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康心如
- 別名：名寶恕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綿陽
- 出生日期：1890年
- 逝世日期：1969年11月16日
- 畢業院校：日本早稻田大學
- 主要成就：抗戰期間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發展四川美豐銀行 - 籍貫：陝西城固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康心如先生像美豐銀行的奢華時光，在抗戰勝利後，漸漸不復存在；1945年後，美豐仍四處擴張分支機構，康心如還赴北美考察，但國共內戰日漸升級，國統區經濟一日不如一日；國民黨“幣制改革”失敗，美豐銀行內部匯兌業務亦受重創，在一系列的應對措施都失敗後，重慶迎來了解放的一天。
1950年，美豐銀行的經營已經無法維持，瀕於崩潰；康心如曾想將美豐大樓抵押，用以貸款，未能如願；這一年的4月3日下午，美豐銀行召開緊急行務會議，商討救亡之策，直至深夜，仍無有效解決方案；康心如終於認識到，私營銀行業務在新中國已發生巨大變化；第二天，這家存活了二十八年歷史的銀行，宣告停業。
建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等並參加了民主建國會；康心如在學習和逐步深入了解了黨的各項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也曾非常希望能儘自己的微薄之力為祖國效勞。特別是在安置批發商轉業的問題上，做了大量工作，並提出過籌集資金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其本意依然是無論誰掌政權，他康心如都希望這個政權能將經濟搞上去，從而徹底改變祖國貧窮的面貌。
人物生平
1890年康心如出生，是四川美豐銀行老闆。從 1922年開業到1950年關門，他經營美豐二十八年。
四川美豐銀行舊貌我爺爺比較開明，當時主張維新的，所以他把四個兒子都送到日本留學。我父親在日本念的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
1921年，我們康家一個世交叫鄧芝如的，到北京找外國人合夥開銀行。鄧芝如很有錢，在重慶開有幾家字號，可銀行的事一點也不懂。他在北京人地生疏，就住在我父親家裡。當時有個美國人雷文，是上海美豐銀行總經理，剛巧也想找人合作在重慶再開一家美豐銀行。他們談了幾次，商量定了。這中間，雷文見過我父親，覺得他的新知識很多，就拉他一起乾。但是按照當時美豐的規矩，做高級職員必須是股東，我父親又沒有錢，怎么辦？鄧芝如答應借錢給他做股本，後來借了他一萬兩千塊。
四川美豐銀行是1922年4月10日正式開業的，地點在重慶。雷文做總經理，鄧芝如和我父親是協理。銀行開業前前後後那些故事、坎坷，包括中外之間、股東之間那些糾葛，我就不談了。
這家中外合資的銀行，後來怎么變成中國人自己的銀行了呢？
事情的起因是1926年的“九五事件”，9月5日英國軍艦炮轟萬縣，死了上千人，這時四川就掀起一個排外運動。第二年2月，四川的外國人紛紛奉命撤離。當時四川美豐的經理是美國人海翼德，他也接到了美國領事館的通知，準備撤離重慶。我父親就問，說你們要撤出美豐銀行怎么辦？他說那就鎖門，等事情完了以後我回來再開門。我父親說那還了得，你把門一關這些儲戶怎么辦啊？這可不行。那怎么辦？我父親就開始找當時的四川王劉湘，劉湘同意組織一個“新財團”，募集了大概三十幾萬塊錢，收購了全部美國人的股本。當時倉促到什麼程度？3月30日，美國兵艦在長江邊升火待發，這邊各方一邊談判，還要等上海雷文的電報指令，指令到了又辦理交接手續，弄到深夜，劉湘專門下令準許半夜開啟城門放美國人出城上船。
四川美豐銀行鈔票
