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政治

性政治

《性政治》是美國作家凱特·米利特在1970年著作的一部博士論文,被譽為是“女權主義批評的一個里程碑”。

該作從性別差異入手,通過解構的方式,確定了重讀文本、重新認識性別身份對再現女性形象的重要性,打破以往以男子為中心的創作、閱讀和批評的規範,消解了傳統上男性作家在文學中再現女性形象的權威性和可信性。以女性特有的生活經歷、審美體驗和批評視角對作品進行閱讀和剖析,建構了一種女性主義的閱讀和批評方式。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性政治
  • 外文名稱:Sexual Politics
  • 作品別名:性的政治、性別政治
  • 創作年代:1970年
  • 文學體裁:論文
  • 作者凱特·米利特
  • 字數:400千字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作品思想,性別的政治,性別的審視,抗拒性閱讀,建構女性批評,作品影響,作品評價,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性政治》首先概述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在傳統的兩性關係中發生的巨大變化,接著論述隨後出現的反動年代的情況,這種反動使男權制的生活方式在做出某些改變後得以延續下去,並在約30年的時間內,阻撓了這一領域內任何革命性的社會變革。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性政治”、“歷史背景”和“性在文學中的反映”。第一部分表達了米利特對兩性之間權力關係的認識。她所說的性政治,是指在兩性關係中,男性用以維護父權制、支配女性的策略(反過來說,清除女性在這一關係中的附庸角色,同樣也是一種“性政治”)。第二部分基本上是歷史回顧:講述19世紀和20世紀女權主義鬥爭使兩性的傳統關係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對上述轉變的反動。最後一部分集中討論了性別權力關係在D"H·勞倫斯、亨利·米勒、諾曼·梅勒和讓·熱內等四位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的體現。

作品目錄

前言
二、論爭
二、戀母情緒
第一部 性政治
第四章 反革命(1930-1960)
三、過渡階段的性態度
第一章 性政治例證
一、反動政策: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模式
四、男同性戀情緒
第二章 性政治理論
二、思想的反動
五、宗教性儀式
第二部 歷史背景
第三部 性在文學中的反映
第六章 亨利·米勒
第三章 性革命(第一階段:1830-1930)
第五章 D.H.勞倫斯
第七章 諾曼·梅勒
一、政治背景
一、對性的虔誠
第八章 讓·熱內

創作背景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起與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它是政治運動深入到文化領域的結果,同法國工業革命和美國廢奴運動息息相關。
在18世紀末,參加法國大革命的婦女很快發現,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天賦人權”都是男性的。為此,婦女領袖奧蘭普·德古熱於1791年針對《人權宣言》發表了著名的《女權宣言》,主張婦女與男人有同樣的“天賦人權”,這種天賦的權利應包括:“自由、產業、安全、尤其是反抗壓迫。”與此相呼應,1790年,英國婦女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寫了《為人權一辯》。1791年,她又寫了《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以理性為武器,以婦女自己的聲音,向世界提出了婦女權利的要求。在婦女與男性有著相同理性的大前提下,沃爾斯通克拉夫特主要針對婦女的平等受教育和受平等教育的問題展開了自己的“辯護”,抨擊了盧梭等啟蒙作家在婦女問題上的偏見。
在美國19世紀30年代興起的轟轟烈烈的廢奴運動中,婦女發現了自身所處的受壓制和無權利的狀態。1848年首屆女權大會在美國的田納西州召開,會議通過了伊莉莎白·凱迪·斯坦頓起草的以《獨立宣言》為藍本的《權利和意見宣言》,還通過了要求給予婦女以選舉權的決議,標誌著美國獨立的女權運動的開始。這場女權運動主要是資產階級婦女向本階級的男性統治者要求平等參政、平等就業、平等受教育等具體平等權利的運動,對於更高意義上的性別平等卻涉及不多,未能觸及父權制文化本身。因此,雖然有艾德琳·維吉尼亞·伍爾芙的《一間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出版,女權主義的文化批評仍未形成氣候。
二次世界大戰後,大批男性從戰場上回來,重新占據了戰爭期間由婦女擔任的工作崗位,女性又重新回到家庭。在這種情況下,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出版了,她在此書中猛烈抨擊了那些來自社會和婦女自身的、要使婦女成為賢妻良母的虛假的論證,提出了“婦女走出家門,自己養活自己”的口號,並對弗洛伊德有關婦女的帶偏見性觀點進行了批判。
女權主義者們越來越發現,男女的平等不僅存在於選舉權、就業權、受教育權等社會政治領域,而且在文化中也有深深的烙印。在文學創作中,特別是在被認為是主流文學的男性文學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別歧視現象存在。
由於女權運動主要目的在於提高婦女對自我地位和潛力的認識,因此,它很容易導向一種文化批判:在文化批判中,通過分析女性從屬地位的形成原因,提高婦女對自身和現實的認識,使之得以從父權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相應的著作、女權主義刊物和婦女出版社應運而生,為婦女的言論提供了陣地。同時,以婦女為研究對象的女性學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一些高等學府的知識婦女對明顯帶有性別偏見文學批評標準產生了懷疑,她們通過對文學作品中的婦女形象及一直不為父權制標準所看重的婦女文學進行分析研究,清理“經典”男性文學中的性別歧視和對女性形象的歪曲。這一時期的美國女性主義批評主要是“女性形象”批評,多半為作品評論,亦即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或在男性評論家評論女性作品時所運用的批評範疇中去尋找女性模式。它以從性別人手重新閱讀和評論文本為主要方法,以將文學和讀者個人生活相聯繫為主要特點,以批判傳統文學,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對女性的刻畫以及男性評論家對女性作品的評論為主要內容,以揭示文學作品中女性居從屬地位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根源為主要目的。代表性論著除了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還有瑪麗·埃爾曼的《想想婦女們》,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以及蘇珊·科帕曼·科尼隆編選的論文集《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女權主義透視》。
其中,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成功地把文化批評文學批評結合起來,實現了從文化批評向文學批評的過渡,創立了女性主義文學的批評方法,並使女性主義發展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批評力量。《性政治》是凱特·米利特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一篇博士論文,1970年即由紐約一家出版公司公開出版。

