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文學叢書:葉芝抒情詩選》為《愛爾蘭文學叢書》之一。《愛爾蘭文學叢書:葉芝抒情詩選》講述葉芝的詩歌創作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從1889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十字路口》到1903年結婚為至。這一時期，葉芝的詩歌通常取材於愛爾蘭神話和民間傳說，其語言風格則受到拉斐爾前派散文的影響。第二階段主要從1904年到1925年，這一時期的詩歌，“風格更加多樣化，內容也更加豐富，它們有對愛爾蘭社會和歷史的思索，椰油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愛爾蘭民族獨立的暴力行動的看法。”第三個階段主要從1926年到1939年，這一時期，在現代主義詩人伊茲拉·龐德等人的影響下，尤其是在其本人參與愛爾蘭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切身經驗的影響下，葉芝的創作風格發生了比較激烈的變化，更加趨近現代主義了。
基本介紹
- 書名：愛爾蘭文學叢書:葉芝抒情詩選
- 出版社：雲南人民出版社
- 頁數：436頁
- 開本：32
- 作者：威廉•巴特勒• 葉芝
-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208418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愛爾蘭文學叢書:葉芝抒情詩選》精選了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詩歌代表作。英國現代詩歌，由於葉芝為首的一群詩人的努力，也從唯美主義向現代主義跨進了一大步，這個事件的巨大歷史意義已經載入愛爾蘭、英國、歐洲以至全世界的詩歌史中。就在相隔遙遠的中國，葉芝也對一部分詩人產生過影響。葉芝的詩作正在得到更多中國讀者的喜愛。
作者簡介
作者：（愛爾蘭）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譯者：傅浩選
威廉·巴特勒·葉芝，（1865-1939），亦譯“葉慈”、“耶茨”，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著名的神秘主義者，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也是艾比劇院（Abbey Theatre）的創建者之一，被詩人艾略特譽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葉芝對戲劇也有濃厚的興趣，先後寫過26部劇本。
威廉·巴特勒·葉芝，（1865-1939），亦譯“葉慈”、“耶茨”，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著名的神秘主義者，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也是艾比劇院（Abbey Theatre）的創建者之一，被詩人艾略特譽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葉芝對戲劇也有濃厚的興趣，先後寫過26部劇本。
圖書目錄
選譯者序
選自《月下》（1882-1894）
世界不過是奇異的傳奇
衰老而孤獨者
選自《十字路》（1889）
快樂的牧人之歌
悲哀的牧人
披風、小船和鞋子
阿娜殊雅與維迦亞
印度人論上帝
印度人致所愛
郭爾王之瘋狂
老漁夫的幽思
歐哈特神父謠曲
茉兒·梅吉謠曲
獵狐人謠曲
選自《玫瑰》（1893）
致時光十字架上的玫瑰
庫胡林與大海之戰
塵世的玫瑰
戰鬥的玫瑰
湖島因尼斯弗里
一部愛爾蘭小說家作品選集獻辭
吉里根神父謠曲
致未來的愛爾蘭
選自《葦間風》（1899）
希神的集結
空中的魔眾
無法安撫的大眾
他記起遺忘了的美
黑豬谷
戀人因心緒無常而請求寬恕
他談論絕色美人
他思想那些曾惡語中傷他愛人的人們
有福者
隱秘的玫瑰
戀人為舊友懇求女友
選自《在那七片樹林裡》（1904）
在那七片樹林裡
讓人安慰的愚蠢
月下
樂手們為八弦琴和他們自己祈福
快樂的城鎮
選自《綠盔及其它》（1910）
反對無價值的讚頌
對困難重重之事著迷上癮
聽說我們的新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反對不道德文學的騷動
面具
關於一幢被土改運動搖撼的房子
在艾貝劇院
在戈爾韋賽馬會上
銅分幣
選自《責任》（1914）
致一位富人，他答應給都柏林市立美術館第二次捐款，如果證明人民想要畫作的話
論那些仇視《西部浪子》（1907）的人
三個乞丐
三個隱士
奔向樂園
《演員女王》中的一首歌
現實主義者
一、女巫
二、孔雀
一、致一個在風中起舞的孩子
二、兩年以後
青春的記憶
朋友
寒天
好讓夜晚來到
聘用
玩偶
選自《庫勒的野天鵝》（1919）
庫勒的野天鵝
野兔的鎖骨
在圓塔下
所羅門對著示巴
血肉之美
致一位妙齡美人
致一位少女
綿羊牧人與山羊牧人
沮喪中寫下的詩句
黎明
論女人
鷹
對她的讚美
幽靈
貓與月
聖人與駝子
一個傻子的兩支歌
選自《麥可·羅巴蒂斯與舞者》（1921）
麥可·羅巴蒂斯與舞者
所羅門與女巫
來自前世的一個形象
玫瑰樹
將近破曉
再度降臨
為我女兒祈禱
擬刻於巴利里碉樓石上的銘文
選自《碉樓》（1928）
航往拜占廷
內戰期間的沉思
一、祖傳的宅第
四、我的後裔
五、我門前的道路
六、我窗邊的燕雀巢
七、我看見仇恨、內心充實及未來空虛的幻影
新面孔
為我兒子祈禱
斷章
在學童中間
科洛努斯的頌讚
英雄、少女和傻子
歐文·阿赫恩及其舞者
一個男人的青年和老年
一、初戀
二、人類的尊嚴
四、野兔之死
六、他的記憶
七、他青年時代的朋友
九、老人的秘密
十、他的狂放
十一、出自《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
三座紀念雕像
選自《旋梯及其它》（1933）
紀念伊娃·郭爾-布斯和康·馬爾凱維奇
維羅尼卡之帕
統計表
七賢
瘋狂的月亮
給安·格雷戈里
在阿耳黑西拉斯--沉思死亡
選擇
摩希尼·哲特爾吉
拜占廷
聖母
老年的爭吵
思想的結果
悔於言語失當
格倫達澇的溪水和太陽
或許可譜曲的歌詞
一、瘋珍妮與主教
二、受責的瘋珍妮
三、瘋珍妮在最後審判日
四、瘋珍妮與僱工珍妮
六、瘋珍妮與主教交談
七、年老的瘋珍妮觀看舞蹈者
八、少女的歌
九、少年的歌
十、她的憂慮
十一、他的信心
十三、她的夢
十四、他的約定
十五、三樣事
十六、催眠曲
十八、像霧和雪一般狂
十九、那些跳舞的日子已逝去
二十、“我來自愛爾蘭”
廿一、舞蹈者在克洛坎和科羅-帕垂克
廿二、瘋子湯姆
廿三、湯姆在克洛坎
廿五、關於普羅提諾的德爾斐神諭
一個女人的青年和老年
二、創世之前
三、最初的表白
四、她的勝利
五、慰藉
六、選取
七、離別
八、她在林中的靈視
九、最後的表白
十、相遇
十一、出自《安提戈涅》
選自《帕內爾的葬禮及其它》（1935）
帕內爾的葬禮
《大鐘樓之王》中被砍掉的頭顱選唱曲
為老年的祈禱
教會與國家
超自然之歌
一、瑞夫在波伊拉和艾林之墓畔
二、瑞夫駁斥帕垂克
五、瑞夫認為基督教之愛不足
六、他和她
七、何等神異的鼓翼聲
八、它們何處來
選自《新詩》（1938）
螺旋
一畝草地
又怎樣？
發瘋的少女
致多蘿茜·韋爾斯利
對克倫威爾的詛咒
羅傑·凱斯門特
歐拉希利族長
帕內爾派，來聚集在我身旁
放蕩的老壞蛋
帕內爾
失去之物
一個醉漢對清醒的讚美
朝聖者
古石十字架
靈媒
你滿足嗎
選自《在鍋爐上》（1939）
老年人力什麼不該發狂
瘋珍妮在山上
選自《最後的詩》（1938-1939）
布爾本山下
給同一疊句配的三首歌
黑碉樓
得到安慰的庫胡林
三支進行曲
在塔拉宮中
給德爾斐神諭的訊息
長足虻
一尊青銅頭像
獵犬的吠聲
約翰·金塞拉對瑪麗·莫爾的哀悼
高談
鬼影
馴獸的逃逸
政治
附錄
頒獎詞
領獎詞
拙作總序
葉芝年表
選自《月下》（1882-1894）
世界不過是奇異的傳奇
衰老而孤獨者
選自《十字路》（1889）
快樂的牧人之歌
悲哀的牧人
披風、小船和鞋子
阿娜殊雅與維迦亞
印度人論上帝
印度人致所愛
郭爾王之瘋狂
老漁夫的幽思
歐哈特神父謠曲
茉兒·梅吉謠曲
獵狐人謠曲
選自《玫瑰》（1893）
致時光十字架上的玫瑰
庫胡林與大海之戰
塵世的玫瑰
戰鬥的玫瑰
湖島因尼斯弗里
一部愛爾蘭小說家作品選集獻辭
吉里根神父謠曲
致未來的愛爾蘭
選自《葦間風》（1899）
希神的集結
空中的魔眾
無法安撫的大眾