四川美豐銀行鈔票從1927年3月31日起，美豐完全就變成中資了，於是就由 我父親來經營，直到共產党進重慶，1950年4月4日停業。
我父親接手美豐後總的方針是發展實業。當初他去重慶時，重慶沒有自來水，沒有電，就是他在那兒跟大家一起籌建了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這樣才把重慶的公用事業搞起來。後來我到重慶，有的老人對我說，一開電燈就想到康心如，一打開自來水就想到康心如。因為是他到重慶以後才搞起來的。
緊接著就到了抗戰時期。1937年11月，國民政府主席楊森帶上文官和國民政府的大印全部撤到重慶，後來陸續又接收一百多萬人，包括大批的難民、傷員，如果當初這些公用事業不搞起來，突然湧進來的一百多萬人是根本沒法維持的。
1939年，蔣介石成立了重慶臨時參議會，任命我父親為議長（他連續做了兩屆，八年）。我父親就以臨時參議會議長名義正式給蔣介石上書，建議定重慶為陪都，蔣介石甚為高興，據說接見了他兩次，國民政府後來正式立重慶為永遠陪都。整個抗戰期間，參議會做了很多的工作，現在我還沒有看到有誰專門研究這些事情。我所知道的，當時我父親在孤兒院就認養了三四十個孤兒，因為每年他們要來家裡拜年，我父親讓我去接待，所以我的印象很深。由於抗戰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轉到了重慶，而我父親當時在重慶的影響比較大，就結交了很多黨政要人。我知道的，邵力子一家就長期住在我家，于右任一家（包括屈武）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經常來往的，象張群、杜月笙、關麟征、杜聿明、何應欽、谷正綱、谷正倫、范紹增、王陵基等。甚至年幼的我都和蔣介石夫婦有過一段交往，我家在重慶南岸汪山的別墅和蔣介石黃山別墅不遠，每到周末，蔣介石夫婦回別墅休息，常常帶著我和妹妹去山上散步、聊天。我那時候膽子也大，不怕陌生人，也不怕“大人物”，蔣介石問什麼，我回答都很從容，所以他很喜歡我。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後，發現手上留下了很好聞的香水味，到處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宋美齡訪美回來，送我一支派克筆，還附了張名片：蔣中正。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位於重慶渝中區的四川美豐銀行舊址
位於重慶渝中區的四川美豐銀行舊址監察院長于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也拿我打趣：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錶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由於我有這段經歷，後來被誣為“蔣介石的乾兒子”，遭到批判。這是後話。
美豐的黃金時期是1931年到抗戰勝利，在四川投資了八九十家企業。我現在查了下資料，停業的時候還有工礦和公用事業、商業、交通運輸、金融保險信託、文化新聞等五類六十六家企業，比如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絲業公司、天府煤礦公司、民生實業公司、太平洋航業公司、四川旅行社、寶豐實業公司、和記地產公司、永成銀行、大夏銀行、四川商業銀行、中國人事保險公司、中華實業信託公司、國民公報、新民報等等，所以美豐在重慶、在四川，可以說在西南都是一個很大的銀行，康心如的影響都很大。