作品思想

性別的政治

如按照一般詞典的解釋,性這一詞具有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意義,性被理解為一種生物性的。對於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研究,人們會問:“性問題難道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嗎?或者說性問題何以可能從政治角度來認識和看待?”
米里特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取決於人們對政治的定義。政治其實是有許多種定義的,《性政治》一書中所指的政治並不是通常所指的議會開會、參與選舉、政黨等等,而是指一群人可用於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係和組合。把這個定義再擴大一點,政治就可以被理解為“維持一種制度所必需的一系列策略”。人們雖然一直都有關於自由獨立、不受他人支配與控制的政治理想,並也以各種方式為實現這一理想竭盡努力。但遺憾的是,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卻都未能真正實現這個政治理想,即依仗某種權力支配其他人和其他群體的現象往往比比皆是。最為典型的就是封建社會根據宗法血緣關係,把人的身份或界定為王公貴族,或界定為平民、奴婢。依據出身門第而獲得的身份,王公貴族就可擁有更高的社會等級和更大的權力,就可對平民、奴婢施行全面控制與支配。這樣的社會結構與關係決定了一部分人是統治者,另一部分人則是被統治的對象。女性主義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的獨特之處,是指出男女兩大群體的界定,其實也是依據與封建等級制度類似的“自然”模式,在父權制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由男性對女性實行全面控制與支配,這在本質上與種族、階層、階級間的控制與支配並無二樣。如果說,種族關係、階級關係是一種政治關係,那么性別關係同樣也是一種政治關係。這便是米里特“性政治”理論中的一個核心觀點。
米里特還對有關兩性關係的規範、制度進行了考察,發現“從歷史到現在,兩性之間的狀況”是“一種支配與從屬的關係”,即男人依據天生的、生物學性別就可獲得特權,並以此控制、支配女性。並且,這一統治權在父權制社會中被制度化。按《性政治》一書中的說法,男性控制與支配女性的制度要比種族與階級間的壁壘嚴酷得多,無論這些思想表面上是多么沉寂,但實際上卻仍是“我們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識、最根本的權力概念。”這就是說,性別這種政治統治是根深蒂固、很難徹底清除的。在歷史上,多數男權制社會都曾以立法的方式強化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與支配。如在阿富汗和沙烏地阿拉伯,就規定對通姦蕩婦的處罰是用石頭將她砸死,並須由一位毛拉(高僧)主持行刑。在日本的德川時代則規定,武士的妻子與人通姦的醜聞若被公眾得知,武士就必須將妻子處死。然而,不論是過去或現在、東方或西方,對姦夫卻沒有同樣的懲罰規定。因為在父權制文化看來,一個男人與人私通並不被看作是通姦,而只是對他人財產、利益有所侵犯,只須在經濟上有所賠償。在書中,米里特還舉出美國南方的例子。早期的南方曾爆發過一些族群間激烈的爭鬥與仇殺,目的是為了維護不同族群男性的財產、利益和榮譽。在此過程中,強姦敵對族群的婦女就成為爭鬥及發泄仇恨的一個手段。因為就南方的傳統觀念來看,強姦並不是對婦女本身的侵犯,而是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的侵犯,即是通過傷害“他的女人”,來達到敗壞他的財產、利益和榮譽的目的。