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悲憫:宏博的人道主義隨筆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368頁
- 開本：32
- 品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作者：譚元亨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2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952465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今天，人道主義已不再是異端邪說，更非大逆不道了。為了紀念當年的遭遇，譚元亨加上“宏博的人道主義隨筆”的副標題。當然，《悲憫：宏博的人道主義隨筆》這部隨筆所選入的，自是與人道主義相關的文章，有對不同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反思，只是，它遠非一個有可能的歷史建構，我只是率性而為罷了。但願人們能從中感悟到什麼，善莫大焉！
作者簡介
譚元亨，廣東順德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國際IRSCL會員。曾為湘潭市京劇團專業編劇，湖南省作協專業作家。1993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為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廣府學會會長。獲國家級政府獎4項，含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駿馬獎、中國圖書獎等及北京十月文學獎多項；《客家文化史》獲第六屆全國高校科研優秀成果獎（人文社科）。已出版文史哲工各類著作逾150種，3000多萬字，其中，理論著作《中國文化史觀》、《華南兩大族群的文化人類學建構》、《廣府尋根》、《客家聖典》等30多部。文學著作《客家魂》三部曲、《後知青·女性三部曲》、《開洋》等40餘種。紀實與史傳《無效護照》、《潘氏三兄弟》，紀實文學《雷區1988》等20餘種。其作品有的被譯為英、法、日、朝等多國文字。曾應邀到歐美、亞非十多國作中國文學、客家文化講演。還有《國門十三行》、《客家女》、《客家人》、《正道滄桑》等數百部（集）影視作品。譯作數部。有《譚元亨文集》第一輯12卷。理論專著《元亨文存》6卷。
圖書目錄
第一輯
黃秋耘：困獸猶鬥的人道主義者
黃藥眠：清名上帝所忌
北南二秦：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
朱崇山：文學，歷史的“未盡之言”——評《鵬回首》
韓素音：愛情、歷史與文化泥土——評韓素音長篇小說《瑰寶》
劉荒田：本真、本色、本能——讀《星條旗下的日常生活》
張資平：塗抹在非體制自由知識分子臉上的“油彩”
第二輯
人道的缺失與教育的無奈
構築精神的長城
過濾歷史
我的精神故鄉——六十抒懷
良知與感悟
炎帝陵前，一位“游乞僧”的沉思
肝膽-古劍，波濤兩浮萍
人道與儒學的生態倫理
消費時代與文學批評的“卓然之則”
確立巨觀的再分配機制，遏制社會分裂與對立
正視“三失”（政權失控、法律缺失、道德失范）
第三輯
漂泊者的囈語
旅緣
我的父母之邦
失落與追尋——炎陵山紀勝
我與瑟堡的細雨
監獄之島與世界文化遺產——記南非聖赫倫那灣上的羅本島
始興：不可鏤空的歷史
“自梳女”與“老姑婆”
第四輯
“不賣祖宗言”
尋找客家人心靈中的聖典
“高舉骨頭”：史識與詩情——原序
天涯浪子——後記
第五輯
《東方奧斯威辛》前言
後奧斯威辛時代與“第三種人”
關於《東方奧斯威辛》與角川的真實性——致陸川
第六輯
並非童話
自造的神話
為名所累
超於毀譽之上
“公眾人物”辨
忠言逆耳與好話背後的殺機
黃秋耘：困獸猶鬥的人道主義者
黃藥眠：清名上帝所忌
北南二秦：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
朱崇山：文學，歷史的“未盡之言”——評《鵬回首》
韓素音：愛情、歷史與文化泥土——評韓素音長篇小說《瑰寶》
劉荒田：本真、本色、本能——讀《星條旗下的日常生活》
張資平：塗抹在非體制自由知識分子臉上的“油彩”
第二輯
人道的缺失與教育的無奈
構築精神的長城
過濾歷史
我的精神故鄉——六十抒懷
良知與感悟
炎帝陵前，一位“游乞僧”的沉思
肝膽-古劍，波濤兩浮萍
人道與儒學的生態倫理
消費時代與文學批評的“卓然之則”
確立巨觀的再分配機制，遏制社會分裂與對立
正視“三失”（政權失控、法律缺失、道德失范）
第三輯
漂泊者的囈語
旅緣
我的父母之邦
失落與追尋——炎陵山紀勝
我與瑟堡的細雨