說實在話，由於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的時候我還在讀高中，作為一個孩子，我對父親的情況，特別是怎么經營他的事業真不是太了解。可是這些年，我看到一些材料，又參加了美豐聯誼會的一些活動，知道了不少他的故事。他的銀行能辦的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個“一諾千金”的行訓，特別重視信譽。比如美豐的業務人員在外談生意，曾經被人“抬轎子”，就是被幾方面聯手設局騙了，回來以後有的高級職員就說不行，我們被人抬轎子了，這趟生意不能認。我父親就說我們既然承諾了，當然就得認，只能作為一次教訓，已經答應的，說出的話就要承認。有的業務員在外面算錯了帳，多給別人算了，我父親也主張認賬——簽字就要認。
美豐銀行的老人、做過廣東省政府某廳長的尹登甫先生給我講：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打獨山，貴陽吃緊了，大家就要逃難，有的銀行關門就跑了，美豐怎么辦？當時貴陽銀行的人打電話來請示老總，突然有一天機要股的股長就把我帶到你父親康老總那兒去，你父親從頭到腳把我看了一遍，“好，這個任務我就交給你了。”什麼任務呢？帶三千兩黃金去貴陽。他派了輛吉普車，由衛戍區警察帶了一個命令，說這車有特殊任務不得攔截，連夜趕到貴陽，為了保證貴陽的儲戶能取到錢逃難。唉呀，真是“一諾千金”啊！這時候說實在的你把銀行關了，跑了，怎么都說得過去，日本人打來了嘛，但是他沒有那樣做，反讓我連夜帶上三千兩黃金趕到貴陽，說實在的這影響當時是很大的——難民逃難需要錢啊。尹老先生還講了一個故事，說國民黨的時候發行銀圓券，來存錢的，有的是存袁大頭（銀元），有的是存紙幣，你父親做了一個規定，凡是存銀元的都給他寫做“圓”，凡是存紙幣的都寫“元”，將來他們來取錢時，從前存銀元的一定給銀元，他們就不受貨幣貶值影響。這些做法當時影響都是很大的。
美豐的衰落是在國共內戰時期。本來抗戰勝利，我父親是想大幹一番，一方面，他在全國恢復和新設了很多分支機構，一方面，他本人專門去美國、加拿大考察，準備擴張美豐的事業。哪知內戰一來，整個的經濟就開始緊張。
有幾件事，給美豐帶來重創。
一個是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我父親當時正在美國考察，得到訊息，沒考察完就回國了。到了上海，財政部次長徐柏園找我父親談話，要他把黃金全部交出來，兌換成金圓券。我父親在壓力下，把黃金、美鈔、黃金公債、豬鬃、桐油都拿出來，總共價值九十五萬三千九百多美元，全部兌換成了金圓券。沒有過幾天金圓券貶得一塌糊塗。
第二個，接著國民黨又搞了一個銀圓券。因為我叔叔康心之當時在中央銀行當顧問，給我父親送了個訊息，說這次的銀元非常充足，你就大量的用吧。所以越是人家不敢收銀圓券美豐銀行就收，這樣就大量收了銀圓券，結果銀圓券又貶值，又虧損了四十一萬三千多銀元。
第三個是1949年6月的“設計股事件”。當時局勢越來越緊張，金融一蹶不振，美豐很難維持。我父親就想收縮規模，把各分支機構的富餘人員集中到總管理處設計股，先維持，看形勢發展再說。這些人就認為這是準備裁員了，他們要求“合理遣散”，並把公司內部的賬搬走，威脅要曝光。我父親沒辦法，只得答應他們的要求，花了二十幾萬銀元平息了這件事。
還有“楊森退股事件”。國民黨重慶市市長楊森有一批美豐的股票，在逃離重慶前，他叫重慶衛戍副司令夏斗樞到我家去退股。有限公司沒有退股的啊，這個公司沒垮怎么能退股呢？只能是賣。可那個時候兵荒馬亂，解放軍要打過來了，誰買啊？夏斗樞就要挾我父親，把手槍都拿出來了：“康心如我告訴你，碼頭、飛機場我都安排好人了，你不要想跑。”我父親說：“我根本沒準備走。”“那你投降啊？”我父親說：“兵臨城下，不投降也要投降”。兩個人就談這么僵。最後銀行協理出來解圍，說他現在要跑，要錢，你拿錢把他的股買下來就算了。我父親只得拿錢買下楊森的美豐股票。聽鮮特生的兒子鮮恆（做過歐美同學會的秘書長）告訴我，我父親當時拿了二百條黃金。就由楊森這一個案，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總計退股66人共90戶，結果美豐又支付了十四萬四千多銀元。