米里特認為,以上這些通姦處罰及對強姦的理解,早就超出了性的純粹生理學、心理學意義,而十分清楚地表明性和性關係都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毫無疑問是一種古老而特殊的社會控制、支配和侵犯的手段。可見,歷史與現實都說明,“性政治”既是開展社會歷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視角,也是政治體制和政治控制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米里特還把社會對男女不同氣質、角色、地位的規定以及人們對此的認同,也看作是“性政治”的表現與功能。西方傳統認定男性是更加優越的性別群體,不僅身強力壯,在精神上也積極進取、具有智慧與理性;而女性則依賴、脆弱、情緒化,一輩子都不能達到成熟;在兩性關係上,男性主動、女性被動被認為是合適的,甚至男性的性暴力、性攻擊性都被看成是男性的成就與威望,男性在兩性關係上具有強權地位,並持這一強權占有、使用、掌控女性,等等。這些傳統觀念實際都來源於父權制文化對男女性別角色不同的要求與規定,是由後天的、社會的力量決定的,與性的生物學基礎並無內在關聯。而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定位也就在這些規定之中被塑就了,成為影響遠久的強大的傳統力量,女性由此淪為一個受控制、受支配的“次”群體。這一切都源於父權制、並與父權制的強權統治相一致,並成為維護和鞏固這一制度“必需的一系列策略”。
對父權制及“性政治”的前景,米里特的態度慎重而辯證。她認為世界上沒有一種現象可與父權制根基的堅固相比較,它幾乎成功地將自己標榜為人類的天性。然而,當這一制度占統治地位時,它無須為自己辯護,但一旦它的運行機制被揭露出來並受到質疑時,父權制及“性政治”不僅會任人議論與批判,還將面臨無可阻擋的改變。
《性政治》試圖廣泛地分析父權制,探索各種文化歷史,揭示政治權力的分配原則(根據勞動的原始的性別分工分配政治權)。在米利特看來,父權制被視為賦予兩種生物學性別的不平等角色和地位的等級體制——男性統治女性,這是生來就有的優先權。它在心理、情感及人與社會結構之間層層滲透,是父權制使女性卑下與服從的作用方式的反映與再現。米利特從意識形態、生理、社會學、階級、經濟和教育、權力以及神話和宗教等七個方面對男權社會進行考察,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當今社會中男性和女性從心理氣質到性別角色,乃至社會地位等,其實都不是先天決定的,而是一種後天的文化構成。她借用社會學的重要理論對“性別”和“性屬”進行了區分。她認為“性別”是生物學的概念,而“性屬”則是心理學的概念,亦即在文化意義上已經獲得了性身份,因此,她更贊同用“性屬”來代替“性別”。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曾指出,在一些非西方社會中(如德昌布利族),男女兩性所呈現的性特徵與傳統社會的情形恰恰相反,男人熱愛和平,女人爭強好鬥。她認為“兩性人格特徵的許多方面極少與性別差異本身有關,就像社會在一定時期所規定的男女服飾、舉止等與生理性別無關一樣。”“不同文化成員間的差異……是由文化機制所決定的。”米利特和其她一些女權主義者對社會學家把被動、順從的特徵視為是女性生來就有的觀點進行了攻擊,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指出的那樣“女人並非生來就是女人,而是後天才成了女人”。米莉特認為,植根於社會中的性角色是受壓制的,而在支配與從屬這一不平等關係之中則存在著一種角色之外的行為,即“性政治”。