他記起遺忘了的美
黑豬谷
戀人因心緒無常而請求寬恕
他談論絕色美人
他思想那些曾惡語中傷他愛人的人們
有福者
隱秘的玫瑰
戀人為舊友懇求女友
選自《在那七片樹林裡》（1904）
在那七片樹林裡
讓人安慰的愚蠢
月下
樂手們為八弦琴和他們自己祈福
快樂的城鎮
選自《綠盔及其它》（1910）
反對無價值的讚頌
對困難重重之事著迷上癮
聽說我們的新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反對不道德文學的騷動
面具
關於一幢被土改運動搖撼的房子
在艾貝劇院
在戈爾韋賽馬會上
銅分幣
選自《責任》（1914）
致一位富人，他答應給都柏林市立美術館第二次捐款，如果證明人民想要畫作的話
論那些仇視《西部浪子》（1907）的人
三個乞丐
三個隱士
奔向樂園
《演員女王》中的一首歌
現實主義者
一、女巫
二、孔雀
一、致一個在風中起舞的孩子
二、兩年以後
青春的記憶
朋友
寒天
好讓夜晚來到
聘用
玩偶
選自《庫勒的野天鵝》（1919）
庫勒的野天鵝
野兔的鎖骨
在圓塔下
所羅門對著示巴
血肉之美
致一位妙齡美人
致一位少女
綿羊牧人與山羊牧人
沮喪中寫下的詩句
黎明
論女人
鷹
對她的讚美
幽靈
貓與月
聖人與駝子
一個傻子的兩支歌
選自《麥可·羅巴蒂斯與舞者》（1921）
麥可·羅巴蒂斯與舞者
所羅門與女巫
來自前世的一個形象
玫瑰樹
將近破曉
再度降臨
為我女兒祈禱
擬刻於巴利里碉樓石上的銘文
選自《碉樓》（1928）
航往拜占廷
內戰期間的沉思
一、祖傳的宅第
四、我的後裔
五、我門前的道路
六、我窗邊的燕雀巢
七、我看見仇恨、內心充實及未來空虛的幻影
新面孔
為我兒子祈禱
斷章
在學童中間
科洛努斯的頌讚
英雄、少女和傻子
歐文·阿赫恩及其舞者
一個男人的青年和老年
一、初戀
二、人類的尊嚴
四、野兔之死
六、他的記憶
七、他青年時代的朋友
九、老人的秘密
十、他的狂放
十一、出自《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
三座紀念雕像
選自《旋梯及其它》（1933）
紀念伊娃·郭爾-布斯和康·馬爾凱維奇
維羅尼卡之帕
統計表
七賢
瘋狂的月亮
給安·格雷戈里
在阿耳黑西拉斯--沉思死亡
選擇
摩希尼·哲特爾吉
拜占廷
聖母
老年的爭吵
思想的結果
悔於言語失當
格倫達澇的溪水和太陽
或許可譜曲的歌詞
一、瘋珍妮與主教
二、受責的瘋珍妮
三、瘋珍妮在最後審判日
四、瘋珍妮與僱工珍妮
六、瘋珍妮與主教交談
七、年老的瘋珍妮觀看舞蹈者
八、少女的歌
九、少年的歌
十、她的憂慮
十一、他的信心
十三、她的夢
十四、他的約定
十五、三樣事
十六、催眠曲
十八、像霧和雪一般狂
十九、那些跳舞的日子已逝去
二十、“我來自愛爾蘭”
廿一、舞蹈者在克洛坎和科羅-帕垂克
廿二、瘋子湯姆
廿三、湯姆在克洛坎
廿五、關於普羅提諾的德爾斐神諭
一個女人的青年和老年
二、創世之前
三、最初的表白
四、她的勝利
五、慰藉
六、選取
七、離別
八、她在林中的靈視
九、最後的表白
十、相遇
十一、出自《安提戈涅》
選自《帕內爾的葬禮及其它》（1935）
帕內爾的葬禮
《大鐘樓之王》中被砍掉的頭顱選唱曲
為老年的祈禱
教會與國家
超自然之歌
一、瑞夫在波伊拉和艾林之墓畔
二、瑞夫駁斥帕垂克
五、瑞夫認為基督教之愛不足
六、他和她
七、何等神異的鼓翼聲
八、它們何處來
選自《新詩》（1938）
螺旋
一畝草地
又怎樣？
發瘋的少女
致多蘿茜·韋爾斯利
對克倫威爾的詛咒
羅傑·凱斯門特
歐拉希利族長
帕內爾派，來聚集在我身旁
放蕩的老壞蛋
帕內爾
失去之物
一個醉漢對清醒的讚美
朝聖者
古石十字架
靈媒
你滿足嗎
選自《在鍋爐上》（1939）
老年人力什麼不該發狂
瘋珍妮在山上
選自《最後的詩》（1938-1939）
布爾本山下
給同一疊句配的三首歌
黑碉樓
得到安慰的庫胡林
三支進行曲
在塔拉宮中
給德爾斐神諭的訊息
長足虻
一尊青銅頭像
獵犬的吠聲
約翰·金塞拉對瑪麗·莫爾的哀悼
高談
鬼影
馴獸的逃逸
政治
附錄
頒獎詞
領獎詞
拙作總序
葉芝年表
序言
陳恕
愛爾蘭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包含著凱爾特文學和英愛文學兩個部分。凱爾特文學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英愛文學也有300年歷史。
富有想像力的凱爾特英雄傳奇、民間傳說、詩歌和歌謠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為後世所矚目。
凱爾特文藝復興最初起源於威爾斯和蘇格蘭。蘇格蘭詩人詹姆斯·麥克菲森“翻譯”的古代蓋爾語詩歌以及古代武士故事，開創了18世紀60年代崇尚古代凱爾特文化的新時期。他的《莪相作品集》(1765)把民間傳統和歷史融為一體，繼承並發揚了凱爾特文學傳統，促進了愛爾蘭民族和地方文學的發展。
英愛文學是從17世紀開始形成的，它和凱爾特、蘇格蘭以及歐洲文化都有許多共同點，但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學傳統。
首先談談英愛這個詞。它在政治上的含意是指居住在愛爾蘭、信奉新教的新興特權階層(Protestant Ascendency)或世襲的英國殖民者的後裔。他們從博因河戰役(Battle of the Boyne，1690)到19世紀中葉一直控制著愛爾蘭。在文學上這個詞的含意比較廣泛，它指的是用英語寫的愛爾蘭文學作品，它既包括這些殖民者後裔作家的作品，也包括既不信奉英國國教(Anglican Church)，又不是英國殖民者後裔的其他作家的文學。
英愛文學的形成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主要階段：
一、殖民地文學階段：從17世紀後期開始，出生在愛爾蘭並用英語寫作的作家不斷出現，他們與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不同，大部分是信奉新教的英國殖民者的後裔。他們移居英國，把倫敦看成他們的文化中心，其作品從語言到主題與英國作家相似。但由於這些作家兼有兩種文化傳統，所以和英國作家也有區別。他們的文學可以匯人英國經典的主流，不僅在英國文壇上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對英愛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當中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格利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他是整個英語文學中最犀利的愛爾蘭諷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愛爾蘭後，為愛爾蘭人民繼續仗義執言。在《布商的信札》(The Drapier's Letters，1727)中，他揭穿了英國投機商伍德的陰謀。他的《一個溫和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以獻策為名，揭露了愛爾蘭上層人物對平民百姓的無比殘酷。這篇深刻諷刺的文章已成為英國文學的經典，至今仍為人們所傳頌。此外，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是英王朝復辟時期(1660—1688)最出色的風尚喜劇作家之一，他突破了當時戲劇作品矯揉造作、把宮廷生活理想化的框架，而以比較客觀的、輕鬆愉快的和幽默諷刺的手法，揭示了宮廷生活的腐敗。散文家理察·斯蒂爾(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以他描寫習俗的小品文成了英國啟蒙主義時期(從光榮革命到18世紀30年代)新的散文文學中崛起的一支新軍。戲劇家理察·謝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則以他的現實主義戲劇，出現在啟蒙主義後期的戲劇舞台上。
19世紀初，民族獨立的鬥爭高漲，在文學上，謳歌愛國領袖以及諷刺英國殖民當局的政治歌謠十分盛行。如英國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描寫吟涌詩人的《吟誦詩人》(The Bard，1757)、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描寫佃農的《佃農的周末夜》(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1786)以及瑪麗亞·埃奇沃思(Maria Edeeworth)和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地方主義小說等，這標誌著人們的民族意識在加強。