這幾件事，把美豐的流動資金基本上給掏空了。
那么，美豐是怎么停業的呢？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軍進的重慶，美豐銀行是五零年四月份就停業了。停業以後，有人說康心如不跟共產黨合作。台灣廣播了：我們在的時候美豐銀行怎么發展，共產黨剛進來幾個月給整垮了。其實事情並不那么簡單。
剛解放，共產黨接到國民黨這個爛攤子，經濟上很亂，銀行又大量需要鈔票（尤其是解放以後要用人民幣了），而美豐大量地投資實業，全是不動產，就是沒有流動資金。所以我父親就想了一系列辦法。
當時家裡開了個家庭會議，把我的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遠和孩子們，還有我們全家集中在一起，動員大家把家裡的黃金、珠寶全拿出來救美豐。一共籌集了二十二個億現金（舊幣）。有人後來評價說這是“毀家救行”。
這也不夠啊，銀行天天就是鈔票進鈔票出的。於是就跟人民銀行談貸款的事。群林大樓是我父親的私產，在解放紀念碑那個地方，重慶最好的地段一座六層的商業大樓，當時值二十個億。我父親提出抵押給人民銀行貸十個億來經營美豐，結果沒談成。又說拿美豐大樓做抵押，人民銀行也不理。我父親說你不給我鈔票，我這銀行就只能關門。那些人也不懂，還氣勢凌人那個勁：你關門就關門吧。我父親這個人也是很有個性的，那你叫我關門我就關，就選擇了停業。
1950年4月4日下午被迫宣布自動停業。停業以後我父親又給人民銀行打了兩次報告，我負債多少，我還有倉庫、房屋等不動產，資產減去負債，還剩下多少，我還能繼續經營，人家還是不理。
停業以後，我的父親很痛苦，幾個晚上沒有睡覺。因為他一生就是搞美豐銀行的，而到了今天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他很傷心。不是康心如不想合作，實在是沒有流動資金來經營了，如果不想跟共產黨合作，他幹嘛毀家救行啊？大家把黃金、外匯自己拿著過活吧，幹嘛要交出來救行呢？當時這可是不小的一筆數目呢。
之後就組織了清理，這一清理就是十年。到六零年清理結束（我父親當時已經是“右派”了），美豐還有多少錢呢？一百五十萬元。照當時的政策應該分給資本家，又不願意分，壓了四年，直到六四年才分給大家，另外分了些定息。劉文輝領了錢高興得很：“我們倒是領到錢了，犧牲了一個康心如……”。解放前做過四川省水利廳廳長的何北衡，在四川也是名人了，他領了一些錢，說“早知這樣，多甩點錢在美豐喲”。馬寅初高興極了，到我父親在北京的住所打聽：“唉呀，美豐要分了……”跑來拿了一些錢。
六六年文革一來，公私合營贖買政策中斷了，我們領定息才兩年就不給了（我現在還有領定息的卡呢，一年三萬多塊錢）。美豐銀行就這么結束了。
為什麼要清理十年？現在我清楚了，因為美豐銀行停業很早，剩了一大堆財產（它都是投到企業裡面的），比如房地產，各個分行都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有倉庫，這些都是不動產。這么大一個數，政府是絕對不願意給資本家的，但是按當時的政策又不能沒收，就拖著。這裡有個可以參照的例子：重慶還有一家很大的銀行叫聚興誠，比美豐還老，是從票號轉過來的，老闆楊粲三，楊家和我們康家是交換親，我的一個姐姐嫁到楊家，一個哥哥娶的是楊家的姑娘。到五六年公私合營的時候，它一點資產也沒有了，倒欠政府的錢。最後政府給了兩萬塊錢叫光榮股，大家分一分，象徵性的拿些錢。從這個事情去推想，它和共產黨合作，經營幾年不僅虧完了，還倒賠；你美豐沒有合作，一解放就關門，結果到六零年還剩一百五十萬元，政府怎么能情願分這個錢？
清理的過程中，有些事就說不清了。舉幾個例子：一個是上面說過的“楊森退股事件”。我父親不是被逼得拿出二百根金條“買”了楊森的股份嗎？因為楊森是戰犯，所以這叫“轉移敵偽財產”，你得賠給政府——他拿走多少你得交出多少。
