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公元638年－公元713年），是佛教禪宗祖師，是最有影響的佛教高僧之一，與孔子、老子並列為“東方三聖人”。 惠能的重大貢獻在於，對傳統佛教進行了大膽改造，把抽象的成佛觀念、出世的成佛精神拉到了現實之中，使成佛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剎那”行為。同時，把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心性學說、老莊玄學的自然主義哲學和人生態度與佛法結合在一起，使他的禪學思想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壇經》是記載慧能一生得法傳宗的事跡和啟導門徒的言教，內容豐富，文字通俗，博大精深，是研究禪宗思想淵源的重要依據，是中國唯一被尊為經的佛書，也是中國哲學史的典籍之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的世界》通過 “持平常心”、“成自在人”、“活在當下”等9個方面，重點揭示惠能大師如何運用禪學思想，來處理現實的種種，為現代人擺脫名利地位等各種欲望的束縛，實現精神自由，提供一種思維方式與處事方法，具有深遠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基本介紹
- 書名：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的世界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100102162
- 作者：陳中浙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頁數：204頁
- 開本：16
- 品牌：商務印書館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的世界》介紹了慧能的重大貢獻在於，對傳統佛教進行了大膽改造，把抽象的成佛觀念、出世的成佛精神拉到了現實之中，使成佛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剎那”行為。同時，把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心性學說、老莊玄學的自然主義哲學和人生態度與佛法結合在一起，使他的禪學思想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
作者簡介
陳中浙，別名陳南璋，男，漢族，中共黨員，1969年12月5日生於浙江永嘉。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北京大學哲學博士，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
1988年－1990年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中國畫書法專業；
1996年－1999年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專業（哲學碩士）；
1999年－2002年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哲學博士）；
2002年6月至今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任教（其中， 2000年4月－2001年4月 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2007年4月－2008年4月 掛任廣西南寧市青秀區人民政府副區長）。
在中央黨校，他為研究生講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壇經》、《老莊哲學》、《孫子兵法》以及《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等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並為幹部班開設《禪宗與中國文化》、《孟子》導讀、《中國書畫藝術賞析》課。近年來，還多次受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著名高等院校的邀請舉辦專題講座。
曾出版多部專著，如《蘇軾書畫藝術與佛教》（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一超直入如來地——董其昌書畫中的禪意》（中華書局，2008年10月）等；發表論文如《關於奉獻的境界與層次》（《人民日報》2003年6月2日）、《現代人需常存敬畏之心》（《人民日報》2008年11月4日）、《荀子的“明分”之道》（《光明日報》2008年11月3日）等幾十餘篇；主持200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董其昌書畫美學與禪宗思想》、2009年度中央黨校哲學部研究基金項目：《先秦儒家政治理想研究》、第二屆中央黨校人才強校基金優秀教研人才項目：《中國當代社會與儒家思想》等多項重大研究項目。
比爾·費希爾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的一名教授。此前他曾任中國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校長及系主任一職，該所學校是歐盟及中國政府合辦的學校。
威廉·博爾是一名記者，也是波士頓大學溫斯頓領導力與倫理學中心的研究人員。
秦其倫，本書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畢業，長期從事英文翻譯工作，曾在美國Fryeburg Academy任教，擔任對外漢語教師的工作。
1988年－1990年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中國畫書法專業；
1996年－1999年 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專業（哲學碩士）；
1999年－2002年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哲學博士）；
2002年6月至今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任教（其中， 2000年4月－2001年4月 留學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2007年4月－2008年4月 掛任廣西南寧市青秀區人民政府副區長）。
在中央黨校，他為研究生講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壇經》、《老莊哲學》、《孫子兵法》以及《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等中國傳統文化課程，並為幹部班開設《禪宗與中國文化》、《孟子》導讀、《中國書畫藝術賞析》課。近年來，還多次受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著名高等院校的邀請舉辦專題講座。
曾出版多部專著，如《蘇軾書畫藝術與佛教》（商務印書館，2004年10月）、《一超直入如來地——董其昌書畫中的禪意》（中華書局，2008年10月）等；發表論文如《關於奉獻的境界與層次》（《人民日報》2003年6月2日）、《現代人需常存敬畏之心》（《人民日報》2008年11月4日）、《荀子的“明分”之道》（《光明日報》2008年11月3日）等幾十餘篇；主持200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董其昌書畫美學與禪宗思想》、2009年度中央黨校哲學部研究基金項目：《先秦儒家政治理想研究》、第二屆中央黨校人才強校基金優秀教研人才項目：《中國當代社會與儒家思想》等多項重大研究項目。
比爾·費希爾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的一名教授。此前他曾任中國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校長及系主任一職，該所學校是歐盟及中國政府合辦的學校。
威廉·博爾是一名記者，也是波士頓大學溫斯頓領導力與倫理學中心的研究人員。
秦其倫，本書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畢業，長期從事英文翻譯工作，曾在美國Fryeburg Academy任教，擔任對外漢語教師的工作。
圖書目錄
引言慧能在今天
第一章 發大願力
第二章 踐慈悲行
第三章 啟般若慧
第四章 證菩提道
第五章 修無相法
第六章 做本分事
第七章 持平常心
第八章 成自在人
第九章活在當下
附錄一《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
附錄二《宋高僧傳·慧能傳》
附錄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宗寶本）
後記
第一章 發大願力
第二章 踐慈悲行
第三章 啟般若慧
第四章 證菩提道
第五章 修無相法
第六章 做本分事
第七章 持平常心
第八章 成自在人
第九章活在當下
附錄一《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
附錄二《宋高僧傳·慧能傳》
附錄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宗寶本）
後記
後記
近十年來，在我給中央黨校研究生開設的課程里，有一門《佛教哲學研究》。《壇經》是該課程的必讀書目之一，十年來從未變過。這樣年年讀，反覆讀，學生領悟的情況各異，我自己對慧能、《壇經》以及禪宗倒有了一些新想法。
在中國歷史上，慧能大概是最早把外來文化成功本土化的一個人。他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可又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我一開始讀《壇經》時總有這樣一個疑惑。後來，我發現惠能的學問全是圍繞一個“心性”，或者一個“心”字來展開的，他不太識字，卻真正抓到了佛學最核心的機密。人為什麼會有煩惱？就是因為沒有把心管住。這顆心慾念太重，老想著外物，而外物又虛幻不實。想得多了，便越發痴迷執著。得不到或不能滿足時，就更加煩惱痛苦。所以，整個佛教所追求的就是《金剛經》里說的“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修“心”的過程。難怪惠能聽老師弘仁講《金剛經》時，聽到妙處，情不自禁連聲驚嘆幾句“何其自性”。
慧能發現的這個秘密，實際也是中國本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社會失序，朝代更迭，都是源起於人心（權貴者）的過度貪慾。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整個社會亂作一團，當時的思想家們針對這個局面，就如何消滅人“心”的過度貪慾紛紛發表了看法。像道家的老莊提出要清心寡欲、節慾，做事要無為；孔子說要“正名”，“欲而不貪”；孟子說人本性是善的，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而荀子則說人性是惡的，有欲望是正常的，要使之合理地得到滿足，提出了“養人之欲”的說法。春秋戰國時期如此，其他時代也是如此。惠能正是站在這個角度，把印度文化與本土文化來了個二合一，創立了禪宗。所以，我們在讀《壇經》時，經常會有豁然貫通的感覺。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莊子和墨子等中國本土文化中的這些大名人，似乎時不時就會出來“打打醬油”，亮亮相，說上幾句。我寫惠能，經常會不由自主地談到孔子或者老子，這種跳躍式的寫作方式，一方面是遵從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是努力向惠能靠近，更好地把握他的思想與心路歷程。 在與學生們上課討論的過程中，我常常會隨手在書頁上記下一些感悟心得。由於每次用的筆不同，時間久了，書頁的空白處就被密密麻麻、五顏六色的小字填滿了。2008年，我在完成禪宗對董其昌書畫的影響一書之後，便開始著手把自己近十年來對惠能的一些思考整理出來。但是，由於工作繁忙，十多萬字斷斷續續寫了幾年也沒有完稿。直到去年下半年我應邀去澳門科技大學講學，才在這片中西文化匯通之地專心把剩餘部分寫完，今年又借這個講學的機會做了補充與修改。