二、地方文學階權(1800—1842)：在這40年中，文學的主要標誌是：愛爾蘭民族文學形成前，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開始形成。在作家隊伍中除了有信奉新教的殖民者後裔作家，如瑪麗亞·埃奇沃思、摩根夫人(Lady Moran)外，還有像格里芬(Gerald Griffin)、班寧兄弟(Michael and John Banim)這樣的中產階級作家，甚至還有像佃農出身的天才小說家威廉·卡爾頓(williamCarlleton)。這些作家的小說源自民間傳說，在英語文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們描寫的那個邊遠、原始、怪癖、有魔力的凱爾特世界，對國內外的讀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瑪麗亞·埃奇沃思的《拉克倫特堡》(Castle Rackrent)是愛爾蘭傳統中第一部有意義的小說，標誌著愛爾蘭地方小說的開端。
三、獨立的民族文學階段(1842—1922)：19世紀40年代後期，愛爾蘭又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們對愛爾蘭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民族意識發生了新的覺醒。1845年以後的大饑荒、1848年“青年愛爾蘭”武裝起義的失敗、1858年“愛爾蘭共和兄弟聯盟”(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成立、60年代的芬尼運動……這都促使天主教和新教的民族領導人組成了統一戰線，展開了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
在文學領域裡，和民族獨立運動遙相呼應，出現了托馬斯·戴維斯(Thomas Davis)這類作家。他們號召青年人到傳統的文化遺產中去開闢一個新的愛爾蘭文化基地。從此，以“青年愛爾蘭”為中心的詩歌蓬勃地開展起來。
30年代英國殖民者在愛爾蘭進行了土地測量。他們把愛爾蘭學者集合起來對愛爾蘭的地名和有關歷史進行調查。這個調查喚起了許多詩人的民族意識。詩人詹姆斯·克萊倫斯·曼根(James(：larenee Mangan，1803—1849)發表了他的《奧胡賽的馬圭爾頌》(O Hussey's Ode to the Maguire)和《黑色的羅莎琳》(Dark Rosaleen)等詩歌。塞繆爾·弗格森(Samuel Ferguson，1810—1886)根據民間故事和勇士傳奇寫成了《西部蓋爾族敘事詩》(Lays of the Western Gael，1865)利《康格爾》(Congal，1872)，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富有想像力的世界。斯坦迪什·奧格雷迪(Standish O Grady，1846—1928)以豐富的想像創造了一部愛爾蘭祖先生活鬥爭的英雄歷史——《愛爾蘭歷史：英雄時期》(History of Ireland：Heroic Period，1878)。 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1860—1949)主張通過復活愛爾蘭的傳統來振興文藝。他的詩歌集如《在爐火旁》(Beside the Fire，1890)和《康納赫特情詩》(Love Songs of Connacht，1893)等，語言簡潔、具體、形象，為通俗詩歌的創作樹立了榜樣。他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
喬治·拉塞爾(George Russell，1867—1935)自稱AE，也是文藝復興運動初期很有影響的詩人。他的詩歌集《還鄉隨想曲》(Homeward Song by the Way，1894)和《大地的氣息和其他詩歌》 (Tile Earth Breath and OtherPoems，1897)奠定了他神秘詩人的地位。
威廉·巴特勒·葉芝(W．B．Yeats，1865—1939)是19世紀末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也是一位著名詩人和劇作家。在文學上，他選擇了弗格森和奧格雷迪根據神話創作的道路。他的長詩《奧辛漫遊》(TheWanderings of Oisin，1880)、詩集《神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1893)和散文《凱爾特朦朧》(Celtic Twilight，1893)都是以歷史和民間傳說為依據寫成的。他以農村現實和民間的想像創作了《霍里汗之女凱瑟琳》(Cathleen M Houlihan，1902)。這個劇本給抗英的愛國者以巨大的鼓舞。
新一代詩人相繼湧現，改變了過去詩歌神秘和朦朧的基調，以現實主義的筆調來寫詩，從而使詩歌能更好地反映農村的生活和社會的現實。他們中間有帕德里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1881—1972)、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1879一1944)、詹姆斯·史蒂芬斯(James Stephens，1882—1950)、謝默斯·奧沙利文(Seamus O Sullivan，1879—1958)、戈加蒂(Oliver StJohn Gogarty，1878—1957)、鄧薩尼爵士(Lord Dunsany，1878—1957)、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以及三位復活節起義的領袖：派屈克·皮爾斯(Patrick Henry Pearse，1879—1916)、托馬斯·麥克多納(Thomas MacI)onagh，1878—1916)和約瑟夫·普倫基特(Joseph Mary Plunker，1887—1916)等。
文藝復興運動最顯著的成就表現在戲劇上。愛爾蘭本土的戲劇發展較晚，凱爾特語中沒有戲劇傳統，中世紀教會和行會演出的奇蹟劇形式上都是英國的，到了18世紀戲劇才有所發展，大部分愛爾蘭作家都在英國施展了他們的才華。康格里夫、法夸爾、戈德斯密斯、謝里登在17世紀英王朝復辟時期和18世紀英國戲劇歷史上都留下了他們的腳印。到了19世紀，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和蕭伯納(George Betnard Shaw，1856—1950)又成了倫敦戲劇舞台上顯赫的人物。蕭伯納的諷刺劇《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1894)轟動了倫敦舞台，影響極大。王爾德的風尚喜劇《認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被認為是繼康格里夫和法夸爾的戲劇傳統以來最完善的一部劇作。在愛爾蘭本土，葉芝的《凱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和馬丁(Edward Martyn，1859—1923)的《石南荒野》(The Heather Field)1889年在安辛特音樂廳的成功演山，揭開了愛爾蘭戲劇運動的序幕。
葉芝、馬丁、格雷戈里夫人發起這場戲劇運動，正是因為他們對愛爾蘭當時的戲劇狀況十分不滿。商業性戲劇占據戲劇舞台，而真正嚴肅的戲劇卻得不到上演的機會。他們迫切地感到愛爾蘭戲劇必須要有真正有藝術價值的愛爾蘭題材，也必須改變過去英國戲劇舞台上愛爾蘭人物的形象，如衣衫襤褸、愛吹牛的愛爾蘭流浪漢。葉芝還主張戲劇語言的鮮明、樸素和高尚，希望能恢復那種有詩歌想像的戲劇。1904．年他們共同創建了阿比劇院，給有才華的愛爾蘭作家提供了發揮他們才能的場所，使他們脫穎而出。從此一大批劇作家出現在阿比劇院的舞台上，如喬治·莫爾(George Moore，1852一1933)、艾麗斯·米利根(Alice Milligan)、AE、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sins)、帕德里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謝默斯·麥克馬納斯(Seamus MacManus)等。劇院也培育了像辛格(J．M．Synge)和奧凱西(Sean O Casey)這樣負有盛名的劇作家。