再一個，馬步芳從西北逃到重慶，帶了一批黃金，他在美豐銀行租了一個保險柜，存放黃金，走的時候他要取走吧？儲戶存在銀行的錢人家要取你沒道理不給吧？不行，這個也算你“轉移敵偽財產”——馬步芳也是戰犯啊，所以也得賠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有個姐夫叫楊錫琪，他在解放前搞了一個小銀行（解放以後當然就完了，他跑到天津），我當時聽說重慶法院有判決，說是讓他賠，賠什麼我不知道。只要一有運動就讓他賠，就扣他工資，他那時候是科級幹部，一百多塊錢，只給十八塊錢生活費。據說楊錫琪幾輩人也賠不完這個錢。文化大革命中我問父親：“楊錫琪什麼事呀？”他說： “馬步芳帶著黃金到重慶來，存到美豐銀行。楊錫琪也從馬步芳手裡拉了一點兒黃金存到他的銀行（銀行嘛就是要吸收更多的存款啊），結果解放後，法院就判楊錫琪賠馬步芳的這筆黃金。其實大頭都在美豐，他就拉了一點兒過去。”所以，美豐在清理的時候馬步芳的存款也是一大筆。
第三個例子。美豐銀行在美國人手裡的時候，是發行鈔票的，叫美豐券。我父親一九二七年接過來以後，還發行過一段時間。國民黨統一貨幣以後，私人銀行不能發貨幣了，要求你把你發行的貨幣換回來。美豐券當時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廣，信譽也好，誰都願意用美豐券，一塊一毛錢洋錢才換一塊錢的美豐券。特別是邊區，那個時候有鴉片生意，商人帶很多錢，帶洋錢當然不方便，都願意帶美豐券。但是鈔票使用中總是有損耗，火燒了、水泡了、丟了等等，有三萬多塊錢沒有收回來。這個事在國民黨就不管了，給政府報告一下就完了，美豐就入了內帳了。解放後這個錢也都是要拿出來的。
還有象我家在重慶的房子，賣了十七萬。但是，很有意思，賣完了十七萬沒全給我們家。因為當時我父親在北京需要買房子，才給了一萬塊錢，剩下十六萬存入人民銀行，作為美豐的股票入股。美豐銀行早都停業了，還能入股啊？入股當然只能領定息，所以就不值幾個錢了。而這次他買下的東四紅星胡同一座十四間半房屋的獨門宅院，後來在文革中被強行安排入住了“民眾”，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卻又說“無法騰退”，在八三年由“公家”按每間二百元合計兩千九百元“收購”了——這是後話。
當時還搞些什麼名堂我就說不清楚了（即使這樣，也沒有把美豐的錢弄光）。
美豐停業，對我父親的影響太大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估計也和他對此表示不滿有關，因為當時給他的五條罪名，特別是第一條，最重的，說他議論“社會主義是暴政，過去有秦始皇，現在有史達林”，他根本沒說過。我估計根子還是他對美豐停業前後發生的事情不滿。
打成右派以後，就什麼收入都沒有了。美豐早已停業進入清理，資產當然凍結了。解放後給了他一堆頭銜，什麼政協委員之類的，十一個，都是虛的，後來公私合營以後，把一些民族資本家的流動資金集中起來搞了一個投資公司，派他做總經理，定了個國家十三級行政幹部，每月有一百多塊工資，當了右派，這個錢就沒有了，醫療費也不報銷了，他就靠變賣東西過日子。
到六一年他病危，我叔叔就叫我回重慶去。我一看這情況我說你乾脆到北京吧，這樣我就把他接到北京來。後來通過章士釗給周恩來寫信，反映康心如的事情，說他兒女都在華北，他也沒工作，沒有收入，是不是把戶口落在北京，讓他做文史館的館員（章是文史館館長）？周恩來叫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落實，後來查到，他還剩下一個重慶市政協委員的職務，還應該有九十幾塊錢，從六一年起就由重慶政協付給他九十幾塊錢工資，在公家醫院看病的醫療費也可以到政協報銷了，又補發了五八年以來的工資，總共四千多塊錢。到六四年美豐分錢，他又拿了一筆。
文革一開始，不但工資又停發了，寄到重慶政協報銷的醫療費單據也被退回，上面還寫著：滾你媽的蛋！造你的反！接著就是抄家，抄家之徹底，就像“堅壁清野”，連我家裡的鍋碗瓢盆、換洗衣服、被子全部被搜光了，只留下幾張空床和他身上穿的那一身衣服！