性別的審視

《性政治》最突出的貢獻是對婦女受壓迫的原因從一個更高更廣的文化層面上進行了審視。在米利特看來,兩性關係並不僅僅是身體的生理活動,它實際上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人的各種態度和價值觀都會在這個問題上得到反映。米利特認為,人們通常只把政治看作是料理和支撐一個國家或政府的方法和手段,其實,政治也表現在對待一種現行體制的態度上。父權制就是一種社會體制,而現行的兩性關係則是對這種父權制社會體制的一種支撐。因此,她界定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Power),並試圖證明不管人類在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兩性之間的這種支配和被支配,已成為人們文化中最普遍的意識形態,並毫不含糊地體現出了它最基本的權力觀念。她對“性政治”所下的定義簡而言之就是:占統治地位的性別籍以求得維護自身權威並將其權威擴展到從屬地位的性別之上的過程。米利特的論著從總體上來說便是對這個論述的精琢,籍以表現這一過程遍及整個文化生活,並具有持久性。為此,她選擇了能夠最大限度地明示這一論點的全部論題和例證,而且每個細節都有機地從屬於全文的政治旨義。不僅如此,她對自己的女權主義先輩,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瑪麗·埃爾曼等沒有給予必要的認同,對待女性作家的態度,除了夏綠蒂·勃朗特之外,要么是一筆帶過,匆匆打發;要么是閉口不談、隻字不提。因為在米利特看來,假如她將大部分內容用於分析女作家的顛覆模式,那么無形中就會削弱她的性政治論點,所以《性政治》一書專門針對男性作者,而排斥任何可能出現的“母親形象”。因此,米利特關於性意識形態的觀點並不能說明這樣明顯的事實: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曾有一些特別傑出的婦女的確努力反抗過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全面壓迫,意識到自己受壓迫的地位並吶喊出了反抗男性統治的心聲。

抗拒性閱讀

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早期階段每每十分強調政治意識。在米利特看來,不管是哪一個階層的男人,他們都用意識形態這根至尊的棍棒來打擊婦女,婦女脆弱、受虐狂的特性完全是男人強加的。米莉特認為,婦女是一種被壓迫的人,要想抖落枷鎖,獲得自由,只有識破並反抗占統治地位的父權制意識形態。
凱特·米利特始終對自己的父權制壓迫單項原因論堅持不懈,這就導致了她純粹地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解釋一切文化現象。她認為,在父權制的社會裡,男性與女性處於一種主動與被動、支配與服從的關係之中。這種不平等的關係落實到文學上便是作者與讀者構成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出於這種認識,米利特要求婦女讀者以一種抗拒的態度來閱讀男性文學作品,抗拒的閱讀不僅是一種文化行為,而且有著政治意義。
抗拒的閱讀首先由朱迪斯·費特莉在《抗拒的讀者:評美國小說的女性主義方法》中提出,她認為:“女權主義的批評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抵制性而非認同性的閱讀,應該將灌輸到我們頭腦中的男權主義思想蕩滌乾淨”。喬納森·卡勒在《論解構》一書中引用了她在此書中的論述,說明了男性文本對婦女讀者的限制和對女性經驗的排斥:“美國小說中的主要作品構建了一系列建立在女性讀者之上的構想”,多數文學作品“都堅持其普遍性,但同時又用具體的男性詞語來界定那種普遍性”。換言之,這些男性文本都採用一種以男性為閱讀對象的敘述策略,當這些故事的讀者是男性時的那種本質上簡單的認同行為,在當讀者是女性時,就會陷入一片紛亂的矛盾之中。“在這類小說中,女性讀者共同加入了一種她被其所明確拒斥的經驗中,她被要求認同一種與她相對立的自我,她被要求反對她自己。這種對女性閱讀困境——被男性文本所誘惑和出賣一一的描述,與一種變革閱讀方式的要求相伴而生,女權批評的第一個行為就是從一個贊同型讀者(assenting reader)變成一個抗拒性讀者(re-sisting reader),通過這種抗拒贊同的行為,把根植於人們心中的男性意識祛除,了解並表現婦女生活的真相,變革舊的性政治秩序,以此作為對自己受支配地位的反抗。並使得父權制的性政治策略能夠在這抗拒性的閱讀中得以清算。作為文學批評家,米利特的重要性就在於她捍衛了讀者的權力,拒不承認文本和讀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固定的接受等級制,向作者的權威進行挑戰,使得從女性視角對男性文學作品進行顛覆性的閱讀有了可能。在這種抗拒性的閱讀中,婦女經驗成了先驗的假定,婦女可以通過建立自身經驗與閱讀的連續性,解構男性作品中複雜的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米利特試圖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批評話語。