19世紀後半葉的小說並不活躍，也沒有多大的創新，但謝里登·勒法紐(Sheridan Le Fanu)的哥特派小說和威廉·阿林厄姆(william Arlingham)的詩體小說是個例外。女作家薩默維爾和羅斯(Edith Somerville，1858—1949：Martin Ross，1862—1915)沒有參與文藝復興運動，她們的作品是獨具一格的。她們合寫的《真正的夏洛蒂》(The Real Charlotte，1894)反映了愛爾蘭農村半封建制度開始瓦解時地主和佃農的關係。描寫大戶人家成了19世紀末愛爾蘭小說的中心主題之一。
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創作優勢在詩歌和劇本，但是到了20世紀初，散文、小說開始發展起來。現代愛爾蘭小說可以說是從喬治·莫爾和詹姆斯·喬伊斯開始的，又相繼在20和50年代的兩代人中得到了進一步穩定的發展。
民族獨立後的愛爾蘭作家都是革命的產物，因此他們和國家、革命事業都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的作品主題也與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緊密相關。莫爾(George Moor,。)的《關於婦女的戲劇》(A Drama in Muslin，1886)就是一部反映婦女地位和多種形式的社會不公問題的小說。人們認為，他在屠格涅夫《一個運動員的札記》啟迪下寫成的《未開墾的土地》(Untilled Field，1903)標誌著現代短篇小說的誕生。
喬伊斯是真正把小說藝術推向前去的人。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Young Man，1916)可以看成是他對語言、體裁、象徵技巧的進一步探索。其傑作《尤利西斯》(Ulysses，1922)則可以看做是這種探索的光輝結晶。他成功地採用了“意識流”的技巧，為荒誕派學者的研究展示了更為廣闊的前景。
繼喬治·莫爾、詹姆斯·喬伊斯、詹姆斯·史蒂芬斯之後，又出現了丹尼爾·科克里(Daniel Corkery，1878—1964)、謝默斯·奧凱利(Seamus O' Kelly，1881—1918)等知名小說家。 四、現代階段：愛爾蘭經歷了長期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特別是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終於擺脫了英國的統治，在1921年宣告成立了自由邦，本地信奉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取代了信奉新教的英愛新興特權階層的統治。他們對作家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天主教會更是如此，他們把矛頭指向作家。1929年通過的文學出版物審查法(The Literary Censorship Act of 1929)就是一個例證。1922年由於派別分歧所導致的愛爾蘭內戰，影響了整整一代愛爾蘭作家。在文學上，內戰前愛爾蘭作家傾向浪漫；戰後，愛爾蘭的作家則傾向於保守，其原因就在於作家難以把握這個動盪不定的社會。他們對社會的不滿表現在作品中往往有一種冷嘲的基調。
30年代較有影響的詩人有克拉克、卡瓦納、麥克多納、麥克尼斯等。克拉克(Austin Clarke，1896—1974)的不少詩歌都針砭了令人窒息的作品審查制度，描寫了靈與肉、藝術解放和教會壓迫之間的衝突。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1904—1967)最有雄心的長篇敘事詩《大饑荒》(The Great Hunger，1942)表現了—個愛爾蘭農村的單身漢的不幸遭遇，他的文化、物質、性生活等等，一切都被剝奪了。其他詩人還有多納·麥克多納(Donagh MacDonagh)、派屈克·麥克多納(Pattrick MacDonagh)、帕德里克·法倫(Padraic Fallon)、羅伯特．費倫(Robert Ferren)等。他們仍以愛爾蘭的素材、愛爾蘭的傳統模式寫詩。流亡國外的北愛爾蘭詩人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4)、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bett Rodgers，1909—1969)雖然住在倫敦，但仍用愛爾蘭的題材寫詩。約翰·休伊特(John Hewitt，1907—1987)退休後從英國回到北愛爾蘭，仍堅持以阿爾斯特英國移民後裔的身份進行創作。
在50年代，托馬斯·金塞拉(Thomas KinseIla，1928— )以大量的詩歌而名聲遠揚。和他同代的作家有理察·墨菲(Richard Mmphy，1927— )、約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1929— )、安東尼·克羅寧(Alathony Cronin，1928— )、尤金·沃特斯(Eugene Watters，1919—1982)、肖恩·露西(Sean Lucy，1931— )、巴茲爾·佩恩(Basil Payne，1928— )、布倫丹·肯內利(Brendan Kennelly，1936～)等。
到了60年代，在北愛爾蘭出現了一批很有才華的詩人，如謝默斯·希尼(Seamus}teaney，1939— )是阿爾斯特詩派的帶頭人。其他詩人有麥可·朗利(Michael Longley)、德里克·馬洪(Derek Mahon)、謝默斯·迪恩(seamus Deane)、詹姆斯·塞門斯(James Simmons)、弗蘭克·奧姆斯比(Frank ormsby)和保羅·馬爾杜恩(Paul Muldoon)等。在愛爾蘭南部的詩人有伊萬·博蘭(Eavan Boland)、麥可·哈特尼特(Michael Hartnett)、康利斯·埃利斯(Conleth Ellis)等。
30年代英愛戲劇家中，除了奧凱西還有保羅·卡羅爾(Paul Vincent Carroll，1900—1968)、麥可·莫洛伊(Michael Joseph Molloy，1917—1994)和沃爾特·梅肯(Walter Macken，1915—1967)等。到了50年代，一批像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布倫丹·貝漢(Brendan Behan)、約翰·基恩(John B．Keane)、休·倫納德(Hugh Leonard)、布賴恩·弗里爾(Brian Friel)等優秀劇作家就更令人矚目。他們的題材新穎，技巧也有很大突破，體現了現代戲劇的特色。貝克特是現代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他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53)並沒有吸引人的情節，對話也很少，但卻取得了驚人的效果，表現了人生在淒涼、荒誕的世界裡短暫而無意義。
在小說方面，30年代的小說總的說來仍偏向保守。雖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1922年已經出版，但它並沒有影響到弗蘭克·奧康納和利亞姆·奧弗萊厄蒂(Liam O Flaherty，1896—1984)的小說體系。試驗性小說還是後一個時期的事，是屬於弗蘭·奧布賴恩、塞繆爾·貝克特和更年輕一代人的事。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作家本身。他們過分地關注人際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他們過多地注重環境，而又處在一個迅速變化和難以捉摸的社會裡，這就使他們很難把握自己的愛和恨；他們在孤立主義約束人們思想的社會裡，也遇到了各種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就使得小說無法得到真正的繁榮。一些長篇小說家轉向寫短篇小說，因為短篇小說可以避免涉及影響人物的環境和事件發生的背景，而且它能迅速地捕捉生活，對事件作出反應。因此短篇小說在革命後期得到很大的發展。
