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二戰後建立的以黃金—美元為核心的“
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受到嚴重挑戰,70年代初期的“
尼克森衝擊(Nixon Shock)”宣告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從1970年至1994年,美國
政府基本都在實施弱勢美元政策,美元匯率一路狂瀉,70年代的10年,美元兌換黃金的
匯率差不多下降了90%,80年初美元短暫回升後再次調頭向下。整體上,弱勢美元政策下美元一蹶不振。
美元與黃金脫鉤並
長期走軟,緩解了美元兌換黃金的壓力和削減了美國的對外債務負擔,但弱勢美元並沒有能夠解決美國經濟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伴隨美元狂跌不止的,是美國
對外貿易逆差的迅速膨脹。1990年中期,美國還面臨一連串的巨觀經濟問題:日益增長的
通貨膨脹風險;不斷擴大的
政府預算赤字;難以彌補的
儲蓄—投資缺口。繼續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已經無法解決而只會惡化這些問題。
1995年,第二任柯林頓政府對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了一輪較為全面的反思與評估。鑒於弱勢美元政策的不成功,結合對美國國際、國內環境的分析與預判,時任柯林頓政府財長的魯賓大膽地提出了強勢美元的政策主張。
強勢美元政策(Strong Dollar Policy)的核心內容是運用
貨幣政策工具遏止美元的頹勢,容許美元匯率的適度高估,解決美國經濟中面臨的問題,促進美國經濟成長。
原因
1、為了誘導已經游離的美元回流美國。由於美國連年的巨額對外貿易逆差,大量美元“出口”到貿易順差國,形成
歐洲美元(或稱離岸美元)游離於美國境外,不受美國政府的掌控,對美國經濟而言,是一顆隨時有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強勢美元政策有利於誘導已經游離的美元回流美國,並能得到適當的監控,減緩其衝擊力。
2、為實施投資導向戰略提供保障。在
經濟成長的各要素中,
投資(特別是
私人投資)對美國經濟成長的貢獻最大,而由於
對外貿易依存度小,
淨出口對美國經濟成長的作用有限。因此,在
出口導向與投資導向的權衡取捨中,美國應該也只能選擇投資導向。然而,美國國內的
儲蓄率偏低,存在較大的儲蓄—投資缺口,單純依靠美國國內的儲蓄形成的投資已經無法支撐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所需的
投資,“進口”資本是實施投資導向戰略的重要保障。只有實施強勢美元政策,外國資本才會“自願”地流入美國,彌補其
儲蓄—投資缺口。
3、緩衝降息帶來的通貨膨脹風險。美國要實施投資導向戰略,就必須降低利率以刺激
投資需求,然而,降低利率又會使美國經濟暴露於通貨膨脹風險之中。對通貨膨脹風險的畏懼制約了美聯儲利率工具的操作。強勢美元政策下廉價的
外資及進口商品的輸入,將有效地緩衝
美聯儲降息帶來的
通貨膨脹風險。
4、為了充實美國債市。由於軍費預算及強化美國全球霸權的
需要,美國每年的
政府開支龐大,如果僅僅從美國國內資本市場融資,勢必與美國的私人投資需求“爭食”,美國朝野當然都不願這種狀況出現。要尋求“
外源融資”充實美國債市,強勢美元政策就必須得到實施。
5、為了增強紐約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美國是全球實力雄厚的
金融市場,但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位中,紐約卻一直位列倫敦之後屈居老二,這是美國不願看到的事實。倫敦之所以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巨大的
歐洲美元業務。強勢美元應該能夠削弱倫敦的
競爭力而強化紐約的實力。
6、為了鞏固美元的國際地位。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歐元呼之欲出,歐元將對美元的國際霸權形成巨大的挑戰,強勢美元有利於鞏固美元的地盤,阻滯
歐元對美元的潛在威脅,
保證美國政府從“
出口”美元中獲得的巨大的
鑄幣稅收入。
調整
隨著美國國內政治、
經濟環境的變化,強勢美元政策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目前,該政策正面臨一系列微妙的調整。近期,美國現任財政部長約翰·斯諾暗示,布希政府已經放棄了長達8年之久的“強勢美元”戰略,引爆了
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美元恐慌。雖然隨後美國總統布希和斯諾都堅持說美國仍在執行“強勢美元”政策,但是,他在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上對這項
政策給出了新的解釋。他認為,美國政府已經不再根據美元與其他主要貨幣的市場價值衡量美元的強弱,美元匯率的下跌有利於美國的出口,並且認為“強勢”意指美元使公眾產生的信心和它的防偽能力。同時,美國政府官員也多次表示,他們對最近美元
匯率的下跌感到寬慰,並且不反對美元匯率的進一步下跌。由此可見,美國的強勢美元政策正發生微妙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