建構女性批評

作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米利特輕視甚至無視文學文本的形式結構,她的批評是純粹的內容分析,強調文學是思想意識的直接反映。在她看來,文學及父權制意識的所有其它文化產物都被認為是觀念的,男性作家憑藉其性別,在他們小說的小天地里再現現實世界的性政治。父系文化把文學創造力定義為男性的一種素質。為此,米利特在“文學反映”這一部分里將波伏娃對五位男性作家的分析方法運用到自己對性政治的清算上,她選擇了西方文學傳統中最推崇大男子主義和性暴力的三位作家——英國的戴維·赫伯特·勞倫斯、美國的亨利·米勒諾曼·梅勒作為反面典型進行批判,並對法國作家讓·熱內的同性戀世界作了分析。米莉特主要從男性作者筆下的女性形象所處的男女關係中受支配、被物化的地位,來揭示男性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性政治策略。它的重要性在於引入一種女性視角,“我們第一次被要求作為女人去閱讀文學作品,而從前,我們,男人們、女人們和博士們,都總是作為男性去閱讀文學作品。”米莉特認為這四位男性作家為她提供了“性描寫的範例”,再現了父權制性政治的規範價值。這四位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婦女形象,是建立在男女間性別權力關係基礎之上的。他們在對男女性行為的描寫中,尤其明顯地注入了社會和文化的因素,充分表現了兩性關係中權力分配和權力使用的不均。米利特認為,在勞倫斯、米勒、梅勒等創作的以男子為中心的作品中,女性都被當成了一股令人煩惱、應予壓制的少數人勢力,男性都希望有一種能夠對女性實現有效控制的社會秩序。
在另外的一些章節中,米利特還對性革命第一階段的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其中特別提到了丁尼生的詩歌創作,在他的作品裡,女性被整整齊齊的歸類於那一時代精心構築的有關花卉的意象:百合和玫瑰。百合們是被強制著進人了沉悶和替代性存在的女性,如夏洛特;或是將終身許給了影子的可憐蟲們,如百合少女阿斯托特……她們都善良、純潔、內斂而順從;矢志於性的玫瑰們是她們的相對物,她們邪惡、狂野、貪婪而自私。這兩類花們,結局都不甚美妙:當一朵百合,命中注定自己走向死亡(雖然它體現了男性的審美理想);當一朵玫瑰花,就是置他人於死地。這就是男性作者筆下的女性形象——不是“自殺者”就是“殺人犯”。如果說百合是被男性以神聖化的方式剝奪了生命的話,那么對玫瑰的詛咒則表達了他們對某些女性氣質的厭惡和恐懼。但是,在米莉特看來,玫瑰形象恰恰是女性創造力對男性壓抑的反抗形式。

作品影響

在女性主義思想史中,被列為女性主義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性政治》名列其一。
1969年,旨在“剖析文學和政治哲學如何精心地合謀著反對性的平等”的《性政治》成為美國的暢銷書,一版就銷售8萬冊。從1970年至1990年,在美國再版8次。
作為“女性主義批評”的經典之作,《性政治》奠定了從“女性形象”批評進入“婦女中心”批評的理論基石。但此書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本身,它之所以成為女性主義的一個里程碑,還在於它引發了一場持久深入的論爭。在論爭中,許多理論和文學實踐問題又被帶著往前走了一步。比如,在《性政治》中受到最激烈抨擊的作家諾曼·梅勒奮起回擊,於第二年出版《性的囚徒》。可見《性政治》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本身劃時代的意義,以及它所引起的反響。

作品評價

美國期刊《社會學季刊》:“學術界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第一本書。
美國雙日出版社(Doubleday's trade division):《性政治》是“誕生的十年來最重要的書籍之一”,並將其納入其周年紀念選集。
美國歷史學家亞瑟·馬里克(Arthur Marwick):“激進主義女性主義的兩個關鍵文本之一”。
1970年《紐約時報》:《性政治》將成為“婦女解放的聖經”,“一段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生死方面的激情思考”。
1974年《英語周記》(English Journal):這十年“提高全國男性憤怒”的女權主義的書籍之一。

作者簡介

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美國女作家,女權主義先驅。1934年出生於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米利特的專業是文學,她的研究就從極端男性沙文主義的小說入手,她發現書里寫的根本不是性,而是權力關係,是他們渴望隨心所欲地安排女人,甚至設計她們的欲望、身體和感受的微觀政治。在這個基礎上,凱特·米利特寫成了她的博士論文《性政治》。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通過對父權制社會中兩性關係的剖析,反映了文學和政治哲學如何精心地合謀著反對性的平等。她以女性特有的生活經歷、審美體驗和批評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閱讀和剖析,建構了一種女性主義的閱讀和批評方式。
凱特·米利特凱特·米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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