奧弗萊厄蒂除了寫下了反映他在阿蘭群島的生活的《黑色的靈魂》(The Black Soul，1924)、歷史性小說《饑荒》(Famine，1937)、反映革命時期鬥爭的《告密者》(The Informer，1925)外，還寫下了許多短篇小說。他特別擅長描寫島上生活、節日禮儀、動物和人類的活動。伊莉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寫的《鮑恩庭院》(Bowen's Court，1942)表達了她對愛爾蘭生活的眷戀和對祖國的同情。法蘭克·奧康納(Frank O Connor，1903—1966)以他反映英愛戰爭的《民族的客人》和描寫兒童心理的《戀母情》等優秀短篇而被人們稱為短篇小說的大師。肖恩·奧費朗(Sean O'Faolain，1900—1991)以英愛戰爭的愛爾蘭內戰為背景，寫下了《仲夏夜的瘋狂》(Midsummer Night Madness，1932)、《一袋銅幣》(A Purse of Coppers，1937)等短篇小說集。拉文(Mary Lavin，1912—1996)的小說表面上看來是描寫中產階級舒適富裕的生活，但她真正關心的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她以外柔內剛的語言，深刻地揭示了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庸俗和脆弱的本質。
如果說30年代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夜》打破了傳統的文學形式，開闢了語言試驗的新領域，那么貝克特的《墨菲》(Murphy，1938)和奧布賴恩(Flann O' Brien)的《雙鳥嬉水》(At Swim Two Birds，1939)則是以不同的荒誕派小說打破了傳統的小說模式。貝克特的小說《墨菲》被認為是20世紀的傑作，他因為“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說和戲劇作品使現代人從精神貧困中得到振奮”而獲得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奧諾蘭(BrJan O' Nolan，1911—1966)的筆名奧布賴恩更為人們熟悉，他的小說《雙鳥嬉水》一開始，講故事的人就告訴讀者他要寫三個故事，然後三個故事在同一層次上相互交叉、平行地向前發展，最後匯合到一起結束。這和傳統的小說在技巧上大相逕庭，頗有新意。
到了50年代，愛爾蘭社會又有了很大的改觀，除了政府領導層的更換之外，年輕的一代接替了那些為民族獨立作出貢獻的老一代，一批新的作家也成長起來。他們大都在二三十年代出生，沒有老一輩革命理想的束縛。特別是二次大戰後，歐洲和北美洲社會的迅速變化，使更多的人把目光轉向世界。他們中間不少人到國外——英國、美國、歐洲大陸和非洲去尋找他們的事業。布賴恩·穆爾(Brian Moore，1921—1999)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愛爾蘭小說家。他生活在國外，但意識到自己民族的根，把愛爾蘭的背景和世界的前景看得一樣重要。這個時期小說的另一特點是強調個人和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如埃德娜·奧布賴恩(Edna O'Brien)的小說就著重描寫人物與傳統的家庭觀念和教育的決裂，以及在現實面前要做出抉擇的心態。人物經過反思、懷舊，最後懷著痛苦的心情回到兒童時代所生活的故土。探索自我的小說還有約翰·麥加恩(John McGahern)的小說《警察局生涯》(The Barracks)。50年代後的作家不像老一輩作家期望通過歷史尋求答案，或是藉助歷史使問題顯得更清晰，他們並不認為探索歷史有什麼現實意義。如朱莉婭·奧費朗(Julia O' Faolain)的《牆壁里的女人》(Women in the Wall，1975)就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性小說，而是通過一個混亂的社會，表現人物的心態，探索長期存在於人類本性中的那些似非而是的東西。
當代愛爾蘭小說家的境況要比35年前的條件好得多，而且他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首先，他們可以更集中地、忠實地、直率地表現人的情感，反映人類錯綜複雜的本性，而不必過多地顧慮它的性質和社會後果；其次，基於對人類本性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都無多大改變的認識，他們對過去採取了更加懷疑的態度；再者，作家採用了更加活潑的創作形式和手法：零散的結構、不連貫的歷史、幻想和幻覺——一切喬伊斯以後小說家的手法都用上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無論在人物、背景、主題、隱喻等方面，都擺脫了狹隘的地方主義而面向世界。這都說明當代愛爾蘭小說已邁出了新的一步，正在健康地向前發展。
愛爾蘭文學，特別是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作品早就被中國人民所喜愛，如葉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的作品在20世紀20年代就被魯迅、茅盾、郭沫若介紹到中國來。其中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出》不僅被學習英語的學生搬上舞台，而且在30年代還被改編成中國話劇《三江好》在國內上演，給抗日鬥爭的中國人民很大的鼓舞。解放後，奧凱西的劇本也被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喬伊斯、貝克特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這說明中國的文學愛好者對愛爾蘭文學的持久興趣。 現在雲南人民出版社把一套《愛爾蘭文學叢書》獻給大家，其中包括《愛爾蘭民間故事選編》、《奧凱西戲劇選》、《王爾德唯美主義作品選》、《蕭伯納戲劇集》、《貝克特選集》、《喬伊斯詩歌·劇作·隨筆集》、《葉芝抒情詩選》等，相信這些經典一定會引起廣大讀者更廣泛的興趣。
愛爾蘭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包含著凱爾特文學和英愛文學兩個部分。凱爾特文學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英愛文學也有300年歷史。
富有想像力的凱爾特英雄傳奇、民間傳說、詩歌和歌謠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為後世所矚目。
凱爾特文藝復興最初起源於威爾斯和蘇格蘭。蘇格蘭詩人詹姆斯·麥克菲森“翻譯”的古代蓋爾語詩歌以及古代武士故事，開創了18世紀60年代崇尚古代凱爾特文化的新時期。他的《莪相作品集》(1765)把民間傳統和歷史融為一體，繼承並發揚了凱爾特文學傳統，促進了愛爾蘭民族和地方文學的發展。
英愛文學是從17世紀開始形成的，它和凱爾特、蘇格蘭以及歐洲文化都有許多共同點，但也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學傳統。
首先談談英愛這個詞。它在政治上的含意是指居住在愛爾蘭、信奉新教的新興特權階層(Protestant Ascendency)或世襲的英國殖民者的後裔。他們從博因河戰役(Battle of the Boyne，1690)到19世紀中葉一直控制著愛爾蘭。在文學上這個詞的含意比較廣泛，它指的是用英語寫的愛爾蘭文學作品，它既包括這些殖民者後裔作家的作品，也包括既不信奉英國國教(Anglican Church)，又不是英國殖民者後裔的其他作家的文學。
英愛文學的形成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主要階段：