我在澳門講學期間，一直住在臨海一間五十層高的公寓裡。每天早上醒來，拉開窗簾，前面經常是霧蒙蒙的一片。這種騰雲駕霧的感覺，不禁使我想到了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比起古人，“天”離我這樣近，只是不知我的這樣一番“人”為，是否契合了慧能的“天”意？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寧夏文齡兄的熱情舉薦，以及商務印書館副總李平先生的大力支持。商務印書館太原分館總編李智初先生對本書的出版更是鼎力協助，責編陳娟娟女士細心負責的態度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恩師樓宇烈先生在百忙之中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南元相鋒兄為本書提供了精美的圖片，在此一併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陳中浙
2013年4月於澳門海擎天
在中國歷史上，慧能大概是最早把外來文化成功本土化的一個人。他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可又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我一開始讀《壇經》時總有這樣一個疑惑。後來，我發現惠能的學問全是圍繞一個“心性”，或者一個“心”字來展開的，他不太識字，卻真正抓到了佛學最核心的機密。人為什麼會有煩惱？就是因為沒有把心管住。這顆心慾念太重，老想著外物，而外物又虛幻不實。想得多了，便越發痴迷執著。得不到或不能滿足時，就更加煩惱痛苦。所以，整個佛教所追求的就是《金剛經》里說的“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修“心”的過程。難怪惠能聽老師弘仁講《金剛經》時，聽到妙處，情不自禁連聲驚嘆幾句“何其自性”。
慧能發現的這個秘密，實際也是中國本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社會失序，朝代更迭，都是源起於人心（權貴者）的過度貪慾。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整個社會亂作一團，當時的思想家們針對這個局面，就如何消滅人“心”的過度貪慾紛紛發表了看法。像道家的老莊提出要清心寡欲、節慾，做事要無為；孔子說要“正名”，“欲而不貪”；孟子說人本性是善的，只要“致良知”就可以了；而荀子則說人性是惡的，有欲望是正常的，要使之合理地得到滿足，提出了“養人之欲”的說法。春秋戰國時期如此，其他時代也是如此。惠能正是站在這個角度，把印度文化與本土文化來了個二合一，創立了禪宗。所以，我們在讀《壇經》時，經常會有豁然貫通的感覺。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莊子和墨子等中國本土文化中的這些大名人，似乎時不時就會出來“打打醬油”，亮亮相，說上幾句。我寫惠能，經常會不由自主地談到孔子或者老子，這種跳躍式的寫作方式，一方面是遵從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是努力向惠能靠近，更好地把握他的思想與心路歷程。 在與學生們上課討論的過程中，我常常會隨手在書頁上記下一些感悟心得。由於每次用的筆不同，時間久了，書頁的空白處就被密密麻麻、五顏六色的小字填滿了。2008年，我在完成禪宗對董其昌書畫的影響一書之後，便開始著手把自己近十年來對惠能的一些思考整理出來。但是，由於工作繁忙，十多萬字斷斷續續寫了幾年也沒有完稿。直到去年下半年我應邀去澳門科技大學講學，才在這片中西文化匯通之地專心把剩餘部分寫完，今年又借這個講學的機會做了補充與修改。
我在澳門講學期間，一直住在臨海一間五十層高的公寓裡。每天早上醒來，拉開窗簾，前面經常是霧蒙蒙的一片。這種騰雲駕霧的感覺，不禁使我想到了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比起古人，“天”離我這樣近，只是不知我的這樣一番“人”為，是否契合了慧能的“天”意？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寧夏文齡兄的熱情舉薦，以及商務印書館副總李平先生的大力支持。商務印書館太原分館總編李智初先生對本書的出版更是鼎力協助，責編陳娟娟女士細心負責的態度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恩師樓宇烈先生在百忙之中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南元相鋒兄為本書提供了精美的圖片，在此一併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陳中浙
2013年4月於澳門海擎天
序言
慧能在今天
1956年5月，毛澤東同志去廣東省視察。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對陶鑄等省委主要領導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你們廣東省有個慧能，你們知道嗎？慧能在哲學上有很大的貢獻，他把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國的貝克萊（1684—1753年）早一千年。你們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能夠提出高深的理論，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這是50多年前毛澤東說的一段話。看得出來，他不但深讀過《壇經》，而且還很認同，對慧能也很讚賞。後來，他還在不同場合（甚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多次提到了慧能與《壇經》，也都持肯定與讚賞的態度。曾為毛澤東管理了17年圖書的逄先知先生就說：“《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毛澤東精通中國古代文化，又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他作為這樣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如此重視禪宗肯定是有很大理由的。惠能與《壇經》應該要引起我們的關注。禪宗、惠能與《壇經》
在領會與學習50多年前毛澤東要大家都“應該好好看看《壇經》”這句話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禪宗、慧能和《壇經》以及三者的關係做一個介紹。
何謂“禪宗”？在印度，並沒有禪宗這一宗派，僅有“禪”這種修行方式。“禪”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要求修禪者保持大腦的專一、清淨、安寧。在這種意識狀態下，修禪者發揮想像，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對各種現象的本質進行觀照，最後會達到一種認識現象本質的般若智慧。這種禪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當普遍，其中佛教對它尤為看重。在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中，禪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佛教在東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從西域來了一位僧人叫達摩，他不僅把印度佛教里這種“禪”的修行方法帶到了中國，還對“禪”做了專門的闡釋與發揮。後來又經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幾位中國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講究“禪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到唐代已經歷了600多年，可能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處久了的緣故，佛教與中國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覺，而兩者的關係也到了需要做出總結的時候。於是有人就借用“禪”的稱謂，從中國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強的智慧，對傳統佛教進行了重大改革與大膽創新，將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平民化、現世化，創立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這種宗派與別的宗派不一樣，它強調“不立文字”、“頓悟成佛”，即不需要識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錢物的施捨，只要有機緣，馬上就可以頓悟成佛。可以說，這是把印度佛教複雜問題簡單化，並將其變成一種聽了就能懂，學了就能會，會了馬上就能用的宗派。這種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層民眾的擁護與傳播。自禪宗出現之後，當時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創立的“唯識宗”，以及受武則天大力推崇的“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漸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後，禪宗不僅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主流，更遠播至日本、朝鮮、東南亞及歐美等國家與地區。連佛教創始國印度也建有南華禪寺，弘揚中國的禪宗。可以說，在中國或接受中國“禪”文化傳播的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禪”甚至成為了“佛教”或者“佛學”的一個同義詞。因此，準確地說，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而成的一個宗派，禪宗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具體體現。而把佛教成功中國化並創立禪宗的這位具有超強智慧的人，就是本書的主人公——慧能（638—713年）。