監獄之島與世界文化遺產——記南非聖赫倫那灣上的羅本島
始興：不可鏤空的歷史
“自梳女”與“老姑婆”
第四輯
“不賣祖宗言”
尋找客家人心靈中的聖典
“高舉骨頭”：史識與詩情——原序
天涯浪子——後記
第五輯
《東方奧斯威辛》前言
後奧斯威辛時代與“第三種人”
關於《東方奧斯威辛》與角川的真實性——致陸川
第六輯
並非童話
自造的神話
為名所累
超於毀譽之上
“公眾人物”辨
忠言逆耳與好話背後的殺機
文摘
四
張資平小說中，愈來愈濃的個性主義色彩，無疑代表了“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的走向。張揚個性，同樣也是張揚人性，張揚個人的生命價值——這一條，直到今天，仍具有振聵發聾的意義，尤其是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後，人們才重新認識到了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以及人的權利，天賦權利。
本來，啟蒙主義就是“五四”的主流，張資平正是這一主流的代言人之一，而他作品當時流行的瞬間，正是個性主義的光芒在“五四”中一閃而過的片刻，主流也由此被淹沒、被切斷，化作了潛流或斷流。於是乎，執政者本身強調其權力意志，要把意識形態納入其既定軌道，所以，他的作品才屢屢被禁；而左翼作家們，又在現已承認為“左”傾路線的驅趕下，同樣對個性主義文學加以圍剿與否棄。於是乎，張資平的作品只剩下幾聲微弱的呻吟，最後索性噤聲了……可以說，“五四”只是在極為有限的時空中，張揚過個性。而所謂“團隊精神”的神話，在整個世紀中肆虐橫行，無所不在。
“團隊精神”神話的破產，還可以從另一方面揭示出來。所謂“一個人是龍，三個人是蟲”，中國人的內耗也是有目共睹的。內耗為的是什麼？無非是爭權奪利，以登上權力的極點，從而以個人意志取代所有人的意志。所以，中國王朝的更迭，如朱元璋對一同參與抗元的義軍的剿滅，才如此空前殘酷，黨同伐異才如此慘烈，所謂的“路線鬥爭”才如此頻繁……正是在“團隊精神”神話下，“文化大革命”才成了封建主義的集大成，“忠”字舞一時問成了最最革命的表現。
可以說，“五四”個性自由的觀念，轉眼即逝，很快便被淹沒了，它甚至只是元初的、粗糙的，遠沒能滋育生長起來——僅僅在張資平等人的小說中有所反映，而這很快便不被容忍了。 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不以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所有人的自由發展或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言。在“集體”（或化作家族、民族、國家種種）的旗號下，否定個性，否定個體生命價值，勢必走進一個怪圈，最終把人的解放予以顛覆。“文化大革命”似乎把“五四”時期激進主義的一面引到了極致，可最後得到的，卻是適得其反，全面復辟了“五四”要推倒的封建極權的傳統，打著“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導致了摧殘個性乃至生命的悲劇。
而這，難道不可以在二三十年代“左”傾文藝路線對張資平的批判中找出端倪么？其所針對的要害，便是從張資平作品中所肯定的“人慾”開始的，進而對人道主義、自然主義的圍剿——這一圍剿到80年代尚未終止。張資平最大的罪名，不正是“誨淫誨盜”、“毒害青少年”么？——奇怪的是，當時的右派政府與左翼作家們在這一點上竟又走向了一致，而張資平無非是多講了幾句人的欲望，生理的欲望與心理的欲望，便受到了來自“左”、右兩方的夾攻，最後只能在文壇上銷聲匿跡。
“五四”之後，胡適曾對人說過：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對比一下張資平的小說，可謂發人深省矣！張資平小說最大的“罪過”，不就是太著重個性、人慾的釋放么？而恰恰是這一點，才真正屬於20世紀中國的啟蒙聚焦。
時至今日，我們的文學還在補上這一課。而且，不僅僅是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張資平正是這一歷史進程中一個典型的“個案”，只是不少人還沒意識到，或者不敢以他為典型罷了。
因此，今天重提張資平的小說，並作出全新的評價，無疑也是對“五四”的一個重溫與拯救，這么說並不算過分吧。
當我們重返張資平小說的“身邊”（當時有“身邊小說”之稱）或“私人空間”時，當我們在現代市民小說中，由張資平、張愛玲一步步讀到今天王安憶、池莉、張欣對整個20世紀市俗生活的獨到的刻畫與描寫時，我們對中國在這個世紀的文明進程——包括世俗化、市民化，可有過另一番深刻的思考？張資平的作品不僅導入這一思考，而且已超越他人把這一思考引入深層之中。
上述幾個方面的論述，正是從他個人的命運、作品的命運出發的。
