，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途徑。我們在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後，仍要保持和發揚一種革命者的精神和氣質。改革不僅需要創新的理論、科學的策略和高超的技巧，也需要堅韌不拔、一往無前的革命氣概。

在談到中國改革前後的內在聯繫時，鄧小平說過，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毛澤東已經提出但沒有做的事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起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啟示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正確的導向和強大的動力，要不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於變革、勇於創新，要充分發揮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反作用，要有內在的價值高度，高屋建瓴的氣勢，要有思接千載、目極中外的大思路、大視野、大境界、大氣魄，要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的改革事業，使改革的速度、力度永遠大大超出問題產生的速度。

為了突破改革的瓶頸，為了徹底告別“抓革命”，就必須讓改革真正具有“新的偉大革命”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