慧能的祖輩姓盧，是范陽（今北京市大興一帶）人。因他父親做官被貶至嶺南新州，也就是現在廣東省新興縣東門一帶，惠能就出生在那裡，所以也就成了新州人。但惠能3歲時，父親去世，他便由其虔誠信佛的母親含辛茹苦扶養成人。稍長，他就靠賣柴來養活母親度日。可以說，惠能出身貧寒，沒念過書，也不識字，在當時來講，算是社會最底層的貧窮人家子弟。後來，他在湖北黃梅的五祖弘忍法師那裡學佛法，由於其天資聰穎，見解獨到，就被老師弘忍稟為六祖傳人。
慧惠能從他繼承衣缽一直到去世為止，基本上都是在廣東一帶傳法。有一次，他在廣州光孝寺…的一個戒壇上傳法，其中一個叫法海的弟子，把慧能的講法過程及其內容記錄了下來，並加了一個總題目——《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簡稱《壇經》，這就是禪宗的奠基之作。當然，《壇經》里的內容並不都是惠能在這裡講的。由於惠能不識字，講法時都是大白話，所以《壇經》記錄下來的也基本是白話。可能是由於這個緣故，錢穆就說《壇經》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作品”。當然，這種讚譽，並不是本書關心的問題。事實上，《壇經》的書名已經告訴大家這絕對不是一本普通的書籍。按照佛教的說法，只有釋迦牟尼佛說“法”集結成的書，才能稱為“經”。此外，無論是小乘的“羅漢”，還是大乘的“菩薩”，他們的著述只能稱為“論”，是沒有資格稱為“經”的。而現在竟然把一個不識字的樵夫說的白話，稱之為“經”，而且還是中國僧人著作中唯一被稱為“經”的一部重要典籍，這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的佛教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但是這種天方夜譚的事情，畢竟發生了，而且還得到了千百年來人們的認同與擁護。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也是中國佛教史乃至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極為偉大、光輝的一件事情。
由於年代久遠，原來只有一本的《壇經》在流傳過程中，逐漸出現了多個版本。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要有四個版本。一是慧能的弟子法海記錄的原始本，叫法海本。這個本子自唐末以來並沒有在社會上得以流傳，直到100年前，才在敦煌被發現；二是唐代惠聽和尚傳下來的本子。惠昕本和法海本相比較，在內容、字句、數量方面都有些出入；三是契嵩本。這是宋代杭州靈隱寺的名僧契嵩收藏的一個本子。契嵩本的內容更多，與法海本的出入也更大；四是宗寶本。這是元代廣州光孝寺的宗寶和尚收藏的一個本子。這個本子內容最多，有2，4萬字左右，比法海本整整多了一倍。但是宗寶本由於文字暢美，境界通達，比前面的幾個本子都好，所以長期以來，它幾乎成為《壇經》唯一的流行本。本書選用的就是這個版本。出現這么多的版本，其實也是後代的禪僧們希望借惠能的名望來闡發自己的新意，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惠能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力。印度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在惠能這裡是圓融無礙的 禪宗流傳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大，惠能與《壇經》也受到如此高的禮遇，這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在我們現在看來，惠能在《壇經》里肯定向人們傳達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人們理解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或者對人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世界觀、宇宙觀的養成，乃至對人們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形成一定產生過積極的作用。
《壇經》內容博大精深，依約的佛教經典包括《大涅槃經》、《維摩詰所說經》、《金剛經》、《菩薩戒經》、《法華經》、《華嚴經》、《觀無量壽佛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等，其中以《維摩詰所說經》與《金剛經》為重點。不僅如此，《壇經》對同時代的中觀、天台、唯識、華嚴、淨土等宗派的思想也都有涉及。這些都說明慧能在《壇經》里說的話與印度佛教有很深的淵源，《壇經》是有印度文化的性格在裡面的。而且這種性格，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貫穿於惠能思想的一條主線。
同時，《壇經》中也隱含著大量的中國本土文化的性格。例如，儒家的性善論，道家、道教、玄學所討論的中心話題——有與無的關係，儒家、道家、墨家重視的個人自力思想，以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言意之辯”、形神觀等等這些中國文化長期以來關心的重要問題，在《壇經》當中都可以找到痕跡。應該說，慧能在《壇經》中討論人生的各種問題時，並不僅僅局限於佛教的立場，而且也摻雜著中國的本土文化。甚至可以說，中國本土各家文化之間原本存在的隔閡，到了慧能這裡就變得圓融無礙了。
例如，在對名利這些身外之物的看法上，慧能就認為不能將其執著為實有，要脫離這些外在事物的束縛。但他同時也說，擺脫對外在事物的執著，不是說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想，而是該要的時候，就要積極去爭取，但一旦要不到，就必須馬上放下。也就是說，相來了就去應對，相去了就放下。這既有道家出世的風範，也有儒家入世的精神。再拿成佛入聖來說，在惠能看來，每個人都有成佛入聖的潛在可能，只是你有沒有去想、願不願意罷了。只要充分調動積極性，“明心見性”，便可以瞬間頓悟成佛，對人生的各種問題不但豁然開朗、清晰明了，而且還充滿自信、自在的喜悅，這是對個人能力的充分肯定。而且這種成佛入聖的方法是多種多樣、因人而異的，這是對人的個性的尊重。同時，他也認為這種成佛入聖只能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去完成，這是對儒家入世理念的重視。在惠能的心目中，一個修行者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覺覺人”，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上求佛道”就是自己擺脫一切束縛，什麼都要放下；“下化眾生”就是為他人著想，為社會服務，什麼都要提得起。這才是佛法，才是真正的禪。這樣的人生才是圓滿的人生，精進的人生。
當然，這樣來描述慧能大徹大悟、融會貫通之後的境界，是粗略與淺薄的。不過本書“引言”的權利也只能到此為止了。而對於這兩種文化，惠能是怎樣展開一番演繹、消融，怎樣打通它們之間的隔閡，其間的心得、奧妙還是交給惠能本人在本書的“九章”中細細道來吧！惠能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站在一千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或許可以對慧能當年“變法”的成功發出由衷的感嘆——這是一場人類智慧所能表演的最驚心動魄的魔術，它能把一種外來文化消融在另一種文化之中，使得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文化構成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時，它也能把世間充滿貪、嗔、痴的凡夫俗子變成無拘無束、自強不息的有為君子。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外來文化本土化最成功的事例，也是一次中國歷史上思想解放的大運動，更是一件人類智慧超常解放、創造和發揮的大事件。
應該說，慧能“變法”的成功，標誌著佛教在中國有了一個明確的定位與發展方向，同時，也為中國人在思想精神領域裡開闢出了一條通向光明的康莊大道。自此以後，中國人的性格與命運，中國人對問題的看法與解決方式，乃至審美理想也開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就拿人們的安身立命來說，中國本土各家文化與禪宗給出的“招式”就很不一樣。儒家由於事先設定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關係，所以希望人們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所有行為，都要時時刻刻符合這“五倫”關係的要求與標準。符合了這些規定，就是體現了“天道”。如果人們極盡所能無法達到這個要求與標準，最後也無可奈何，只能把它歸結為“天命”如此。這從孔子一生的行事以及他的“盡人事安天命”這句話中就可以得到了解。可以說，儒家事先設定好一個平台，然後把人們積極地推向這個平台，但它並沒有給人們留下自保的退路。所以，歷史上那些學儒學得入了迷的人，一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不是“殺身成仁”，就是酸溜溜地哀嘆幾聲命運不濟便不了了之。
當然，儒家創始人孔子這么給大家出點子，也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如何迅速地恢復秩序是當務之急。所以，孔子就把歷史上原有的、在他看來是最完美的“禮樂”文化，作為一面旗子立在世人面前，希望能給人們引引路，即便到不了終點，也至少使人們走的路不會太偏離方向。這就是歷朝歷代明知孔子的那一套東西很難真正落實下來，卻還要高高地從國家的角度來宣揚的原因。雖然孔子這么定了調，但漢代的董仲舒對孔子的說法還是做了一些改動，後來宋儒們索性直接從佛教，尤其是惠能的禪宗那裡，借取了很多東西來完善和豐富孔子的說法。
道家的做法與儒家不同。就拿老子來說，他是極力主張拿自然規律中的一些道理來引導人們做事，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犯錯誤，儘可能地做到最好。在具體方法上，老子主張：如果為了謀取更大利益，就欲擒故縱，以退為進；如果為了保身，免遭禍害，就在適當的時候要急流勇退；如果為了超脫，便學“禍福相依”的道理。總之，這完全是從人事利害得失上著眼，在應付權謀上做打算。老子這么想，與他的職位有一定的關係。他當時的職位相當於現在國家圖書館的館長。這個職位使他對歷代王朝的得失盛衰了如指掌，知道怎么樣可以避免衰，怎么樣可以盛。在讓人們積極做事的態度上，老子的這種做法與儒家接近，但比儒家更激進。他的這種態度比較危險，弄不好會把人變得陰險、狡猾，甚至於會把性命賠進去。放眼中國歷史，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不同程度地襲取老子的權謀法術而小獲成功者雖然不乏其人，但真正接近老子所構想的聖人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莊子在這一方面與老子不太一樣。莊子一生主要遊歷於社會下層的各種人物中間，與漁夫、船夫、工匠、屠夫、農民交往密切。在他看來天下是沉濁的，世俗是不堪相處的，自己不屑於同流合污。他極力退避其中險惡、奸詐的種種利害關係，追求一種不依賴於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為的“無所待”的“精神家園”。也就是說，既然世俗不好玩，我就乾脆不跟你玩，退出遊戲規則之外，我自己立一個規則玩。所以，他對於好朋友惠施這么喜歡做官是很不屑的。據說，有一次莊子出遊，途經梁國。梁王知道莊子要來，就想讓莊子來當宰相。這可把暫時代理梁國相位的惠施急壞了。於是惠施決定在梁王見到莊子之前要搜捕到莊子。莊子知道原委之後，就主動找上門來，給惠施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隻烏鴉，得到了一塊腐爛的老鼠肉，非常高興，把腐肉當寶貝一般銜著。這時空中有一隻巨大的鳥（即鳳凰）飛過，烏鴉害怕鳳凰搶它的腐肉，便發出“嚇”的一聲來恐嚇鳳凰。鳳凰聽見後，嘲笑烏鴉：我非高枝不棲，非美餐不食，非甘泉不飲，區區一塊腐肉，怎么會去跟你烏鴉爭？這就是莊子的生活態度。對別人來說是寶貝的東西，於他而言卻是一塊腐肉而己。
