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顧準

內容簡介

顧準1974年12月去世至今，三十年過去了，人類歷史又跨過了一個世紀，進入了新的對世紀。人類社會總是在按照自己的邏輯緩慢地往前發展，但也總是一步一步地在進步。

顧準去世以後的這將近三十年間，我曾陸續寫過一些有關顧準的文章，散見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早就有這樣一個心愿，想把這些文章收集起來出版一個集子，既作為一種紀念，也可為讀者提供一些檢索的方便。三四年前，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便把已經編好的稿子交了去，誰知該社的總編認為內容重複，要責編重新改編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時羅銀勝、高建國著的《顧準傳》已先後出版），這顯然和我原意大相逕庭，往復幾次，不能達成一致，最終只能以撤稿作罷。去年（2002年）年初，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位負責同志獲知此事後，善意地為我介紹一家出版社，我滿以為這個集子的所有文章，都早已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過，應該木會存在什麼窒礙。大約半年之後，經探詢，告以上交任務重等等，遲遲未能發稿；我當然能夠予以理解，不想強人所難，也就把稿子拿了回來。

顧準幾次蒙受厄運（尤其是最後一次），在他和我通信中，常常以“白虎星”自稱、自責，這種心情我完全能夠理解。作為父親，不能為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反而因為自己的緣故，使孩子在同學中受到歧視，甚至遭到凌辱，這種情況，顧準是不知道、或者木會完全知道的。但是，孩子的心靈卻已經受到了極大的創傷。作為父親、母親，明知自己受到的是不正當的對待，但是孩子這時還小，能夠把真實的情況如實地向孩子明說么？孩子能理解么？如果孩子稍稍有一點反抗的表示，不是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么？“文革”時期，這是一個黑白完全被顛倒的年代，迷信盛行，謬誤被說成真理，鋪天蓋地，勢如千鈞，誰要是對它有絲毫懷疑，就立刻會被壓成美粉，為了保護孩子，做母親的只能按照當時實行的劃清界線的要求來教導孩子。但是當真理終於昭然重見天日，知道自己犯下了錯誤，孩子又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在這裡，我願意鄭重地宣告，這個沉重的十字架不應當由顧準的孩子來背，應當由“文革”這個時代來背。

“三反”以後，顧準從上海調去北京，我除了利用去北京開會的空隙，有機會和顧準短暫的晤見外，平時很少相見，通信也不多（除了1973、1974年這兩年特殊例外），和項準的孩子見面更少，相互作傾心的交談更可說沒有，我所知道的關於他孩子的情況，都間接來自他們的父親顧準，作為他們的長輩，應當坦率地說，我對他們的關心是很不夠的。在顧準去世前後，我對顧準孩子的態度也確有情緒化的地方，所有這一切，我懇切希望：願它化作煙雲，隨風飄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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