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閹割

在秦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之前，中國境內邦國林立，據說夏有萬邦，商代有八千方國，到了殷紂時期隨武王伐紂者也有八百諸侯，其後互相攻伐，相繼湮滅。此時，各邦國統治者互相競爭，時刻有危機感，他既要貪婪地攫取別人的領土、財富、人口，又要防止別的邦國對自己這樣做，主要的威脅在外部。因此，稱王稱霸的願望使得各種新思潮和人才受到很大重視，以至於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重士”、“徵士”、“養士”成為時尚，思想相當活躍，出現“百家爭鳴”的盛況，形成儒、墨、道、法、陰陽、名辯、縱橫、兵、農、雜家等各種學派，他們互相爭論詰難，又互相吸收補充，出現了思想文化的繁榮景象。然好景不長，秦滅六國，統一海內之後，隨著外患的消除，“兔死狗烹”，消除內部的威脅，已經成為“皇帝”的首要任務了。為了達到自己家天下，傳萬世的目的，掌天下之大權的始皇帝最想讓臣民喪失犯上作亂、取而代之的思想與能力。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讓天下人喪失作亂的思想，是根本的釜底抽薪之法，那么，能不能像閹割宦官的生殖器那樣，把臣民的思想閹割掉呢？這已經被歷史所驗證：在秦皇收天下之兵，鑄以為金人十二的同時，執行了嚴厲的焚書坑儒政策。這是歷史的巧合也是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宦官制度自秦開始逐步加強，而全國性的思想禁錮也以秦朝為始。焚書坑儒，是對中國人的第一次思想閹割，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中國思想閹割的大幕徐徐拉開了。中國歷史上關於思想閹割的重要政策（一）焚書坑儒李斯是一位很有見識的臣子，他敏銳地把握到了時局和秦始皇心理的變化，他說：“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但是現在的形勢卻與皇帝的意願不一致：“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參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這番利害析說，使始皇大為稱是，準許了李斯提出的焚書、禁止私學、以吏為師的建議。李斯的一個建議，就使秦帝國統治所及之處，到處點燃了焚書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獻，除了秦國的歷史書籍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盡皆化為灰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焚書”事件。至今學術界仍然有秦始皇是否“坑儒”的爭論，實在無聊的很。秦始皇一開始對知識分子實行拉攏政策：“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其目的很明顯：其一興太平，其二求奇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證明這一政策不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這些文學之士“越言乃三代之事”、“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因為這些人太不識時務，李斯稱他們為“愚儒”；求仙藥之事則“徐市費以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更為要命的是，這些人居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罵娘：“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默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知識分子的不馴服，導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轉變。表面看來，淳于越博士分封之議引發了“焚書”，侯盧二生的逃亡導致了“坑儒”，但是其背後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焚書”是秦始皇政策的轉折點，“焚書”之後，“坑儒”僅僅就是時間問題了。而且據史書記載，秦始皇坑儒不止一次，前一次是在鹹陽公開坑的，後一次是在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地里用欺騙的手段秘密坑的（事見《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所以“坑儒”是秦始皇有預謀的政治事件，並非少數人作奸犯科而偶然引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朝統治者幾乎禁絕當時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但是仍然不能改變其二世而亡的命運。起來滅亡秦朝的是沒有文化的農民和基層官吏：“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焚書，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卻並不是儒——亭長，走卒，翁牖繩樞之子，田亡隸之徒，根本不讀詩書的人。沒有武器，他們會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這樣看來，秦始皇的辦法並不好。（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到了漢初惠帝四年則“除挾書律”，諸子學說復甦。漢朝初年，政治上無為而治，經濟上與民休息，黃老刑名之學占了上風，《漢書》儒林傳：“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當時，諸家學派相互鬥爭，獻媚爭寵，熱鬧得很。漢武時期，經過衛綰、竇嬰、田蚡、魯申公、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學一步步地占據了統治思想的地位。且不論漢武時期儒家怎樣和黃老學派鬥爭並勝出，從史實看，西漢初年每一代統治者治國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導思想，而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突出了一個“獨”字。顧頡剛先生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唯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漢朝統治者的意圖是非常恰當的：這就像對付一頭驢子，不是把驢子捆起來不讓它動，甚至乾脆把它殺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裡拉磨轉圈。被捆起來的驢子是要反抗掙扎“嗷嗷”叫的，殺掉驢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轉圈的驢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漢朝統治者讓知識分子拉的那個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們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對後世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雖然漢朝統治者為知識分子劃了一個大圈圈，但是如何讓他們進入這個圈圈是一個大問題。由於漢代的人才選拔制度的缺陷，限制了獨尊儒術政策的影響力。漢代統治者使用“察舉”和“徵辟”並輔以考試的方法來選拔人才，分為孝廉科、茂才科、賢良方正科、明經科、明法科、童子科等，設定五花八門。由於察舉大權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並且舉薦的條件沒有統一的標準，這種制度就給了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機會，知識分子沒有門第和靠山便很難被舉薦。而被舉薦的人則：“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審舉》）。至於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按家世和才德分為九品，按品授官，更是有失公平，這就堵塞了底層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的門路，以致發出“貴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嘆。（三）科舉考試隋唐統治者開科取士的後果之一是給了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的希望，後果之二是學術的功利化。使知識分子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榮身之路，這一政策與儒家的“學而優則仕”一拍即合。