莊子的做法是叫人積極地後退，與老子不一樣，與儒家也不一樣。莊子的這種生活態度如果學得好，就會使人成為無所依持、自由自在、逍遙無為而不受任何約束的獨立個體。按照莊子的說法，到了這種“無所待”境界的人，比起邀游九萬里的大鵬與“泠然”而行的列子還要逍遙自在。可能是因為莊子思想中有這種性格，後人就經常把它拿來與禪宗做比較，在文人士大夫中間也出現了莊、禪不分的現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學莊學得不好，會使人頹廢、消極，容易走極端、偏激，流於自然主義。魏晉南北朝時的“竹林七賢”以及當時其他士人的一些做法，顯然就是學莊子學得太過了的表現。
所以，在中國古代，如果叫人往前沖，就去學儒家：如何更好地衝過去，還要去學老子；反之，若讓人後退，則要去學莊子。當然，老子有時候也會叫人後退。總之，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既有叫人積極做事的性格，也有叫人急流勇退的性格。但是這兩種性格，卻很難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得到體現，且這兩種性格不是“過”，就是“不及”。這種情況直到唐代的惠能創立禪宗之後，才開始得到改觀。因為惠能把原來本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這兩種性格，有機地融會貫通在了一起。這就給中國人在安身立命上打開了另一扇門。有了這扇門，人們既能勇敢地前進，又能自如地後退。宋代大文豪蘇東坡一生的經歷，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們知道蘇東坡一生非常關心國家政治，但是得意的時候少，失意的時候多。對他打擊最大的一次，是他因為寫了兩首反映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的詩，而被政敵陷害，被捕入獄。他在被貶湖北黃州的第三個春天，有一次與朋友外出遊玩，遇到了陣雨，同行的人都狼狽不堪，而他卻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不久，天色放晴，他詩情大發，寫了一首《定風波》來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
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
風雨也無晴。風雨也無晴”尤其道出了他受禪宗思想影響的痕跡。“風雨”表示窮困、失意、挫折，“晴”表示通達、得意、順暢。一般人的心態容易被外在的環境所左右，成功時得意忘形，遇挫折時一蹶不振。這樣一來，心也就隨著悲喜得失，起伏不定。而在蘇東坡看來，風雨陰晴，不過是過眼雲煙。當你強化風雨，就會被黑雲壓城，當你淡化、放下風雨，就會雨過天晴。
蘇東坡的這番遭遇，如果被儒家的孔子知道了，他會說你明明為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富強而積極去做事，可是你憂國憂民的做法卻得不到公正的對待，這怎么行呢，要么殺身成仁，要么自嘲天命如此，就這樣算了。儒家開不出後退的安慰藥。如果被老子知道了，他肯定會說一定要想個策略自保一下，有機會還要把陷害自己的小人搞倒。但是莊子肯定是不同意孔子與老子給蘇東坡出的這些點子的。他會幹脆叫蘇東坡離開，不要跟這個社會玩。而從蘇東坡當時在黃州的情形，以及這首詞所傳達出的信息來看，他既沒有與孔子、老子商量，也沒有聽莊子的話，而是去惠能的禪宗那裡找藥方了。你看，蘇東坡受到冤枉，朝廷叫他去黃州他很聽話就去了。在那裡，他既沒有想不通而殺身成仁，也沒有在背後發牢騷說政府的壞話，更沒有煽動老百姓起來造反；相反還能自我消遣，耕田種地，寫書作畫，自娛自樂。這是因為，蘇東坡已經學到了惠能在《壇經》里的至高“武功”精要——端得起，放得下。這種安身立命的“武功”招式，是儒家與道家所沒有的。這就是為何中國人在讀了自己的《十三經》、《老子》、《莊子》之後，覺得不滿足，還要去惠能的禪宗那裡找東西的緣故，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為何會有超穩定社會結構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禪宗對中國人安身立命方面產生的影響。而從國家主流文化的構成上來看，禪宗對中國人的衝擊也是很大的。自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基本上確立了在文化上的獨尊地位。但實際上，它確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國理念和制定國家政治制度這些方面的主導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的地位從漢代之後就逐漸被玄學、道家和佛教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唐代的惠能創立禪宗之後，一大批中國人就把自己的精神生活交給禪宗來打理了。可以說，在民眾的精神生活領域裡，包括在一些社會精英的精神生活領域裡，禪宗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儒家和道家，占據了主導地位。於是，一些人就認為要想恢復儒家的文化獨尊地位，確立儒家在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就必須要借用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東西來重新構建儒家的思想體系。宋明理學的出現就是這種反思的結果。
除了對主流文化、中國人的生活態度產生影響之外，禪宗在藝術的審美領域也產生了作用。比如，從唐代王維開始，經過宋代嚴羽，明代“公安三袁”以及清代袁枚等人的大力提倡，禪宗與詩詞就一直處在一種非常緊密的關係之中。以蘇東坡的一首禪詩為例來說明：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是說人們觀察事物的立足點、立場不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只有擺脫了主客觀的局限，置身廬山之外，高瞻遠矚，才能真正看清廬山的真面目。諸如此類的禪詩有很多，可以說詩詞曲受禪宗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另外，禪宗對書畫藝術的影響也非常大。歷史上有兩個人可以說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一位是蘇東坡，他在書法史上直接參與和領導的“尚意”書風活動，以及在繪畫史上首次明確提出“文人畫”的概念，就是受到禪宗的影響；另一位是明代的董其昌，他用禪宗思想對山水畫的發展所做的解釋，整整影響了四百年的畫壇。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每個時代最燦爛的文藝形式，如魏晉書法、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影響。
惠能成功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大運動。他的這番奮起而為，之前的先賢與之後的來者也曾有過類似的行為。例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自覺現象，魏晉時期以“竹林七賢”和陶淵明為代表的、被魯迅概括為“魏晉風度”的個性解放運動，以及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文化啟蒙運動。若從社會改革角度而言，1978年由鄧小平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應該算一次。雖然這幾次思想解放運動所針對的社會現象、產生的社會效用是很不一樣的，不能簡單地做等同處理。但是，在中國歷史上，若沒有這些智者偉人們的大動作，中華民族是不可能會有如此輝煌燦爛的文化的。禪宗走出國門，在國外受到了歡迎
以上是禪宗對中國古代的影響。事實上，禪宗早已走出了國門，其影響力還波及日本、歐美等國家。就拿鄰國日本來說，自從鑒真東渡把中國文化帶到日本之後，禪宗竟然成了日本三大文化（其他兩大文化是儒家思想與日本的神道文化）之一。可以說，在日本幾乎沒人不知道禪宗。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有位叫鈴木大拙的學者，不遺餘力地把禪宗介紹到歐美國家，向美國公眾清楚而生動地傳授了禪宗。於是，在歐美出現了一股“禪宗熱”，禪宗開始滲透到歐美國家的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許多著名大學都有研究禪宗的機構或團體，各種出版機構也競相用歐洲各種語言來編譯、出版與禪宗有關的著作。而且，在歐洲各地還相繼出現了很多禪寺、禪堂、禪宗學校、禪定中心、修禪兼研究中心，如德國漢堡禪中心、法國格雷茨歐洲第一禪寺和義大利威尼斯禪宗研究中心等。
為什麼禪宗能在當今世界大行其道呢？這是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人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幸，大概可歸結為兩點：一是自我的失落。這種自我失落，有來自客觀方面的原因，如現代工業高科技的精密、快速、自動，強制性地把人們的生活變得緊張、機械、被動、單調乏味，使人們淪為機器的奴隸；同時更有來自主觀方面的原因，如在當今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環境下，許多人沉溺於物慾的追求而不能自拔，甘願淪為物質的奴隸。二是自我的擴張。由於現代科技、現代經濟和現代政治的發展，社會給個人提供了優於以往自我發展所需的更多可能和廣闊場所。這是社會的進步，每個人本來應當積極利用這種條件來為社會和人類做更多的貢獻，以完善自我人格，實現自我價值。但是，在當今世界上，尚有相當多的人還深陷於“我執”之中。他們把個人、自我看得比群體、他我更為重要，把自我擴張到了一個不適當的地步，追求自我欲求的最大滿足。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才是人生的真正價值，才是自我的完全獲得和實現。其實，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自我設計，在現實社會中是很難行得通的，到頭來他會由於在群體中找不到自我的恰當位置，而成為真正失落了自我的典型。
在這種情況下，禪宗突出自我的自主性、充分地肯定自我的解脫理論和實踐方法，正好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劑清醒的良藥。這大概就是禪宗受到現代人歡迎的原因之一吧！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惠能