多少年來，張資平不是被“忘卻”了，而是被“遺棄”了。而他的被遺棄似乎更為徹底，不似胡適、陳寅恪一樣，各方尚可羞羞答答地關照上幾句。新時期以來，一個個被遺忘的人物都陸續粉墨登場，獨有他，仍是一決“禁臠”——也許，是因為“文化漢奸”之名貽害太深。記得我在《潘漢年》一書中，不無埋怨地說潘漢年太多地把有作為的文化人納入他的情報系統，以致關露等人最後都精神失常……
但是，從根本上說，張資平的被遺棄，其要害不在這，而在他始終是“脫了軌道的星球”，一個非體制自由知識分子，在體制化的20世紀中國，很難有他的生存空間，包括作品的發表空間——正因為這，他的命運在大的方面上是早已被注定了的，在任何一方的體制中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文化漢奸”無非是再加上一重封條罷了。而事實上，任過偽職並被判罪十年的周作人，何以比他更容易被人們重新提起呢？
但不管怎么說，到了21世紀——現正是2001年1月1日凌晨，作為他個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他的作品對“五四”的歷史貢獻，卻已有了極大的研究價值，不僅時間已過濾掉了許多歷史的塵埃，讓我們多少可以看得清晰一點，而且，在生存空間、精神空間上，也已多少容得下這樣一個“異類”——但願我們不會是操之過急，不至於再度予以“遺棄”。
科林伍德將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推向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五四”的歷史最為可信的部分當是思想史了。作為“五四”思想中真實的一部分——張資平小說中對人慾、個性的張揚，該有怎樣的歷史位置，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好在今天我們終於能說出這樣一句話了！
作為一部迥異的張資平評傳的卷首語，這裡只是“點到即止”而已，不可能是對張資平的全面評價，不少問題也未必講透，只有留待讀者在閱讀中補充了。
P89-92
張資平小說中，愈來愈濃的個性主義色彩，無疑代表了“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的走向。張揚個性，同樣也是張揚人性，張揚個人的生命價值——這一條，直到今天，仍具有振聵發聾的意義，尤其是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後，人們才重新認識到了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以及人的權利，天賦權利。
本來，啟蒙主義就是“五四”的主流，張資平正是這一主流的代言人之一，而他作品當時流行的瞬間，正是個性主義的光芒在“五四”中一閃而過的片刻，主流也由此被淹沒、被切斷，化作了潛流或斷流。於是乎，執政者本身強調其權力意志，要把意識形態納入其既定軌道，所以，他的作品才屢屢被禁；而左翼作家們，又在現已承認為“左”傾路線的驅趕下，同樣對個性主義文學加以圍剿與否棄。於是乎，張資平的作品只剩下幾聲微弱的呻吟，最後索性噤聲了……可以說，“五四”只是在極為有限的時空中，張揚過個性。而所謂“團隊精神”的神話，在整個世紀中肆虐橫行，無所不在。
“團隊精神”神話的破產，還可以從另一方面揭示出來。所謂“一個人是龍，三個人是蟲”，中國人的內耗也是有目共睹的。內耗為的是什麼？無非是爭權奪利，以登上權力的極點，從而以個人意志取代所有人的意志。所以，中國王朝的更迭，如朱元璋對一同參與抗元的義軍的剿滅，才如此空前殘酷，黨同伐異才如此慘烈，所謂的“路線鬥爭”才如此頻繁……正是在“團隊精神”神話下，“文化大革命”才成了封建主義的集大成，“忠”字舞一時問成了最最革命的表現。
可以說，“五四”個性自由的觀念，轉眼即逝，很快便被淹沒了，它甚至只是元初的、粗糙的，遠沒能滋育生長起來——僅僅在張資平等人的小說中有所反映，而這很快便不被容忍了。 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不以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所有人的自由發展或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言。在“集體”（或化作家族、民族、國家種種）的旗號下，否定個性，否定個體生命價值，勢必走進一個怪圈，最終把人的解放予以顛覆。“文化大革命”似乎把“五四”時期激進主義的一面引到了極致，可最後得到的，卻是適得其反，全面復辟了“五四”要推倒的封建極權的傳統，打著“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導致了摧殘個性乃至生命的悲劇。