一、殖民地文學階段：從17世紀後期開始，出生在愛爾蘭並用英語寫作的作家不斷出現，他們與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不同，大部分是信奉新教的英國殖民者的後裔。他們移居英國，把倫敦看成他們的文化中心，其作品從語言到主題與英國作家相似。但由於這些作家兼有兩種文化傳統，所以和英國作家也有區別。他們的文學可以匯人英國經典的主流，不僅在英國文壇上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對英愛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當中有不少重要人物，如《格利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他是整個英語文學中最犀利的愛爾蘭諷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愛爾蘭後，為愛爾蘭人民繼續仗義執言。在《布商的信札》(The Drapier's Letters，1727)中，他揭穿了英國投機商伍德的陰謀。他的《一個溫和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以獻策為名，揭露了愛爾蘭上層人物對平民百姓的無比殘酷。這篇深刻諷刺的文章已成為英國文學的經典，至今仍為人們所傳頌。此外，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是英王朝復辟時期(1660—1688)最出色的風尚喜劇作家之一，他突破了當時戲劇作品矯揉造作、把宮廷生活理想化的框架，而以比較客觀的、輕鬆愉快的和幽默諷刺的手法，揭示了宮廷生活的腐敗。散文家理察·斯蒂爾(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以他描寫習俗的小品文成了英國啟蒙主義時期(從光榮革命到18世紀30年代)新的散文文學中崛起的一支新軍。戲劇家理察·謝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則以他的現實主義戲劇，出現在啟蒙主義後期的戲劇舞台上。
19世紀初，民族獨立的鬥爭高漲，在文學上，謳歌愛國領袖以及諷刺英國殖民當局的政治歌謠十分盛行。如英國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描寫吟涌詩人的《吟誦詩人》(The Bard，1757)、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描寫佃農的《佃農的周末夜》(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1786)以及瑪麗亞·埃奇沃思(Maria Edeeworth)和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地方主義小說等，這標誌著人們的民族意識在加強。
二、地方文學階權(1800—1842)：在這40年中，文學的主要標誌是：愛爾蘭民族文學形成前，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開始形成。在作家隊伍中除了有信奉新教的殖民者後裔作家，如瑪麗亞·埃奇沃思、摩根夫人(Lady Moran)外，還有像格里芬(Gerald Griffin)、班寧兄弟(Michael and John Banim)這樣的中產階級作家，甚至還有像佃農出身的天才小說家威廉·卡爾頓(williamCarlleton)。這些作家的小說源自民間傳說，在英語文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們描寫的那個邊遠、原始、怪癖、有魔力的凱爾特世界，對國內外的讀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瑪麗亞·埃奇沃思的《拉克倫特堡》(Castle Rackrent)是愛爾蘭傳統中第一部有意義的小說，標誌著愛爾蘭地方小說的開端。
三、獨立的民族文學階段(1842—1922)：19世紀40年代後期，愛爾蘭又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它們對愛爾蘭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民族意識發生了新的覺醒。1845年以後的大饑荒、1848年“青年愛爾蘭”武裝起義的失敗、1858年“愛爾蘭共和兄弟聯盟”(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成立、60年代的芬尼運動……這都促使天主教和新教的民族領導人組成了統一戰線，展開了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
在文學領域裡，和民族獨立運動遙相呼應，出現了托馬斯·戴維斯(Thomas Davis)這類作家。他們號召青年人到傳統的文化遺產中去開闢一個新的愛爾蘭文化基地。從此，以“青年愛爾蘭”為中心的詩歌蓬勃地開展起來。
30年代英國殖民者在愛爾蘭進行了土地測量。他們把愛爾蘭學者集合起來對愛爾蘭的地名和有關歷史進行調查。這個調查喚起了許多詩人的民族意識。詩人詹姆斯·克萊倫斯·曼根(James(：larenee Mangan，1803—1849)發表了他的《奧胡賽的馬圭爾頌》(O Hussey's Ode to the Maguire)和《黑色的羅莎琳》(Dark Rosaleen)等詩歌。塞繆爾·弗格森(Samuel Ferguson，1810—1886)根據民間故事和勇士傳奇寫成了《西部蓋爾族敘事詩》(Lays of the Western Gael，1865)利《康格爾》(Congal，1872)，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富有想像力的世界。斯坦迪什·奧格雷迪(Standish O Grady，1846—1928)以豐富的想像創造了一部愛爾蘭祖先生活鬥爭的英雄歷史——《愛爾蘭歷史：英雄時期》(History of Ireland：Heroic Period，1878)。 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1860—1949)主張通過復活愛爾蘭的傳統來振興文藝。他的詩歌集如《在爐火旁》(Beside the Fire，1890)和《康納赫特情詩》(Love Songs of Connacht，1893)等，語言簡潔、具體、形象，為通俗詩歌的創作樹立了榜樣。他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
喬治·拉塞爾(George Russell，1867—1935)自稱AE，也是文藝復興運動初期很有影響的詩人。他的詩歌集《還鄉隨想曲》(Homeward Song by the Way，1894)和《大地的氣息和其他詩歌》 (Tile Earth Breath and OtherPoems，1897)奠定了他神秘詩人的地位。
威廉·巴特勒·葉芝(W．B．Yeats，1865—1939)是19世紀末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也是一位著名詩人和劇作家。在文學上，他選擇了弗格森和奧格雷迪根據神話創作的道路。他的長詩《奧辛漫遊》(TheWanderings of Oisin，1880)、詩集《神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1893)和散文《凱爾特朦朧》(Celtic Twilight，1893)都是以歷史和民間傳說為依據寫成的。他以農村現實和民間的想像創作了《霍里汗之女凱瑟琳》(Cathleen M Houlihan，1902)。這個劇本給抗英的愛國者以巨大的鼓舞。
新一代詩人相繼湧現，改變了過去詩歌神秘和朦朧的基調，以現實主義的筆調來寫詩，從而使詩歌能更好地反映農村的生活和社會的現實。他們中間有帕德里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1881—1972)、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1879一1944)、詹姆斯·史蒂芬斯(James Stephens，1882—1950)、謝默斯·奧沙利文(Seamus O Sullivan，1879—1958)、戈加蒂(Oliver StJohn Gogarty，1878—1957)、鄧薩尼爵士(Lord Dunsany，1878—1957)、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以及三位復活節起義的領袖：派屈克·皮爾斯(Patrick Henry Pearse，1879—1916)、托馬斯·麥克多納(Thomas MacI)onagh，1878—1916)和約瑟夫·普倫基特(Joseph Mary Plunker，1887—1916)等。