惠能當年創立的禪宗，近年來之所以在國外受歡迎，有市場，是因為這是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需要。當今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除了所出現的一些社會弊端與矛盾需要禪宗來指點迷津之外，其實，禪宗在中國的出現、發展，以及惠能如何成功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對當今中國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對於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及其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相處”上，惠能的做法是儘可能地找出兩者可以相互借鑑、融通、對話的結合點。應該說，這種做法使兩種文化各自有了更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對中國本土文化來說，它本身具有寬容的性格，吸納佛教思想可以使中國文化變得更加博大。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沒有禪宗的出現，沒有中國文化接納佛教的這樣一個歷史，中國文化的面貌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而對印度佛教文化來講，如果要想在中國發展，就必須適當地向中國文化靠近。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之後，繼承和吸納了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出現的禪宗已經不是單純的外來文化，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應該說，後來佛教在中國延續流傳了兩千多年，時間上甚至超過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傳時間，之所以能夠這樣，就是因為它在中國本土化了。
對於惠能的這一番作為，毛澤東是極為讚賞的。他在一次與身邊工作人員的閒聊中說：
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煩瑣的佛教簡易化，一
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
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
甚至可以“呵佛罵祖”，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於創新，並把外來的宗教
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就考慮過惠能將佛教中國化是重要的歷史借鑑。事實上，惠能在佛教傳入中國600多年之後，勇敢地對佛教進行變革，與當年毛澤東面對困境之中的中國，積極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做法是很相似的。錢穆就說過：“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惠能，把西方的消化溶解進中國來。”應該說，當今中國面對外來文化，如何再度表現出中國文化本有的博大胸襟，如何再次積極吸納外來文化，是應該引起每一位中國人思考與關注的問題。當然，這是擺在當今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大課題，需要另外做專門的探討。
本書“引言”到此，我們就明白了50多年前的毛澤東為何要大家都“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以及他自己那么推崇《壇經》、惠能還有禪宗的緣故了。《壇經》是一部對唐代中葉以來的中國人影響至深的書籍，也是當今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好參考資料。惠能是一位至高的人生導師，《壇經》是一部無上的處世寶典
其實，本書的緣起與宗旨有著另外一番意味。比起上文談及的禪宗的歷史現實作用，本書更希望、更願意從另一個角度來演繹惠能與他的《壇經》。
中國的文化，無論是哪家的思想，或哪個派別的主張，其關心與討論的中心問題無非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天道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國幾千年文化實際是在談“關係”兩字。“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周易》、《三禮》、《詩經》、《書經》、《春秋》三傳）這些中國文化根源性的典籍，都是圍繞“關係”而展開的言說，都從不同層面告訴人們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各種道理與方法。所以，中國文化把處理各種關係所達到的極致狀態，稱為符合“天道”、“自然”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某個人為人處世很到位，各種關係都處理得很通達、圓融，我們常常會說這個人很有本事，有時候，還會以太極拳的推拿功夫來描述他的處事能力之高。從某種角度來說，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各種關係，其實也是一次次無形的出招與拆招的交手過程。因此，我們與人共事，何時進，何時退，都要小心應對。否則，稍不留意，便會把自己陷入被動的困境之中。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過的幾聲問候，其背後也是大有學問的。如果過於輕率，不去認真接招，當對方的招式已經傷及你的內臟，你卻尚不知曉，那就悔之晚矣。所以，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淡無味的事件背後，實際上就有武林高手瞬間的交手過程。這種交手，從表面上看，雖然不像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那樣刀光劍影、你爭我奪，但世間的各種關係，卻大體是如此展開的。因此，從武學的角度來說，上面談及的“三玄”、“四書”和“五經”，其實就像是一部部武功秘籍。除去其中三部重複的典籍（《大學》與《中庸》在《三禮》中的《禮記》里已存在，加之有兩部《周易》也是重複的），這些武功秘籍其實只有九部，至高無上的武功招式都已經在這九部典籍裡面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學了這九部典籍，我們就會擁有“至真至善至美”的無上本領。 同樣，《壇經》也可以做這樣的解釋。錢穆就把它拿來與《論語》、《孟子》相提並論，將其列為探索中國文化必讀的典籍之一。胡適也曾將《壇經》列入“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當中。可見，這兩位深諳中國文化的大師級人物是非常重視這部典籍的。近年來，在宣揚國學的學者們選編的“國學十三經”中，佛經有三部，其中就包括《壇經》（其他兩部為《心經》、《金剛經》）。雖然我們不知道毛澤東是否也是做如此的看待，但以他的智慧、氣度、胸襟以及所處的位置來看，惠能和《壇經》對他的為人處世肯定是有過影響的。
這樣來說，惠能的思想淵源有兩個：一是印度，二是中國。他有很多招式看似來自印度，實際是化自中國本土文化。但惠能很聰明，出招無形無影，以致讓人摸不清其招式來自哪家，既覺得似曾相識，又說不清其出處。你會發現，印度文化與中國本土各家文化中的這些不同的“武功”秘籍（文化），經由惠能使出來，是那么的輕鬆、自在、自然。我們在研讀《壇經》時，表面上每一段文字都如同雲層中灑下的縷縷金光，山澗中流出的潺潺清泉，清淡而平和，可謂字字珠璣，沁人心脾；但實際上，惠能是在演繹著武林高手出招與拆招的激烈交手場面。
可能正是這個原因，使得惠能與孔子、老子一起被西方人稱為“東方三大聖人”，並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也許某位善於寫武俠小說的智者，看到本書如此演繹惠能，會把惠能描述成為一位精通東西方所有武功且有幾千年內力的聖者。如果是這樣的話，《壇經》也自然會成為一部讓江湖中人人爭奪的曠世武功寶典。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有一種至高的武功叫作“九陰真經”，“九陰真經”乃天下第一武學奇術，它象徵著獨霸武林的力量。江湖中人一直明爭暗鬥，欲將之據為己有。據說，《射鵰英雄傳》中的梅超風、郭靖，以及《神鵰俠侶》中的楊過、小龍女都練成過。後來，《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也練過，但她心切，練得不正宗，被楊過的後人取笑了一番。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武功，為何叫“九”，這大概只有金庸先生知道了。
我在這本書里分為“九”章來描述惠能的最高智慧、無上內力，實際上也是說在惠能的“武功”中，有九種招式是最厲害的。有人說學了半部《論語》，便可以行走天下無大礙。諸位同仁，如果你能學會惠能的這“九”招，在生活、工作中雖說不能“天下無敵”，大概也可以自由自在了。當然，如果你是上根之人，要成為“天下無敵”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1956年5月，毛澤東同志去廣東省視察。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對陶鑄等省委主要領導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你們廣東省有個慧能，你們知道嗎？慧能在哲學上有很大的貢獻，他把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國的貝克萊（1684—1753年）早一千年。你們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能夠提出高深的理論，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這是50多年前毛澤東說的一段話。看得出來，他不但深讀過《壇經》，而且還很認同，對慧能也很讚賞。後來，他還在不同場合（甚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多次提到了慧能與《壇經》，也都持肯定與讚賞的態度。曾為毛澤東管理了17年圖書的逄先知先生就說：“《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毛澤東精通中國古代文化，又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他作為這樣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如此重視禪宗肯定是有很大理由的。惠能與《壇經》應該要引起我們的關注。禪宗、惠能與《壇經》
在領會與學習50多年前毛澤東要大家都“應該好好看看《壇經》”這句話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禪宗、慧能和《壇經》以及三者的關係做一個介紹。