而這，難道不可以在二三十年代“左”傾文藝路線對張資平的批判中找出端倪么？其所針對的要害，便是從張資平作品中所肯定的“人慾”開始的，進而對人道主義、自然主義的圍剿——這一圍剿到80年代尚未終止。張資平最大的罪名，不正是“誨淫誨盜”、“毒害青少年”么？——奇怪的是，當時的右派政府與左翼作家們在這一點上竟又走向了一致，而張資平無非是多講了幾句人的欲望，生理的欲望與心理的欲望，便受到了來自“左”、右兩方的夾攻，最後只能在文壇上銷聲匿跡。
“五四”之後，胡適曾對人說過：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對比一下張資平的小說，可謂發人深省矣！張資平小說最大的“罪過”，不就是太著重個性、人慾的釋放么？而恰恰是這一點，才真正屬於20世紀中國的啟蒙聚焦。
時至今日，我們的文學還在補上這一課。而且，不僅僅是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張資平正是這一歷史進程中一個典型的“個案”，只是不少人還沒意識到，或者不敢以他為典型罷了。
因此，今天重提張資平的小說，並作出全新的評價，無疑也是對“五四”的一個重溫與拯救，這么說並不算過分吧。
當我們重返張資平小說的“身邊”（當時有“身邊小說”之稱）或“私人空間”時，當我們在現代市民小說中，由張資平、張愛玲一步步讀到今天王安憶、池莉、張欣對整個20世紀市俗生活的獨到的刻畫與描寫時，我們對中國在這個世紀的文明進程——包括世俗化、市民化，可有過另一番深刻的思考？張資平的作品不僅導入這一思考，而且已超越他人把這一思考引入深層之中。
上述幾個方面的論述，正是從他個人的命運、作品的命運出發的。
多少年來，張資平不是被“忘卻”了，而是被“遺棄”了。而他的被遺棄似乎更為徹底，不似胡適、陳寅恪一樣，各方尚可羞羞答答地關照上幾句。新時期以來，一個個被遺忘的人物都陸續粉墨登場，獨有他，仍是一決“禁臠”——也許，是因為“文化漢奸”之名貽害太深。記得我在《潘漢年》一書中，不無埋怨地說潘漢年太多地把有作為的文化人納入他的情報系統，以致關露等人最後都精神失常……
但是，從根本上說，張資平的被遺棄，其要害不在這，而在他始終是“脫了軌道的星球”，一個非體制自由知識分子，在體制化的20世紀中國，很難有他的生存空間，包括作品的發表空間——正因為這，他的命運在大的方面上是早已被注定了的，在任何一方的體制中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文化漢奸”無非是再加上一重封條罷了。而事實上，任過偽職並被判罪十年的周作人，何以比他更容易被人們重新提起呢？
但不管怎么說，到了21世紀——現正是2001年1月1日凌晨，作為他個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他的作品對“五四”的歷史貢獻，卻已有了極大的研究價值，不僅時間已過濾掉了許多歷史的塵埃，讓我們多少可以看得清晰一點，而且，在生存空間、精神空間上，也已多少容得下這樣一個“異類”——但願我們不會是操之過急，不至於再度予以“遺棄”。
科林伍德將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推向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那么，“五四”的歷史最為可信的部分當是思想史了。作為“五四”思想中真實的一部分——張資平小說中對人慾、個性的張揚，該有怎樣的歷史位置，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好在今天我們終於能說出這樣一句話了！
作為一部迥異的張資平評傳的卷首語，這裡只是“點到即止”而已，不可能是對張資平的全面評價，不少問題也未必講透，只有留待讀者在閱讀中補充了。
P89-92
序言
我真正進入人道主義的思考，是在30餘年前即改革開放後寫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個年代的末頁》，於1980年被扣上“整個思想體系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帽子從而被塵封之後。坦率地說，在這之前，我幾乎沒怎么涉獵人道主義的相關理論著作。1979年4月14日平反出獄後，我便一口氣寫下這部長篇，年底前便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了。全書只是對“文化大革命”幾個連環冤案的反思。從理論層面而言，我不可能有什麼功底，全書甚至沒有出現過“人道主義”這樣的字眼。
但作為一個作家，對那樣一段歷史的非人性的、反人道的慘劇，無疑是有深刻體會的，作為“在場”者，怎能不提出抗議？