文藝復興運動最顯著的成就表現在戲劇上。愛爾蘭本土的戲劇發展較晚，凱爾特語中沒有戲劇傳統，中世紀教會和行會演出的奇蹟劇形式上都是英國的，到了18世紀戲劇才有所發展，大部分愛爾蘭作家都在英國施展了他們的才華。康格里夫、法夸爾、戈德斯密斯、謝里登在17世紀英王朝復辟時期和18世紀英國戲劇歷史上都留下了他們的腳印。到了19世紀，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和蕭伯納(George Betnard Shaw，1856—1950)又成了倫敦戲劇舞台上顯赫的人物。蕭伯納的諷刺劇《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1894)轟動了倫敦舞台，影響極大。王爾德的風尚喜劇《認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被認為是繼康格里夫和法夸爾的戲劇傳統以來最完善的一部劇作。在愛爾蘭本土，葉芝的《凱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和馬丁(Edward Martyn，1859—1923)的《石南荒野》(The Heather Field)1889年在安辛特音樂廳的成功演山，揭開了愛爾蘭戲劇運動的序幕。
葉芝、馬丁、格雷戈里夫人發起這場戲劇運動，正是因為他們對愛爾蘭當時的戲劇狀況十分不滿。商業性戲劇占據戲劇舞台，而真正嚴肅的戲劇卻得不到上演的機會。他們迫切地感到愛爾蘭戲劇必須要有真正有藝術價值的愛爾蘭題材，也必須改變過去英國戲劇舞台上愛爾蘭人物的形象，如衣衫襤褸、愛吹牛的愛爾蘭流浪漢。葉芝還主張戲劇語言的鮮明、樸素和高尚，希望能恢復那種有詩歌想像的戲劇。1904．年他們共同創建了阿比劇院，給有才華的愛爾蘭作家提供了發揮他們才能的場所，使他們脫穎而出。從此一大批劇作家出現在阿比劇院的舞台上，如喬治·莫爾(George Moore，1852一1933)、艾麗斯·米利根(Alice Milligan)、AE、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sins)、帕德里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謝默斯·麥克馬納斯(Seamus MacManus)等。劇院也培育了像辛格(J．M．Synge)和奧凱西(Sean O Casey)這樣負有盛名的劇作家。
19世紀後半葉的小說並不活躍，也沒有多大的創新，但謝里登·勒法紐(Sheridan Le Fanu)的哥特派小說和威廉·阿林厄姆(william Arlingham)的詩體小說是個例外。女作家薩默維爾和羅斯(Edith Somerville，1858—1949：Martin Ross，1862—1915)沒有參與文藝復興運動，她們的作品是獨具一格的。她們合寫的《真正的夏洛蒂》(The Real Charlotte，1894)反映了愛爾蘭農村半封建制度開始瓦解時地主和佃農的關係。描寫大戶人家成了19世紀末愛爾蘭小說的中心主題之一。
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創作優勢在詩歌和劇本，但是到了20世紀初，散文、小說開始發展起來。現代愛爾蘭小說可以說是從喬治·莫爾和詹姆斯·喬伊斯開始的，又相繼在20和50年代的兩代人中得到了進一步穩定的發展。
民族獨立後的愛爾蘭作家都是革命的產物，因此他們和國家、革命事業都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的作品主題也與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緊密相關。莫爾(George Moor,。)的《關於婦女的戲劇》(A Drama in Muslin，1886)就是一部反映婦女地位和多種形式的社會不公問題的小說。人們認為，他在屠格涅夫《一個運動員的札記》啟迪下寫成的《未開墾的土地》(Untilled Field，1903)標誌著現代短篇小說的誕生。
喬伊斯是真正把小說藝術推向前去的人。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Young Man，1916)可以看成是他對語言、體裁、象徵技巧的進一步探索。其傑作《尤利西斯》(Ulysses，1922)則可以看做是這種探索的光輝結晶。他成功地採用了“意識流”的技巧，為荒誕派學者的研究展示了更為廣闊的前景。
繼喬治·莫爾、詹姆斯·喬伊斯、詹姆斯·史蒂芬斯之後，又出現了丹尼爾·科克里(Daniel Corkery，1878—1964)、謝默斯·奧凱利(Seamus O' Kelly，1881—1918)等知名小說家。 四、現代階段：愛爾蘭經歷了長期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特別是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終於擺脫了英國的統治，在1921年宣告成立了自由邦，本地信奉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取代了信奉新教的英愛新興特權階層的統治。他們對作家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天主教會更是如此，他們把矛頭指向作家。1929年通過的文學出版物審查法(The Literary Censorship Act of 1929)就是一個例證。1922年由於派別分歧所導致的愛爾蘭內戰，影響了整整一代愛爾蘭作家。在文學上，內戰前愛爾蘭作家傾向浪漫；戰後，愛爾蘭的作家則傾向於保守，其原因就在於作家難以把握這個動盪不定的社會。他們對社會的不滿表現在作品中往往有一種冷嘲的基調。
30年代較有影響的詩人有克拉克、卡瓦納、麥克多納、麥克尼斯等。克拉克(Austin Clarke，1896—1974)的不少詩歌都針砭了令人窒息的作品審查制度，描寫了靈與肉、藝術解放和教會壓迫之間的衝突。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1904—1967)最有雄心的長篇敘事詩《大饑荒》(The Great Hunger，1942)表現了—個愛爾蘭農村的單身漢的不幸遭遇，他的文化、物質、性生活等等，一切都被剝奪了。其他詩人還有多納·麥克多納(Donagh MacDonagh)、派屈克·麥克多納(Pattrick MacDonagh)、帕德里克·法倫(Padraic Fallon)、羅伯特．費倫(Robert Ferren)等。他們仍以愛爾蘭的素材、愛爾蘭的傳統模式寫詩。流亡國外的北愛爾蘭詩人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4)、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bett Rodgers，1909—1969)雖然住在倫敦，但仍用愛爾蘭的題材寫詩。約翰·休伊特(John Hewitt，1907—1987)退休後從英國回到北愛爾蘭，仍堅持以阿爾斯特英國移民後裔的身份進行創作。
在50年代，托馬斯·金塞拉(Thomas KinseIla，1928— )以大量的詩歌而名聲遠揚。和他同代的作家有理察·墨菲(Richard Mmphy，1927— )、約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1929— )、安東尼·克羅寧(Alathony Cronin，1928— )、尤金·沃特斯(Eugene Watters，1919—1982)、肖恩·露西(Sean Lucy，1931— )、巴茲爾·佩恩(Basil Payne，1928— )、布倫丹·肯內利(Brendan Kennelly，1936～)等。
到了60年代，在北愛爾蘭出現了一批很有才華的詩人，如謝默斯·希尼(Seamus}teaney，1939— )是阿爾斯特詩派的帶頭人。其他詩人有麥可·朗利(Michael Longley)、德里克·馬洪(Derek Mahon)、謝默斯·迪恩(seamus Deane)、詹姆斯·塞門斯(James Simmons)、弗蘭克·奧姆斯比(Frank ormsby)和保羅·馬爾杜恩(Paul Muldoon)等。在愛爾蘭南部的詩人有伊萬·博蘭(Eavan Boland)、麥可·哈特尼特(Michael Hartnett)、康利斯·埃利斯(Conleth Ellis)等。