何謂“禪宗”？在印度，並沒有禪宗這一宗派，僅有“禪”這種修行方式。“禪”意譯為“思維修”或“靜慮”，要求修禪者保持大腦的專一、清淨、安寧。在這種意識狀態下，修禪者發揮想像，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對各種現象的本質進行觀照，最後會達到一種認識現象本質的般若智慧。這種禪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當普遍，其中佛教對它尤為看重。在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中，禪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佛教在東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從西域來了一位僧人叫達摩，他不僅把印度佛教里這種“禪”的修行方法帶到了中國，還對“禪”做了專門的闡釋與發揮。後來又經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幾位中國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漸形成了一種專門講究“禪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到唐代已經歷了600多年，可能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處久了的緣故，佛教與中國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覺，而兩者的關係也到了需要做出總結的時候。於是有人就借用“禪”的稱謂，從中國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強的智慧，對傳統佛教進行了重大改革與大膽創新，將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平民化、現世化，創立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這種宗派與別的宗派不一樣，它強調“不立文字”、“頓悟成佛”，即不需要識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錢物的施捨，只要有機緣，馬上就可以頓悟成佛。可以說，這是把印度佛教複雜問題簡單化，並將其變成一種聽了就能懂，學了就能會，會了馬上就能用的宗派。這種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層民眾的擁護與傳播。自禪宗出現之後，當時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創立的“唯識宗”，以及受武則天大力推崇的“華嚴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漸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後，禪宗不僅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主流，更遠播至日本、朝鮮、東南亞及歐美等國家與地區。連佛教創始國印度也建有南華禪寺，弘揚中國的禪宗。可以說，在中國或接受中國“禪”文化傳播的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禪”甚至成為了“佛教”或者“佛學”的一個同義詞。因此，準確地說，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而成的一個宗派，禪宗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具體體現。而把佛教成功中國化並創立禪宗的這位具有超強智慧的人，就是本書的主人公——慧能（638—713年）。
慧能的祖輩姓盧，是范陽（今北京市大興一帶）人。因他父親做官被貶至嶺南新州，也就是現在廣東省新興縣東門一帶，惠能就出生在那裡，所以也就成了新州人。但惠能3歲時，父親去世，他便由其虔誠信佛的母親含辛茹苦扶養成人。稍長，他就靠賣柴來養活母親度日。可以說，惠能出身貧寒，沒念過書，也不識字，在當時來講，算是社會最底層的貧窮人家子弟。後來，他在湖北黃梅的五祖弘忍法師那裡學佛法，由於其天資聰穎，見解獨到，就被老師弘忍稟為六祖傳人。
慧惠能從他繼承衣缽一直到去世為止，基本上都是在廣東一帶傳法。有一次，他在廣州光孝寺…的一個戒壇上傳法，其中一個叫法海的弟子，把慧能的講法過程及其內容記錄了下來，並加了一個總題目——《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簡稱《壇經》，這就是禪宗的奠基之作。當然，《壇經》里的內容並不都是惠能在這裡講的。由於惠能不識字，講法時都是大白話，所以《壇經》記錄下來的也基本是白話。可能是由於這個緣故，錢穆就說《壇經》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作品”。當然，這種讚譽，並不是本書關心的問題。事實上，《壇經》的書名已經告訴大家這絕對不是一本普通的書籍。按照佛教的說法，只有釋迦牟尼佛說“法”集結成的書，才能稱為“經”。此外，無論是小乘的“羅漢”，還是大乘的“菩薩”，他們的著述只能稱為“論”，是沒有資格稱為“經”的。而現在竟然把一個不識字的樵夫說的白話，稱之為“經”，而且還是中國僧人著作中唯一被稱為“經”的一部重要典籍，這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的佛教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但是這種天方夜譚的事情，畢竟發生了，而且還得到了千百年來人們的認同與擁護。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也是中國佛教史乃至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極為偉大、光輝的一件事情。
由於年代久遠，原來只有一本的《壇經》在流傳過程中，逐漸出現了多個版本。目前在國內流行的主要有四個版本。一是慧能的弟子法海記錄的原始本，叫法海本。這個本子自唐末以來並沒有在社會上得以流傳，直到100年前，才在敦煌被發現；二是唐代惠聽和尚傳下來的本子。惠昕本和法海本相比較，在內容、字句、數量方面都有些出入；三是契嵩本。這是宋代杭州靈隱寺的名僧契嵩收藏的一個本子。契嵩本的內容更多，與法海本的出入也更大；四是宗寶本。這是元代廣州光孝寺的宗寶和尚收藏的一個本子。這個本子內容最多，有2，4萬字左右，比法海本整整多了一倍。但是宗寶本由於文字暢美，境界通達，比前面的幾個本子都好，所以長期以來，它幾乎成為《壇經》唯一的流行本。本書選用的就是這個版本。出現這么多的版本，其實也是後代的禪僧們希望借惠能的名望來闡發自己的新意，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惠能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力。印度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在惠能這裡是圓融無礙的 禪宗流傳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大，惠能與《壇經》也受到如此高的禮遇，這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在我們現在看來，惠能在《壇經》里肯定向人們傳達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人們理解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或者對人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世界觀、宇宙觀的養成，乃至對人們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形成一定產生過積極的作用。
《壇經》內容博大精深，依約的佛教經典包括《大涅槃經》、《維摩詰所說經》、《金剛經》、《菩薩戒經》、《法華經》、《華嚴經》、《觀無量壽佛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等，其中以《維摩詰所說經》與《金剛經》為重點。不僅如此，《壇經》對同時代的中觀、天台、唯識、華嚴、淨土等宗派的思想也都有涉及。這些都說明慧能在《壇經》里說的話與印度佛教有很深的淵源，《壇經》是有印度文化的性格在裡面的。而且這種性格，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貫穿於惠能思想的一條主線。
同時，《壇經》中也隱含著大量的中國本土文化的性格。例如，儒家的性善論，道家、道教、玄學所討論的中心話題——有與無的關係，儒家、道家、墨家重視的個人自力思想，以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言意之辯”、形神觀等等這些中國文化長期以來關心的重要問題，在《壇經》當中都可以找到痕跡。應該說，慧能在《壇經》中討論人生的各種問題時，並不僅僅局限於佛教的立場，而且也摻雜著中國的本土文化。甚至可以說，中國本土各家文化之間原本存在的隔閡，到了慧能這裡就變得圓融無礙了。
例如，在對名利這些身外之物的看法上，慧能就認為不能將其執著為實有，要脫離這些外在事物的束縛。但他同時也說，擺脫對外在事物的執著，不是說我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想，而是該要的時候，就要積極去爭取，但一旦要不到，就必須馬上放下。也就是說，相來了就去應對，相去了就放下。這既有道家出世的風範，也有儒家入世的精神。再拿成佛入聖來說，在惠能看來，每個人都有成佛入聖的潛在可能，只是你有沒有去想、願不願意罷了。只要充分調動積極性，“明心見性”，便可以瞬間頓悟成佛，對人生的各種問題不但豁然開朗、清晰明了，而且還充滿自信、自在的喜悅，這是對個人能力的充分肯定。而且這種成佛入聖的方法是多種多樣、因人而異的，這是對人的個性的尊重。同時，他也認為這種成佛入聖只能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去完成，這是對儒家入世理念的重視。在惠能的心目中，一個修行者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覺覺人”，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上求佛道”就是自己擺脫一切束縛，什麼都要放下；“下化眾生”就是為他人著想，為社會服務，什麼都要提得起。這才是佛法，才是真正的禪。這樣的人生才是圓滿的人生，精進的人生。
當然，這樣來描述慧能大徹大悟、融會貫通之後的境界，是粗略與淺薄的。不過本書“引言”的權利也只能到此為止了。而對於這兩種文化，惠能是怎樣展開一番演繹、消融，怎樣打通它們之間的隔閡，其間的心得、奧妙還是交給惠能本人在本書的“九章”中細細道來吧！惠能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站在一千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或許可以對慧能當年“變法”的成功發出由衷的感嘆——這是一場人類智慧所能表演的最驚心動魄的魔術，它能把一種外來文化消融在另一種文化之中，使得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文化構成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時，它也能把世間充滿貪、嗔、痴的凡夫俗子變成無拘無束、自強不息的有為君子。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上外來文化本土化最成功的事例，也是一次中國歷史上思想解放的大運動，更是一件人類智慧超常解放、創造和發揮的大事件。