也正由於這一原因，10多年後，我又深入到了日本侵略者在廣州南石頭實施的殺害了上十萬粵港難民的細菌戰大屠殺的調查中。也只有這個時候，我的人道主義史觀才確立起來。其實，南石頭的大屠殺，其反人類罪行，絕不亞於南京大屠殺，與奧斯威辛的屠殺猶同出一轍。有人說法西斯對猶太人的屠殺是種族滅絕，也就是說，奧斯威辛的罪行，與南京大屠殺不同，但是，有了南石頭的細菌戰大屠殺，其罪行則不再有什麼性質區別或輕重之分了。因為南石頭屠殺就是種族滅絕。我們可以從日軍的檔案中看出，他們對“支那人”的仇視，與納粹對猶太人並無兩樣，更何況要對驅逐出香港的難民殺絕，不讓其進入他們已“治理好”的老占領區的做法，不跟把猶太人趕進“隔離區”再送毒氣室一樣么？
這難道不是種族滅絕的表現么？
將160萬港人“壓縮”到不到60萬人，特地於東京運來沙門氏菌以實施大屠殺，阻止大批香港難民進入廣州而設立南石頭難民營，這一切與我們在歐洲相關屠猶的資料中見到的，何其相似！很可惜，在這一罪行發生了70年，被揭露近20年之後，我們卻沒有再進一步發掘，尤其是深一層地思考。南石頭大屠殺本身，它的歷史建構，無論從中、日及世界三大層面上的建構，都是非常重大的。細菌戰與毒氣室，它們的“科技”含量，那種“批量”的、程式化的、冷靜的殺人……有誰去深究過內中的“人性”呢？在一個民族有了被屠殺的記憶之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去繼續思考它與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即正義、良心、平等、民主、自由，尤其是人道主義的關係呢？
思想只能從歷史中產生。
深邃的思想只能從歷史記憶、民族傷痕中生髮出來。
或許，被扣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罪名的那部長篇，雖然它不曾用過“人道”二字，但它激發的，不正是人道主義的思考么？
所以，它才觸動了某個敏感的神經。
今天，人道主義已不再是異端邪說，更非大逆不道了。為了紀念當年的遭遇，我才加上“宏博的人道主義隨筆”的副標題。當然，這部隨筆所選入的，自是與人道主義相關的文章，有對不同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反思，只是，它遠非一個有可能的歷史建構，我只是率性而為罷了。但願人們能從中感悟到什麼，善莫大焉！
但作為一個作家，對那樣一段歷史的非人性的、反人道的慘劇，無疑是有深刻體會的，作為“在場”者，怎能不提出抗議？
也正由於這一原因，10多年後，我又深入到了日本侵略者在廣州南石頭實施的殺害了上十萬粵港難民的細菌戰大屠殺的調查中。也只有這個時候，我的人道主義史觀才確立起來。其實，南石頭的大屠殺，其反人類罪行，絕不亞於南京大屠殺，與奧斯威辛的屠殺猶同出一轍。有人說法西斯對猶太人的屠殺是種族滅絕，也就是說，奧斯威辛的罪行，與南京大屠殺不同，但是，有了南石頭的細菌戰大屠殺，其罪行則不再有什麼性質區別或輕重之分了。因為南石頭屠殺就是種族滅絕。我們可以從日軍的檔案中看出，他們對“支那人”的仇視，與納粹對猶太人並無兩樣，更何況要對驅逐出香港的難民殺絕，不讓其進入他們已“治理好”的老占領區的做法，不跟把猶太人趕進“隔離區”再送毒氣室一樣么？
這難道不是種族滅絕的表現么？
將160萬港人“壓縮”到不到60萬人，特地於東京運來沙門氏菌以實施大屠殺，阻止大批香港難民進入廣州而設立南石頭難民營，這一切與我們在歐洲相關屠猶的資料中見到的，何其相似！很可惜，在這一罪行發生了70年，被揭露近20年之後，我們卻沒有再進一步發掘，尤其是深一層地思考。南石頭大屠殺本身，它的歷史建構，無論從中、日及世界三大層面上的建構，都是非常重大的。細菌戰與毒氣室，它們的“科技”含量，那種“批量”的、程式化的、冷靜的殺人……有誰去深究過內中的“人性”呢？在一個民族有了被屠殺的記憶之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去繼續思考它與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即正義、良心、平等、民主、自由，尤其是人道主義的關係呢？
思想只能從歷史中產生。
深邃的思想只能從歷史記憶、民族傷痕中生髮出來。
或許，被扣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罪名的那部長篇，雖然它不曾用過“人道”二字，但它激發的，不正是人道主義的思考么？
所以，它才觸動了某個敏感的神經。
今天，人道主義已不再是異端邪說，更非大逆不道了。為了紀念當年的遭遇，我才加上“宏博的人道主義隨筆”的副標題。當然，這部隨筆所選入的，自是與人道主義相關的文章，有對不同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反思，只是，它遠非一個有可能的歷史建構，我只是率性而為罷了。但願人們能從中感悟到什麼，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