30年代英愛戲劇家中，除了奧凱西還有保羅·卡羅爾(Paul Vincent Carroll，1900—1968)、麥可·莫洛伊(Michael Joseph Molloy，1917—1994)和沃爾特·梅肯(Walter Macken，1915—1967)等。到了50年代，一批像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布倫丹·貝漢(Brendan Behan)、約翰·基恩(John B．Keane)、休·倫納德(Hugh Leonard)、布賴恩·弗里爾(Brian Friel)等優秀劇作家就更令人矚目。他們的題材新穎，技巧也有很大突破，體現了現代戲劇的特色。貝克特是現代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他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1953)並沒有吸引人的情節，對話也很少，但卻取得了驚人的效果，表現了人生在淒涼、荒誕的世界裡短暫而無意義。
在小說方面，30年代的小說總的說來仍偏向保守。雖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1922年已經出版，但它並沒有影響到弗蘭克·奧康納和利亞姆·奧弗萊厄蒂(Liam O Flaherty，1896—1984)的小說體系。試驗性小說還是後一個時期的事，是屬於弗蘭·奧布賴恩、塞繆爾·貝克特和更年輕一代人的事。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作家本身。他們過分地關注人際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他們過多地注重環境，而又處在一個迅速變化和難以捉摸的社會裡，這就使他們很難把握自己的愛和恨；他們在孤立主義約束人們思想的社會裡，也遇到了各種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就使得小說無法得到真正的繁榮。一些長篇小說家轉向寫短篇小說，因為短篇小說可以避免涉及影響人物的環境和事件發生的背景，而且它能迅速地捕捉生活，對事件作出反應。因此短篇小說在革命後期得到很大的發展。
奧弗萊厄蒂除了寫下了反映他在阿蘭群島的生活的《黑色的靈魂》(The Black Soul，1924)、歷史性小說《饑荒》(Famine，1937)、反映革命時期鬥爭的《告密者》(The Informer，1925)外，還寫下了許多短篇小說。他特別擅長描寫島上生活、節日禮儀、動物和人類的活動。伊莉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寫的《鮑恩庭院》(Bowen's Court，1942)表達了她對愛爾蘭生活的眷戀和對祖國的同情。法蘭克·奧康納(Frank O Connor，1903—1966)以他反映英愛戰爭的《民族的客人》和描寫兒童心理的《戀母情》等優秀短篇而被人們稱為短篇小說的大師。肖恩·奧費朗(Sean O'Faolain，1900—1991)以英愛戰爭的愛爾蘭內戰為背景，寫下了《仲夏夜的瘋狂》(Midsummer Night Madness，1932)、《一袋銅幣》(A Purse of Coppers，1937)等短篇小說集。拉文(Mary Lavin，1912—1996)的小說表面上看來是描寫中產階級舒適富裕的生活，但她真正關心的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她以外柔內剛的語言，深刻地揭示了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庸俗和脆弱的本質。
如果說30年代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夜》打破了傳統的文學形式，開闢了語言試驗的新領域，那么貝克特的《墨菲》(Murphy，1938)和奧布賴恩(Flann O' Brien)的《雙鳥嬉水》(At Swim Two Birds，1939)則是以不同的荒誕派小說打破了傳統的小說模式。貝克特的小說《墨菲》被認為是20世紀的傑作，他因為“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說和戲劇作品使現代人從精神貧困中得到振奮”而獲得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奧諾蘭(BrJan O' Nolan，1911—1966)的筆名奧布賴恩更為人們熟悉，他的小說《雙鳥嬉水》一開始，講故事的人就告訴讀者他要寫三個故事，然後三個故事在同一層次上相互交叉、平行地向前發展，最後匯合到一起結束。這和傳統的小說在技巧上大相逕庭，頗有新意。
到了50年代，愛爾蘭社會又有了很大的改觀，除了政府領導層的更換之外，年輕的一代接替了那些為民族獨立作出貢獻的老一代，一批新的作家也成長起來。他們大都在二三十年代出生，沒有老一輩革命理想的束縛。特別是二次大戰後，歐洲和北美洲社會的迅速變化，使更多的人把目光轉向世界。他們中間不少人到國外——英國、美國、歐洲大陸和非洲去尋找他們的事業。布賴恩·穆爾(Brian Moore，1921—1999)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愛爾蘭小說家。他生活在國外，但意識到自己民族的根，把愛爾蘭的背景和世界的前景看得一樣重要。這個時期小說的另一特點是強調個人和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如埃德娜·奧布賴恩(Edna O'Brien)的小說就著重描寫人物與傳統的家庭觀念和教育的決裂，以及在現實面前要做出抉擇的心態。人物經過反思、懷舊，最後懷著痛苦的心情回到兒童時代所生活的故土。探索自我的小說還有約翰·麥加恩(John McGahern)的小說《警察局生涯》(The Barracks)。50年代後的作家不像老一輩作家期望通過歷史尋求答案，或是藉助歷史使問題顯得更清晰，他們並不認為探索歷史有什麼現實意義。如朱莉婭·奧費朗(Julia O' Faolain)的《牆壁里的女人》(Women in the Wall，1975)就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性小說，而是通過一個混亂的社會，表現人物的心態，探索長期存在於人類本性中的那些似非而是的東西。
當代愛爾蘭小說家的境況要比35年前的條件好得多，而且他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首先，他們可以更集中地、忠實地、直率地表現人的情感，反映人類錯綜複雜的本性，而不必過多地顧慮它的性質和社會後果；其次，基於對人類本性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都無多大改變的認識，他們對過去採取了更加懷疑的態度；再者，作家採用了更加活潑的創作形式和手法：零散的結構、不連貫的歷史、幻想和幻覺——一切喬伊斯以後小說家的手法都用上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無論在人物、背景、主題、隱喻等方面，都擺脫了狹隘的地方主義而面向世界。這都說明當代愛爾蘭小說已邁出了新的一步，正在健康地向前發展。
愛爾蘭文學，特別是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作品早就被中國人民所喜愛，如葉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的作品在20世紀20年代就被魯迅、茅盾、郭沫若介紹到中國來。其中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出》不僅被學習英語的學生搬上舞台，而且在30年代還被改編成中國話劇《三江好》在國內上演，給抗日鬥爭的中國人民很大的鼓舞。解放後，奧凱西的劇本也被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喬伊斯、貝克特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這說明中國的文學愛好者對愛爾蘭文學的持久興趣。 現在雲南人民出版社把一套《愛爾蘭文學叢書》獻給大家，其中包括《愛爾蘭民間故事選編》、《奧凱西戲劇選》、《王爾德唯美主義作品選》、《蕭伯納戲劇集》、《貝克特選集》、《喬伊斯詩歌·劇作·隨筆集》、《葉芝抒情詩選》等，相信這些經典一定會引起廣大讀者更廣泛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