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愛錄

《徐愛錄》是明代文學家王守仁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徐愛錄
  • 創作年代明代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王守仁
  • 作品出處:《傳習錄》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徐愛錄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雲‘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講求。就如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慾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慾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慾,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欲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么意?。某要說做一個,是什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宋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茍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吻合,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為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慾,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慾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慾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盪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入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於存天理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慾,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二,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慾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資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作者簡介

王守仁(1472年—1529年),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其學術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立德、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弟子極眾,世稱姚江學派。其文章博大昌達,行墨間有俊爽之氣。有《王文成公全書》行世,《明史》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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