應該說，慧能“變法”的成功，標誌著佛教在中國有了一個明確的定位與發展方向，同時，也為中國人在思想精神領域裡開闢出了一條通向光明的康莊大道。自此以後，中國人的性格與命運，中國人對問題的看法與解決方式，乃至審美理想也開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就拿人們的安身立命來說，中國本土各家文化與禪宗給出的“招式”就很不一樣。儒家由於事先設定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關係，所以希望人們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所有行為，都要時時刻刻符合這“五倫”關係的要求與標準。符合了這些規定，就是體現了“天道”。如果人們極盡所能無法達到這個要求與標準，最後也無可奈何，只能把它歸結為“天命”如此。這從孔子一生的行事以及他的“盡人事安天命”這句話中就可以得到了解。可以說，儒家事先設定好一個平台，然後把人們積極地推向這個平台，但它並沒有給人們留下自保的退路。所以，歷史上那些學儒學得入了迷的人，一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不是“殺身成仁”，就是酸溜溜地哀嘆幾聲命運不濟便不了了之。
當然，儒家創始人孔子這么給大家出點子，也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如何迅速地恢復秩序是當務之急。所以，孔子就把歷史上原有的、在他看來是最完美的“禮樂”文化，作為一面旗子立在世人面前，希望能給人們引引路，即便到不了終點，也至少使人們走的路不會太偏離方向。這就是歷朝歷代明知孔子的那一套東西很難真正落實下來，卻還要高高地從國家的角度來宣揚的原因。雖然孔子這么定了調，但漢代的董仲舒對孔子的說法還是做了一些改動，後來宋儒們索性直接從佛教，尤其是惠能的禪宗那裡，借取了很多東西來完善和豐富孔子的說法。
道家的做法與儒家不同。就拿老子來說，他是極力主張拿自然規律中的一些道理來引導人們做事，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犯錯誤，儘可能地做到最好。在具體方法上，老子主張：如果為了謀取更大利益，就欲擒故縱，以退為進；如果為了保身，免遭禍害，就在適當的時候要急流勇退；如果為了超脫，便學“禍福相依”的道理。總之，這完全是從人事利害得失上著眼，在應付權謀上做打算。老子這么想，與他的職位有一定的關係。他當時的職位相當於現在國家圖書館的館長。這個職位使他對歷代王朝的得失盛衰了如指掌，知道怎么樣可以避免衰，怎么樣可以盛。在讓人們積極做事的態度上，老子的這種做法與儒家接近，但比儒家更激進。他的這種態度比較危險，弄不好會把人變得陰險、狡猾，甚至於會把性命賠進去。放眼中國歷史，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不同程度地襲取老子的權謀法術而小獲成功者雖然不乏其人，但真正接近老子所構想的聖人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莊子在這一方面與老子不太一樣。莊子一生主要遊歷於社會下層的各種人物中間，與漁夫、船夫、工匠、屠夫、農民交往密切。在他看來天下是沉濁的，世俗是不堪相處的，自己不屑於同流合污。他極力退避其中險惡、奸詐的種種利害關係，追求一種不依賴於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為的“無所待”的“精神家園”。也就是說，既然世俗不好玩，我就乾脆不跟你玩，退出遊戲規則之外，我自己立一個規則玩。所以，他對於好朋友惠施這么喜歡做官是很不屑的。據說，有一次莊子出遊，途經梁國。梁王知道莊子要來，就想讓莊子來當宰相。這可把暫時代理梁國相位的惠施急壞了。於是惠施決定在梁王見到莊子之前要搜捕到莊子。莊子知道原委之後，就主動找上門來，給惠施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隻烏鴉，得到了一塊腐爛的老鼠肉，非常高興，把腐肉當寶貝一般銜著。這時空中有一隻巨大的鳥（即鳳凰）飛過，烏鴉害怕鳳凰搶它的腐肉，便發出“嚇”的一聲來恐嚇鳳凰。鳳凰聽見後，嘲笑烏鴉：我非高枝不棲，非美餐不食，非甘泉不飲，區區一塊腐肉，怎么會去跟你烏鴉爭？這就是莊子的生活態度。對別人來說是寶貝的東西，於他而言卻是一塊腐肉而己。
莊子的做法是叫人積極地後退，與老子不一樣，與儒家也不一樣。莊子的這種生活態度如果學得好，就會使人成為無所依持、自由自在、逍遙無為而不受任何約束的獨立個體。按照莊子的說法，到了這種“無所待”境界的人，比起邀游九萬里的大鵬與“泠然”而行的列子還要逍遙自在。可能是因為莊子思想中有這種性格，後人就經常把它拿來與禪宗做比較，在文人士大夫中間也出現了莊、禪不分的現象。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學莊學得不好，會使人頹廢、消極，容易走極端、偏激，流於自然主義。魏晉南北朝時的“竹林七賢”以及當時其他士人的一些做法，顯然就是學莊子學得太過了的表現。
所以，在中國古代，如果叫人往前沖，就去學儒家：如何更好地衝過去，還要去學老子；反之，若讓人後退，則要去學莊子。當然，老子有時候也會叫人後退。總之，在中國本土文化中，既有叫人積極做事的性格，也有叫人急流勇退的性格。但是這兩種性格，卻很難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得到體現，且這兩種性格不是“過”，就是“不及”。這種情況直到唐代的惠能創立禪宗之後，才開始得到改觀。因為惠能把原來本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這兩種性格，有機地融會貫通在了一起。這就給中國人在安身立命上打開了另一扇門。有了這扇門，人們既能勇敢地前進，又能自如地後退。宋代大文豪蘇東坡一生的經歷，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們知道蘇東坡一生非常關心國家政治，但是得意的時候少，失意的時候多。對他打擊最大的一次，是他因為寫了兩首反映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的詩，而被政敵陷害，被捕入獄。他在被貶湖北黃州的第三個春天，有一次與朋友外出遊玩，遇到了陣雨，同行的人都狼狽不堪，而他卻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不久，天色放晴，他詩情大發，寫了一首《定風波》來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
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
風雨也無晴。風雨也無晴”尤其道出了他受禪宗思想影響的痕跡。“風雨”表示窮困、失意、挫折，“晴”表示通達、得意、順暢。一般人的心態容易被外在的環境所左右，成功時得意忘形，遇挫折時一蹶不振。這樣一來，心也就隨著悲喜得失，起伏不定。而在蘇東坡看來，風雨陰晴，不過是過眼雲煙。當你強化風雨，就會被黑雲壓城，當你淡化、放下風雨，就會雨過天晴。
蘇東坡的這番遭遇，如果被儒家的孔子知道了，他會說你明明為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富強而積極去做事，可是你憂國憂民的做法卻得不到公正的對待，這怎么行呢，要么殺身成仁，要么自嘲天命如此，就這樣算了。儒家開不出後退的安慰藥。如果被老子知道了，他肯定會說一定要想個策略自保一下，有機會還要把陷害自己的小人搞倒。但是莊子肯定是不同意孔子與老子給蘇東坡出的這些點子的。他會幹脆叫蘇東坡離開，不要跟這個社會玩。而從蘇東坡當時在黃州的情形，以及這首詞所傳達出的信息來看，他既沒有與孔子、老子商量，也沒有聽莊子的話，而是去惠能的禪宗那裡找藥方了。你看，蘇東坡受到冤枉，朝廷叫他去黃州他很聽話就去了。在那裡，他既沒有想不通而殺身成仁，也沒有在背後發牢騷說政府的壞話，更沒有煽動老百姓起來造反；相反還能自我消遣，耕田種地，寫書作畫，自娛自樂。這是因為，蘇東坡已經學到了惠能在《壇經》里的至高“武功”精要——端得起，放得下。這種安身立命的“武功”招式，是儒家與道家所沒有的。這就是為何中國人在讀了自己的《十三經》、《老子》、《莊子》之後，覺得不滿足，還要去惠能的禪宗那裡找東西的緣故，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為何會有超穩定社會結構的原因之一。
以上是禪宗對中國人安身立命方面產生的影響。而從國家主流文化的構成上來看，禪宗對中國人的衝擊也是很大的。自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基本上確立了在文化上的獨尊地位。但實際上，它確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國理念和制定國家政治制度這些方面的主導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的地位從漢代之後就逐漸被玄學、道家和佛教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唐代的惠能創立禪宗之後，一大批中國人就把自己的精神生活交給禪宗來打理了。可以說，在民眾的精神生活領域裡，包括在一些社會精英的精神生活領域裡，禪宗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儒家和道家，占據了主導地位。於是，一些人就認為要想恢復儒家的文化獨尊地位，確立儒家在人們精神生活中的主導作用，就必須要借用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東西來重新構建儒家的思想體系。宋明理學的出現就是這種反思的結果。
除了對主流文化、中國人的生活態度產生影響之外，禪宗在藝術的審美領域也產生了作用。比如，從唐代王維開始，經過宋代嚴羽，明代“公安三袁”以及清代袁枚等人的大力提倡，禪宗與詩詞就一直處在一種非常緊密的關係之中。以蘇東坡的一首禪詩為例來說明：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是說人們觀察事物的立足點、立場不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只有擺脫了主客觀的局限，置身廬山之外，高瞻遠矚，才能真正看清廬山的真面目。諸如此類的禪詩有很多，可以說詩詞曲受禪宗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另外，禪宗對書畫藝術的影響也非常大。歷史上有兩個人可以說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一位是蘇東坡，他在書法史上直接參與和領導的“尚意”書風活動，以及在繪畫史上首次明確提出“文人畫”的概念，就是受到禪宗的影響；另一位是明代的董其昌，他用禪宗思想對山水畫的發展所做的解釋，整整影響了四百年的畫壇。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每個時代最燦爛的文藝形式，如魏晉書法、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影響。
惠能成功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大運動。他的這番奮起而為，之前的先賢與之後的來者也曾有過類似的行為。例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自覺現象，魏晉時期以“竹林七賢”和陶淵明為代表的、被魯迅概括為“魏晉風度”的個性解放運動，以及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文化啟蒙運動。若從社會改革角度而言，1978年由鄧小平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應該算一次。雖然這幾次思想解放運動所針對的社會現象、產生的社會效用是很不一樣的，不能簡單地做等同處理。但是，在中國歷史上，若沒有這些智者偉人們的大動作，中華民族是不可能會有如此輝煌燦爛的文化的。禪宗走出國門，在國外受到了歡迎