從此國家機器不僅為知識分子指定了學術的範圍，更進一步指出了學術的目的：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天下知識分子盡被閹割矣！從“天下英雄盡入我轂中矣”（見王定保《唐摭言.述進士上》）這句話，我們可以想像到唐太宗李世民洋洋得意的姿態。唐代科舉可自由報名，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不僅使得選拔的範圍擴大，而且較以前的察舉較為公平。唐代考試的科目，每年分科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稱制科。據《新唐書》卷《選舉上》，常科考試的過程為：“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蓍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部試之”。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應麟《困學紀聞》說：“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通過了考試，就取得了當官的資格。所以“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見《十通分類總纂.選舉類》）。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見王定保：《唐摭言.散序進士》）功利是學術研究的最大敵人，現代科學諸學科均源於古希臘，古希臘人認為學術是排斥功利的。亞歷士多德在《形上學》中開篇就說：“求知是人的本性”，“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我們不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尋智慧：只因人本自由”。古希臘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德謨克利特因為花園的美景透過眼睛干擾了自己的思想，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雙眼。亞里士多德避居海峽，因鬧不清海峽水流變化的原因，竟然縱身跳進海峽。泰勒斯一心思考“天體”，走在路上跌入坑裡，受到妙齡婢女的嘲弄。一個青年跟歐幾里德學習《幾何原本》，問學了幾何後有什麼用處，歐幾里德勃然大怒，對僕人說：“給他三個錢幣，因為他想在學習中獲取實利”。至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等冒著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和火刑的威脅從事科學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義的眼觀來審視之。隋唐科舉考試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引導了學術的功利化傾向，其負面影響是深遠的。也應該看到，唐宋間朝廷科舉制度科目繁多，考試的範圍也較寬泛，因此，知識分子的自由發揮餘地也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門，甚至有“不求聞達”(不求顯達)科、“高蹈丘園”(隱居丘園)科。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試《九章算術》、《周髀算經》、《海島》、《孫子》等，道舉要考試《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醫舉科要考試《本草》、《脈經》、《素問》、《傷寒論》等。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重帖經墨義，進士重詩賦雜文。唐代取士，不僅看考試成績，還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薦。因此，考生紛紛奔走於名公巨卿之門，向他們“投獻”自己的代作，稱為“投卷”。向禮部投獻的稱“公卷”，向達官貴人們投獻的稱“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進士科故實》）投獻的作品，有詩，有文，也有最能表現史才、詩筆、議論的小說。《幽徑錄》、《傳奇》以及在宋代還廣泛流傳的唐詩數百種，都是當時考生們的投獻之作（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宋代科舉考試的科目、內容和方法，發生了多次變化，但基本上是詩賦、經義並重，當時文體還是較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主要被引導到文學方面來，中國文化以詩詞文章為代表，達到了一個高峰。（四）八股取士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說吸收了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唐太宗開科取士思想的精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此類觀點，古來有識之士多有論及，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擬題》：“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心，有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論》：“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記饒廷襄曰：“明祖以時文取士，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轂’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林則徐舉酒相屬，嘆為“奇論”。說的都是這個道理。可以說，閹割中國知識分子之思想最為鋒利的利刃莫過於明清時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記載其科舉制度為：“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見《明史》卷70《選舉志二.序》）八股文的題目限制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要求士子代聖人立言，用古代聖賢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須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數填寫，毫無自由發揮的餘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續數百年，而今人卻很少看到他們的八股文，是因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舉，此外無論公私文書、文史論著、抒情、敘事、說理等等，都不可能採用八股體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瑣而又等級森嚴、集中體現出政治全部精神的科舉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於奴化、禁錮知識分子，使社會的這部分最活躍的精英力量萎縮、沉淪，他們被囚禁在程朱註疏、八股章句的枷鎖中，顫慄在文字獄和科場案的屠刀下，掙扎攀爬在從童生、秀才到舉人、進士的層層階梯上，根本就喪失了唐宋以前知識分子階層的魄力和自主精神。思想閹割的危害中國古代集權統治營造了單一思想體系的社會環境，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才選拔制度，而且最大可能地把知識分子納入這一制度之內，從歷史來看，很少有人能超脫於體制之外。對於閹割了肉體的人，他的出路在於進宮當宦官，而閹割了思想的人他的出路也在於進宮，去當臣子，前者為皇帝服侍內宮，後者輔佐皇帝治理天下並閹割其他的人。正如被閹割肉體的人不會產生性慾的衝動，被閹割了思想的人怎么會產生思想的衝動呢？兩千多年來的思想閹割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矮化和活力喪失，最終導致了全民的愚昧。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說》當中歷數了中國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後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載道”之事固無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並自愚耳。長期的思想閹割使得明清以降中國人思想封閉，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現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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