以上是禪宗對中國古代的影響。事實上，禪宗早已走出了國門，其影響力還波及日本、歐美等國家。就拿鄰國日本來說，自從鑒真東渡把中國文化帶到日本之後，禪宗竟然成了日本三大文化（其他兩大文化是儒家思想與日本的神道文化）之一。可以說，在日本幾乎沒人不知道禪宗。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有位叫鈴木大拙的學者，不遺餘力地把禪宗介紹到歐美國家，向美國公眾清楚而生動地傳授了禪宗。於是，在歐美出現了一股“禪宗熱”，禪宗開始滲透到歐美國家的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許多著名大學都有研究禪宗的機構或團體，各種出版機構也競相用歐洲各種語言來編譯、出版與禪宗有關的著作。而且，在歐洲各地還相繼出現了很多禪寺、禪堂、禪宗學校、禪定中心、修禪兼研究中心，如德國漢堡禪中心、法國格雷茨歐洲第一禪寺和義大利威尼斯禪宗研究中心等。
為什麼禪宗能在當今世界大行其道呢？這是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人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幸，大概可歸結為兩點：一是自我的失落。這種自我失落，有來自客觀方面的原因，如現代工業高科技的精密、快速、自動，強制性地把人們的生活變得緊張、機械、被動、單調乏味，使人們淪為機器的奴隸；同時更有來自主觀方面的原因，如在當今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環境下，許多人沉溺於物慾的追求而不能自拔，甘願淪為物質的奴隸。二是自我的擴張。由於現代科技、現代經濟和現代政治的發展，社會給個人提供了優於以往自我發展所需的更多可能和廣闊場所。這是社會的進步，每個人本來應當積極利用這種條件來為社會和人類做更多的貢獻，以完善自我人格，實現自我價值。但是，在當今世界上，尚有相當多的人還深陷於“我執”之中。他們把個人、自我看得比群體、他我更為重要，把自我擴張到了一個不適當的地步，追求自我欲求的最大滿足。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才是人生的真正價值，才是自我的完全獲得和實現。其實，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自我設計，在現實社會中是很難行得通的，到頭來他會由於在群體中找不到自我的恰當位置，而成為真正失落了自我的典型。
在這種情況下，禪宗突出自我的自主性、充分地肯定自我的解脫理論和實踐方法，正好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劑清醒的良藥。這大概就是禪宗受到現代人歡迎的原因之一吧！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惠能
惠能當年創立的禪宗，近年來之所以在國外受歡迎，有市場，是因為這是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需要。當今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除了所出現的一些社會弊端與矛盾需要禪宗來指點迷津之外，其實，禪宗在中國的出現、發展，以及惠能如何成功地把外來佛教中國化，對當今中國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對於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及其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相處”上，惠能的做法是儘可能地找出兩者可以相互借鑑、融通、對話的結合點。應該說，這種做法使兩種文化各自有了更大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對中國本土文化來說，它本身具有寬容的性格，吸納佛教思想可以使中國文化變得更加博大。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沒有禪宗的出現，沒有中國文化接納佛教的這樣一個歷史，中國文化的面貌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而對印度佛教文化來講，如果要想在中國發展，就必須適當地向中國文化靠近。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之後，繼承和吸納了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出現的禪宗已經不是單純的外來文化，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應該說，後來佛教在中國延續流傳了兩千多年，時間上甚至超過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傳時間，之所以能夠這樣，就是因為它在中國本土化了。
對於惠能的這一番作為，毛澤東是極為讚賞的。他在一次與身邊工作人員的閒聊中說：
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煩瑣的佛教簡易化，一
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
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
甚至可以“呵佛罵祖”，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於創新，並把外來的宗教
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就考慮過惠能將佛教中國化是重要的歷史借鑑。事實上，惠能在佛教傳入中國600多年之後，勇敢地對佛教進行變革，與當年毛澤東面對困境之中的中國，積極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做法是很相似的。錢穆就說過：“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惠能，把西方的消化溶解進中國來。”應該說，當今中國面對外來文化，如何再度表現出中國文化本有的博大胸襟，如何再次積極吸納外來文化，是應該引起每一位中國人思考與關注的問題。當然，這是擺在當今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大課題，需要另外做專門的探討。
本書“引言”到此，我們就明白了50多年前的毛澤東為何要大家都“應該好好看看《壇經》”以及他自己那么推崇《壇經》、惠能還有禪宗的緣故了。《壇經》是一部對唐代中葉以來的中國人影響至深的書籍，也是當今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好參考資料。惠能是一位至高的人生導師，《壇經》是一部無上的處世寶典
其實，本書的緣起與宗旨有著另外一番意味。比起上文談及的禪宗的歷史現實作用，本書更希望、更願意從另一個角度來演繹惠能與他的《壇經》。
中國的文化，無論是哪家的思想，或哪個派別的主張，其關心與討論的中心問題無非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天道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國幾千年文化實際是在談“關係”兩字。“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周易》、《三禮》、《詩經》、《書經》、《春秋》三傳）這些中國文化根源性的典籍，都是圍繞“關係”而展開的言說，都從不同層面告訴人們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各種道理與方法。所以，中國文化把處理各種關係所達到的極致狀態，稱為符合“天道”、“自然”的“天人合一”境界。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某個人為人處世很到位，各種關係都處理得很通達、圓融，我們常常會說這個人很有本事，有時候，還會以太極拳的推拿功夫來描述他的處事能力之高。從某種角度來說，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各種關係，其實也是一次次無形的出招與拆招的交手過程。因此，我們與人共事，何時進，何時退，都要小心應對。否則，稍不留意，便會把自己陷入被動的困境之中。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過的幾聲問候，其背後也是大有學問的。如果過於輕率，不去認真接招，當對方的招式已經傷及你的內臟，你卻尚不知曉，那就悔之晚矣。所以，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淡無味的事件背後，實際上就有武林高手瞬間的交手過程。這種交手，從表面上看，雖然不像武俠小說中描寫的那樣刀光劍影、你爭我奪，但世間的各種關係，卻大體是如此展開的。因此，從武學的角度來說，上面談及的“三玄”、“四書”和“五經”，其實就像是一部部武功秘籍。除去其中三部重複的典籍（《大學》與《中庸》在《三禮》中的《禮記》里已存在，加之有兩部《周易》也是重複的），這些武功秘籍其實只有九部，至高無上的武功招式都已經在這九部典籍裡面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學了這九部典籍，我們就會擁有“至真至善至美”的無上本領。 同樣，《壇經》也可以做這樣的解釋。錢穆就把它拿來與《論語》、《孟子》相提並論，將其列為探索中國文化必讀的典籍之一。胡適也曾將《壇經》列入“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當中。可見，這兩位深諳中國文化的大師級人物是非常重視這部典籍的。近年來，在宣揚國學的學者們選編的“國學十三經”中，佛經有三部，其中就包括《壇經》（其他兩部為《心經》、《金剛經》）。雖然我們不知道毛澤東是否也是做如此的看待，但以他的智慧、氣度、胸襟以及所處的位置來看，惠能和《壇經》對他的為人處世肯定是有過影響的。
這樣來說，惠能的思想淵源有兩個：一是印度，二是中國。他有很多招式看似來自印度，實際是化自中國本土文化。但惠能很聰明，出招無形無影，以致讓人摸不清其招式來自哪家，既覺得似曾相識，又說不清其出處。你會發現，印度文化與中國本土各家文化中的這些不同的“武功”秘籍（文化），經由惠能使出來，是那么的輕鬆、自在、自然。我們在研讀《壇經》時，表面上每一段文字都如同雲層中灑下的縷縷金光，山澗中流出的潺潺清泉，清淡而平和，可謂字字珠璣，沁人心脾；但實際上，惠能是在演繹著武林高手出招與拆招的激烈交手場面。
可能正是這個原因，使得惠能與孔子、老子一起被西方人稱為“東方三大聖人”，並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也許某位善於寫武俠小說的智者，看到本書如此演繹惠能，會把惠能描述成為一位精通東西方所有武功且有幾千年內力的聖者。如果是這樣的話，《壇經》也自然會成為一部讓江湖中人人爭奪的曠世武功寶典。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有一種至高的武功叫作“九陰真經”，“九陰真經”乃天下第一武學奇術，它象徵著獨霸武林的力量。江湖中人一直明爭暗鬥，欲將之據為己有。據說，《射鵰英雄傳》中的梅超風、郭靖，以及《神鵰俠侶》中的楊過、小龍女都練成過。後來，《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也練過，但她心切，練得不正宗，被楊過的後人取笑了一番。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武功，為何叫“九”，這大概只有金庸先生知道了。
我在這本書里分為“九”章來描述惠能的最高智慧、無上內力，實際上也是說在惠能的“武功”中，有九種招式是最厲害的。有人說學了半部《論語》，便可以行走天下無大礙。諸位同仁，如果你能學會惠能的這“九”招，在生活、工作中雖說不能“天下無敵”，大概也可以自由自在了。當然，如果你是上根之人，要成為“天下無敵”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